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希和与法藏敦煌文献——伯希和在敦煌的活动

　　伯希和的“考察团”只有三个人。路易·瓦扬博士分管地形、地质、植物、动物，伯希和负责考古、语言和历史，另一个是远征队的摄影师查尔斯·努埃特。
　　1906年6月15日，伯希和率领的考察团离开巴黎，搭上火车经由莫斯科和奥伦堡，10天之后抵达塔什干，然后经俄国中亚进入中国。路途中伯希和学会了突厥文，熟练了俄语。
　　同年8月底，伯希和到达我国喀什。在喀什，他们居住在俄国的总领事馆内，同时，还对当地官员进行了外交上和礼节上的拜访与问候。由于伯希和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库车绿洲中的佛教石窟。因此，他在喀什短暂逗留后，便向库车进发。六个星期后，他们到达库车，考察了这里的几座佛教石窟。
　　伯希和考察团在库车共进行了8个月的考察，虽然“那里的石窟在几个月前已经被德国、日本、俄罗斯等国的考察团勘探过，伯希和只是考察了一些‘次要的遗址’，如库木吐拉附近的都勒都尔·阿护尔、苏巴什寺庙和夏尔特朗遗址”。但伯希和的收获仍然不小，“他在那里发现了目前保存在伯希和库车收集品和伯希和梵文收集品内的几乎全部的文献资料”。①
　　伯希和在库车的收获，具体说来：“在托姆疏克村，他首战告捷，第一次获得了考古学上的重大发现，在那里发掘出了一座巨大佛寺。他还搜集了一些希腊佛教艺术品，如小雕像和小浮雕等，这些发掘物证明了当地曾深受希腊和印度文化的双重影响。在库车以东的马槽地，他发掘了一批梵文和古代龟兹文写本，还有一批龟兹文木简和商队通行证等。”②
　　库车考察之后，他们就转移到乌鲁木齐，以便补充生活必需品，准备越过沙漠前住敦煌。这时，他们还不知道敦煌藏经洞发现遗书之事，更没有听说斯坦因对敦煌文物的劫夺。只是计划去敦煌进行拍照，并研究千佛洞的壁画和塑像。
　　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伯希和得到了敦煌发现藏经的消息。当他们在乌鲁木齐停留时，伯希和偶然遇见了清朝官员载澜。此人原是北京警察总监，义和团运动时期在北京与伯希和等外国侵略者相互为敌，后来被终生流放到乌鲁木齐。伯希和后来写道：“在1900年，我们彼此之间是不共戴天的仇人，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宿怨已早冰释，我们借着饮酒谈心，重温旧谊。”③这个时候，伯希和在乌鲁木齐街头已听到了传说，在千佛洞发现了一个藏着手稿的秘密洞窟。这个被流放的官员拿了一份据说是来自敦煌的手稿让他看，“伯希和刚一打开这个卷子，他就认出了这是八世纪以前的东西”。④伯希和见到这个卷子后，大为惊喜，于是放弃了考察吐鲁番的计划，急迫地离开了乌鲁木齐，马不停蹄地兼程东行，往敦煌飞跑而去。
　　1908年2月12日，伯希和一行终于到达敦煌。这时藏经洞的门紧紧锁着，王道士不在千佛洞。但伯希和不甘于在寂寞中等待，他“请瓦扬(即瓦兰)绘制地形图，请努埃特照相，他自己细心抄录作为断代鉴定主要根据的题识，描绘每个石窟内的壁画”。⑤过了不久，伯希和就在市镇上找到了王道士。这时，伯希和还不知道斯坦因已在一年以前从这里盗走了大量经卷，所以根本没有提到斯坦因。这对王道士来说，无疑是吃了一颗定心丸，说明斯坦因是信守誓言的。“他发现这些‘洋鬼子’对于这项秘密，都能守口如瓶，使他感到非常放心。而且他已经开始用斯坦因的捐献来进行他的修复工作。当前，无疑是他寻找另外一笔捐助的时候了”⑥。
　　经过20多天的努力，王道士才允许伯希和进入密室。当然，和斯坦因相比，伯希和已很顺利了。3月3日，伯希和进入藏经洞后，“惊得呆若木鸡”。据他粗略地估计，洞内的手稿大约在1．5万～2万之间。伯希和在其《敦煌石室访书记》⑦中说：“(1908年)3月3日侵(清)晨，入此扃秘千年之宝库。发露迄今，已逾八载，往来搜索，实繁有徒，藏弆之数，意必大减。迨入洞扉，令人警愕!洞之三隅，积累之深达二迈当又五十，高过人身。卷本二三大堆，至巨大之藏文写本，则以版挟之，堆置洞隅。”如果要将每个卷子都打开，并进行适当翻阅的话，至少也得花六个月时间。伯希和自己说：“余私自忖度：洞中藏弆，尽加展览，其事至繁，将万五千卷至二万卷，自首至尾展览一过，六阅月乃能蒇事，非余所能胜任也，然欲悉其内涵，考其关系之重轻，又不得不每卷展开。”因此他并没有犹豫，立即作出决定，“一定要把整个书库检查一下，哪怕是粗略的检查也好”，“至少我必须打开每一什，认识一下它的性质，同时看一看，它是否提供过任何新的东西”。⑧
　　伯希和在藏经洞进行了整整三个星期的挑选。在挑选中，他把卷子分为两堆，一堆是其中的菁华，不论多么艰难，也要不惜一切代价弄到手；另一堆为凡品，也是需要的，但不是必不可少的。在挑选中，他还经常偷拿其中的精品。瓦扬说：“他的外套里塞满了他最喜欢的手稿……有一天晚上，他拿给我们看的是一份圣约翰斯托里福音；另一次，他拿来一份有800年历史的描写一个奇异小湖的文稿。该湖位于敦煌之南的很高的沙丘上。再一次是一份有关这个寺院的账目。”⑨经过每天大约1000份的紧张挑选，他基本上将石室遗书检查一遍。伯希和在敦煌期间，曾将重要的发现用书信的形式报告给“中亚与远东历史、考古、语言、民俗考察国际协会”法国分会会长塞纳。后来这些书信编为《甘肃发现的中世纪书库》一文，发表在《法国远东学院院刊》第8卷上，陆翔译为《敦煌石室访书记》。在《敦煌石室访书记》中，伯希和说：“余之展览虽极神速，然历时亦在三星期以上。开始十日，日阅千卷，自诧以为神奇，盖蛰居岩洞，每小时阅百卷，浏览典籍之速，堪与行程中之汽车比拟矣。迨十日后，而进行稍缓，盖精神困疲，尘埃塞喉，且接洽购买，耗时颇多，猛进之后，宜稍舒徐，此亦事理之常，无足怪者。然余亦不敢轻心从事，每遇一卷，即破碎不堪者，亦不率尔放过，洞中卷本，未经余目而弃置者，余敢决其无有。”在别的场合，他还说：“我并没有放过任何一件主要的东西。我不但接触了每一份手稿，而且还翻阅了每一张纸片——天知道，共有多少断片碎页……”⑩
　　在藏经洞的20多天中，伯希和将洞中藏品全部翻阅一遍。凭借其对中国和中亚历史文献的丰富知识，伯希和选取文书的重点是：佛教大藏经未收的佛教文献，带有年代的文书，非汉语文书。值得特别一提的是，伯希和还在莫高窟北区的第181窟～182窟(敦编464窟～465窟)的积沙中发现了许多西夏文、回鹘文、藏文文献。5月30日，伯希和考察队带着丰富的宝藏离开了莫高窟。(11)
　　挑选工作结束后，伯希和所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征得王道士的同意，把挑选出来的手稿卖给他。为此，伯希和与王道士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了多次会谈。瓦扬在回忆中说：“会谈的结果是，我们自己也必须在极端保守秘密的情况下才能提到有关发现书库的事，即使在我们的信件里也必须如此。”(12)在伯希和保守秘密的前提下，王道士最后同意了这笔交易，其代价是伯希和仅仅付给他五百两白银(约90镑)。伯希和将所得到的文物仔细包装后，就用船舶运往法国。“只是当努埃特带着满装我们的选品的箱子上了轮船之后，伯希和才公开地谈到这些东西，并携带着一箱手稿的样品前往北京”(13)。
　　除了写本以外，伯希和还劫去了一部分艺术品，《敦煌石室访书记》载：“余在乌鲁木齐，即闻千佛洞自写本外，尚有画轴……余获画若干幅：纸本、绢本、麻本、著色胶漆本无不具备，考其笔致似皆匠者为之，而非艺士所制，盖名画绝不流至西陲也。自画轴外，又有著色之画卷，余得其二，皆《地狱变相图》。”1909午10月，当伯希和收集品运回巴黎后，其艺术品便于1910年入藏卢浮宫博物馆，共有220多幅绘画品、21件木雕、丝织品残片和画幡、经帙等。随后，便将部分艺术品转存于集美博物馆。1947年，伯希和所获艺术品全部转归集美博物馆收藏，并由此建成三个大展览室，放置敦煌和新疆发现的画卷和画幡。(14)
　　1909年12月10日，在巴黎索邦大学大演讲厅内为伯希和举行的隆重欢迎会上，他曾这样表达自己的心情：“诸位不难想象我当时的心灵受到何等的震撼，我面对的是最了不起的中国手稿大发现，这在远东历史上还是前所未有的。从今以后，欧洲汉学家可以像历史学家那样，根据文献进行研究工作……”(15)
　　伯希和得到敦煌宝藏后，显然不敢掉以轻心。他取道兰州、西安、郑州，于1908年10月5日抵达北京，在这里他将所获藏品运往巴黎，然后南下上海、无锡，拍摄两江总督端方和裴景福所藏金石书画百余种，于12月中旬返回河内。1909年5月，伯希和再度来华为巴黎国家图书馆购书，经上海、南京、天津，于8月中旬抵达北京。实际上在这个时候，伯希和对劫获敦煌宝藏之事仍秘而不宣，并不想告知中国学者，因为其行动的确是不光彩的盗劫。然而正当其完成购书使命，准备启程回国之际，伯希和在“敦煌得宝之风”已开始在北京学术界传扬，端方“闻之扼腕，拟购回一部分。不允，则谆嘱他日以精印本寄与，且曰：此中国考据学上一生死问题也”(16)，并影照了伯氏携带的《沙州图经》残卷。(17)
　　伯希和至北京时，“行箧尚存秘籍数种”，“北京士大夫中学者，于古典具趣味者谈谈造访，见此赍来之珍品，无不惊者”。首先知道此事者，乃是与端方、缪荃孙等关系密切的董康，经他介绍，罗振玉、王国维等赴伯希和住处拜访参观，同时还影印伯氏所携文书8种，传抄1种。并与伯希和协商，准备将其已运回巴黎的敦煌经卷全部照相印刷。9月4日，北京的部分学者及官员在六国饭店设宴招待伯希和。出席招待会的有学部侍郎宝熙、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经科监督何劭忞、侍读学士恽毓鼎、学部参事官江翰、京师大学堂教授王仁俊、国子丞徐坊以及董康、蒋黻、吴寅臣等。罗振玉因病未能参加。在招待会上，恽毓鼎举杯致辞，并希望伯希和“归后择精要之本照出，大小一如原式，寄还中国”。伯希和随即表示：“今卷子虽为法国政府所得有，然学问应为天下公器，其希望摄影誊写者，自可照办。”(18)
　　在伯希和盗劫藏经洞遗书的同时，还让努埃特拍摄了数百幅黑白照片，给莫高窟当时已发现的所有洞窟都照了相，共376幅。考虑到这些照片的重要性，伯希和坚持要把它们首先公布，因为对没有去过千佛洞的人来说，只有利用照片对其进行感性认识，并结合照片，才能对敦煌文书进行较深入的研究。“对于这些文书的考释需要自由地互相参阅。但只有到所有图片都发表之后方可以这样做……对各个石窟的描述、时代考证、各个画面的鉴定和对题识的解读等等，这一切今后不久就可以开始”(19)。因此，努埃特拍摄的这些照片，便以《伯希和考察团档案》第一卷《敦煌石窟》为名，分为6册，于1920～1924年在巴黎出版。这是关于敦煌佛教艺术图录的最早出版物，对我们今天研究敦煌石窟艺术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这是因为在伯希和离开敦煌几年之后，当白俄士兵被拘留在那里时，千佛洞的石窟艺术曾遭到严重的破坏。
　　另外，伯希和还详细察看了千佛洞的洞窟，对每个石窟都作了描述，特别是详细记录了洞中的壁画题记。“他沿着石窟的内壁反复察看，清理了全部可以解读的题识，并且还仔细研究丁全部画面”。在他的考察笔记里，“除了记载有关每个石窟的位置及其在整个石窟地区的分布方位外，还指出了每条题识、每幅画面、每尊彩塑和每座石碑的具体位置。对洞壁和洞顶的内容也常常进行考证。有时候，某些内容无法进行精确的考证，则可借助于题识来进行解释。当遇到复杂的组成情况时，作者还画了草图以说明画像的布局，这种周密的考虑大大方便了后人对各种场面的理解”(20)。
　　伯希和除了对壁画的描述之外，还很详细地记录了洞窟中的各种题识，如带有各种神像名称的题识、佛经或变文中的摘录以及用不同文字(蒙古文、回鹘文、婆罗谜文)所刻写的题识。众所周知，伯希和是第一个对敦煌石窟作全面描述的人，他在笔记中对当时参观过的182个石窟(有的洞中又附有一个或几个耳室)都作了全方位描述。如果我们与史岩、谢稚柳以及敦煌研究院对敦煌石窟内容及题识而作的记录相比较，就会发现伯希和的记录相对来说是比较完整的。另外，长期以来，由于莫高窟不断遭受人为的和自然的破坏，洞窟中的许多题记已模糊不清，甚至什么也看不见，因此，伯希和的这些记录就成了很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是研究敦煌学，特别是研究敦煌石窟艺术的重要参考资料。
　　如伯希和在第5(敦编第143)窟中发掘出了一块黑底面上白色文字的泥碑。他录下了尚可辨认的碑文，并认为该碑与洞中菩萨和千佛装饰画有关。后人在编敦煌石窟内容时，该泥碑的文字已全部剥落了。
　　第10(敦编第148)窟中有李太宾碑和另一块李氏碑(即《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和《大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记》)，伯希和对碑中一些难以释读和残缺的字作了解释。该洞中有大量的供养人题记，尤其是有“弟子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守凉□左司马兼御史大夫上柱国陇西李明振一心供养”、“弟宣举郎守左武卫长史赐绯鱼袋上柱国弘益一心供养”。由于该题识中出现了公元894年碑中涉及的“李弘益”，故伯希和认为该洞公元894年之后曹氏家族时代重修过。这对于敦煌石窟的断代及佛教艺术史研究是很宝贵的。
　　第63(敦编第196)窟有题记：“敕归义军节度沙州瓜伊西等州管内观察处置押蕃落营田等使守定将军检校刑部尚书兼御史大夫钜鹿郡开国公食邑贰阡户实封二百户赐紫金鱼袋上柱国索勋一心供养”。由此可知，该窟乃索勋当政时期修建的，而且题记将索勋的本、兼官职一一具备，这对于研究唐五代职官制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另外，从该石窟进门方向右侧前壁上的供养人题记可知，显然全是何氏家族的成员，其中有“故父绵匠都□何员住一心供养”、“故弟子绵匠何员定一心供养”。有关“绵匠”的材料，在敦煌文书中也有少许反映，将它们结合起来，就是研究归义军经济史的绝好材料。
　　伯希和在第77(敦编第209)窟洞口处，“辨认出一条开元二年四月的游人题记。因此，在这个相当小的洞子中可能具有某些唐代之前的装饰图案。令人遗憾的是壁画残损甚重，塑像已不复存在了”。此洞已经过重修，“开元二年的游人题记肯定是写在重修过的这一部分的”。这一发现有助于该窟的断代研究。
　　在第118D(敦编第5)窟中，伯希和重点研究了壁画颜色的变化。他认为顶脊上的椭圆饰最早可能为白色，现在“大部分地方都几乎变成了黑色”。其原因是“由于物理—化学变化而改变了色调”。这一记录，对于今天莫高窟保护和壁画复原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综上所述，伯希和敦煌石窟考察笔记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1945年伯希和去世后，他的全部笔记都交给了集美博物馆保存。笔记共两本，全是活页簿，有单页的，也有数页的。当时，博物馆的图书管理员埃斯特·列维曾经看过这本手稿并将其全部仔细精确地复制下来。1950年日本的秋山光和得到了该笔记本的复制件，并在其论著里引用了有关资料。
　　后来，法国方面指定韩百诗负责出版伯希和考察团的成果，为此，集美博物馆将伯希和手稿和埃斯特·列维的手稿复制本都交给了他。但由于韩百诗繁重的行政、教学和研究工作，直到他1978年去世时，伯希和笔记还未能整理出版，但已做好了许多具体的前期工作。随后，由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资助，法兰西学院亚洲研究所中亚和高地亚洲研究中心从1981年开始，以《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为名分六卷陆续出版。《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的每卷开始部分都是由尼古拉·旺迪埃——尼古拉写的序言和莫尼克·玛雅尔夫人写的前言，并附有伯希和、张大千、史岩和敦煌艺术研究所各家对敦煌石窟的编号对照表及其时代。每卷笔记的第一部分都是整理后的排印文字，第二部分是手稿的影印件，最后附一批伯希和当时拍摄的千佛洞外貌及各洞壁画的大幅照片图版。
　　为了给国内敦煌学研究者提供资料，耿昇、唐健宾翻译了法国出版的笔记，以《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为名，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了中文本。中文本前面是莫尼克·玛雅尔夫人的前言、尼古拉·旺迪埃——尼古拉的序言、译者的话，最后还附有伯希和、张大千、史岩、敦煌艺术研究所所编敦煌石窟各家编号对照表。
　　2007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该书新版，增补了原书前五卷322张照片资料，并按原书体例编排。书前增加了耿昇4万余字的代序——《伯希和西域敦煌探险与法国的敦煌学研究》，书后增加了伯希和当年考察敦煌的两篇见闻——《敦煌藏经洞访书记》(此即陆翔所译《敦煌石室访书记》的重译本)和《高地亚洲三年探险记》，另外还有法国科学院院士路易·勒努所撰《伯希和的传奇学术生涯》一文。
　　① 〔法〕郭恩：《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序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② 〔法〕M·罗克：《伯希和诞生一百周年》，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8)。
　　③ 〔英〕彼得·霍普科克著，杨汉章译：《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181页。
　　④ 〔英〕彼得·霍普科克著、杨汉章译：《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181页。
　　⑤ 〔法〕郭恩：《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序言》。
　　⑥ 〔英〕彼得·霍普科克著，杨汉章译：《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182页。
　　⑦ 陆翔译：《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9卷第5号。
　　⑧ 《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182页。
　　⑨ 《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183页。
　　⑩ 《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183页。
　　(11) 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41～42页。
　　(12) 《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184页。
　　(13) 《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184页。
　　(14) 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62页。
　　(15) 〔法〕芳若望：《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前言》。
　　(16) 沈纮译：《伯希和氏演说》，罗振玉辑：《流沙访古记》。
　　(17) 桑兵：《伯希和与近代中国学术界》，载《历史研究》，1997(5)。
　　(18) 〔日〕神田喜一郎：《敦煌学五十年》，载台湾敦煌学会编辑：《敦煌学》第6辑，1983。
　　(19) 〔法〕尼古拉·旺迪埃——尼古拉：《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第1卷序言，耿昇译，载《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1984(2)。
　　(20) 〔法〕尼古拉·旺迪埃——尼古拉：《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第1卷序言，耿昇译，《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198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