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古代文明的发展进程中，罗马是后起的国家，一直置身于西方文明的西部边缘。罗马对东方国家的了解和接触是与其成功的对外扩张紧密相连的。按时间顺序，罗马对东方国家的了解与接触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公元前8世纪中叶至前30年，了解和接触的对象主要是希腊、马其顿、叙利亚和埃及，其范围还在地中海周围地区。第二个阶段是公元前30年至6世纪。此时，因为希腊、马其顿、叙利亚和埃及都成了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其接触和交往的对象也随着其地域的变化而有了明显的变化。阿拉伯、帕提亚、印度、贵霜帝国和中国成了其深入了解、加强联系的主要国家。其交往的范围也由地中海地区进入埃及东部的红海、印度洋，甚至远达太平洋。其交往的手段、物品以及区域也随着罗马帝国实力的增强而更趋广泛、复杂，影响也更为深远。
　　一
　　德国学者黑格尔曾经提出过两河流域和地中海地区历史由东方向西方转移的观点，即：如果说波斯帝国是这一传统的滥觞，那么随之而来的是马其顿亚历山大的帝国，其地缘中心显然是在波斯帝国的西部与边缘。当然，这个帝国不久就随着亚历山大的死亡而分裂，并被更加靠西的罗马帝国取代。新的秩序在原有秩序的边缘完成，在经历了一个发展时期之后开始征服原有的帝国并彻底取代旧势力。罗马帝国的兴起就是如此。
　　罗马最初是一个位于意大利半岛中部的小国，大约建城于公元前8世纪中叶，属于希腊文明圈的西部边缘区。建城初期，它只不过是第伯河畔的一个弱国，处境十分艰难。到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罗马人在与近邻的斗争中开始转入优势。公元前431年，他们战胜了厄魁人，接着又多次打败伏尔西人，夺回被伏尔西人占领的拉丁沿海土地。三次维伊战争不但使罗马扫除了位于拉丁北部的埃特鲁里亚之患，而且也为其向南扩张训练了一支实力过硬、兵农结合的军队。
　　此后的一百余年间，罗马人基本上是在与中、南部的意大利人交战中度过的。人口众多但又分散的意大利人没能阻挡住罗马这辆战车向前发展的步伐。他们纷纷被罗马征服，成为执行罗马“分而治之(divide et impera)”政策的对象。罗马人依靠各部落和各地区社会上层对意大利进行治理。同时，又以建立殖民地等方法对之加以巩固。殖民地居民有些由拉丁同盟所遣，有些由罗马直接振出。通过这种方式，罗马人在用“剑”征服的基础上，很快又用“犁”抚平了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裂痕。
　　罗马在征服意大利以后，开始越出意大利边界，与活跃于地中海地区的海上强国迦太基发生冲突。从公元前264年到公元前146年，罗马与迦太基进行了三次战争。战争的结果是迦太基战败，沦为罗马的附属国，罗马成了西部地中海的霸主。
　　与迦太基人交战正酣之时，罗马人又在东部地中海开辟战场，开始通过征服的方式与东部地中海世界发生联系。当时东部地中海有马其顿、希腊王国、埃及托勒密王国和叙利亚塞琉古王国等。这些国家都为亚历山大部下所建，在其与罗马接触时，皆有了百余年发展的历史。
　　罗马人向东扩张首先是从征服马其顿、希腊开始的。这既有地缘方面的原因，也有战略上的思考。通过三次马其顿战争 (公元前214—前205年、公元前200—前196年和公元前172—前167年)，罗马人完成了对东部大国马其顿的征服，不但使马其顿、希腊成为罗马领土的一部分，而且也使其成了罗马继续向东发展的桥头堡。当罗马和马其顿进行第二次战争之时，叙利亚国王安提奥库斯三世乘机向西发展，越过赫勒斯滂海峡并掠取了马其顿的色雷斯地区，从而引起罗马与叙利亚之间的战争(公元前192—前188年)。叙利亚战争是向东扩张的罗马与向西拓展的塞琉古之间爆发的争霸遭遇战。安提奥库斯三世是当时塞琉古的国王。他于公元前223年上任，先平内乱，接着发动第四次叙利亚与埃及之间的战争(公元前219—前216年)。公元前211年，他开始远征帕提亚、巴克特里亚、印度等地，迫使帕提亚、巴克特里亚承认叙利亚的宗主地位。与此同时，他又从印度孔雀王朝那里获取150头战象。公元前205年，安提奥库斯三世回到叙利亚，历时七年的东征结束，自称“伟大的国王”。三年以后，他挑起第五次叙利亚与埃及之间的战争(公元前202—前200年)，并最后获胜，从而结束了埃及与叙利亚为争夺腓尼基等地而进行的长期鏖战。此后，安提奥库斯三世又夺取了埃及在西里西亚的领地以及马其顿的部分城市，并开始把侵略的目光转向希腊。
　　公元前192年安提奥库斯三世率军进入希腊半岛，与罗马发生直接冲突。公元前190年，罗、叙两军在小亚细亚的马格尼西亚展开会战，叙利亚惨遭失败，死伤5万余人，被迫向罗马求和。公元前188年，双方订立和约，规定：叙利亚放弃在小亚细亚和色雷斯地区的属地，12年赔款15000他连特，只保留10艘船舰。此后，叙利亚王国也就逐渐失去了其在东部地中海的重要地位。公元前63年，罗马大将庞培征服小亚细亚东部地区，并于不久占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塞琉古王国最后灭亡。罗马人在塞琉古王国的基础上新建了叙利亚行省。
　　与此同时，罗马的另一位大将恺撒征服了山外高卢，将罗马的疆域扩大至不列颠地区。公元前30年，屋大维击败政敌安敦尼和埃及女王克里奥帕特拉的联军，从而结束了埃及独立发展的历史，灭亡了埃及的托勒密王朝，使埃及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对于罗马人来说，征服埃及意义重大。此后，罗马每年都能从这里获取巨大的粮贡，罗马与东方之间的贸易也因此变得更为直接和频繁，东方的商品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入罗马市场，影响着罗马的经济与民生、改变着罗马的社会与风俗。①罗马已经成为地中海地区名副其实的主人。
　　罗马帝国并非一天建成。它是罗马实力的象征，罗马武力的结果与必然，当然，也是罗马和平的起点。经过数个世纪的征战，罗马人终于以其独特的形式征服了环地中海周围地区的古代世界，迎来了长达两个半世纪的“罗马和平(Pax Roma-na)”时代。那种政治上、行政上的统一，为经济生活开辟了新领域、创造了新条件，给罗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和活动舞台，罗马帝国关注的重点除了经济生活上的地方性或区域性以外，更加重视相互联系、互相渗透的综合整体以及这种综合整体的建设与发展。罗马境内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在帝国这一广阔的平台上快速变革、进步惊人。帝国城市更是星罗棋布，联系紧密。其中仅高卢就有将近1200座，西班牙有690多座，意大利也有近1200座，阿非利加650座，希腊950座，东部亚洲行省则有5000多座。爱德华·吉本认为，有许多高卢的城市如马赛、阿尔勒、尼姆等，它们古代的格局完全不次于甚至更高于，它们目前的情况。②城市的繁荣既是帝国经济发展的象征，也是帝国罗马化的重要成果。帝国境内的罗马化运动，随着地方城市的不断出现而推进迅速。它既改变着各地的传统习惯，又使原先在各地间业已存在的生活差异日趋缩小，从而使分散的地中海世界紧紧地连接在一起，共同分享罗马治下的和平。
　　二
　　与罗马地域帝国建立的同时，罗马的多民族文明也辐射至帝国的四周，罗马人的足迹远涉帕提亚、印度、中亚，甚至到达中国。以罗马意大利为中心、以行省为屏障、以四周邻国为影响区和交往区的罗马庞大势力区，开始在古代世界的历史上展现活力，与东方的中国共同构成推动当时世界文明发展的两大重要力量。正如老普林尼所说：“罗马帝国的统治开启了世界性的交流和联系；多种商品的交换，以及普遍享有的和平促进了文明的进化，加快了生活质量的改善。”③正是罗马的和平，使得最遥远的地方和民族彼此熟悉认识，使不同地方的人与他们的产品、植物为世人所知。④
　　据说，早在公元前3世纪初叶，帕特洛克利斯奉安提奥库斯一世之命，曾往里海探险，他回来报告说：那里有一条重要商路，起自北印度(和中国)到达奥克塞斯河，在那里乘船下行该河，或者经过奥克塞斯河流入里海的航道直达里海，或者登岸走一段陆路，以达里海。然后，把货物用船运载，横渡里海，并上溯库尔河，达到航路的顶端，再从这里把货物运送，经过梯弗利斯……以达黑海……所以奥克塞斯河流域是一条贸易大道，它是通过里海和外高加索而进入西方世界的要道。⑤公元前1世纪中叶，庞培来到小亚细亚，指挥米特里达梯战争。在小亚期间，他就派人考察上述线路。据瓦罗记载：庞培领导的这次探险十分成功。通过这次考察，罗马人证实：从印度到阿姆·达尔亚(Amu Darya)支流巴克特鲁斯(Bactrus)附近的巴克特里亚需7天的路程，印度商人从巴克特鲁斯穿过里海到达居鲁斯(Cyrus)，然而再用不少于5天的陆上运输时间就能到达本都的法西斯(Phasis)。⑥
　　公元前1世纪后半叶，奥古斯都在其继子提比略即将出发去亚美尼亚的时候，派遣查兰克斯的伊斯多勒(Isidore of Charax，拉丁文名字为：Isidorus Characenus)先去收集有关东方主要是帕提亚的资料，写了《帕提亚旅程(Parthian Sta-tions)》一书。⑦此书既是重要的军事作战指南，又是罗马认识帕提亚的必备手册。书中对罗马东部的帕提亚国家的交通贸易线路勾勒清晰。作者把幼发拉底河上的祖格马(Zeugma)作为道路的起点，先后涉及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巴比伦(Babylonia)、阿波罗尼阿提斯(Apolloniatis)、查罗尼提斯(Chalonitis)、米底(Media)、迦巴德纳(Cambadena)、上米底(Upper Media)、米底·拉吉阿纳(Media Rhagiana)、考里纳(Choarena)、考米塞纳(Comisena)、希尔伽尼亚(Hyrcania)、阿斯陶俄纳(Astauena)、帕尔底耶纳(Parthyena)、阿帕阿提赤纳(Apauarticena)、马尔吉阿纳(Margiana)、阿里阿(Aria)、阿那阿(Anaua)、扎拉吉阿纳(Zarangiana)、撒加斯塔纳(Sacastana)和阿拉考斯阿(Arachosia)20个地区。全书共记录沿途城镇70余个，乡村数十个，以及遍布帕提亚全境的陆道线路和它们之间的相关距离。至于帕提亚以外的东部地区则很少涉猎，这或许与书的性质有关。不过，罗马人对帕提亚地区了解得如此明晰，还是让人非常吃惊。⑧
　　从现有的材料来看，罗马与印度的官方交往大约始于奥古斯都时期。当时，有一位名叫潘迪翁的印度国王曾派使者于公元前25年从婆卢噶车出发前往罗马。四年后，他们在萨摩斯见到了奥古斯都，并给他带来了一些礼品，其中有一只虎、一条蟒蛇和一位能用脚趾射箭的无臂少年。使团的领导人是一位僧侣，名叫扎马诺斯·切加斯，他带有一封写在羊皮纸上的信件，用希腊文写成。信中向元首建议结成联盟，并给予罗马人民在他的辖区自由通行的权利。扎马诺斯·切加斯死于雅典，是在火葬堆上自焚而死的。据斯特拉波说，他的墓志铭如下：“这里埋葬着扎马诺斯·切加斯，来自巴戈萨的一位印度人，他按照本国的习俗使自己得到永生。”⑨显然，这次出使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1至2世纪，罗马进入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当时的罗马帝国“拥有世上最富饶美好的区域，掌握着最进步发达的文明，自古以来声名不坠而且纪律严明的勇士，防卫着疆域辽阔的边界。法律和习俗虽温和，却能发挥巨大的影响力，逐渐将各行省融合成为整体。享受太平岁月的居民尽情挥霍先人遗留的财富和荣光”。⑩帝国的繁荣大大地增加了罗马人与世界接触的机会。罗马与东方世界的陆上交往更趋密切。普林尼的《自然史》和托勒密的《地理学》不但比较清晰地记述了帕提亚、中亚、印度等地的详细情况，而且还用较多的笔墨记录了罗马人与这些地区居民之间的关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托勒密在其《地理学》一书中，还直接保存了一支马其顿商队由陆路过石城经新疆到达中国内地的重要材料。(11)这支马其顿商队是已知的第一批由陆路到达中国的罗马人。正是由于这次活动，才使罗马人对远东的中国有了更准确的认识。
　　罗马在向东发展陆上交通的同时，又以埃及为据点在印度洋上重新开通了向东航行的海道，并在原先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更大的突破。在罗马人之前，从地中海世界出发有两条航线通往东方。一条傍岸近海行驶，从红海出曼德海峡，沿阿拉伯半岛北上，过阿曼湾，再沿伊朗高原南岸直抵印度河口，然后南下马拉巴尔海岸(印度西海岸)到达斯里兰卡；另一条出曼德海峡，横越阿拉伯海，直达印度南部海岸。在托勒密王朝后期，埃及商船沿近海航行去印度的船只约有20艘。罗马人统治埃及后，奥古斯都企图直接控制埃及以东的海上航线，于公元前24年派大将迦鲁斯率1万大军东征阿拉伯半岛，结果大败而归。不过，奥古斯都在位期间，罗马与印度和中国的贸易并未因这次失利而受到影响。据斯特拉波记载：每年从埃及扬帆驶出曼德海峡，沿近海东航的船舶就达120艘。(12)
　　大约在48年左右，一位名叫希帕鲁斯(Hippalus)的希腊航海家，在长期航海实践的基础上发现了印度洋上的季风。(13)夏季(4月至10月)，罗马的船队可以乘西南方吹来的海风东行平安地从亚丁航海到印度，而冬季(11月至次年3月)乘反方向风即东北风西行又可顺利地从印度返回阿拉伯半岛。希帕鲁斯于是借助这种著名的“贸易风”建立了一条直航印度的航线。以后另一些人按照他的办法又发现了几条通往中部和南部印度的航线。罗马至印度的航程随着季风的发现而进一步缩短；跨印度洋航行也随着季风的发现而成为现实。更为重要的是，季风的发现使罗马的船只可以直接从红海边的贝勒尼斯或密奥斯·霍尔莫斯驶向印度，从而避开了受阿拉伯人控制的阿拉伯海岸，使罗马的船只更为安全。
　　老普林尼是古代罗马著名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是1世纪收集东部材料最多的作家(14)。他在综合分析前人和当时人具体信息的基础上，总结出了从埃及到印度的航程与航道。第一航道由埃及的港口出发，经红海到达亚丁，再从亚丁乘西风越过阿曼湾直航巴塔拉；第二航道从亚丁直航孟买以南的斯吉鲁斯；第三航道则建立于公元前后，来自埃及的罗马船只可以直接从南阿拉伯港口驶入南印度的穆吉里斯(Muziris，今克朗格诺尔)。
　　在克劳狄和尼禄时代，一些罗马人到达了今天的斯里兰卡和孟加拉湾。当地的使节也来到了罗马。这些内容保存在普林尼的《自然史》中。他这样记载：
　　在克劳狄就任元首期间，塔普罗巴那(Taprobane)岛(即今天的斯里兰卡)的使节来到罗马，我们有机会获得更准确的消息。相关情况如下：一位名叫安尼乌斯·普罗卡姆斯(Annius P1ocamus)(15)的人已经从政府处获得红海地区的收税权，其被释奴船绕阿拉伯半岛后，被北风狂吹，过了喀尔曼尼亚(Carmania)，漂泊十五日后至希布里(Hippuri)。在这里他受到该岛国王的盛情款待，逗留六个月。他学会了当地语言，回答国王的提问，向国王讲述了恺撒和罗马人的情况。国王听后感触很深。同时，国王还发现由被俘获者带到该岛的罗马钱币，虽然上面的头像显示出它们为不同的君主所铸，但却为同一重量，由此他知道我们做交易时的诚实。这一切皆促使国王与罗马人建立友好关系，国王派出四名使节前往罗马，为首者名叫拉齐阿斯(Rachias)。
　　罗马人从这些使节中了解到：
　　该岛面对印度的一侧，向东南方向延伸达一万斯塔狄乌姆(Stadium)。赛里斯人居于埃·摩图斯(Emodus)山以外，因通商为外人所知。拉齐阿斯的父亲曾到访过赛里斯国，当他们到达赛里斯时，赛里斯人总是奔至沙滩与之相见。使节们描述说，赛里斯人身材高大超乎常人，红发、碧眼，声音沙哑，没有能相互沟通的共同语言。使者所述其他情况与我国商人所述完全吻合。运往彼处的商货放置到一条河流的岸边，与赛里斯人出售的商货并列；赛里斯人如对交易感到满意，便拿走货物。(16)
　　这些来自海上的信息，虽然离事实有一定的距离，但毕竟为西方的罗马人认识更远的中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想象空间，从而为其进一步的扩张提供了动力。
　　罗马与东方的商贸交往，既促进了交往双方经济的发展，也促使罗马成为世界重要的商贸中心。如阿里斯提德斯所言：
　　各个季节的产品，各个国家、河流、湖泊以及希腊和非希腊艺术的产品都通过陆地和海洋运至罗马……在各民族中生长和制作的产品无一例外地大量汇聚到这里。各个季节的商船，从各片领土上带着这些产品前来，从而使罗马几乎成了世界共同的商业中心。
　　人们能够看到来自印度，甚至来自幸福的阿拉伯(Arabia)的货物数量如此之多，以至于可以猜测，这些领土上的树木皆因此而遭裸剥。这些领土上的居民如果需要什么东西的话，肯定会到这里(罗马)，恳求分取(曾经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另外，人们还可以看到来自野蛮人国家的巴比伦的服装和装饰，数量巨大，运输容易……海上的人来来往往，从不停息，海洋可以为商船提供足够的空间。(17)
　　得益于世界各地的开放、沟通与交流，得益于罗马帝国威仪天下，罗马与东方间的商贸发展迅速。而贸易的飞速发展，使大量被搁置的商品最终成为一般的日常用品。(18)
　　当然，我们也应该知道，利益动机对于罗马与东方的交往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以埃及至印度的海路为例，据普林尼记载：“一条比较可信的航海线路是从斯阿格鲁斯(Syagrus)开始的，然后经阿拉伯半岛，再后到帕它勒(Patale)，其距离有1332里(1335里)，到了这里之后能够得西风之助。此风在那里的名字叫做希帕鲁斯(Hippalus)。后来出现了一条更短，而且更安全的线路，人们可以从相同的半岛出发前往印度的斯吉鲁斯(Sigerus)港；这条线路使用了很长时间，直到最后一艘商船发现了一条更短的线路。人们对于利益的渴望让印度离我们更近了。如今，每年都有前往印度的航行。”与之相应的是“印度每年从我们国家获取的利润都从未低于5500万塞斯退斯。而那些被交换的商品在我们国家销售的价格是原价格的百倍以上。”(19)对于这一点就是相距遥远的中国人也十分清晰。《后汉书·西域传》就这样说道：大秦“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晋书·西域传》更认为“其利百倍”。
　　1世纪末，罗马人对于印度洋向东航行的海道更加清楚，更加具体，甚至已经知道了秦尼人和秦尼之地，《埃立特里亚航行记》就是最好的见证。《埃立特里亚航行记》一书为一位希腊人用希腊文写成。作者虽然没有留下名字，但我们从其作品中能够知道，他来自罗马埃及的贝勒尼斯市，是一位穿梭于印度洋的资深航海员。书中记述了作者自身的航海实践，其中包括对非洲、阿拉伯和印度海岸的准确认识，是一部十分重要的印度洋航海指南。书中有很多实用的信息。这些信息包括非常重要的航线、航线海岸不同港口的特点及其可以购置的商品、当地居民的风俗以及不同时期航海的风向、水流等，表明罗马人在探索印度洋的海道方面又有了新的进展。《埃立特里亚航行记》明确地告诉我们有四条航线：第一条顺着红海的非洲海岸航行直到卡尔达富角的南端；第二条路线从红海的阿拉伯海岸出发绕阿拉伯半岛直至波斯湾深处；第三条沿印度海岸航行；第四条是通向东方秦尼的道路。对于这条路，或许因为作者自己没有亲身考察过，所以记载得不甚明了。
　　罗马帝国与印度，并通过印度与东方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往来，在2世纪时已经从探险活动变成经常化的、交往频繁的贸易活动。据托勒密记载：有一位名叫亚历山大的人已经知道了向东航行到达中国的线路。他先前曾在孟加拉湾附近试航，大约在2世纪前叶，来到卡提加拉(Cattigara)，并写过一部旅行记。托勒密《地理学》中出现的中国南部许多城市的名字大都来自这位亚历山大的记载。而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桓帝“延熹九年(166)，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碡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这些到达中国的罗马人是否是政府的使者值得怀疑，但他们肯定是已知的第一批由海路到达中国访问的罗马人。
　　罗马商人于2世纪由海路到达中国的事实表明，罗马人已经把商业范围直接从地中海延伸至红海、印度洋，甚至远达南中国海，从而开始把欧洲文明区、非洲的埃及文明区和亚洲的印度文明区以及中国文明区这些原先分散的文明区，通过商业将其连接起来。这在历史上是不曾有过的。226年，也即孙权黄武五年，又有大秦商人秦伦来见孙权。在其返回大秦时，孙权还派官员刘咸护送之。遗憾的是，秦伦中途病故，没能返回罗马。284年(晋武帝太康五年)，又有罗马使节来到中国，并献密乡纸三万幅。(20)
　　与此同时，也有大量的东方人来到罗马帝国。例如，在图拉真就任罗马元首时，就有许多东方人至罗马向其表示祝贺。(21)107年，图拉真征服达西亚，班师罗马，同样有许多东方国家遣使庆贺，其中包括印度人。(22)狄奥·克利索斯托姆斯(Dio Chrysostomus)曾在亚历山大里亚城发表演讲。他面对听众，这样说道：
　　在你们中我不仅见到希腊人和意大利人，还有近临的叙利亚人、利比亚人和西里西亚人，以及居住在更远处的埃塞俄比亚人和阿拉伯人，而且看到巴克特里亚人、斯基太人、波斯人和一些印度人，他们照例与你们一起聚集剧场，成为这里的观众。(23)
　　这说明罗马与东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已经相当密切。
　　大约从4世纪初至6世纪中叶，罗马帝国的全盛时期终结，此后便进入了其发展史上的衰亡期。城市衰败，农业衰退，商业、手工业和艺术衰落，普遍的贫穷化以及政治混乱是这个时期的主要特征。395年，罗马帝国的君主狄奥多西一世去世。帝国被分成东、西两半，分别由他的两个儿子阿尔卡狄乌斯(Arcadius)和郝诺里乌斯(Honorius)分治。此后，罗马帝国再也无法组织起强大的力量来抵御外族的进攻、平息内部的起义。410年，西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被西哥特人洗劫。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东罗马帝国虽然延续至1453年，但实力已经远不如前。与此同时，罗马与远东的贸易主导权也开始落入中间人手中。波斯成为主要的获利者以及远东商品的重要集散地。位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巴特纳就是这样的集散地之一。阿米阿努斯·马塞利努斯说：巴特纳“从前为马其顿人所筑，与幼发拉底河毗邻，是大批富商居住的地方。每年九月初，各类商人都成群结队地赶来参加商品交易会，这一城市每年都举办交易会以采购从印度人和赛里斯人那里发来的商品，此外还采购来自各地的食品。这些物品分别通过海路和陆路而运入巴特纳城”。(24)6世纪，科斯马斯(Cosmas Indicopleustes)更把波斯看做是丝绸贸易的中间地。他说：“丝绸之国位于整个印度的最远端，当人们进入印度洋，它就在其左方，但它要比波斯湾，或印度人称之为塞勒提巴(Selediba)、希腊人称之为塔普罗巴那(Taprobane)的那个岛屿(即今斯里兰卡——译者)要远得多。此国被称作秦尼扎(Tzinitza)，其左边有大洋环绕，正如巴巴里亚(Barbaria)的右边被大洋环绕一样。……因为秦尼扎的位置非常偏左，所以丝商们走陆路辗转各国到达波斯比行海路所花的时间要短，距离要近。因为去秦尼扎的航行者向塔普罗巴那岛以东航行的路程比由波斯湾进入波斯的距离还要远。此外，从波斯湾嘴到塔普罗巴那这段海路，也即穿越整个印度洋的那部分海路也很长。所以，任何人要从秦尼扎到达波斯，走陆路都会近很多；这也是在波斯总是存有大量丝绸的原因。”(25)这些显然是查士丁尼试图打破波斯经济封锁、努力寻找中国蚕种的主因。当然，从这里我们也能够看到，随着罗马国力的削弱，罗马与东方交往日渐衰落的客观事实。至6世纪末叶，罗马的商人们几乎不再问津通向红海和印度洋的道路。
　　三
　　罗马的对外扩张不但铸造了强大的领土帝国，而且为罗马人的足迹遍及世界创造了极佳的条件。罗马与东方国家的交往和接触无论对相关地区历史的发展，还是对古代世界历史的发展影响都很深刻。对于罗马人来说，这些变化和影响则显得更为明显和重要。
　　首先，它促进了罗马洲际贸易的发展，许多最遥远国土上出产的物品皆被运至罗马，以满足罗马的奢侈和高雅生活。斯基太提供的高级毛皮，从巴尔干海边陆运到多瑙河地区来的琥珀，巴比伦的地毯和其他一些东方的手工艺品在罗马一直销路甚佳。更为重要的是一种国际贸易又在阿拉伯和印度之间密切进行。每年夏至前后必有一支规模不小的船队从埃及的密奥斯·霍尔莫斯港口驶出，经红海，借季风之助，只用约四十天时间便越海至马拉巴尔的海岸或塔普罗巴那岛，与东方商人进行买卖交易。(26)罗马的远东贸易商队甚至远达中国从事商业活动。托勒密记载的由陆路进入中国的马其顿商团以及《后汉书·西域传》所记录的大秦王所遣的使者就属于这一类。
　　其次，它推动并促进了东地中海原料加工业的繁荣。以丝绸加工业为例：中国的丝绸运到罗马后，常常被拆解再作纺织，以制成罗马人喜欢的衣服。所谓“常利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绫”(27)，或“常利得中国缣素解以为胡绫绀纹”，就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反映。(28)对此，罗马的普林尼、路加和昆提良等都有详细的记述。(29)3世纪后期的戴克里先还专门规定了制作丝织品的最低工资敕令和最高物价敕令(Edict of Diocletian)。内容见表2和表3。
　　大约到帝国时期，地中海东岸的贝鲁特(Berytus)、腓尼基的推罗(Tyre)、西顿(Sidon)以及埃及等地都成为中国丝绸制作和重新加工制作业的中心。(30)这些说明罗马人爱好中国的丝绸原料，但在制成衣服等产品时，还是以当地的文化传统和爱好习惯作为其主要的参照系。由此也反映了地中海文化在西方制造业和市场运行规则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再次，对罗马衣食习惯的改变影响明显。印度的香料是罗马人追求的对象，使用胡椒更成了罗马社会的一种爱好。对此，普林尼感到非常不解。他说：“胡椒的使用成为一种潮流实在让人很惊讶。”胡椒不具备任何一种水果或浆果所能起的作用，它唯一的特征就是刺激性。“就因为这一点，我们还得从遥远的印度进口。是谁第一个想到用它来烹饪食物呢?又是谁这样贪吃以至于认为饥饿都不再是一种充足的开胃品了?”(31)胡椒在罗马深受欢迎，以致在图拉真市场里有一条专门出售胡椒等香料的“胡椒街”。在服饰方面，印度的棉纱和中国的丝绸对罗马贵族妇女和男人的着装变化影响很大。在公元前2世纪以前，罗马人的衣料主要以毛料和亚麻为主，棉纱传入后，罗马人开始追求高贵典雅、轻柔飘逸、色泽多样的棉纱织物，并一时成为时尚。中国的丝绸更是罗马贵族喜爱的佳品，深受罗马上层和民众的青睐。
　　最后，开阔了罗马人的视野，丰富了罗马人的地理学知识，从而大大提升了罗马人对东方世界的了解。以位于远东的赛里斯为例：老普林尼对赛里斯的了解非常有限，他只认识到赛里斯居住在里海和斯基太人以东，海摩图斯(Hemodus)山以外，赛里斯人以树林中所产的毛(即丝)出名，能活140岁。他告诉我们的是赛里斯人的大致位置。到1世纪末，《埃立特里亚航行记》一书则明确记录了远东有一个秦国(Thinai)，这里出产丝布，由陆路经中亚的巴克特里亚可到达婆卢噶车(Barygaza)(32)，或经恒河可至利穆里亚(Limuria)。
　　婆卢噶车是罗马人进入印度的重要海港，中国的丝织品通过这里源源不断地流向罗马世界。至于更具体的地理信息书中很少提及。但到2世纪的托勒密时期，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托勒密在其《地理学》中不但告诉我们通往赛里斯的具体道路，而且还告诉我们赛里斯较为详细的位置。例如，他在书中这样写道：
　　赛里斯国西界斯基太国(Scythia)，在伊毛斯岭外。北界无名地，与吐雷(Thule)岛同纬。东亦界无名地。界在东经一百八十度，北起北纬六十三度。南下至南纬三度为止。南界印度恒河东岸地，沿北纬三十五度至东经一百七十三度该地极端为止。
　　……
　　赛里斯国四周有安尼巴山(Anniba)绕之。又奥格萨襄山系之东段，又阿斯弥良山、喀襄山、塔古鲁斯山、海摩图斯山、赛里库斯山、鄂拖罗科尔哈斯山皆在国之边鄙也。境内有二大川，几贯流全境。第一川名俄科达斯河，其一源在奥斯萨襄山，又一源则来自阿斯弥良山。第二川名包泰斯河(Bautes)，共一源在喀襄山，又一源在鄂拖罗科尔哈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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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里斯国有达麦尼(Damna)、皮阿底(Piada)、阿斯弥良(Asmiraea)、塔尔哈那(Tharrhana)、伊赛东·赛里加(Issedon Serca)、阿斯拍克利(Aspacara)、特罗撒齐(Drosache)、拍辽那(Paliana)、阿伯拉喀那(Abragana)、陀格拉(Thogara)、达格才他(Daxata)、俄罗撒那(Oro-sana)、鄂拖罗科尔哈(Ottorocorrha)、沙泣那(Solana)、赛拉(Sera Metropo1is)等名城。
　　同时，托勒密还从海道得到秦尼国的消息。
　　秦尼国北界赛里斯东鄙。东及南皆界无名地(Terra Incognita)，其西界印度恒河边地、大海曲、泰利俄特斯海湾及秦尼湾。秦尼湾畔有黑人，专食鱼。(33)
　　在另一处，托勒密更明确指出：
　　赛里斯的各地方和其首都位于秦尼人地方以北；而赛里斯以东是一片无名的泥泞湖泽的土地。这个地方丛生着高大的芦苇，非常茂密，以致人们可以踏着它横渡到对岸去。从那里起，有条道路不但能经过石城到达巴克特里亚，而且还可以经过帕利博特拉(Palimbothra)到达印度。(34)
　　很显然，至2世纪，罗马的地理学知识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地理学的发展是罗马与东方世界交往频繁的反映，同时又反过来为罗马对外贸易的进一步繁荣提供了重要的知识基础。
　　当然，与东方的交往和接触也对罗马的生活习惯、文化传统以及道德观念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帝国时期有大量的诗歌、政论文章及政府决议都是针对奢侈这一现象的。而在罗马人看来，导致罗马社会奢侈之风的根源主要在东方，如东方的阿拉伯、印度和中国。政府的行政命令显然无法阻止罗马人对东方物品的爱好，更无法从根源上阻挡东方物品西进的步伐。
　　罗马与东方各国接触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文明不断交融的过程。旧的种族、地域和语言偏见随着交往的深入而被迅速改变。罗马学者辛尼加说：“你看到：一些部落和人民改变了居住地。在野蛮人居住的中心地区为什么有一些希腊城市?在印度人和波斯人中为什么用马其顿语交谈?……在亚洲居住有许多雅典人。”(35)这些交融过程有的体现在当时，如：在印度就有众多的罗马商人定居经商。(36)在贵霜帝国，不但其金币的重量和成色仿效罗马金币(Aurei)，而且国王也曾一度使用“恺撒”的称号。(37)有的则展现于后来。有的通过直接交往完成；有的则经过间接交往实现。850—925年，阿布尔·法拉吉·穆罕默德·本·伊斯哈克的《书目》中叙述的有关盖伦医学的传播就是典型的例子。穆罕默德·本·扎卡里雅·拉齐说：
　　一位中国男人来到我家，在我居住的城里待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他只用了五个月的时间就学会了阿拉伯语，会说会写，并且成为一位雄辩而精明的写作家和神速的书法家。当他决定回乡时，他提前一个月对我说：“我即将告辞回乡，我想让人给我口述加里安(Galien，即盖伦；拉丁文写为：Aelius Galenus、Claudius Galenus；希腊文写为：Γαληνóζ，又称帕加马的盖伦)的十六本书，好让我抄录下来。”我回答他：“你的时间不多了，不可能来得及抄写了，即使(第17页)抄写一小部分也不可能了。”他说：“我恳求你在我所剩的时间里，能为我出一把力，用最快的速度向我口授。你说多快我将尽力写多快。”我找来了我的一位学生，要他帮我们这个忙。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向他口授，然而他写得比我们说得还快。我们核对时才相信，他抄写得是准确的。(38)
　　盖伦是罗马人，拉齐是阿拉伯人，而文中的学习者又是中国人，三者属于不同的民族和国家，但他们都是世界优秀文明的传承者与传播者。
　　总之，罗马与东方国家的接触不纯粹对罗马自身有重要作用，就是对于相互接触的东方各国都有很大的影响。不同民族的居民通过相互间的交流、接触和比较，不断提升自己的文明，同时也不断改变世界的面貌，推动世界历史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罗马的文明属于意大利，属于地中海地区，但更属于世界。
　　① 奥古斯都时代，罗马每年从埃及获取的税收是50000000～60000000塞斯退斯。奥勒里乌斯·维克托(Aurelius Victor)记载，在奥古斯都时代，每年约有20000000摩底粮食从埃及运入罗马。参见Brev.，1，6。
　　②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上册，48～5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③ Pliny the Elder，Natural History，14，1，2.
　　④ Pliny the Elder，Natural History，27，1，3.
　　⑤ 参见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2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⑥ Pliny the Elder，Natural History，6，19.
　　⑦ 参见 Wilfred H.Schoff，Parthian Stations by Isidore of Charax：An Account of the Overland Trade Route between the Levent and India in the First Century B.C.， Philadelphia，Published by the Commercial Mu-seum，1914，p.17。
　　⑧ 帕提亚一直是罗马人的劲敌，是罗马连接远东地区的中间屏障。罗马人与其交手多次，但始终无法消除这道屏障。公元前53年，克拉苏卡雷惨败，使罗马人长期留下痛苦的回忆。公元前36年，安敦尼又被帕提亚打败；232年，亚历山大·塞维鲁再次败于帕提亚之手；258年，瓦勒里阿努斯被帕提亚打败而成为沙普尔大帝的俘虏；364年，朱里阿努斯被帕提亚打伤而阵亡。罗马在帕提亚的各决战争，都付出了极高的代价，但收效甚微。虽然在图拉真时期，罗马人一度征服过两河流域的土地，并建立了美索不达米亚、巴比伦和亚述等行省，但很快又被哈德良撤回。正因为如此，所以，罗马对帕提亚的地理学研究特别发达。
　　⑨ Strabo，Geography，15，73．奥古斯都认为：“印度国王的使者常被派往前来觐见，在此以前，他们从未觐见过任何罗马将军。”《奥古斯都自传》，31。
　　⑩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1卷，1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
　　(11) 参见Claudius Ptolemy，Geographyia，1，11。
　　(12) Strabo，Geography，2，5，12.
　　(13) 参见Periplus Maris Erythraei，57。
　　(14) 普林尼在写作《自然史》时，共参考了3145位罗马作家和327位非罗马作家的作品，从2000部著作中摘引了丰富的资料。恩格斯把他称作是“罗马的百科全书家”。
　　(15) 安尼乌斯·普罗卡姆斯家族是红海一带的包税人，对罗马与印度间的贸易非常关心。参见《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考古发掘与历史复原》，238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
　　(16) Pliny the Elder，Natural History，6，24.
　　(17) 阿里斯提德斯：《罗马颂》。
　　(18) Pliny the Elder，Natural History，14，1．参见 Pliny the Eld-er，Natural History，27，3。
　　(19) Pliny the Elder，Natural History，6，101．另一说法为5000万塞斯退斯。
　　(20) 参见杜佑：《通典》卷一九三。
　　(21) Dio Cassius，Roman History，68，5.
　　(22) Dio Cassius，Roman History，68，15.
　　(23) Dio Chrysostomus，Ad Alexandr.，40.
　　(24) Ammianus Marcellinus，Res Gestae，14，3，3．华明顿认为印度人和中国人经常参加巴特纳交易会，其使用的证据有Procopius of Caesarea，The Persian War，2，12和马苏德的《黄金草原》。尤其是马苏德的《黄金草原》中提到了在Hira附近有印度和中国的船只。但这些都是较后的材料。参见E.H.Warmington，The Commerce between the Ro-man Empire and India，Second Edition，Revised and Enlarged，Lon-don，Curzon Press，1974，p.138。
　　(25) Cosmas Indicopleustes，Topographia Christiana，2.
　　(26)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上册，53～54页。
　　(27) 鱼豢：《魏略·西戎传》。
　　(28)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三〇。
　　(29) Pliny the Elder，Natural History，6，20；Lucan，Pharsalia，10，141～143；Quintilian，Training of an Orator，12，10，47.
　　(30) Procopius of Caesarea，The Secret History，25.
　　(31) Pliny the Elder，Natural History，12，29.
　　(32) 这条线路与中国隋朝裴矩所说的南道非常吻合。据裴矩《西域图记》记载：“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钹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喝盘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忛延，漕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共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遗憾的是，中国人因为没有走完中、南路，所以西海以后的情况不甚了解。参见《隋书·裴矩传》。范晔：《后汉书·西域传》中也有：“天竺国一名身毒……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
　　(33)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135～137页，北京，中华书局，2003。略有改译。
　　(34) Claudius Ptolemy，Geographyia，1，17．
　　(35) Videbis gentes populosque mutasse sedes.Quid sibi volunt in me-diis barbarorum regionibus Graecae urbes?Quid inter Indos Persasque Macedonicus sermo?... Atheniensis in Asia turba est.Seneca，To Helvia on Consolation，7，1.
　　(36) 参见杨共乐：《罗马社会经济研究》，90～91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在Podouke的考古发掘表明，在Arikamedu附近有大量进口的意大利Arezzo陶器以及意大利双耳尖底瓶。在包含1世纪地理信息的《波廷格尔地图(Tabula Peutingeriana)》里就有马拉巴海岸的穆吉里斯港以及附近的奥古斯都庙(Templum Augusti)。
　　(37) 参见A.L.Basham，A Cultural History of India，New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Chapter 30；加文·汉布里主编：《中亚史纲要》，昊玉贵译，6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38) 费瑯编：《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上册，耿昇、穆根来译，152～15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