《新唐书·西域传》所记中亚史地考辨 关于汉籍记述的史源

 
　　北朝至唐，汉籍保留了许多有关中亚诸国道里的记述，这些记述有许多相雷同的地方。长期以来，我们对这些记述的史源关系并不清楚。通过对相关史籍记述的系统整理，我们可以列出一个汉籍所记中亚诸国道里对照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安国、火寻国至中亚诸国的道里，不为以上各书所记；小安、东曹、米、钹汗(大宛)诸国的道里和风土也不为《通典》所记。《北史·西域传》罗列中亚诸胡国至瓜州里程较全；《北史·西域传》所记中亚诸胡国道里为《隋书·西域传》、《新唐书·西域传》、《册府元龟·外臣部》所沿袭。《北史·西域传》成为后三书的主要史源。例如，《北史·石国传》称：石国“南去钹汗六百里”；同书《钹汗传》则称：钹汗“西北去石国五百里”。此误也为《隋书·西域传》、《新唐书·西域传》、《册府元龟》等所沿袭。《新唐书·西域传》所记中亚诸国之间道里较少，但是东曹至康、石、钹汗道里仅见于《新唐书·西域传》的记述；《新唐书·西域传》所记石国至康(五百里)、东曹(千里)、钹汗(千里)道里，也不为其他汉籍所载；东安国记述也仅见于《新唐书·西域传》。可见《新唐书》的史源还是有所补充的。《新唐书·西域传》不记中亚诸国至瓜州里程，似说明唐人不再以瓜州为计程起点。《通典》所记康国至米国(三百里)、钹汗里程(二千里)，不为其他史籍所载；《通典》所记史国至瓜州里程(六千里)也与其他汉籍不同。《通典》当有独自的史源(如杜环《经行记》)。
　　《隋书》、《册府元龟》所记中亚诸胡至瓜州里程，与《北史》相同。这说明《隋书》、《册府元龟》在记述中亚诸国至瓜州里程时，仍视隋代瓜州为唐代瓜州；隋唐两朝瓜州治地的变迁，为《隋书》、《册府元龟》编撰者所忽略(据《旧唐书·地理志三》，武德五年，唐在隋敦煌郡常乐县置瓜州下都督府。武德八年，罢都督。贞观中，复为都督府。天宝元年改为晋昌郡。乾元元年，复为瓜州。武德七年，唐朝改隋瓜州为晋昌郡)。
　　《新唐书·地理志七下》(第1155页)记：石国东“至拔汗那国百里”，“西南至东米国五百里”；“史国在疏朝西二千里”，“西北至康国七百里”。可见《新唐书·地理志七》与《新唐书·西域传》有不同的史源。
　　据《唐会要》卷一百，天宝二年四月二十五日，鸿胪卿王忠嗣按《西域图》上言：“石国，东至拔汗那一百里，西南至东米国五百里”，“史国在疏勒西四千里，西北至康国七百里”。看来，《新唐书·地理志七》和《唐会要》卷一百所记石国、史国方位，曾参考《西域图》。此《西域图》或为许敬宗领之《西域图志》(约撰成于658年)，或为王名远的《西域图记》(660年六月十七日进呈)。①
　　而《大唐西域记》所记中亚诸国里程、方位，与《新唐书》、《唐会要》和《册府元龟》均有所不同。显然，《大唐西域记》并不为后来的史家所重视。
　　几点结论：
　　第一，《新唐书·西域传》所记中亚诸胡政治状况基本可信，且可补中亚史料、阿拉伯—伊斯兰史料记载之不足。汉籍记载年代学上的相对准确性，使我们可以推断九姓胡的政治演变和王统变化。从《新唐书》有关记述看，曹国、米国在贞观年以前尚未独立称国，这反映了河中地区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但是，唐人对九姓胡的宗教信仰及中亚的伊斯兰化基本上并不了解，唐人对九姓胡宗教信仰的认知程度，基本上仍停留在《隋书》的水平。
　　第二，我们可以认定，6—8世纪中叶以康国为中心的粟特地区，包括何、史、米、西曹等国，以信奉祆教为主；粟特地区的事火之道实际上是波斯拜火教与中亚当地流行的自然崇拜之结合；8世纪20年代以后粟特地区所行历法当是希吉拉历；汉籍所记可以作为粟特地区许多壁画和雕塑宗教意义的注解。
　　第三，从《新唐书·西域传》看，唐人对九姓胡中的康、安、石国认识较为清楚，而对曹与东曹、西曹认知较为混乱，对火寻认知较晚；唐人所记米国方位与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所记不一。从唐代开始，拔汗那与大宛被认作一体。必须注意的是，我们对汉籍所记曹国、东曹史实要加以区别。
　　第四，《新唐书·西域传》所记九姓胡诸国道里、方位，有许多讹误。这与曹国(即西曹，今伊什特汗)、东曹(即苏时沙那，今乌拉秋别)、米国(今喷赤干)的方位有一定关系。《新唐书》所记道里与《隋书·西域传》较相近，而与《大唐西域记》有较大差异。看来，《大唐西域记》所记中亚里程并不为唐人重视；显庆、龙朔年间，唐朝对中亚的调查和了解(许敬宗《西域图志》，王名远《西域图记》②)并不细致、准确。我们对汉籍所记石国、拔汗那至长安里程不能妄信。
　　第五，唐代九姓胡仍以昭武为姓的国家仅有安、东安、米、何、史五国。在唐人看来，汉代康居五小王居地与昭武九姓国有某种联系(安国，康居小君长罽王故地；石，故康居小王窳匿城地；何，康居小王附墨城故地；史，康居小王苏薤城故地；火寻，康居小王奥鞬城故地)。
　　第六，唐朝是追随西突厥的足迹而进入中亚的。658—659年，唐朝在石、康、安、东安、曹、米、何、史、拔汗那诸国设置了羁縻府州。唐朝采取和平方式进入中亚，取代了西突厥较为残暴的统治，因而得到当地政权的支持和配合。唐朝以册命中亚本地王公为官的方式，实现其对中亚的羁縻统治，中亚本地政权得以保留和尊重。中亚诸胡完全接受了唐朝的册命，唐朝所册命的官职、王号一般可以世袭。在8世纪50年代以前，突厥人在中亚诸国(如石、安、米国)仍保持较大政治影响；对于中亚诸胡来说，唐朝的册命具有很大政治意义。在中亚诸胡中，拔汗那与唐朝的关系最为密切。从贞观年以来西曹“愿同唐人受调发，佐天子征讨”，贞观二十一年(647)安国犒师，永徽年间(约651—656)何国愿输粮予唐军，开元二十一年(739)石王、史王助盖嘉运破吐火仙等事例看，中亚诸国与唐朝保持着一定的政治、军事义务，而且这种义务早在高宗显庆年以前即已逐步建立。唐朝羁縻统治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这种义务。上述西曹、安国、何国的事例说明，在贞观末年至永徽年间，唐朝声威确已到达中亚。我们不能以此时唐朝势力尚未到达碎叶一线为由，否认唐朝于648年设置了碎叶镇。以上史实充分说明，唐朝对中亚诸胡国实现了有效的羁縻统辖。
　　① 《唐会要》卷七三，卷一百，第1568、2135—2136页：《新唐书·地理志七下》，第1146、1155页。
　　② 《唐会要》卷七三，第15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