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古道与唐代胡俑

   
　　◎葛承雍(文物出版社总编辑、教授、博士生导师)
　　乾陵博物馆举办的《丝路胡俑外来风》展览，无疑在海内外是第一次集中专题式的人物造型展览，而且这类人物主角是唐诗中描写的“琉璃宝眼紫髯须”“皮肤如玉鼻如锥”那些高鼻深目、卷发长须的胡人。展览一个鲜明主题就是丝绸之路与外来民族的交流影响，通过胡俑外化形态揭示异域文明的传入，通过造型艺术直观地解读胡人入华的史料，通过历史遗产的回顾思考对未来社会更加开放的憧憬。
　　随着近年全国各地北朝和隋、唐墓发掘中胡俑不断出土，每每引起人们关注与社会反响，胡俑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耳熟能详，虽不是俯拾皆是、蔚为大观，但也是层出不穷，过目不忘。可惜的是，没有一个博物馆愿意抓住机遇主动承办胡人专题展。而乾陵博物馆借申报丝绸之路为世界遗产之春风，举办了这样一个颇有中外交流意义的文物展览，尽管展览的胡俑是以乾陵出土收藏为主，借调了西安周边地区一些文博单位的文物，但是100多件胡人俑集中一起，汇聚一堂，图像整合的典型性已经足够了，展览规模和艺术风格也凸显了，确实令人耳目一新，赞叹不已。
　　众所周知，乾陵是初唐走向盛唐时期的皇家陵寝文化代表，已发掘的陪葬墓群中有160多件文物与丝绸之路息息相关，不仅有《客使图》、《狩猎出行图》、《打马球图》等国宝级罕见壁画，还有列入一级文物的彩绘陶俑、三彩俑70余件，其中胡人俑就有30多件。重要的是，流釉晕染、分外艳丽的三彩俑这时出现在地下世界，例如章怀太子墓就有6件三彩胡人牵马俑，永泰公主墓出土的一批三彩胡人俑特征非常令人诧异吃惊，懿德太子墓中的胡人骑马狩猎俑也是独具特色，最高的唐三彩文武官俑和大体量骆驼俑都接近1米之高，给人的视觉冲击确实是摄人魂魄，撼人心灵，不仅雕塑彰显了史诗般的经典力作，而且喷薄出盛唐时代海纳百川的光彩。
　　一
　　千年前的雕塑工匠们在胡俑身上倾注自己的创作力量，赋予陶土材料以生动的灵魂，赋予静态的造型以传神的外来面貌，这不仅是艺术表现力的展现，更是当时历史生活的折射展现。《旧唐书?西戎传》记载胡人“多嗜酒，好歌舞于道路。生子必以石蜜纳口中，明胶置掌内，欲其成长口常甘言，掌持钱如胶之黏物。俗习胡书。善商贾，争分铢之利。男子年二十，即远之旁国，来适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到”。胡人从中亚绿洲的一个个据点，扩散到西域周边，又经过河西走廊通道，来往于汉地中原各个城镇，除了唐代两京长安和洛阳人数众多外，流动足迹北方远涉山西、河北、北京和辽宁朝阳，南方在长沙、武昌、桂林、广州、成都等地屡屡出现，这是一条无限延长的商贸之路。其实近年研究表明，胡人职业是丰富多彩的，身份亦是多元的，不仅仅是从事贩运的胡客商贾，既有从事畜牧的牵驼养马者，也有耕田扶犁的务农者，既有酿酒酤卖的酒家胡，也有变幻百戏的卖艺者，既有侍侯主人的家奴，还有进入中原后为朝廷效力的文臣武将。
　　至于胡汉血缘融合的通婚嫁娶更是普遍，侨民后裔或者二代、三代的“土生胡”，使那种在东方人看来象西方人，在西方人看来又像东方人的中亚人种，逐渐地形成了新的胡容胡貌。比较难以辨别的是，胡人作为中亚地区最古老的印欧人种，他们当时与蒙古人种的突厥人持续地进行着强迫或自愿相结合的婚姻，形成了一个民族大熔炉，仅从容貌上很难普遍认同，判定一个民族的族源更是纠缠不清。这个令人费解的人类学之谜使现代学者枉费了许多功夫，有人声称这个俑是粟特人，那个俑是波斯人；也有人推测这个俑是突厥人，那个俑是回纥人；结果只能是一本令人生疑的糊涂帐。胡人俑无疑为我们找到了认识西域以及其他民族的一面镜子，但是汉人眼中的“胡”与胡人眼中的“汉”有时真假难辨，界限模糊，鼻高须多的“类胡”者还常常遭到戏谑嘲讽，依靠胡人俑去鉴别古代国家种族很可能带来极大的误会。
　　值得注意的是，胡人俑也分不同等级，有的胡俑身为蕃将文臣属于特殊阶层，但大多数属于卫士随从；有的则身为奴婢马夫明显属于下层社会，但他们表情温雅驯服却衣着华丽；还有许多歌舞音乐的杂耍表演伎形象则属于另类等级，取悦主人扮演着仆人的角色；身份等级与神态禀性是绝对不同的。但大多数胡俑是以社会下层面貌出现的，他们摆放在墓葬里就是在阴间继续侍奉故去的主人，如果说他们是一类“弱势人群”恐不为过，尽管千年之后我们已无法详解这些胡俑的内心感情、追求愿望和生活处境，但从墓中掺杂摆放的位置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困顿无奈与底层命运。
　　胡人俑作为一种视觉文化的作品，既不像陵墓外大体量的石刻雕像那样巍然屹立，又不像棺椁内晶莹状的玉石雕刻那样小巧玲珑，而是在墓葬中壁龛或者墓室里摆放的真人替代品，表现的是“人”的“面”和“体”，每一个俑都从属于为死者建立的特殊象征空间里，他的形象是“活的”。尽管每个胡人俑似乎表现的单独个体，实际上胡人俑都融入群体之中，有些甚至成为“程式化”的表现。在那些违礼越制、推崇厚葬的墓室里，成百上千的陶俑作为送葬明器陈列于墓所，“偶人象马，雕饰如生”；“炫耀路人，破产倾资”。还有人要赢得“孝”名以利于今后入仕做官，也大量到冥器铺去订做随葬俑。从北朝到隋唐，一般小型墓葬中就有100多个俑，河北磁县北齐湾漳墓中多达1800多个俑。仅从乾陵陪葬墓来看，永泰公主墓出土陶俑878个，懿德太子墓出土陶俑1065个，章怀太子墓出土700多个，这些陶俑不仅数量多，而且尺寸高，显示了皇家成员地位显赫，制作也最为精美。只不过每个墓葬中的胡人形象数量较少。
　　饶有兴味的是，所有的俑都把写实和想象结合成凝固的视觉形式，有着题材组合的变化，从而形成几组俑所构成的一个大场面。尤其是这些俑被缩小比例便于呈现集体面貌，既有规模可观的乐舞队伍，又有一群杂技表演团体，既有分立几列的显达文武勋官，又有持盾抚剑的仪仗军阵，既有女仆杂役和马夫驼手，又有架鹰携犬的出猎马队，每个场面队伍中总是夹杂着各种胡人角色，比如吹奏乐师、牵马驭手、骑驼商客、持笏臣僚、仪仗武士、狩猎骑兵等等，我们可以想象着墓主人的灵魂睡卧在石榻上，低视着众多臣下恭顺俯首者有胡人，欣赏着乐舞演出服侍宾客还有胡人，观看着狩猎活动收获而归时也有骑马载物的胡人，可以说，胡人无处不在处处在，这和当时唐境内有不少胡人聚居之处相匹配。胡人生活面既广且深，他们的形象被塑造成各色陶俑，既象征着各族归顺、各国臣服的心态，又显摆着墓主人“超规格”的世间生活，彷佛在地下世界可以无限延续以至奢华永恒。
　　二
　　唐代石刻雕塑我们见过不少，但在墓葬中的却很少，大概石刻费时费工费钱，不如泥塑陶制来得更快，成本相应较低，不仅适应死者家人单独定制的需要，而且能成批生产进入“凶肆”买卖。但是我也注意到陶俑或三彩俑的工艺并不比石刻简单，很多人物比例准确，表情丰富，眉目传情，栩栩如生，工匠的雕塑水平绝非一般人可为，既表现了雕塑创作者的追求，也表达墓葬主人“视死如视生”的意愿，洋溢着一种只有那个时代才有的特殊气象。
　　这不仅使人怀疑雕塑制造者本身是否来自中亚西域的胡人，尽管画史上只记载过来自中亚曹国的曹仲达，是位粟特人出身的画家，但是他创作的衣纹飘举、肌体贴水的“曹家样”，曾经从北齐流传至唐代，对中国图像艺术产生过重大影响。因此，我们一直猜测胡人形象的陶俑雕塑极有可能是“自画像”，应是东迁入华的西域画工、雕工、刻工、塑工等人的作品，他们将自己汲取西方的工艺创作直接带入中原内地，不仅利用舶来的手工技艺周游两京、活跃于各地，而且授艺传徒，移植技法，绘制神像，用不同的艺术手段，掀起了一股股胡化的风潮，正是浸淫在这种从工匠制作到艺术创作的文化氛围下，唐代的墓葬陶俑中才会出现那么多生动地胡人形象、昆仑奴形象和其他民族人物的形象。
　　胡人俑在中国墓葬中确切出现的时间，一直是一个疑问。我们所见大概是东汉时期随着早期佛教传入开始陆续出现一些胡人粗糙形象，沂南、徐州、武昌、四川等地零星分布。北魏时随着“五胡入华”民族融汇局面大盛，面貌清晰的胡人俑也陆续面世。北朝胡人俑形象虽然还较为笨拙粗陋，但不乏出现精品佳作。经过隋唐之际的转折，胡人艺术形象步步逼真进步很快，贵族华美生活面貌取代了以前甲骑具装军事装束，到盛唐时期人物刻画已经非常准确到位了，并且各地出现的胡俑造型也不雷同，相对来说北方的胡俑精雕细刻，神形兼备，南方的胡俑比较粗糙，轮廓失真，其中陕西、河南、山西、甘肃等外来移民迁徙地与聚集地的胡人形象造型水平最高，有些胡俑不拘格套，雍容大气，甚至敷彩描金，推崇新奇。
　　对乾陵陪葬墓群中出土的胡人俑，我长期做过仔细观察，比如1960年永泰公主墓出土彩绘俑中至少有三例胡人俑曾经使人困惑不解：
　　1．永泰公主墓出土的胡人袒腹俑(见本书页146)，头发中分盘辫于脑后，高鼻深目，昂首上视。身穿深绿色齐膝盖皮袍，褐色绒毛里外露，绿色窄腿裤，赭色尖头靴。原来有人以为是握拳牵驼俑或牵马俑，实际注意他的手势神气十足是亮相表演状，与牵拉牲畜无关。但长期被人们误认为是牵马俑，经过多年合并同类俑系列考察，结合历史文献记载，我曾指出这类袒腹俑应是隋唐时期变幻魔术的西域幻人形象(《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第4期)。
　　2．永泰公主墓出土的胡人骑马上身裸体俑(见本书页192)，肌肉隆起，筋腱暴绷，双手举起。有人将其定为“胡人力士骑马俑”，但究竟是佛教寺院守门的力士还是角抵场上摔跤的力士，没有解释，令人怀疑。我曾认为他是一种自南北朝时就从西域入华的泼寒胡戏形象，隋唐时代每年十一月“乞寒节”胡人骏马胡服、腾逐喧噪于街衢戏乐，在齐集列阵、豪歌狂舞时往往裸露身体，唐诗张说《苏幕遮》五首记有泼寒胡戏情景，但由于是独俑孤证，没有见过其他类似俑，一直不敢轻率地下结论肯定。
　　3．永泰公主墓出土的另一个胡人骑马俑(见本书页184)，虬髯满腮，头戴四檐毡帽，鞍座后携带圆卷物品；与斯坦因在于阗废寺丹丹乌里克木版画上发现的头戴四檐毡帽骑花斑马人物如出一辙，与北宋宫廷画师李公麟《五马图》中所绘进献于阗名马“凤头骢”的西域贡使装束非常相似，即头戴四檐毡帽；也与近年山西太原发现北齐贺拔昌墓中戴四檐毡帽胡人俑一模一样。这就说明此类胡人骑马俑很可能是西域贡使，至于是于阗贡使还是携带卷掩物件的信使，则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判定。
　　永泰公主墓发掘已经快五十年了，我们还不能对胡人俑得出满意的解读答案，这说明并不是胡人俑一出土展示，就能说清道白，需要长期的观察对比和深入研究，望文生义的浮躁学风只能带来误读错解。尽管面对历史上许多胡人活动现在学术界还争论不休，有些甚至成为历史难题，但是我们毕竟能从胡人俑形象上可以洞察出许多重要的线索，可以包含着许多中西糅合的文化元素和历史信息。一具具胡俑呈现在我们眼前，有的造型生动，表情怪异，有的栩栩如生，毫无褪色，仿佛还带着生前的体温，依稀让人感到当时的气息，感到一种心底深藏的召唤，灵魂犹在，脊梁犹在，浮现出当年丝绸之路胡汉往来前赴后继那段岁月。
　　胡俑在众多人物俑中脱颖而出，在于当时艺术工匠汲取社会前沿的反映与普受关注的遴选，不断潜心追求艺术创新的表现，各类胡俑造型不是袭故蹈常，而是时尚价值的延伸。当然，更是受到不同社会阶层的欣赏喜爱和鼎力支持，才会使胡俑大大涌现。我们看到的不完全是艺术虚构的结晶，也有历史的总结和见证，或是丝路东西方艺术交流的国家形象。胡人俑写实与写意的统一表现手法，只有在唐代作为标志性雕塑佳品留给后世，堪称我国几千年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朝代。
　　从八世纪开始，唐俑急剧减少，生动的胡人俑形象也开始慢慢消失了，甚至连穿胡服形象的女俑也很难找到了，零星的随葬陶俑形貌日显委琐，人物造型顿失盛世风貌，这与时代社会逐步走向封闭保守有关，缺失了外来文化的内涵和个性，人们眼界逐渐狭小，局限自赏自怜，优秀的雕塑创造没有了神奇的想象力，缺少胡人造型与意象的“亮点”，劲吹了几个世纪的外来风终告停息。
　　三
　　胡人、胡风、胡音对中国汉唐之间的社会产生了激烈撞击，来自外域的胡姓移民分布四方，他们的活动成为欧亚历史中最重要的篇章之一，其中遗留至今最精彩诱人的形象，我们认为就是不断出土的各种造型胡人俑，这是活生生的历史见证。
　　对胡人俑的系统研究，西方学者早已着手进行，20世纪20～30年代他们就大量购买中国的陶俑秘密运出国境，然后分类整理。1959年罗马曾出版了Jane Gaston Mahler(马珍妮)的《唐俑中的西域人》专著，1998年E．Knauer女士《骆驼的生死驮载——汉唐陶俑的图像和观念及其与丝路贸易的关系》曾获得法兰西金石铭文学院“儒莲奖”。国外还有一些以“深目高鼻”为识别族属的论文陆续发表。我国在上个世纪50年代配合基本建设中将出土的胡人俑列入唐俑之中也曾有过出版，但黑白图版模糊不清，印制质量粗糙简单，只有出土地点寥寥数语，所涉内容仅在前言中稍做提及，并没有系统的研究胡人俑专题论著问世，一些本该由中国学者作出判断的重大课题，却都停滞下来一搁几十年。
　　近年随着考古发现的胡人形象，日积月累，不断丰富，可供人们欣赏和评论的“胡化”文物也在许多博物馆频频亮相，外国有东亚艺术的大博物馆亦不断陈列展出胡人陶俑。然而，专门针对胡人俑的研究课题很少得到资助，科研人员还没有及时跟上形成研究梯队，展览陈列里张冠李戴、胡汉不分的事情屡屡出现，所出图书中对胡人俑被选用为墓葬里凸显艺术形象探讨不深，有些谈胡说蕃的文章只是重复叙述，更没有从简单的艺术描述上升到对历史文明的考察体认。我遇到的具体问题就有多例，这里略举三例：
　　例如昆仑奴俑长期被认为是来自非洲的黑人，竟很少有人提出怀疑，有些甚至被误导到几乎完全“失声”的状态。对黑人俑的研究，文物界和学术界目前新的求证凤毛麟角，竟使人产生一锤定音的感觉。七、八年前我曾写过《唐长安黑人来源寻踪》一文，依据考古文物和唐宋史料从不同角度考证，指出当时的黑人不是来自非洲，而是来自南海诸地域，即今天的东南亚和南亚一带，文章发表后曾被多家学术报刊媒体作为新观点转摘介绍，目的就是为了纠正人们的错误认识。
　　又例如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唐代胡人女性俑非常罕见，当时胡姬、胡旋女等外来女性在史书文字和出土文献中都记录不少，但遗憾的是考古文物中却很难找到“胡女”，似乎只有西安出土金乡县主墓里的一个“胡女”特例，但她脸部面容模糊不清，也绝不是唐诗上描写的胡姬，而是一个伺候女墓主的家人或女仆。这种反差值得我们注意与反思。唐人范虑撰《云溪友议》中记载桂林有胡人女子踪迹，《全唐诗》卷八百七十记载陆岩梦《桂州筵上赠胡女子》诗：“自道风流不可攀，却堪蹙额更颓颜。眼睛深似湘江水，鼻孔高于华岳山。舞态固难居掌上，歌声应不绕梁间。孟阳死后欲千载，犹有佳人觅往还。”这个胡人女子深目高鼻，应当是自西域入华辗转至唐桂林寄居者。有此戏谑诗歌固然难得，唯胡人女俑在国内还是发现极少，盼望有朝一日能有新的胡人女俑图像公布。
　　还例如唐代胡人俑服饰装束非常引入注目，如梳辫盘髻，卷发虬髯、高尖蕃帽、翻领衣袍、小袖细衫、尖勾锦靴、葡萄飘带、玉石腰带等等，都在陶俑塑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时尚是社会变化的缩影，服装的流行趋势是随着社会在不停的变化，胡人服装对汉人的影响肯定是这一时期胡人进入中原社会后的融入结果。特别是唐代流行的“女扮男装”俑或是“女穿胡服”俑均是当时社会风俗表现的特征，唐高宗、武则天时期还扩散成时髦装束之一，而穿着胡服的唐人俑与戴着幞头的胡人俑也比比皆是，证明了文化交流是双向的渠道。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唐代青年女性袒胸露乳形象有所出现，服饰“洋化”，妆扮华贵，但并不是要学习西方雕塑表现身体曲线，或是突出引目勾魂的性感，而是自我意识较强，显示青春的活力，区别于步履维艰的老妇。这也是其他朝代很难出现的艺术表现。
　　我始终认为，千年前长安、洛阳等丝路胡风能够留下的映象，主要就是这些幻影般定格的胡人俑，犹如一首送给一座消逝城市的视觉挽歌。如果说，唐人在安史之乱前似乎较少排挤外来的胡人，通过陵墓中陪葬的胡人俑凸显了这一实事，那么这种趋势在中唐以后继续延续则愈来愈少了。各地出土陶俑表现的是大历史中的小细节，有些胡人武俑体格健壮丰盈，有些卖艺胡人表情生动活泼，有的线条浑圆饱满，有的神态昂扬自若，但正是细节才真正让历史变得血肉丰满，经络俱全，让人们记住历史遗产而有了追溯的价值与怀旧的共鸣。假如缺少胡俑这些细节，历史就只是一个模糊的轮廓，历史是由生活构成的，生活无往而不在历史之中，那些透过生活细节看到的历史也往往更可信。
　　实际上，胡人俑惟妙惟肖的形象背后有许多世人莫知的隐秘，“探秘”需要大历史视野下的中西交流史眼光，通过两种异质文化互相接纳，通过细致繁密的考证尽可能接触当时一些见证人的记载。我不愿在彩绘陶俑和三彩俑的质地材料区别上做过多分析，无论是唐初的陶或是高宗时期出现的瓷，皆有精湛作品，我们更关注的是人物造型所赋予的社会意义，丰富多彩的千年胡人俑走出地下舒展着自己的生命，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段记忆犹新的活的历史，会使我们研究更加具体化、形象化，值得更多人来参与关注，以文物填补历史的空白页。
　　胡人俑是雕塑艺术中的一个独特的造型，而艺术恰恰是人类一种重要的沟通工具，能够使不同民族走到一起来，从相识、相知到相互理解和尊重。陶俑雕塑为历史提供了不可磨灭的证据，是古代“纪实塑造”的凝固影像，是当时历史进程中的艺术积淀和人物见证，是最能使人信服的记录和文物意象。我们研究胡人俑并策划举办展览，并不是热衷于种族的寻根，回归胡汉交融传统，也不是考证有趣史实，单纯追忆过去上千年的历史，而是透过胡俑展览启发人们思考人类交往中的双向理解，共同关注未来创造的生活，包含着我们今天的对外开放与融入世界。
　　我们相信这次胡俑展一定会圆满成功，并祝愿它能走向丝绸之路沿途各国巡展或者“特别展出”，因为唤醒千年胡俑的性灵，再现外来文明的画卷，分享祖先的艺术成果，是现代人们应该承担的责任。胡人俑是全世界文化遗产的一种艺术造型载体，也是全人类值得共同记忆的一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