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与唐朝的交往——以《册府元龟》为中心

 
　　中亚诸胡与唐朝的政治关系及其演变，是中亚学界一直关注且未解决的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真正理解唐朝、大食与中亚诸胡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这个课题的关键是如何找准中亚诸胡与唐朝关系的表现形式。中亚诸胡与唐朝的朝贡关系，体现了双方政治关系的演变。7—8世纪，中亚诸国不断以朝贡、上表的形式，向唐朝效忠，欲借助唐朝的力量，与势力不断东扩的大食相抗衡；唐朝也通过册封、赏赐、设置羁縻州府等形式，长期控制中亚地区，在中亚地区建立起羁縻统治。《册府元龟》、《新唐书·西域传》、《唐会要》等史籍记载了唐朝与中亚交往的基本情况，其记述之翔实、丰富，为其他唐代史料所不及。但是，《册府元龟》等史籍有关唐朝与中亚交往的记述，尚未为中外学者系统地利用、考辨。
　　一、中亚诸胡朝贡与唐朝册封之统计
　　中亚两河(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主要分布着拔汗那和以康国为首的九个封建政权，即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戊地、史，“世谓九姓，皆氏昭武”①。他们以“善商贾”著称于世。他们秉承古代西域商胡“以献为名”的传统②，远涉千山万水，自初唐至中唐的一个半世纪入贡不绝。中亚九姓胡与唐朝的交往，往往通过“入贡”与“封赐”的形式实现的。唐代史料中有关九姓胡的贡献、唐朝的封赐之记载，较全面地反映了唐朝与中亚关系的演变。我们可以通过分析中亚诸胡贡献及唐朝封赐的频率、内容、时机，了解中亚政局的变化、唐朝政治势力在中亚的进退以及中亚与唐朝的物质文化交流，并一步揭示出影响唐朝与中亚诸胡政治关系演变的原因。
　　我们以《册府元龟》为基本史料，参照其他文献记载，制成年表如下：
　　国名后有“*”者，不计入朝贡次数；年月后有“*”的国家，其朝贡不为伊濑仙太郎所辑录。
　　蔡鸿生《唐代九姓胡贡品分析》一文统计，九姓胡朝贡仅有94次(他所定“朝贡”概念较狭窄③)。日本学者伊濑仙太郎统计，康(31)、石(21)、安(18)、火寻(10)④、曹(7)、米(7)、史(5)、何(2)诸国朝贡101次，拔汗那朝贡22次。⑤吴玉贵统计，康(31)、石(21)、安(18)、何(12)、曹(7)、米(7)、史(5)诸国朝贡101次，拔汗那朝贡22次⑥。而据笔者上表统计，中亚九姓胡始朝于唐高祖武德七年(624)，终贡于代宗大历七年(772)，计149年间，共朝贡134次。按国别论，贡次多寡如下：康(40)、石(27)、安(24)、米(13)、曹(10次，包括曹7次，西曹3次)、史(7)、火寻(5)、何(4)、东曹(3)、东安(1)。“昭武九姓”中，仅戊地一姓未见朝贡著录。在中亚九姓胡中，康国入贡次数居于首位，约占总数的29.85％。中亚九姓胡受唐朝封册次数，凡16次，分别为：康(5)、石(4)、曹(3次，包括曹2次，西曹1次)、史(2)、安(1)、米(1)。⑦康国受册封次数仍居首位，约占上列总数的1／3。何、火寻、东安以及戊地，并无受唐朝册封的著录。拔汗那始朝于唐高宗显庆初年(约656)，终贡于宝应元年(762)，共入贡27次(其中拔汗那9次，宁远15次，富那1次，可汗那2次)，受唐朝册封4次(拔汗那2次，宁远2次)。
　　① 《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康国》。
　　② 《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罽宾》。
　　③ 蔡鸿生：《唐代九姓胡贡品分析》，《文史》第31辑，第99—114页。
　　④ 伊濑仙太郎据《新唐书·西域传》，说火寻国健达王在贞观二十一年、火寻国在龙朔元年、总章元年、开元五年，火寻诃毗施王在开元七年遣使朝贡，参见[日]伊潮仙太郎：《中国西域经营史研究》，第503页。《新唐书·西域传下》载：“贞观后，远小国君遣使者来朝献，有司未尝参考本末者，今附之左方。曰火辞弥，与波斯接。贞观十八年，与摩罗游使者偕朝。二十一年，有健达王献佛土菜，茎五叶(伊濑仙太郎断句为佛土、菜茎、五叶——引注)，赤华紫须。龙朔元年，多福王难婆修疆宜说遣使者宋朝。总章元年，有末陀提王，开元五年，有习阿萨般王安杀，并遣使者朝贡。七年，诃毗施王捺塞因吐火罗大酋罗摩献师子、五色鹦鹉。”这是按年代先后具列诸国朝献之事，并非火辞弥一国之事。
　　⑤ [日]伊濑仙太郎：《中国西域经营史研究》，第498—505页。
　　⑥ 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第199页(该书第四、五编为吴玉贵执笔)。吴玉贵说，何国朝贡12次。未知所据。
　　⑦ 开元十九年(731)四月，康王子默啜被封为米国王。这次册封不计入米国册封。康王子咄曷同时被册封为曹国王。这也不计入曹国册封，按一次康国册封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