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希和与法藏敦煌文献——法国的“汉学”研究

 
　　保罗·伯希和于1878年出生于巴黎，父亲是商人，兄弟7人，他排行第三，中学毕业以后入法国汉学中心之一的现代东方语言学院学习汉语，并成为法国中国学权威沙畹的高足和追随者，投身于中国学研究的行列。1899年被选拔为印度支那古迹调查委员会的寄宿生，到了河内，从此，便踏上了其漫长的汉学征途。1900年，该会改为法兰西远东学院，伯希和成了该院的首批成员。1900年2月，他被派来中国北京，为法兰西远东学院图书馆和博物馆收集藏书。“据传闻，当时法国驻北京公使馆正被义和团的一支部队所围困，后者正准备纵火焚烧。许多法国人隐身于一堵枪眼密布的墙壁后面，荷枪负弹，准备弹压和抵抗。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伯希和挺身而出，开始对将公使馆团团围定的义和团将士喊话。团兵们非常敬佩，未敢纵火而自动撤离，由于伯希和表现出如此勇敢的精神，所以荣膺法国荣誉勋章”①。当时正值帝国主义八国联军侵入中国北京的混乱时期，伯希和利用这一时机在北京骗购了一批古籍和文物。
　　1901年，伯希和受聘为法兰西学院汉语教授。同年6月，他抵达河内，从中国带回了一套精致绝伦的青铜器、景泰蓝和雕刻品，尤其是一批他所搜集的汉文、藏文和蒙古文典籍珍本，1904年，这批珍贵的刊本与写本存入了巴黎国立图书馆，而他所搜罗的绘画则入藏卢浮宫。在伯希和所搜集的珍本中，包括有百科全书性质的《图书集成》的最初版本，还有明代出版的一部道教经典《道藏》的残卷，这两部书至今仍是欧洲的孤本。除此之外，还有18世纪出版的藏文红字本的《丹珠尔》和《甘珠尔》以及蒙古文的《甘珠尔》等文献。②
　　1901年，伯希和受聘为远东学院教授时，年仅22岁。当他在集中研究印度支那乃至整个东南亚历史地理的同时，还潜心汉籍目录版本的检讨，开始尝试使用历史语音学的比较考证法来研究用汉语转写的外国人名地名，并关注中国的外来宗教和异教派别，以后又钻研中国佛教的起源与道教的关系，由此注意到中国与印度、西域的联系。
　　1904年，伯希和回到法国，不久又返回河内。这时，欧洲及俄国的一些“考察家”、“探险家”纷纷涌入中国西北地区，连续发现了许多古代遗址，并窃走了中国大量的稀世珍宝。对此，法国的中国学研究者十分眼红，也不甘落后。于是由法国金石和古文字科学院以及亚细亚学会出面，组织了一个“考察”中国西北地区的法国考察团，伯希和被选拔为这个考察团的团长。
　　法国组织考察团，并派伯希和来中国西北地区“考察”，是与法国国内中国学的发展分不开的。欧洲人对中国的全面了解，最早来自于《马可·波罗游记》。到了16世纪后半叶，葡萄牙、西班牙人相继来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在进行其所谓“商业”活动的同时，写了许多有关中国的著作，如《中华大帝国史》、《中国耶稣基督教的起源》、《鞑靼史》、《中国新地志》、《中国最早期的历史》等等。这些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的历史、地理和语言，很快在欧洲流行起来，引起了欧洲人研究中国的极大兴趣，对欧洲汉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这些著作在欧洲被译为各种文字，很快传播开来，其中尤以法文译本出版最快、最全。早在1588年，法国大作家和哲学家米凯莱·戴·蒙泰湟在校阅《中华大帝国史》的法文译本时，就曾写道：“尽管我们没有接触中国，也不了解它，中华帝国的政体和艺术在许多方面都超过了我们。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世界该是多么辽阔而变化无穷，无论是我们的前人，还是我们自己，都没有彻底了解它。”③17世纪，法国有人把孔丘奉为“哲学之王”。由此可知，法国的知识分子一接触中国，就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因此，到了17世纪末，欧洲的汉学中心就由意大利移到了法国。
　　19世纪，法国的汉学研究有了新的发展。自从1814年12月11日在法兰西学院设立汉学讲座之后，法国汉学研究的面貌便焕然一新。它不仅对法国的汉学研究，而且对整个欧洲的汉学研究都有决定意义，这是西方高等院校第一次把汉学列为正式学科(俄国于1851年设立汉学课程，英国于1876年设立，其他欧洲国家更晚，美国是最后一个)。
　　法兰西学院的主要特点是自由，可以“自由地确定研究领域，自由地选择各自领域中最有才能的人员，自由地进行教学和研究，人人都可以自由地听课，无需交付学费，无需经过考试。教授们的唯一任务就是介绍他们年复一年地进行的研究；在这种条件下，他们不可能在法兰西学院里重弹老调。比如，如果在天文学和数学等方面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如果某位杰出的学者有能力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法兰西学院的教授们就可以在他们中的某一位因故出缺时把他选进来。科学领域里各个讲座的主持人就是通过这种程序不断得到更新，当然其他讲座的主持人也是这样产生的”。“在整个19世纪，法兰西学院是法国唯一研究中国历史、文学、语言和文明的学术机构，到20世纪，它在这些领域发挥了领导作用”④。
　　法兰西学院中国学讲座的第一个主持者是雷慕沙，当时他年仅27岁，其代表作是对法显《佛国记》的译注。1893年，沙畹被选入法兰西学院，主持中国学讲座。这件事不但可以被看做是法国汉学，而且是西方汉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以后，法国的汉学研究更是大放异彩。沙畹的研究领域很广泛，诸如考古、碑文、图画、艺术、唐代中国与中亚的交往、中国的宗教等，他是第一位应用欧洲的考证方法研究中国文献的学者。沙畹一生中培养了许多汉学专家，其中有三位成绩最为卓著，即伯希和、马伯乐和葛兰言。
　　由此可知，在近代国际“汉学”界，法国人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1935年6月，张元济在法国捐赠东方图书馆书籍赠受典礼上讲道：“在这中西文化沟通的过程中，虽然有各国学者做我们的中介，但我们可以断言，此种工作要以法国耶稣会的学者和现代法国的汉学家为最有功。”⑤傅斯年曾这样介绍法国的汉学：“说到中国学在中国以外之情形，当然要以巴黎学派为正统”，“而近八十年中，以最大的三个人物的贡献，建设出来中国学上之巴黎学派。这三个人物者，最早一位是菇里安，此君之翻译《大唐西域记》及其对于汉语等之贡献，同时在后人是有很大影响的。其后一位是沙畹，中国学在西洋之演进，到沙畹君始成一种系统的专门学问，其译诸史外国传，今日在中国已生影响。最后一位，同时是更伟大的，便是伯希和先生。我们诚不可以中国学之范围概括伯先生，因为他在中亚各语学无不精绝。然而伯先生固是今日欧美公认之中国学领袖，其影响遍及欧美日本，今且及于中国”。⑥以上张元济与傅斯年的言论，或在伯希和当面所讲，或为伯希和而看，因此，不可避免地有过誉之处，但客观上仍是当时实际情况的反映。
　　① 〔法〕M·罗克：《伯希和诞生一百周年》，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8)。
　　② 〔法〕M·罗克：《伯希和诞生一百周年》，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8)。
　　③ 《戴密微汉学论文选》，荷兰莱顿出版，1971。译文见《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1)。
　　④ 〔法〕谢和耐：《二战以来法兰西学院的中国学研究》，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3)。
　　⑤ 张元济：《在法国捐赠东方图书馆书籍赠受典礼上的讲话》，载《张元济诗文》，243页，商务印书馆，1986。
　　⑥ 《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莅平》，《北平晨报》，1933年1月15日。转引自桑兵：《伯希和与近代中国学术界》，载《历史研究》，19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