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鹘继突厥之后，主宰了中亚的霸权，也承继昭武九姓之部族与文化。根据方豪的《中西交通史》上册(文化大学出版，1983年出版)记载，关于昭武九姓的来源，应追溯到大月氏：“月氏与氐、羌有关；灭大夏后，迁印度河流域，建贵霜国，至唐有昭武九姓。‘昭武’乃月氏在河西走廊所建之都城，‘昭武’即是‘京城’。氐人苻坚之前秦称‘苻昭’，今逻罗语系仍称为‘诏’，如唐时之‘南诏’。贵霜王朝钱币上有Snononshoa，即王中之王，故可推定大月氏与氐、羌有关”。(第88页)以后，乌孙、突厥、回纥都是经由河西走廊，西向西亚；所以，他们先后都自称昭武九姓，到中亚后，增至14个昭武民族。
　　自中原北方草原部族迁往中亚后，对中亚(印)在文化交流上之贡献最为具体；而且，对中原在政治、经济上之依存性，“古代在我国西北各少数民族中，与丝绸之路最密切的当推为回鹘。”①因此，其对中亚(印)在文化交流的影响也最大。之所以如此，实由时代背景所形成。以下我就从回鹘的时代背景，在文化上之贡献，分别说明：
　　1.回鹘兴起之时代背景：突厥兴起之时，正是中原南北朝对峙之末季，中原王朝自顾不暇，更无暇经营北方草原。到了隋唐盛世，中原王朝与突厥和战无常，但总是扶弱济倾，压制独大一方，绝不容许突厥一部独大。终至唐朝自行直接经营西域，将突厥置都督府管辖，各部首领置为唐官。所以突厥政权被削弱；甚至扶持新起之回纥部族，终至突厥汗国灭亡，承继了突厥之领地：东自辽河、西至里海、北至贝加尔胡、南到大漠，南亚到了临近印度。
　　回鹘比之突厥更为幸运，突厥时逢隋唐盛世，而回鹘正兴起于唐代中衰之时代；但所谓“虎死不倒威”，唐朝虽衰，仍还有几分余威。回鹘虽帮唐消除安史之乱，助唐收复东西两京，尚不敢轻易犯唐，而且对唐仍保持主从关系。
　　2.回鹘汗国之分裂：九世纪40年代，分裂成三个王朝：
　　高昌回纥：东至哈密乌格什河，西通天山西部，南接酒泉，北连天山北麓，首府在喀喇和卓，其第二首府在别什八里。
　　河西回纥：北宋初年，除甘州、沙州外，还分布到凉州(武威)、肃州(酒泉)、秦州(天水)、贺兰山、合罗川(额尔济斯河)。
　　喀拉罕王朝：北至巴尔喀什湖，西抵阿姆河，东至伊犁河，南抵喀什、和田。(第15页)
　　3.对现代中亚近况之影响：突厥人与回纥人，都是属于昭武九姓，乃至十四姓的族裔。十四世纪下半叶，中亚及邻近地区，出身于突厥化的蒙古部落巴尔拉斯(Barlas)部，据有喀什卡利亚地区。帖木尔于1370年灭西察合台汗国，拥有索格底亚那的统治权，称“大爱米尔”，建都撒马尔汗，十年后，又相继征服伊朗、阿富汗、南高加索两河流域，并攻入小亚细亚、北印度，三次攻入钦察汗国。无论在元蒙，或帖木尔统治时期，中亚地区的人民，大都是属于突厥、回纥的遗民。居钦察汗国境内、里海北方一支突厥系游牧民族，称乌兹别克。十五世纪中叶，分裂一支出来，称哈萨克人，他们游牧于楚河流域，后来扩张到西突厥斯坦，到额尔济斯河上游、天山北方从事游牧。原乌兹别克人，于十六世纪初南下，迫使帖木尔子孙，占领花喇子模、索格亚那、(第17页)巴里黑、呼罗珊，及贵尔干纳、塔什干地区，创立乌兹别克汗国。具有回鹘历史，形成现代中亚现况。(第18页)
　　简言之，现行哈萨克、乌兹别克乃至伊朗，与土耳其邻近以东地区之土地，原本属西突厥，回鹘乃至乌孙、康居、大月氏、嚈哒所曾统治之地区，都是中国北方草原部族相继统治之版图。因俄国占领了乌兹别克、哈萨克，收为属国之后，使原西突厥及回鹘汗国在西亚之土地，落入俄人之手。苏联解体后，西亚乌兹别克、哈萨克独立。
　　本来西亚伊朗以西之土地，本属中国北方草原汗国突厥、回鹘之领地。中国没有提出此一异议，倒是西亚突厥民族，在国际怂恿之下，要求新疆并入西亚之突厥民族，成立所谓“东突厥(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这正是问题之所在。
　　4.回鹘对突厥语文之传递：蒙古察合台汗国其封地，虽没有中央委派的官员，但是仍征中央税收，足见其与蒙古本部关系密切。但察合台所流行之语言文字，都是突厥化。八至九世纪，回纥延续到喀拉汗王朝，即是突厥喀什噶尔语。十三世纪后，分成三支：
　　其中一支是在回纥、葛逻路等语言基础上，吸收西突厥语中某些成分发展起来的。东突厥语后来称为察合台语。
　　察合台语文保持到十二世纪以前回鹘书面语的传统，并渗入了相当一部阿拉伯、波斯语源的词语。
　　现代维吾尔语，即是察合台语文之延续。可见突厥、回鹘语文，对蒙古影响至深。(第21页)其实，早在成吉思汗征服回鹘残余之后，才开始借回鹘字母，而创制成蒙古文。蒙古人除了在波斯与印度文化交流上，具有相当之影响；但对中西、中印文化交流上影响至微，仅在军事、经济上，政治建立了世界最大之草原帝国而已。
　　5.突厥、回鹘两大汗国，正值中原帝国隋唐盛世。虽和、战不断，但在中西、中印文化交流上贡献最大。这其间无论音乐、美术、杂技等都极频繁。仅对回鹘汗国来论，将摩尼教传入中原之影响，远胜前代。
　　根据《摩尼教东传中原》一文所说，汉文称摩尼教为“明教”。其创教者为安息摩尼(Mani)，216年出生于底格拉斯河畔、玛第奴地区之王族家庭中；他自称是上帝最后选派的一名先知，主张世界有光明、黑暗二宗；过去、现在、未来三际。二宗互存为初际，二宗相斥、毁灭为二际，光明战胜黑暗为后际。物质为黑暗，精神为光明。所以摩尼教反对物质享受。
　　其先在巴比伦传教，后得波斯苏珊王朝两代之信仰，但到第三任国王巴赫兰一世(273-276)，以祆教为国教，严禁异端摩尼教，并处死信徒。其信徒分向东西逃避，西向亦遭罗马教廷严禁，只有东向中亚传到河中，为中、印、亚文明之交界处，亦是长于经商之粟特人居住区。(见该文第233-234页)
　　回纥人最先从粟特人接受摩尼教，回纥人居于粟特人与唐王朝之间。刘义棠著《维吾尔研究》一书中讲到：“吾师阿不都拉根据土文资料，认为葛勒可汗是回纥可汗信仰摩尼教的第一人，其僧侣亦在回纥中任职。葛勒在位为天宝四年(745)至乾元二年(759)。如然，则较九姓回鹘可汗碑文所述，回纥信仰摩尼之时间要早”。(见其书第221-222页)
　　根据《佛祖统纪》卷三十九载：“延载元年(694)，波斯人拂多诞持《二宗经》伪教来朝。”清末学者蒋斧曾撰《摩尼教流行中国考略》，认为可能在隋之际。他是根据宋敏求《长安志》卷十载，及怀远坊东南隅大云经寺的一段文字：“本名光明寺，隋开皇四年，文帝为沙门法经所立。”时有延兴寺僧昙延，因隋文帝赐以蜡烛，自然发焰，隋文帝奇之，改为光明寺。武太后初，此寺沙门宣政进《大云经》，因经中有“女主”，因改为“大云经寺”，遂令天下每州，置一大云经寺。嗣后代宗大历三年(768)，又赐给回纥摩尼“大云光明寺”匾额。(第249-250页)
　　中原摩尼教因回纥而兴盛，初传中国往往以佛教名义，受到佛教人士之反对。《通典》卷四十<职官二十二>载：“开皇二十年(600)7月，敕摩尼教为邪教，妄称佛教，诳惑黎元，宜严加禁断。”但天宝以后，因协助唐剿除安、史之乱，收复两京，对唐皇朝可谓有“再造之恩”。在这种情形下，回鹘提出请准摩尼教在中原传教，唐室不能不接受。很快由两京发展到长江流域。
　　摩尼高僧往往为回纥高官、使节。《资治通鉴》曰：“元和元年(806)，回鹘入贡，始以摩尼皆来……可汗与之议国事。”又李肇之《唐国史补》卷下载：“回鹘帝与摩尼议政……其大摩尼数年一易，往来中国，小者年转。”摩尼教僧侣也有参予商贾。《新唐书·回鹘传上》载：“摩尼至京师，岁往西市，商贾颇多囊橐为奸。”(第257页)
　　摩尼教是藉回鹘之政治力量传到中原，当回鹘灭亡后，摩尼教又二度被禁；于是走入地下，依附中国道教。《老子化胡经》残卷，其第一卷题为《老子西升化胡经》曰：“后经450余年，我乘自然光明道气，从真寂境，飞入西那玉界苏邻国中，降诞王室，示为太子。舍家入道，号摩尼，转大法轮……乃至三际、二宗门，教化天人，令入本际。”摩尼教渗入道教中，因之道教亦随摩尼教传入中亚。(第260页)回鹘汗国粟特人除经商见长外，也是摩尼教传教之主要人物；他们把“七曜历”也传入中国，“七曜历”在中国流传很久。在敦煌见到好几册九至十世纪的历书中，和占星学著述均属七曜历，在“日曜日”下有朱印之“密”字，其余六曜日，也记有粟特文译文。直到清代乾隆四年(1739)，刊行的《钦定协纪辨方书》，论28宿配以日名条下，仍于第一日“日曜日”下注以“密”字，是为中亚粟特人和摩尼教徒，留在中国的文化遗产之一。(第263页)
　　摩尼教先依附佛教，次又依附道教，再依附民间习俗，所以摩尼教最后已深入民间。北宋初徐铉撰有《稽神录》，其卷三说到一则摩尼教驱鬼的故事：“清源人杨都将的两个女儿均屡遇怪事，惊吓成疾；都将乃召巫立坛召之，鬼亦立坛，作法愈甚，余巫皆不能制，亦惧而去。顷之，二女及妻皆卒。后有善明教者，请为持经一宿，鬼乃唾骂而去，因而遂绝”。(第266页)
　　摩尼教传到中原，俗称明教；为攀附佛教，又被称为“左道教”。《旧五代史》<梁书>末帝纪下载：“陈州妖贼母乙伏诛。喜习左道，依浮图氏之教，自立一宗，号曰‘上乘’，揉杂滛秽，攻掠乡社，渐及千人……群贼乃立母乙为天子，至是发禁军及数郡兵合势追击，贼败，并斩于都市”。《佛祖统纪》卷四十二载：“五代梁贞明六年(920)，陈州摩尼聚众反，立母乙为天子……击磨王琚坐，佛为洗足，云：‘佛是大乘，我法乃上上乘’。”(第266页)
　　至于中国北方草原部族，在中亚所作之中西(印)文化交流部分，已不是其中某一部族之贡献。我留待在第十二章结论中再作综合论述。
　　①樊保良“回鹘与丝绸之路”一文，载胡之德主编《丝绸之路研究论文集》，第207页，兰州大学出版，1992年。(以下只注该文集之页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