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印度人之先民都是先后来自高加索；中国人种究属土著或外来殖民则莫衷一是。即使中国人原属土著，地球经过无数次之“造山”与“洪水”，而要截然地二分也是有困难的。邝士元之《国史论衡》引证了十种外来说；也引证本土考古之土著说。最后他结论地指出：
　　中华民族的构成，甚为复杂。惟已趋于融洽之势，以华夏民族为骨干。由于历代吸收异族成份既多，已非昔日华夏民族的面目。①
　　这虽然并未说明原始的中国民族是外来或是土著，但至少已说明在过程中民族之交通、融和，则中、印民族之交通更是很自然的事了。
　　(一)印度的早期殖民
　　印度最早的殖民是属高加索(Caocasian)之奥族(Australoid)，其次是来自以上同一地区，肤色略白的荼卢毘人(Dravidian)，第三则是来自以上同一地区，完全为白人的雅利安人(Aryan)。②其中奠定印度文化最重要者为荼卢毘人；发展印度文化最大的为雅利安人。而本文所讨论中、印交通开始者，则限定奥族与荼族。
　　奥族又称黑高加索人(Dark Cancasoids)
　　长头、宽鼻、卷黑发。根据大英博物馆研究：奥族或称吠族(Veddoids)，遍布全印，并不同于非洲之黑人(Negrito)。他们是独立平行地变化。印度的奥人是从高加索经地中海迁徙而来，是母系社会由采集而成为初期农业的部族。③
　　然则，人乃至动物为何会有黑色和白色皮肤，乃至二者相间呢?卡莱敦·孔(Carleton Coon)认为，人种可归纳为黑人、高加索人、蒙古人、布什人(Bushman)、澳洲人(Australian)及太平洋人(Pasific)六种。④大英博物馆，柯尔(Sonia Cole)《人类种族研究》一书(Study Race of Man)接受了孔的观点，并进一步说，在二万年前之冰河期，染色素(Pigmentation)是唯一人种变化之原因。⑤染色素不同不但可使人之脸与鼻形成大、中、小……六种；而且，使人类产生不同之AA、AB、AO、BB、BO、OO六种血型，简约成AB、A、B、O四种。⑥
　　染色体变化之依据是生态效应(Ecological Rules)，如：
　　1.格氏效应(Gloger's Rule)：住于热、温森林中会使人变成黑或红色，愈受强烈日光照射者愈黑。
　　2.柏氏效应(Bergmann’s Rule)：体型大的在寒带，体型小的在温带。如两极熊与灰熊，西伯利亚虎与孟加拉国虎，欧洲人与小黑人。
　　3.阿氏效应(Allen’s Rule)：住在森林中的体形及四肢短小，而住在沙漠、草原、干燥地区者则鼻子大，五官大、四肢细长。
　　卡莱敦.孔随即补充以上三种效应说：人类之原色为褐黄的，到高加索及欧洲变白人，到南亚为黑褐如奥族人。色素之变色为适应环境。即使随环境变换色素，乃是经过50万之长期所形成，在1万年以内是不会改变的。⑦
　　这就说明了，印度早先殖民的奥族，不是在印度变黑的，远在自高加索即已为黑人。且更说明高加索原为热带森林，以后由于地形移动，或气候变化冷却为寒带草原，而使此一地区的人也因之由黑而渐白，乃至为白种。
　　荼族
　　是黑白相间的高加索人，为长形头颅，中准鼻、棕色眼。他们经伊朗、俾路支、印度河，长期殖民于印度南部。
　　荼卢毘(Dravidian)一名，至今仍不知是什么意义，梵文中先后拚音为Dravidi、Damili、Dammida及Dravida。希腊当时旅行家之游记称为Damirica或Limyrike。⑧到了雅利安人，征服了荼人，荼卢毘即意谓着非雅利安人(Non-Indo-Aryan)。以后在印度南部繁衍，又分做很多部族及语系，最显著者为泰米尔(Tamil)、泰鲁古(Telngn)及马来拉姆(Malayalam)等。他们的语系都具有突厥人(Turkic)的特色，如il，illu关联“房子”；Min，Mingal为单数之“鱼”；Mingal，Mingalai为“鱼的复数”。⑨在考古上已证明印度南部荼族人之大石文化(Megalithic Culture)与地中海的大石文化是相连的。查尔德(Gordon Chide)认为：甚至与高加索、伊朗之大石文化相关联。⑩有些墓碑是三支以上的石柱排成一圆形，支撑着一块大石块所铸成的石屋多尔门(Dolmem)，这种石屋是所有新石器时代的共同特征，甚至全世界都是一样的。(11)
　　荼族人与伊朗动物名称上也有相关性。莆拉斯基(Przyluskl)说：荼人称马为Kudirel，Kudrl，Kudiri或Kuduri，其族系中之泰米尔称马为Kutiral，康拉里(Kanarese)称马为Kudure，泰鲁古人称马为Gurr。因为荼人称马骨为Ghutral或Ghotra，梵文称马骨为Ghotok，今日印度语(Hindhi)称马骨为Ghorha。而伊朗阿富汗地区称马为Aspa，现代伊朗称马为Bsb。(12)
　　(二)印度早期殖民之融合与迁徙
　　奥族之采集又称为旧石器时代。在印度全境都发现有其遗址；中石器时代之石刀也在巴基斯坦之三弗窟(San-ghao Cave)发现，它与中亚之泰西克塔什(Teshik Tash)的石刀相同。虽石器发现很多，但人类化石遗骨很少发现。(13)在梵文文献上载有渔牧、初民狩猎时代之民族如德沙(Dasas)、萨巴拉(Sabaras)、柯乃亚(Koliya)……等，其中德沙最强盛。其次是拉嘉人(Nagas)。拉嘉就是印度的龙族，佛教的龙树菩萨(Nagarjuna)就是这一支族人的后裔。还有一支称之为曼达人(Munds)，他们的语言就是奥族语(Austric Tongues)，也就是现在的山陀语(Santali)。公元前1100年—720年曾遍及到中国的长江，乃至整个东南亚。(14)
　　查德吉教授(S.K.Chatterjee)更指出，孟加拉国有一条运河称作Gang，与恒河(Ganga)及中国长江(Yang-tse-kiang)、岷江(Mekong)之“江”都同曼达语。还有“吃”，曼达语称做Vom，到了梵文衍生之语系称“吃”为Chawal，现代的闽南语之“吃”亦发Jom或Cha音，而尤其中国西北、西南，称“吃饭”为Cha Fian或Cha Mon Mon。(15)
　　普莱布兰卡(E.G.Pulleblank)也说：奥族人是印度的最早移民，说曼达语，是高加索黑人，短小、宽鼻、长脸，以后遍布东南亚。中国南方，在西周(公元前1100年—720年)尚说曼达语，繁衍到印度更不必说了。(16)
　　荼族人所经营的地方，其地名多带有Rh，Zh，Rhah，Gurhi，Jurh及Juli与Jol等尾者。发这种尾音的地方在印度南部、东北印度、孟加拉国各地区均有。
　　荼族之文化是以彩陶、母系为主之民族，待雅利安人殖民五河及印度河时，荼人已进入商业社会，从彩陶到商业是要经过长期的变迁才能进化而成的。大部分地区仍是操曼达语。
　　根据查德吉教授说，有许多荼语字与雅利安不同，荼语则与奥语相同。尤其是其用脑腔发音之T、D、N、L、SH字母，在印度语系根本不用脑腔发音。(17)
　　牛津大学的布诺教授(T.Burrow)认为：有很多荼文被雅利安人的梵文(Sanskrit)采用，诸如火，梵文为AnalaP.200，而荼族之一支的泰米尔文为Anal；牛，梵文为Kaka，泰米尔文为Kakkal；接吻，梵文为Cumb，泰米尔文为Cumpu。(18)
　　又如印度宗教之仪式称之为Puja，在荼文中称Puje，意即以花献给神，到了雅利安人之Puja则不仅献花，连花、菓、花叶一齐献给神。
　　其他诸如湿婆神(Shiva)、杜尔加女神(Durga)、公猴哈纽曼(Hanuman)、红铜(Shambhu)等都是荼族人传下来的。
　　(三)中国古代与中亚、南亚之交通
　　中、印交通史料称：“阿输迦大王一日在华氏城宫中朝见群臣，有印度商人某，经商东国，哀诉所有船舰及货物皆为拉嘉(Nagas)人之海盗所韧”。(19)考据家佥谓拉嘉人即中国人也。阿输迦一般称阿育王(Asoka)，其在位时间约有37年，死于公元前232年。
　　史料还称：“法国与西班牙间比利尼斯山(Pyrenes)上的巴斯克人(Basques)，在瑞典、挪威之北的拉勃族人(Laps)，俄国与瑞典间之芬兰人(Finns)，皆是亚洲之黄种人……瑞士上古有湖居民族，云亦黄人。”(20)亚洲黄种人的大迁徙一为汉武帝时代，一为元代西征，这最多不过前2200年前后的事，纯属气候、地质之关系，绝不至影响人种皮肤、器官、身材改变如此之巨。黄种人西移显然已在这更早之时期。
　　瑞典人安德生(V.G.Andegsson)于1920年在内蒙调查结果认为：河南渑池、仰韶村出土之石器花纹与意大利西西里岛及希腊北部查罗尼(Chaeronea)、波兰格雷西亚(Galicia)，……及俄属土耳其斯坦安诺(Anau)等地所发现者极相似。第四纪冰河之初，人类尚未繁殖之前，亚洲所产之鸵鸟东至山东，西至黑海以北之草地，迄今遗有卵化石为证。
　　晚近亦证明约公元前5—2世纪的西提亚人(Scythians)系亚北移至中亚，其酋长陵墓中之衣裤、弓矢、刀剑，其形式装饰多与古代蒙古、中国相彷佛，非希腊式建筑。(21)
　　《晋书》载黄帝使伶伦自大夏之西，昆仑之阴的峡谷取竹以为黄钟之宫……以定律吕。(22)根据张星烺氏注：大夏(Tuhar)，即《玄奘西域记》之覩货逻，汉文帝时代之吐火罗人，居青海布隆吉尔湖畔(Bulungir-gol)，后迁徙至西土耳其斯坦，即今之吐火罗斯坦(Tocharistan)，(23)原属羌氐人。
　　《竹书纪年》卷上谓：帝尧陶唐十六年渠搜氏来贡。《隋书》卷83<西域传>：“鏺汗国都葱岭之西，五百余里，古渠搜国也。”
　　《墨子·节用篇》：昔者尧治天下，南抚交趾。《述异记》卷上：陶唐之世，越裳国献千岁神龟，方三尺余，背上有文……帝命录之，谓之龟文。
　　《拾遗记》卷2：成王即政三年(公元前1021)有泥离之国来朝……计寒暑以知年月，考国之正朔，则序历与中国相符，王接以外宾礼也。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说泥离即缅甸洛瓦底河(Irawadi)西岸之奴莱(Noral)古国。(24)
　　《拾遗记》卷2又谓：周昭王二十四年(公元前942)涂修国献春凤丹鹊，各一雌一雄。(25)
　　《穆天子传》卷2：太王宣父之始作西土……封其璧臣长季绰于春山之虱，妻以元女……以为周室主。同书卷1记周穆王西征……乃至昆仑之邱，以观春山之瑶……天子之瑶万金……大夫之瑶百金……(26)
　　(四)古代中国人之殖民
　　从中国很多古代文献，如《竹书纪年》、《穆天子传》、《山海经》、《拾遗记》……等几乎都记载着古代天子朝、祭、或征西方王母。总之，与昆仑有着密切关系。因之，徐亮之先生在其《中国史前史话》一书中，引经据典地指出：昆仑之虚即塔里本盆地，亦即是中国的伊甸园，甚至是世界的伊甸园。徐氏根据中国神话与考古相印证，认为中国最早的人是通过青海、甘肃、入陕西，分别停留、北上、东进、南下四支。
　　1.本土内之殖民：
　　在西北之氏族有共工、高辛与女娲氏。《淮南子·原道篇》：“昔共工之力，触不周之山，使地东南倾。”共工氏为何发如此大的脾气呢?乃因他与高辛氏争帝失败所致：“与高辛争为帝，遂潜于渊，宗族残灭。”由于共工氏将不周之山的顶天立地的柱子拆了，几乎天崩地裂，幸好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天，仅危及“地倾东南”而已。
　　其次，向东南及西南发展之盘古氏及三皇，亦可说是殖民的过程，未必是指特殊的个人。三国以前，中国汉人史家无盘古之说，南方民族如湘、粤、桂的猺、以“盘瓠”为开天辟地之祖，故汉人采用之，在粤、桂所见古祠、庙特别多，而淮安、京兆、成都亦有之。(27)据传其墓地葬在南方，而《述异记》则谓是葬其魂，而非葬其身。(28)
　　2.向外之殖民
　　西行成为德国南部的海德堡人(Homo Heidelbergensis)：当时，在亚、非、欧三洲的苏伊士(Suez)及意大利西西里(Sicily)都尚为“自然走廊”。那时，这些陆桥，“原野茫茫，气候润燠，成为鸟兽鱼虫的极乐世界”。从中国原(猿)人到海德堡原(猿)人已是费时10万年的光景。在沿途之非洲阿尔及耳(Algiers)四周及突尼斯(Tunis)附近之加夫刹(Cafsa)，亦发现曙(新)石器时代之人类。(29)
　　南行爪哇及东印度而至澳大利亚：人类由亚洲出发澳大利亚移民，常赖东印度之走廊。原来巽他羣岛(Sunda)在洪积纪时正是毗连亚洲和今日已沦为海沟的沙非尔(Sahul)为完整的陆地。在两万年前之洪积纪第四冰河时代，尚存浮在海面；爪哇是此一陆桥仅存部分，爪哇人也就是其中之过客。而亚洲之老鼠及定戈(Dingo)野狼，则是走廊上最成功的前锋。(30)爪哇人与中国猿人在第三臼齿之大小显出有其类似，甚至与南非猿人亦相似。
　　以上就人类学的观点，无论中、印之祖先是源于高加索或昆仑山系，都是源于亚洲，且只有乌拉山之隔，而乌拉山之西南亚平原，更有利于东西之交通。总之，中、印最早之先民在中亚、在亚洲南部，都曾有过交会乃至形成融合。
　　①该书于1970年出版，里仁书局印行，见第1册，第3-14页，请读者详阅。本文不再多加引述。
　　②Oroon kumar Ghosh，The Changing Indian Civilization Vol.1，P.128，(First Published 1976，The New Prima Press.)
　　③C.D.Darlington，The Evolution of Man and Society(New York，1969)，P.87.
　　④C.Coon，The History of Man(London，1955)，P.190.
　　⑤Sonia Cole，Study Race of Man(《人类种族研究》，大英博物馆)，第50页.
　　⑥C.D.Darlington，The Evolution of Man and Society(New York，1969)，P.38.
　　⑦C.D.Darlington，The Evolution of Man and Society，PP.43-44.
　　⑧K.A.Nilakanta Sastri，Foreign Notices of South India，P.57.
　　⑨Oroon kumar Ghosh，The Changing Indian Civilization Vol.1，PP.30-31，
　　⑩V.Gordon Childe，Megaliths in Ancient India，1947-1948，P.4.
　　(11)拙译《印度通史》上册，第15页。
　　(12)Revue de L’Université de Bruxelles，Vol.37(1931-1932)，P.285.
　　(13)Bridget and Raymond Allchin，Birth of Indian Civilization(Pelican，1968)，P.28.
　　(14)E.G.Pulleyblank，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Parts 1 and 2，(London，1966)，P.35.
　　(15)S.K.Chatterjee，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Indian People，Vol.1(London1952)，P.147.
　　(16)E.G.Pulleyblank，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Parts 1 and 2，(London，1966)，P.35.
　　(17)S.K.Chatterjee，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Indian People，Vol.1(London1952)，P.157，附图。
　　(18)Chambers’s Encyclopaedia，Vol.12(1959 Edition)，P.204.
　　(19)《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六)》(世界书局印行，中国学术名著第5集。1983年3版)第25页，引述克什米尔诗人Kshemendra，Bohdisattvdana Kalparata一书第73章。
　　(20)《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一)》，第9页。
　　(21)同上书，第10-11页。
　　(22)《晋书》卷16，<律历志>。
　　(23)《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一)》，第20-21页。
　　(24)同上书，第59页。转引白拉克伯里(T.Lacouperie)所著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第39-44页。
　　(25)“涂修”音与“途思”相近。“途思”名见《元史地理志》，为波斯神话时代国王哲姆锡特(Djamshid)所建。见《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一)》，第66页。
　　(26)春山即葱岭，《穆天子传》与《竹书纪年》皆晋时出自汲县魏安厘王冢，为研究古史最重要之史料。详见《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一)》，第74-77页。
　　(27)见徐氏《中国史前史话》，第11页。
　　(28)见上书，第51-63页，散引各家著述。
　　(29)见徐氏《中国史前史话》，第66、67、69、70页。
　　(30)同上书，第67、70页。尤其第70页之注11及注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