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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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佛教及音律之传入

作者：李志夫

　　【以下资料摘撰自《龟兹文化研究》(二)，陈世良著“关于佛教初传龟兹”一文】
　　(一)《梁书·刘之遴传》载：“其在荆州聚古器数十百件……献四种于东宫……其第三种，澡灌一口，铭云‘元封二年，龟兹国献’。”即公元109年，为佛教僧侣洗濯用具。(第69页)
　　(二)佛教传入龟兹，时间应在公元前或稍前，即是汉武帝之世。龟兹王国历来为说一切有部的根本重地，而僧纯等人说一切有部大师图舌弥处带来的资料，并没有说佛教在阿育王时，就已传来龟兹，反而说500多年前(前104-前87年，即汉武帝在位期)。从这一侧面，也说明这一资料之可靠性。(第070页)
　　【以下资料摘撰自《龟兹文化研究》(二)，吴焯著的“从考古遗存看佛教传入西域的时间”一文】
　　(三)我很赞同季羡林先生的说法，最初佛教进入中国内地，可能未经过西域龟兹，也就没有龟兹佛教早于印度，直接传入内地的阶段，还是小规模的；到汉末三国，改经西域传播，才转成大规模。前述龟兹人白延来洛阳译经，以及魏甘露四年(260)，朱士行取经，也就是佛教经中亚传入内地，亦在此一时期。(第081页)
　　1.佛教传入西域时间，为公元二世纪上半叶，班勇离开西域之后。在这之前，可能通过商贾带了一些佛教艺术品。葱岭以西的佛教徒，亦可能零星地随商人进塔里木盆地。
　　2.以于阗、鄯善为主要传播的丝路南道，其佛教传入之时间，应早于以龟兹为主要传播地的北道。
　　3.内地佛教传入较西域为早，是由印度直接传入的，但时隔不久，中亚即成为主要中转站。
　　4.佛教传入西域虽较晚，但其传速之快，引起中原人到西域取经。(第82页)因为四川乐山，东汉时期崖墓内，曾发现一石佛坐像，高37厘米，肉髻有项光，身披通肩袈裟，右手扬起手掌向外，似作施无畏印。在附近与其相同的有纪年的崖墓里，发现顺帝“永和”及桓帝“延熹”等年号；说明佛像制作的相对年代，在东汉末年。武昌莲溪寺东吴墓出土四件，额间有白毫光的陶俑，还有一件鎏金铜铸雕像，长5.05厘米、宽3.1厘米、厚0.1厘米，背有项光，脚下踩莲花。湖北鄂城、湖南长沙及浙江武义等县，发现用佛像作图纹的“佛像双凤”铜镜，均属三国吴镜系统。以上种种，都不晚于新疆，甚至还会早一些。(第081页)
　　【以下资料摘撰自《龟兹文化研究》(一)，王日蔚著的“西州回鹘”；季羡林著的“丝绸之路与西行行纪考”；周游宽著的“属支国考”等文】
　　(四)语言文学与宗教
　　语言有两种：第一种流行于焉耆、库车、吐鲁番一带，称焉耆·龟兹语；第二种称塞种(阗塞种)语，流行于于阗、鄯善一带。中文所译佛经中，有一部分是间接从龟兹语译为汉语。龟兹以西人习梵文，龟兹以东人习汉语。甲种方言是焉耆居民通用之语言，也是官方和佛教方便的语言；乙种方言除大量采用梵语之外，仍保留一些古代龟兹居民的口头语言。因龟兹居民与来自北方突厥种民族接触，故突厥语中，亦保留下来部分龟兹语。(第029页)
　　至于所谓乙种方言，龟兹语的形成不早于7世纪。斯坦因在敦煌西边、汉长城废址的屯戍站附近，盗去一批古物；其中有木简和丝织物，有一段残绢是属西汉末年的遗物，上面用汉文、印度文写着绢的原来尺寸。证明西汉末年，已有印度商人把印度婆罗米文带到塔里木盆地，初期多由月氏人转介。(笔者按：也符合佛教传入中国之史事)
　　(五)龟兹音乐
　　早在东晋时，前秦苻坚遣吕光伐龟兹得其乐，光于公元397年自立为后凉国，龟兹乐遂行于河西；并有《秦汉伎》、《天竺乐》。北周武帝天和三年(568)，突厥皇后来朝，带来了龟兹乐工苏祇婆，其兄为西域著名乐师。至隋文帝开皇二年(582)，命柱国公郑译琵琶推演其声，更立7均、12律，即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等。12律各有7音，音立一调，故成7调、12律，合84调。旋转相交，尽皆和合。中国旧乐的宫、商、角、征、羽、变宫、变征7声，才能用乐器正确弹奏出来。但不施于雅乐，因雅乐只〇用黄钟一宫，不许作旋宫之乐。而燕乐除清商之外，胡乐、俗乐两种都是从龟兹乐演化而来。至隋炀帝(605-616)时，用龟兹人白明达为乐正，大造新声。燕乐至唐代而完备，唐代俗乐勃兴，更是龟兹乐盛行所促成。(第033页)龟兹乐引进印度、伊朗和中国的成分，而以印度的成分最多。毋宁说，龟兹乐是龟兹在其故有之基础上，大量吸收外来成分，尤其是印度成分，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龟兹乐”。(第034-035页)
　　

中西丝路文化史/李志夫编著.-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