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西市与丝路贸易

　　自张骞通西域以来，由于“丝绸之路”的开通，极大地改善了中国与西域的交通条件，使中国与西域各国的贸易关系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这种因交通畅达而逐步发展起来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在唐代达到了历史上的高峰时期。事实表明，“丝绸之路”的起点，是唐都长安，具体而言，是长安城西面北来第一门——开远门，而这一丝路贸易的最大集散地，则正是被称为“商贾辐辏”的长安西市。
　　(一)“丝绸之路”的起点——长安城开远门
　　“丝绸之路”自开通以来，并不是一直都很平顺，唐朝初年的“丝绸之路”便不畅通。
　　早在南北朝时期，我国北方的突厥民族逐渐兴起，建立起了强大的突厥汗国。其极盛之时，控制区域东起辽海，西至西海(今里海)，北至北海(今贝加尔湖)，南至漠北。隋开皇元年(581)，突厥佗钵可汗死后，汗室内讧。开皇三年(583)，隋乘突厥内乱，战败突厥，突厥分裂为东、西二部。唐初，东突厥一再攻扰唐朝辖境，而西突厥则控制着中亚和今新疆一带。突厥军队不仅完全破坏了中国与西域的交通，还经常南下掳掠，严重威胁黄河流域人民的安全。武德九年(626)八月，东突厥颉利可汗一度率大军深入到长安附近，刚即位的唐太宗被迫亲临渭桥，与之结盟。颉利可汗获大批金帛而去。贞观三年(629)，唐太宗派李靖、李勣、张公瑾等率大军分六路出击，连续大败突厥军。次年颉利可汗兵败被俘，东突厥灭亡。唐于其地分设为州，建都督府，任命归附的突厥贵族为都督以羁縻之。贞观四年(630)，西突厥因连年内乱，也发生分裂，其所属的伊吾(今新疆哈密)七城归附唐朝，唐于其地设伊州。随之，贞观十四年(640)，唐大将侯君集率部攻下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东南高昌故城)，并在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西北交河故城)置安西都护府。显庆二年(657)，高宗派大将苏定方等统兵分几路征讨西突厥，俘获其首帅阿史那贺鲁，西突厥灭亡。唐迁安西都护府至龟兹(今新疆库车)，统辖龟兹、疏勒(今新疆喀什)、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玛克附近)四镇，“丝绸之路”始得以无阻。长安二年(702)，武则天分安西都护府天山以北之地置北庭都护府，治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自此，天山南北完全为唐王朝所控制，“丝绸之路”各道全部畅通。
　　“丝绸之路”在西汉时已基本形成。其在中国部分，粗略而言，从长安出发西行，经今甘肃省的兰州、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后，由于有广阔干旱的沙碛和高峻寒冷的雪山阻碍，分为南、北两道：南道指昆仑山北麓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沿之间的东西通道，其间主要的交通点有鄯善和今新疆且末、和田、莎车，从塔什库尔干越过帕米尔，或向南可到南亚的巴基斯坦和印度，或西行可达西亚各国；北道指天山南麓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沿之间的东西通道，其间主要的交通点有楼兰和今新疆焉耆、库车、阿克苏，由此或西南经喀什西越阿赖山脉进入中亚，或西北越过天山进入中亚。东汉明帝以后，北匈奴被迫西迁，汉朝开辟了另一条道路，称之为“新北道”，即由敦煌转北，往伊吾卢(今新疆哈密)，西至柳中(时西域长史驻此，在今新疆鄯善西南鲁克沁)、高昌壁(即今新疆吐鲁番东南高昌故城)，至焉耆与原北道合。除此而外，南北朝至隋代于天山北部新出现的一条道路，这时也因北庭都护府的建立而正式开辟。这条道路由高昌向北，经庭州向西，历轮台(今新疆米泉境)、张堡守捉(今新疆昌吉境)、乌宰守捉(今新疆玛拉斯境)、黑水守捉(今新疆乌苏)及弓月城(今新疆霍城西北)，向西至碎叶镇，进入中亚。[1]卷40第104页，[2]上述各道，在盛唐时期，都是“丝绸之路”的干道。这些干道，有的延伸到了葱岭以西、里海以东的广大中亚地区以至南亚一带，有的则通向东起阿富汗、西至土耳其、南迄阿拉伯半岛的西亚各国。它既是横贯亚洲大陆运输丝绸的商业通道，也是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大动脉。
　　为保护“丝绸之路”的畅通，唐王朝从一开始，就在自凉州(今甘肃武威)起直到天山南北的各交通要道上屯驻军队，加以守卫。1972年于陕西省礼泉县唐昭陵陪葬墓之一的郑仁泰墓中，一次出土了葬于高宗麟德元年(664)的6件载丝绸彩绘釉驼俑。这些驼俑背上都铺着椭圆形花袋，袋两旁各横置丝绸两卷，表示这是运输丝绸的驼队(按：这种明确显示其驮物为丝绸的驼俑并不多见)。而据同时出土的《郑仁泰墓志》，郑仁泰正好是以大唐右武卫大将军率部平定河西走廊丝路沿线的“龚奴”作乱后，奉命坐镇丝路重镇凉州并都督丝路沿线凉、甘(今甘肃张掖)、肃(今甘肃酒泉)、伊(今新疆哈密)、瓜(今甘肃瓜州县东南锁阳城)、沙(今甘肃敦煌)等六州诸军事的凉州刺史。[3]卷155—156页郑仁泰墓中特意放置的载丝绸驼俑，既是其生平事业的反映，也是唐代丝路驼队的写照。生于唐中叶的诗人张籍在其名篇《凉州词》中写道：“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4]第965页此“白练”即丝绸。“铃”指驼铃。“碛”指戈壁沙漠。“安西”即安西都护府，此泛指安西都护府辖境。此诗真实生动地展现了暮春季节凉州城外丝路运输的繁忙情景。联系到边塞诗人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中“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4]第468页及元稹《西凉伎》中“客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4]第1025页的诗句，可知当时由于“丝绸之路”畅通，位于丝路咽喉之地的凉州一带，确实是一派物阜民殷的升平景象。《资治通鉴》卷二一六记天宝十二载(753)陇右节度使哥舒翰(突厥族人)兼河西节度使(驻凉州)一事时云：“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5]第1473页于此，亦可知当时“丝绸之路”的繁盛状况。
　　著名史学家胡三省在上引《资治通鉴》“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句下注云：“长安城西面北宋第一门曰安远门，本隋之开远门也。‘西尽唐境万二千里’，并西域内属诸国言之。”[5]第1473页这条注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长安城西面三门中，其北来第一门隋始名“开远门”，唐天宝时称“安远门”。一为“开远”，一为“安远”，一字之差，表明了“丝绸之路”开通前后唐王朝对西域各国政策的显著变化；二是自安远门向西一万二千里之内，皆为唐朝属国。这句话的另外一层意思，就是长安城以西一万二千里的“丝绸之路”，是以安远门为起点的。以安远门(安史之乱后肃宗以安禄山为国仇，厌见“安”字，遂回改为开远门)为丝路起点的说法唐时即有。元稹《西凉伎》诗“开远门前万里堠”句下注云：“平时开远门外立堠，云‘去安西九千九百里’，以示戍人不为万里之行。”[4]第1025页此“平时”指太平时期。“堠”为古时筑在大路之旁用以记里程或分界的土坛，唐时每五里筑单堠，十里筑双堠。韩愈《路旁堠》诗云：“堆堆路旁堠，一双复一只。”[4]第845页即述此事。开远门前筑有土堠，其上大书“[西]去安西九千九百里”字样，类似今公路交通之“零起点”，说明开远门是万里“丝绸之路”的起点。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于“开远门”下注云：“德宗避朱泚，僖宗避黄巢，皆由此门出。”[6]卷2第33—34页说明唐时西出长安，开远门为主要途径。金光门虽为长安城西面中间一门，但其为“西出趋昆明池”之门，[7]卷7第6页西出长安者自不会绕道而行。由此可知，说唐代“丝绸之路”的起点是长安城，系大而言之。具体而言，万里“丝绸之路”的起点，当为长安城西面北宋第一门——开远门。开远门故址在今西安城西土门村。
　　(二)丝路贸易的最大集散地——长安西市
　　西市位于长安城西北部，从开远门入城后，或向南走顺城街至金光门，再折向东走金光门大街；或沿开远门大街向东，再向南绕义宁、居德二坊，均可到达西市。据考古发掘实测，从开远门至西市，无论走哪条道，都不足3000米。[8]因此，从“丝绸之路”到达长安的远道商旅，至开远门后，一般自然而然把西市作为终点站，而西出长安，将要踏上“丝绸之路”征程的商旅，出于方便，也往往把西市作为始发站。从这个意义上说，长安西市既是“丝绸之路”的真正起点和终点，也是丝路贸易的最大集散地。
　　“丝绸之路”从长安西市出发，经丝路重镇凉州，一直向西，其远端可达当时的东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中国史书上又称大秦、拂菻。其地跨越欧亚两洲，以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为首都，至今，土耳其朋友对著名的“丝绸之路”保持着美好的记忆。他们曾告诉中国记者，伊斯坦布尔就是“丝绸之路”东来的起点。还指出，距伊斯坦布尔南二百余公里的布尔萨城，由于最早从中国传入蚕桑，盛产丝绸，因而又名丝绸城等。[9]第227页《旧唐书·西戎传》云：“拂菻国，一名大秦，在西海之上，东南与波斯接，地方万余里。……土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大贝、车渠、玛瑙、孔翠、珊瑚、琥珀，凡西域诸珍异多出其国。……贞观十七年(643)，拂菻王波多力遣使献赤玻璃、绿金精(即绿水晶)等物。太宗降玺书答慰，赐以绫绮焉。……乾封二年(667)，遣使献底也伽(一种解毒膏药)。……开元七年(719)正月，其主遣吐火罗大首领献狮子、羚羊各二。”[10]卷198第5313—5314页1953年在咸阳底张湾隋独孤罗墓出土拜占庭帝国查斯丁二世(568—578)金币1枚，正面是一帝王半身像，周围有拉丁文缩写的“查斯丁二世，我们的主上，奥古斯都，祖国的父亲”等语。可知其为东罗马皇帝查斯丁二世时期所铸。1988年咸阳国际机场建设工地唐贺若厥墓中亦出土东罗马查斯丁二世时在君士坦丁堡所铸金币一枚。”[11]第433页另外，1956年、1990年又先后在西安市西郊土门村和东郊堡子村出土过东罗马金币。这些东罗马金币无疑都是经由“丝绸之路”而来的。
　　在丝路贸易中，波斯商人是最活跃的。古代波斯即今伊朗。中伊两国间的友谊源远流长，至唐代达到高峰。《旧唐书·西戎传》云：“波斯国，在京师西一万五千三百里，东与吐火罗、康国接，北邻突厥之可萨部，西北拒拂菻，正西及南俱临大海。……出*(左马右娄)及大驴、师子、白象、珊瑚树高一二尺、琥珀、车渠、玛瑙、火珠、玻璃、琉璃、无食子、香附子、河黎勒、胡椒、荜拨、石蜜、千年枣、甘露桃。……自开元十年(722)至天宝六载(747)，凡十遣使来朝，并献方物。”[10]卷198第5311—5313页在所谓“胡商”中，以“波斯胡”为最多。“波斯胡”几乎成了西域商人的代名词。他们中不少人专门从事珠宝行业和金融行业，而且大多住在西市及西市周围。西市的“波斯邸”和“波斯店”，无疑都是波斯商人开设的邸店。经营“胡饼”之类食点行业的大多为普通波斯商人，而波斯商人中的大商、富商也不少。李商隐《杂纂·不相称》条有“穷波斯，病医人”的说法，可知穷与波斯不相称。波斯富商中有的藏镪万贯，有的富可敌国，有的财大气粗，甚至直接与唐朝皇帝做生意。如长庆四年(824)九月，“波斯李苏沙献沉香亭子材”[5]卷243第1670页给唐敬宗即是一例。沉香木为珍贵木材，出自林邑(今越南)，而波斯大商能经营之，虽名为“献”，敬宗仍“赐”给了一千贯钱、一千匹绢。(《册府元龟·台省部》)实为买卖，不过好听而已。波斯商人头脑精明，神通广大，于此可知。新中国成立后，西安及其周围地区出土过不少波斯银币。如1955年11月在西安东郊韩森寨唐墓出土库思老二世(590—628)银币1枚，仿萨珊朝者1枚，1957年4月在西安张家坡隋墓中出土卑路斯(459—484)银币1枚，1957年8月在西安隋李静训墓中出土卑路斯银币1枚，1965年12月在长安县国清寺塔中发现库思老二世银币1枚，同年在西安市以北的耀县寺坪隋舍利塔出土卑路斯银币1枚、卡瓦德一世(488—531)银币1枚、库思老一世(531—579)银币1枚。[12]第502页这些波斯银币与上述东罗马金币一样，都是当时丝路贸易的珍贵实物例证。
　　除上述经“丝绸之路”与西域诸国商旅相通，贸迁有无，往来不绝外，海上贸易也有很大发展。当时唐朝已能向西通过印度洋，直达波斯湾，通向西亚和东非；向南可达真腊(今柬埔寨)、爪哇(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苏门答腊(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向东则经朝鲜，直抵日本。由于海路交通发达，南亚、东南亚以及西亚的珍贵货物源源而来。正如当时韩愈所说：“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13]卷4第430页唐鉴真和尚在去日本途中，因遇大风，漂泊南海，在广州时，见到“江中有婆罗门(今印度)、波斯(今伊朗)、昆仑(古国名，约在今中南半岛南部及南洋诸岛地区)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唐大和尚东征传》)这些海上舶来的商品，由于多是香、药、珍宝之类名贵的奢侈品，因而，通过各种途径，源源不绝地运到了贵族、官僚集中的长安，洛阳两京，而尤以长安为甚。唐德宗时，王锷一度任岭南节度使，驻节广州。其时，“诸蕃舶至，尽有其税，于是财蓄不赀，日十余艘载皆犀象珠徘，与商贾杂出于境。数年，京师权家无不富锷之财”。因王锷由广州运往长安私宅的财货数不胜数，以致其回朝之后，“自见居财多，且惧谤，纳钱二千万”[1]卷170第5169—5170页藉以自保。足见其钱财之多。这些舶来品有的进了皇宫，如大明宫遗址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出土一枚完整的大象牙，[14]第166页有的则到了贵族、官僚手中，如在王锷之前，代宗朝的权相元载被赐自尽后，朝廷派人抄没其家产，仅“胡椒至八百石。它物称是”。[1]卷145第4714页胡椒，据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八《广动植之三·木篇》，“出摩伽陀国(即摩揭陀国，在今印度比哈尔邦南部)，呼为昧履支”。其果实可作香辛调味品(胡椒粉)，亦可入药。像胡椒这样的调味品就存有八百石，“它物称是”，其聚敛之多于此可知。这些舶来品除以奉献和赃贿进入宫廷以及贵族、官僚家中外，大部当从商业渠道进入了东、西两市。
　　从历史文献看，唐代经长安西市(也包括东市)通过“丝绸之路”运往西域以至中亚、西亚及南亚各国的商品种类很多，其中以各种丝织品为大宗，其次为瓷器、竹器、漆器、铁器、茶叶(中唐以后)、纸张、金银器及雕刻品等。11世纪的波斯历史学家贝哈基曾记述了早期中国瓷器运往巴格达的情景：在相当于中唐时期的8世纪时，“呼罗珊总督阿里·伊本·伊萨向哈里发哈仑·拉希德进献过20件精美的中国御用瓷器，以及数达2000件的中国民用陶瓷。这在哈里发宫廷是从未见到过的。”这些瓷器中有碗、杯、盏、瓶、壶等，是由骆驼队商运去的。[15]第204页唐代许多通过“丝绸之路”运往中亚、西亚及南亚市场上的产品，都曾长期被当做先进的、时髦的东西而受人喜爱。以瓷器为例，由于中国瓷器的盛名，许多阿拉伯人把当地产的瓷器也称为“中国瓷”。正如阿拉伯学者撒里比所说的：“阿拉伯人习惯于把一切精美的或制作奇形的器皿，不管真正的原产地为何地，都称为‘中国的’。直到今天，驰名的一些形制的盘碟仍然被叫做‘中国’。”[16]第761页至于通过“丝绸之路”(包括海运)从西域与中亚、西亚以及南亚等地运至西市(也包括东市)的商品，那就更多了。综合各种文献，主要有珍珠、玛瑙、珊瑚、玳瑁、金精、车渠、孔翠、琥珀、玻璃、琉璃、火珠、大贝、象牙、犀角、夜光璧、明月珠、红宝石、蓝宝石、白胡椒、黑胡椒与骏马、驯象、狮子、*(左马右娄)(大骡)、大驴以及各类珍禽如秦吉了、五色能言鸟、鹦鹉等。其中又以各种香、药最为著名：香类如乳香、线香、沉香、返魂香、龙脑香(俗称“冰片”)、安息香、青木香、苏合香等；药类如荜拨、白豆蔻、香附子、骐驎竭(即血竭)、诃黎勒、阿月浑子等。还有诸如紫檀木、沉香木、无石子(即没石子，一种产于波斯沙漠中的乔木)、苏方木(可作染料、亦可入药)等珍贵木材。无漏子(又名波斯枣，亦即伊拉克枣)、无花果与石蜜(即白沙糖)等，在唐代也均由丝路运来。至于随之而来的诸种制作工艺，栽培技术，以及蔬菜(如菠棱菜，即菠菜)、花(如耶悉茗，即素馨花)、草(如蜜草)之类，以其不属商品，兹不一一罗列。
　　宋敏求《长安志》“东市”条说，东市所在的万年县户口少于西市所在的长安县，“又公卿以下居止多在朱雀街东，第宅所占勋贵。由是商贾所凑，多归西市。”[7]卷8第12页这是毋庸置疑的客观事实。加以西市既是胡人胡商聚居之区，又靠近“丝绸之路”的起点开远门，享有“地利”，因而，不仅商业总体上比东市繁盛，在对外贸易上，也远胜于东市。东市虽然是丝路贸易的重要集散地之一，但丝路贸易的最大集散地当为西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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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据康熙扬州诗局本剪贴缩印
　　[5]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据世界书局版缩印本重印
　　[6]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中华书局1985年版
　　[7]宋敏求《长安志》，长安县志局民国二十年重印毕沅新校正本
　　[8]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发掘队《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考古》1963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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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
　　[11]咸阳市文物局编《咸阳市文物志》，三秦出版社2008年版
　　[12]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陕西省志·文物志》，三秦出版社1995年版
　　[13]阎琪校注《韩昌黎文集》，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
　　[14]武伯纶《古城集》，三秦出版社1987年版
　　[15]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6]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