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尔纳对敦煌艺术的破坏——华尔纳第二次考察活动

　　华尔纳率领的第二次美国福格考察团由六个人组成：华尔纳、杰恩、丹尼尔汤普森(负责剥离壁画)、阿兰·普列斯特、霍拉斯·史汀生(负责测量)和查理德·斯达尔(负责摄影)。
　　华尔纳第二次考察的主要目的，就是用胶布将敦煌莫高窟第285窟(西魏)壁画全部剥离运回美国，因此，他不仅带有剥离壁画的“胶水桶”，而且还请了配制这种“胶水”，并在前一年告诉他如何使用固定剂的一个年轻壁画专家——丹尼尔·汤普森。华尔纳吸取了前一次的教训，为避免配制剂再次发生冻结的危险，他把这次远征安排在春天进行。“这一次不但要研究石窟中的艺术史，而且还要挽救(即盗窃)更多的敦煌壁画”①。
　　此外，华尔纳还有一附带的任务，即代表哈佛大学和霍尔基金会在中国物色一姊妹学校以共同研究中国文化。1914年，美国铝业大王霍尔在临终遗嘱中将其遗产的三分之一用于中国文化研究，其方法是在美国和中国各选一所大学组成联合研究机构。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计划未能实行。战争结束后，霍尔遗嘱执行团于1921年在美国选中哈佛大学，华尔纳两次考察的经费即来源于此。
　　当时司徒雷登任职于燕京大学，他为了解决办学经费，几乎每年都回美国去募钱。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得到了这个消息，本来他想争取燕京大学作为中方大学入选以得到这笔款项，但由于燕大刚刚成立，远不及北京大学的影响和声望，所以，霍尔遗嘱执行团便在中国相中了北京大学。因此，当华尔纳第二次福格考察团于1925年初到达北京后，华尔纳便留在北京商谈合作之事，并要求北京大学偕同前往敦煌“考古”。这样，就由杰恩率队西行，同行的还有两个中国人，即北京大学的陈万里和第一次考察时的翻译王近仁。正是由于有两校合作计划，北京大学的陈万里便代表北大国学门参加了哈佛大学福格考察团，前往敦煌考古。正如沈兼士先生在为陈万里《西行日记》所作的序言中说：“余以敦煌近二十年来，外人已屡至其地，顾我国学者，以考古为目的而往者，此殆为嚆矢。”
　　当华尔纳到达北京时，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迅猛发展。在这一背景下，北京大学在考虑与美国哈佛大学合作一事上非常谨慎，而北京大学的一些教授也坚决反对接受美元。“在中国方面，北京大学已表现出不愿意合作的迹象。伴随着强烈的排外成分，一股新的民族主义风潮开始刮了起来。即使像胡适这样著名和开明的学者，他是完全能够理解与哈佛大学联合这个愿望的，也指出不论是在学术上还是财力上，他所在的大学都不可能担负起这一任务”②。因此，两校合作之事只好搁浅。这样华尔纳便于3月底离开北京，动身西行，向敦煌进发。在离开北京前，华尔纳又吸收了一名考察队的临时队员——阿兰·克拉克，由他负责临摹敦煌壁画中难以拍照的大型《净土变》。在去敦煌的路上，“华尔纳很清楚，这次去敦煌考察，再也没有机会带回任何塑像、壁画残片或手稿。无论如何，他还是有理由认为他将有机会对洞窟进行彻底的研究，他与他的同事都打算在莫高窟待几个月”③。
　　在华尔纳的远征队离开北京前，爱国学者北京大学的马叔平、沈兼士先生约请当时也在北大的陈万里先生谈话，希望陈先生能随同西去。这时候，中国人民还不知道华尔纳第一次盗窃敦煌壁画的罪行。1925年2月16日离开北京后，陈万里先生才从王翻译那里知道了华尔纳第一次盗窃敦煌壁画的罪行，“因此我就时时注意他们的行动。同时在我们的大车行列中，果然有一大车的布匹，我更时时警惕我所负的任务。本来我从北京出发的时候，已经知道华尔纳的行径，我们决定应该密切监视，设法防护”④。
　　在长期的旅途中，陈万里先生才知道，华尔纳远征队这次来中国的主要目的，就是用胶布大规模地盗窃敦煌壁画，为此他请来了专门配制、使用这种胶水的壁画专家汤普森。其盗窃的对象，就是伯希和所编的120窟，即敦煌研究院编285窟。该窟为西魏时开凿，上有“大代大魏大统四年岁次戊午八月中旬造”题记。华尔纳企图粘去这个洞里的所有壁画。为了阻止华尔纳盗窃敦煌壁画的企图，保护国宝，陈万里先生每到一地，如兰州、酒泉、敦煌后，“一一先与地方当局接洽说明，并研究我们如何保存国宝的方法”⑤。正是由于陈万里先生及其他爱国人士的共同努力，华尔纳远征队原拟在千佛洞停留半年的计划，未被地方当局同意。而以华尔纳第一次剥离、破坏、盗窃敦煌壁画作为拒绝他们的唯一理由。
　　敦煌的遭遇使华尔纳感到非常失望和气愤。“华尔纳的愤怒与其说是指向怀着敌意的当地农民，不如说是指向一位医生又是学者的陈博士(即陈万里)。这位和远征队一起从北京出发的陈博士表面上是为了帮助他们解释敦煌的一些碑文，同时还为他们解决在旅行中可能发生的一些问题。但在到达之后的第二天，他突然以母亲害病为理由，坚持要尽快地返回北京。后来陈发表了一本恶意中伤这个远征队的书(即《西行日记》)。他在这本书里说，他伴随这些美国人的唯一目的是，提防他们并阻止他们的盗窃行为。华尔纳有充足的理由怀疑正是这个陈挑起了当地的农民来气势汹汹地反对他们。在他了解到他的任务已经完成时，便启程回家”⑥。
　　5月19日，华尔纳的“考察团”到达敦煌，翟荫(即杰尼)等人即去县府接洽，杨县长态度很坚决，不允许他们在千佛洞住宿，并于当日下午召集开会商议此事。出席会议的除翟荫外，还有各界代表七八人。翟荫在会上首先说明来意：“此来本拟剥离一部分画壁，运赴北京陈列，以便中外人士就近研究，曾以此意商之陆省长，未蒙许可，嗣后即一意摄影，希望能得各界谅解，予以充分时间。”⑦翟荫虽竭尽欺骗、说谎之能事，但觉醒了的中国人民是不会上当的。大家一致表示：前年华尔纳剥去千佛洞壁画20多块，地方人民曾向县知事提出质问。当年庙会的时候，还有许多人向王道士责问，所以这次到千佛洞考察，无论如何，时间不能太长，而且要制定详细的具体规定。
　　正是由于中国人民的觉醒，敦煌人民和地方当局对华尔纳的“考察团”作了如下规定：(1)华尔纳及所谓“考察团”的团员不准留宿千佛洞。(2)所谓“考察团”的团员全体去参观千佛洞时，必须受人民的监视，并必须当日返城。(3)不准触毁壁画及其他一切文物。⑧华尔纳在给他妻子的信中也说：“翟荫从敦煌赶来见我。在莫高窟他们一直是在严密的监视之下，每天晚上强迫他们回城，每次在客店门外都有一个愤怒的市民。他们不让我们在洞窟留宿，也不许带闪光灯。”⑨我们知道，千佛洞离敦煌县城40多里，牛车往返要走8小时，这样华尔纳及“考察团”每天“参观”千佛洞的时间就很少了，再加上经常有人监视，无法下手盗窃壁画，因此，他们在千佛洞浏览了三天，即5月21日至23日，就离开了敦煌。
　　华尔纳这次来到敦煌，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华尔纳自己说：“情况变得十分棘手。约有十多个村民放下他们日常的工作，从大约十五哩之外的地方跑来监视我们的行动；并且他们使用一切手段诱使我们触犯他们的规定，以便对我们进行袭击，或者用武力把我们驱逐出境。”我们“一个不注意的错误，即使是一次愤怒的表情，也可能使他们倾巢出动，骂不绝口，甚至置我们于死地”。⑩英国人彼得·霍普科克也说，对于华尔纳的这次远征，北京“并没有提出什么反对的意见，可是这些美国人现在突然发现他们每走一步，不但受到怀有敌意的民众的阻挠，而且还受到地方当局的刁难。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好放弃对千佛洞所怀抱的希望，放弃搬走任何东西的意图”(11)。正是由于中国人民的坚决反抗，敦煌人民团结了起来，将华尔纳及其“考察团”驱逐出境，使华尔纳大规模盗窃敦煌壁画的阴谋没有得逞。
　　盗窃敦煌壁画的阴谋失败后，华尔纳和杰恩便决定去另一个“具有希望的地方”——万佛峡(即榆林窟)。1925年6月2日，华尔纳、杰恩和王近仁同去县府商量考察万佛峡。他们提出一个月，但未获同意。最后商定“先去一星期，如一星期后认为尚有摄影工作应须继续者，再行磋商”(12)。这时，由于上海“五卅惨案”的发生，全国各地爆发了反帝爱国运动——“五卅”运动，并由此掀起了反帝排外的高潮。由于这一原因，北大校长蒋梦麟最终决定不与哈佛大学合作，并于6月7日电令陈万里与考察团决裂，提前返校。“而华尔纳也在路上听说了在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以致使华尔纳和其队员的安全都成问题。华尔纳他们的美国朋友从北京发来电报，强烈要求他们空手回来，不要因进行研究而受到伤害，要他们‘拥抱你们的祖国和你们的大学’(13)”。这样，华尔纳便不得不解散其考察团，于1925年8月回到哈佛大学。
　　关于第二次福格考察，“华尔纳不得不承认，第二次福格中国考察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惨败。所带回的唯一有形的东西是那些图片，大部分是那些远不如敦煌莫高窟的很不出名的洞窟的图片……至于无形的东西，可以用‘经历’这个词总结”(14)。
　　① 《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225页。
　　② 《兰登·华尔纳》一书第6章《福格两次中国考察》，转引自董念清：《华尔纳与两次福格中国考察述论》。
　　③ 《兰登·华尔纳》一书第6章《福格两次中国考察》，转引自董念清：《华尔纳与两次福格中国考察述论》。
　　④ 陈万里：《美帝偷劫敦煌壁画的阴谋》，载《文物参考资料》，1951年2卷1期。
　　⑤ 陈万里：《美帝偷劫敦煌壁画的阴谋》，载《文物参考资料》，1951年2卷1期。
　　⑥ 《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226页。
　　⑦ 陈万里：《西行记》，79～80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
　　⑧ 常书鸿：《控诉美国强盗盗窃敦煌文物罪行》，载《光明日报》，1951年4月15日。
　　⑨ 《兰登·华尔纳》一书第6章《福格两次中国考察》，特引自董念清：《华尔纳与两次福格中国考察述论》。
　　⑩ 《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225页。
　　(11) 《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225页。
　　(12) 陈万里：《西行日记》，86页。
　　(13) 《兰登·华尔纳》一书第6章《福格两次中国考察》，转引自董念清：《华尔纳与两次福格中国考察述论》。
　　(14) 《兰登·华尔纳》一书第6章《福格两次中国考察》，转引自董念清《华尔纳与两次福格中国考察述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