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资料摘撰自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卷】
　　“《佛本行经》译成四本，原来只是一首诗……六朝人士几乎人人能读。那种热烈的情感和丰富的想象，输入我们诗人心灵中当然不少。《孔雀东南飞》一类的长篇叙事诗，也必间接受其影响的罢”。(见《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亲属关系》)刘大杰说：“梁氏说《孔雀东南飞》的产生是受了佛教文学的影响，这论定全是想象的，……一点也没有那种轮回超度、本生出世一类的佛教思想。”(第219-220页)
　　其实是刘氏误会了梁氏的意思，梁氏只是在《孔雀东南飞》一点讨论在形式、风格上而论，并非指《孔雀东南飞》具有出世之佛教思想。
　　据《世说新语》云：“向秀、郭象注《庄子》的时候，已有了几十家，经过两晋更是多了；到东晋支道林等开始用佛学来解老庄，一时传诵。”(第231页)蔡元培氏说：“魏晋文人思想……以道家无为主义为本，而于佛家则仅取其厌世思想，于儒家则留其阶级思想及有命论。”(第231-232页)
　　“佛学初来中国，国人尚难解其真义；于是与当时流行的道教彼此混杂，互相推演。……等到汉末有支谶、安清、竺佛朔、康孟祥、竺大力诸人的译经、牟子的《理惑论》，于是佛教本身意义才渐显明。”(第234页)
　　西晋时，桓颖与竺法琛结交，有了僧人与名士相交之始；到了东晋，僧人加入清谈、士子研究佛理，在简文帝门下出入之僧人无不是谈客，当时名士无不与僧人往来。(第235页)也许那些僧人原来就是名士文人。
　　魏晋时文人名士把老庄的无为遁世、道教的神仙、佛教的厌世揉杂起来，再借古代神话，描绘出玄想世界；于昆仑、蓬莱歌咏成仙界，宓妃为神女，西王母变成观世音。(第240页)由于那种避世思想，而促成了田园、山水文学之产生。(第242页)
　　陶渊明是魏晋思想的净化者：他有律己严正、肯负责任的儒家精神，而不为礼法、经文所限；他爱老庄清净逍遥之境界，而不与颓废清谈名士同流；他有佛教空观与慈悲，而不沾有宗教色彩。(第273页)其《饮酒》诗是最脍炙人口者：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第276页)
　　南北朝时代，佛教独盛；道家思想，相辅而行；儒家思想，销沉寂寞。(第281页)虽梁武帝是位佛教皇帝，在天监四年(505)，开五馆立国学，亲讲《孝经》、《周礼》，但仍然是一位清谈名士。当时佛学虽称极盛，译经传教固不乏人，然一般名流文士读佛典，或附和君主，或自鸣清高，他们的行为是放浪淫浸的。如谢灵运、周颙、王融、沈约等信奉佛教的文人，都沉溺酒色。(第282页)
　　宋、齐以来，“佛经转读”之风日盛；慧皎在《高僧传》中说：“自大教东流，乃译文者众，而传声者寡，良由梵音重复，汉语单奇。若用梵音以咏汉语，则声繁而偈迫，若用汉语以咏梵文，则韵短而辞长。”又说：“天竺方俗，凡是歌咏法者，皆称为呗；至于此土，咏经则称为转读，歌赞则号梵音。”为求汉语适应的转变，于是二字反切之学因以进步。因此四声得于此时成立。近人陈寅恪氏说：“中国入声较易分辨，平、上、去三声，乃摩拟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而成。转读之三声出于印度古时声明学之三声，于是创为四声。……永明七年(489)12月20日，竟陵王子良大集沙门于京都，造经呗新声，为当时考文审音一件大事，而四声成立。而周颙、沈约之徒，适值永明之世”。(录自《清华学报》<四声三问>一文，第285页)周颙著《四声切韵》，沈约著《四声谱》。因此，诗文韵律渐渐形成，平仄讲求日益严密。(第285-286页)。
　　佛教文学家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人。据《汉书》本传，他博学家贫、笃信佛理，晚年落发出家，法名慧地；毕生研究佛典，定林寺的经藏是他撰定的，寺塔与名僧的碑志大半都是他的手笔，其代表作《文心雕龙》作于齐代。<时序>篇说：“<暨皇齐驭宝>是可靠之证据”。(第302页)他生于永明天监年间，正是骈俪体声律的初盛时代。(第304页)他认为政治、宗教、学术风气，对文学有决定力量的影响，是说得非常正确的。(第306页)刘勰在其《文心雕龙》里，一半的篇幅专门讨论各种文体，其中<明诗>、<辩骚>、<乐府>、<铨赋>是最精彩的。在古典文学史上，他也是位有崇高地位的批评家。(第312页)
　　南北朝志怪小说中，有梁代诗人吴均，其诗风清俊；其中《阳羡书生》一篇，述一书生变法之事极为奇异，此故事原出佛经，经汉化而写成。他一方面表扬佛教，一方面以佛经中故事作题材。(第319页)
　　南朝诗人谢灵运(385-433)，晋谢玄之孙，生活奢侈，结交僧徒，喜游山水，因放浪成性狂傲，流徙广州，死于非命。他的文学开山水写实一派，但其诗风朴实，全无靡靡之气；消除了两晋以来的游仙文学，打破了玄言诗风。在诗史上有其相当地位，唯缺少生活内容。(第3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