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早期的人类活动

　　从总体上说，我国古文献对古代西部地区的居民有一种传统的称谓，即氐羌、羌戎和西戎。《诗·商颂·殷武》说：“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郑笺曰：“氐羌，夷狄国在西方者也。”孔疏云：“氐羌之种，汉世仍存，其居在秦陇之西，故知在西方者也。”《说文解字》曰：“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风俗通》说：“羌本西戎卑贱者也，主牧羊，故羌字从羊、人，因以为号。”敦煌地处我国西部，其上古的土著居民也应属氐羌(或羌戎、西戎)这个大“类”。
　　文献所见敦煌地区的上古居民有三苗、允姓之奸(瓜州戎)，另外，在汉王朝控制河西以前，活动于敦煌的民族还有乌孙、月氏和匈奴等。
　　1976年，甘肃考古工作者在今疏勒河流域的玉门市火烧沟发现了一个古文化遗址——火烧沟类型文化，共有墓葬312座，它属四坝文化的重要遗址之一。其遗物有马、牛、羊、猪的骨骼，尤其是“羊骨多而普遍”，“随葬的成对羊角，分为大羊、中羊、小羊”。疏勒河流域火烧沟类型文化的这一特征，与史籍文献中所记载的羌“主牧羊”、“西戎牧羊人”是吻合的。据报道，对火烧沟文化的C14测定和树轮校正的数据，其年代“最晚为公元前一千六百多年”，“大致与夏代相当”。
　　从火烧沟文化遗址中所获文物来看，其社会生活并不比中原地区的华夏族落后，如遗物中有石锄、石磨盘、铜铲、酒器和贮藏的粟粒，说明他们不仅经营畜牧业，而且其农业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从石器、陶器、青铜器、金银器等种类来看，他们已经有了分工较细的手工业；另外，遗物中还发现了玛瑙珠、海贝和蚌饰，这些都不是当地所产，由此看来，他们与外界已有了交换。在社会发展阶段上，“火烧沟墓葬贫富和等级的差别，非常明显。随葬品少的仅有陶器一、二件，多的陶器达十二、三件，还常伴出铜器以及金、银、玉器和松绿石珠、玛瑙珠、贝、蚌等。人殉或以人祭牲的墓葬共二十多座，并大量用牲畜随葬”。因此，火烧沟人和华夏族同时或稍后即“已进入了早期的奴隶社会”。
　　火烧沟类型文化的分布，除了玉门、敦煌平原外，向东还到达了民乐、山丹一带，但没有越过大黄山。这说明在夏代及其以前，大黄山以西(包括敦煌地区)的居民是火烧沟人，而以东的武威、永昌平原则是齐家人。火烧沟人是我们现今所知敦煌地区上古最早的居民。①
　　另外，在我国的古史传说中曾有三苗和三危山，如《尚书·舜典》所载，帝舜曾经“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这里的“三苗”就是指原住于洞庭湖、鄱阳湖之间的三青部落，在当时的部落战争中战败，一部分三苗人被流放到了三危山。《史记·五帝本纪》载：“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而“三危”一般就是指今天敦煌南面的三危山，据《史记·五帝本纪》注引《括地志》说：“三危山有三峰，故曰三危，俗名卑羽山，在沙州敦煌县东南三十里。”著名的《水经注》里也说：“三危山在敦煌县南。”
　　作为敦煌名山的三危山，据《山海经》的记载：“三危之山，三青鸟居之”，“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由此看来三危山是神鸟三青鸟居住的地方，而在远古的神话传说中，三青鸟是为神话人物西王母取食的童子，平时就栖息在这座三危山中，这就给三危山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从现有资料来看，早期的三苗、三危、西王母、三青鸟都属于古史或神话传说，但它反映了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即在远古时期，中原地区就与敦煌有了交往。
　　还有学者从“吐火罗语音译”的角度探讨敦煌古代民族的迁徙与交融。
　　吐火罗是最早定居天山南北的古老民族。上古时期阿尔泰山与天山之间兴起的月氏人，塔里木盆地北部的龟兹人、焉耆人，塔里木盆地东部的楼兰人，都是使用吐火罗语的民族。
　　据学者对新疆出土的吐火罗语写卷的研究表明，吐火罗人讲的是印欧语系的语言，它有可能就是古老的印欧人部落之一。早在公元前2200年，印欧人就开始向中亚迁徙。新疆境内年代最早的青铜时代文化就是分布在阿尔泰山与天山之间的克尔木齐文化，而该文化则源于里海—黑海北岸的颜那亚文化，后来称霸西域的月氏人很可能就是留守阿尔泰山的克尔木齐人的后裔。据考古发现，早在公元前2000年，印欧人在新疆的分布就已达天山东麓的奇台，乃至塔里木盆地东部的孔雀河流域。
　　20世纪30年代，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的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在新疆罗布泊地区的小河流域发现了一处早期青铜时代的墓地，因维吾尔族向导奥尔德克首先发现而被称为“奥尔德克墓地”，现称“小河五号墓地”。由贝格曼在罗布泊所采集的人类学资料可知，古代楼兰人属于印欧人种群，并与北欧类型相似，属于原始欧罗巴人种。由此看来，罗布泊地区的古楼兰人是欧亚大陆迄今所知时代最早、分布最靠东方的欧洲人种群。
　　分布在阿尔泰山与天山之间的克尔木齐人，为什么要从天山北麓南下楼兰呢?有迹象表明，这次民族的迁徙与阿尔泰语系民族在南西伯利亚的兴起及辛塔什塔人向东方扩张活动直接相关。公元前1800年，以奥库涅夫文化为代表的阿尔泰语系部落迅速崛起，结束了以阿凡纳羡沃文化为代表的印欧人部落在南西伯利亚的统治。与此同时，以辛塔什塔——彼德罗夫斯卡文化为代表的印欧人部落在西西伯利亚发展到鼎盛时期，并积极从事对外扩张活动。阿凡纳羡沃人既不能在南西伯利亚继续生存，也无法在西西伯利亚找到避难所，就只能在相对薄弱的吐火罗人领地寻求谋生之地。
　　而克尔木齐人分布地域的自然资源毕竟有限，养活不了日益增长的吐火罗人，再加上辛塔什塔——彼德罗夫斯卡人不断发动战争，掠夺阿尔泰山、天山地区，这就迫使克尔木齐人南下楼兰。
　　另一方面，汉藏语系的羌人正兴起于河西走廊。当吐火罗人南下天山之后，不可避免地与羌人直接交锋，不断碰撞并发生融合。
　　在匈奴人兴起前，月氏人一度是西域的霸主，吐火罗语在这个时期得以推广，成为天山南北的通行语言。塔里木盆地的吐火罗化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月氏人。②
　　正因为如此，所以有学者认为“敦煌”是族名，即“吐火罗”的音译。《山海经·北山经》和《水经注笺》卷二所记载的敦薨，其范围约当今新疆焉耆、库尔勒直至罗布泊方圆数千里的地方。在这样广大的区域，山名、水名、泽名均以敦薨一词命名。根据我国西北地区往往有地从族名的习惯，说明在这个地方曾经有过一个很大的民族——敦薨人在此活动，从《山海经》一书成书的年代推测，时间约在中原战国时期。
　　根据战国至秦汉时期中原人对边疆地区人名、地名、族名的翻译习惯，往往取两个字简译，省去其他音节的情况，“吐火罗”在《山海经》中就被译为“敦薨”，而在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中被译为“敦煌”。
　　由此可见，敦煌就是古代民族迁徙与交融的产物。
　　①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载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42～143页，文物出版杜，1979；刘光华：《敦煌上古历史的几个问题》，载《敦煌学辑刊》第3辑；又收入刘光华著：《秦汉西北史地丛稿》，甘肃文化出版社，2007。
　　②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12～3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