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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境内哪有罗马城——西汉骊靬城与罗马战俘无关

作者:杨共乐


  1957年,英国学者德效骞发表了一部著名的著作,即《中国境内有一个罗马城》。①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声称《汉书·地理志》中提到的骊靬城是西汉政府为安置罗马战俘而建立的一座城市。该书的主要论点是:公元前54年,罗马将领克拉苏带领一支4万余人的军队,东向攻打安息。次年,这支军队在卡雷被安息军打败,残部数千人向东突围,几经周折,最后到达由郅支单于控制的康居国,成为匈奴的附庸,帮其守城,公元前36年,郅支城为汉朝军队所破,城内居民或被杀,或被虏,或投降。作者认为,在这些“生虏”和“降虏”中就有不少是克拉苏残部人员。他们被西汉政府安置在中国西部的边陲城市,因中国人称罗马为“黎轩”,故把这座由罗马人居住的城市命名为“骊靳城”。英国学者李约瑟、法国学者布尔努瓦以及澳大利亚学者哈利斯等都承袭了这一观点。②哈利斯为此还专程来华进行研究,《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等国内重要报纸都对他的研究结果作过详细的报导。这一结论如果属实,那么东西方关系史确实有重新改写的必要。然而大量的证据表明,这一观点无法成立。理由是:
  第一,骊靬城建立的具体年代无法确定。
  按《汉书·地理志》的说法,骊靬为张掖郡辖下的一个县。此县位于今甘肃境内的永昌,具体设置时间不详。若与张掖郡同时设立,则其设置年代应为武帝太初元年,即公元前104年。这比克拉苏军团早50多年,两者之间显然没有关系。如果按5年作为设县的具体年份,那么它的设置也肯定与克拉苏军团无关。因为按照罗马兵制,从军服役的最低年龄为17周岁。公元前54年是17岁的青年,到5年就应该是77岁的老人了。更何况,克拉苏的军队主要来自前任叙利亚总督加比尼乌斯的东方军团和部分参加高卢作战的士兵,所以他们的最低年龄肯定要大于17周岁。用将近80岁或大于80岁的老兵来筑城戍边显然是不可能的。
  第二,克拉苏残部有明确的下落。
  从现有的史料中,我们能够看到卡雷之战后克拉苏残部的去向。其中一部分由财务官卡西乌斯带回叙利亚,人数大约为500人,均为骑兵。一部分流落到安息境内。罗马史学家弗罗鲁斯的《罗马史》和维莱伊乌斯的《罗马史》对此都有过具体的描述。这些人中的个别人后来还为后三头之一的安敦尼当过向导,提供过情报,从而使其避免重蹈克拉苏的覆辙。还有一部分则被安息人俘虏,安息国王将他们安置在安息东部边境的马尔吉阿那(Margiana)。③至于克拉苏之子小克拉苏更是战死沙场,根本不可能率军突围。④
  其实,不光克拉苏残部有明确的下落,就是郅支单于的余众也有具体的归宿。据记载,宣帝五凤元年(公元前57),匈奴五单于争位,相互攻伐混战不休,最后五单于被呼韩邪单于所并。但其兄呼屠吾斯自立为郅支单于。南北匈奴自此形成。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2),南匈奴呼韩邪款五原塞,降于汉。而郅支单于“以为呼韩邪降汉,兵弱不能复自还,即引其众西,欲攻定右地……会康居王数为乌孙所困……使使至坚昆通语郅支。郅支素恐,又怨乌孙,闻康居计,大说,遂与(康居)相结,引兵而西。”⑤公元前40年,郅支抵康居东境,因“郅支人众中寒道死……余财三千人到康居”。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汉西域都护甘延寿和西域校尉陈汤远征郅支,大获全胜,杀郅支,“斩阏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级,生虏百四十五人,降虏千余人,赋予城郭诸国所发十五王”。⑥只要仔细推算,我们就能发现,这里的斩俘收降数再加上攻城前被汉军迎射杀死的数百骑,刚好与西迁北匈奴人口的总数相一致,这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巧合,它表明甘延寿和陈汤攻伐的皆是随郅支西去的北匈奴人。更何况,史书明文指出其生俘和降虏皆被“赋予城郭诸国所发十五王”。他们根本没有离开西域都护的管辖范围,汉政府也不可能为安置这些战俘而专门在张掖郡之下设立一个骊靬城。因此把甘延寿、陈汤灭郅支单于时生获的战俘与罗马克拉苏军团残余相等同,然后又将其与汉置骊靬城联系起来,显然是不可取的。
  第三,西汉的黎轩以及骊靬城的设置与罗马没有任何关系。
  德效骞等把骊靬城当做西汉政府安置罗马战俘的重要证据是中国史书中有称“大秦国,一号犁靬”的记载。大秦国即罗马帝国。按照他们的逻辑,既然大秦国,一号犁靬,那么无论是作为国名的黎轩、犁靬,还是作为张掖属下的骊靬,都与大秦有关。遗憾的是这种推理忽略了文献记载的时间性,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从现有的材料看,黎轩一名最先由张密传入中原。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它们分别是乌孙、身毒、安息、条支、奄蔡和黎轩。张骞死后,武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支和身毒国”。据载,“汉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汉使还,而后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轩善眩人献于汉……天子大悦”。这里的黎轩显然是指地中海东部地区,这些地区大部分由塞琉古和托勒密王国所控制。在当时,罗马的势力虽然也开始进入这一地区,但影响还不大。班固的《汉书》,虽然写作时间稍晚,但他有关西域方面的材料主要来自《史记·大宛列传》。在《汉书》中,他记有犁靬和骊靬,但根本不知道大秦国。中国人最先知道大秦国(罗马)的是班超。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和帝永元九年(97),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文。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及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年者。……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而最先把大秦国与犁靬联系起来的则是三国时魏国人鱼豢编撰的《魏略·西戎传》和吴国人谢承编撰的《后汉书》。《魏略·西戎传》写道:“大秦国,一号犁靬,在安息、条支西大海之西。……其国在海西,故俗谓之海西。”谢承《后汉书》也说:“大秦国一名犁鞬,在西海之西。”此后,晋袁宏的《后汉纪》、南朝宋范晔的《后汉书》和北朝北齐魏收的《魏书·西域传》等都有同样的记载。而之所以出现这种变化,是因为罗马在公元前1世纪中后期已经征服了塞琉古王国(公元前63)和托勒密王国(公元前30),地中海东部地区都落入了罗马人的手中,成了它的行省。大秦和犁靬趋于一致。
  所以,从时间上说,《史记》、《汉书》上记载的黎轩、犁靬和骊靬是同一回事,而《魏略》、《后汉纪》、《后汉书》记载的犁靬或犁鞬又是另一回事。虽然地区没变,但它们所属的国家已经发生了变化。这就是说《魏略》、《后汉纪》、《后汉书》中记载的犁轩或犁鞬能与罗马挂钩,但《史记》、《汉书》中记载的黎轩、犁靬和骊靬与罗马无关。因此,把《史记》、《汉书》中的黎轩、犁靬和骊靬与罗马联系起来,并以此为据把骊靬县说成是安置罗马战俘的地方显然是错误的。
  第四,重木城并非罗马之创造,鱼鳞阵更非罗马的乌龟阵。
  无论是德效骞,还是哈利斯都将《汉书·陈汤传》中的下面一段话,即“土城外有重木城”,“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阵,讲习用兵”作为论证有罗马人参加郅支活动的证据。认为修重木城的方法和用圆形盾牌连成鱼鳞形状防御的阵势只有古罗马军队采用。但实际情况并不如此。以重木城为例,用木造城在中亚和印度随处可见。
  据希罗多德记载,住在伏尔加流域的布迪诺伊人,即有一座木造的城市,称为盖洛诺斯。它的每一面城墙是30斯塔迪昂,城墙很高,而且完全是用木头建造的。⑦而斯特拉波记载的帕利博特拉(即华氏城)更与重木城相近。作者这样写道:“帕利博特拉位于恒河和另一条河(今之宋河)的汇流处。城市长宽都为15斯塔迪昂,呈平行四边形,土墙外环绕着木制城墙,墙上凿有箭眼,可以从这里射箭,”⑧实际上,倒是罗马军队并没有修建木城的习惯,所以罗马史书上也没有这方面的记录。
  至于夹门鱼鳞阵,则更与罗马的乌龟阵或称龟形阵(Tes-tudo)不同。罗马的乌龟阵或龟形阵是这样一种阵式,即军队进攻尤其是攻城时,战士并肩前进,将盾牌高举过顶,防御敌方矢石。这种乌龟阵是罗马军队攻城时经常使用的一种阵式。例如,据塔西佗《历史》记载:
  随后士兵们便把他们的盾牌举在他们的头上,以密集的“龟形阵”推进到城下。双方都使用了常用的罗马作战方法:维提里乌斯派的士兵从城壁上把一些巨石推下来,而当这些石块把作为掩护的一层密集的盾牌砸开并使它分裂的时候,他们就向着这些裂开的地方投射投枪和长枪,这样就把“龟形阵”的密集的盾牌打散,使得战场上留下了大量被打死或足被打成残废的敌人。⑨
  流血负伤不再能延缓士兵们的挖掘城墙和冲破城门的企图;他们再一次排成了“龟形阵”,士兵们踩着同伴的肩头站到密集的盾牌上面来,这样就抓住了他们的敌人的武器和手臂。⑩
  当维提里乌斯派的士兵再也支持不住这种联合的、持久的进攻时,他们因为发现他们的发射物都从“龟”背上滑下去而不能给敌人造成伤害,最后干脆把他们的篷炮本身推到下面进攻者的头上去了。(11)
  他们同时使用了每一种过去被发明出来以摧毁最坚固的城市的办法:“龟形阵”、放射器械、土方工事和火把。(12)
  而陈汤等所见鱼鳞阵则完全是防卫城门的士卒,因其依次排列,远远望去,好像鱼鳞而已。所以唐朝颜师古用“言其相接次形若鱼鳞”来解释鱼鳞阵。(13)阵内士兵既不攻城,也不与汉军正面交锋,而一等汉军“射城门骑步兵,骑步兵皆入”。所以这种鱼鳞阵与罗马的乌龟阵相去甚远,没有任何关系。
  综上可知,把《汉书·地理志》上出现的骊靬城说成是西汉政府安置罗马战俘的城市是没有史料和事实依据的。
  目前,我国的科学研究已经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新的成果不断涌现,新的领域不断开辟。创新给科研带来了新的活力,增添了新的生机,然而创新毕竟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必须付出辛勤的努力。因此,我们在从事创新工作的时候,必须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正确处理好创新与基础的关系,力戒急功近利和盲目崇外的不良倾向。只有这样,我们的科学研究才能在健康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① Homer Dubs,A Roman City in Ancient China,London,1957.
  ② 李约瑟认同德效骞的证据和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认为:幸存下来的罗马移民被安置在古丝绸之路的一块殖民地上。他们在这里与中国的妇女通婚并度过余生。参见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Vol.1,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4,p.237;布尔努瓦:《丝绸之路》,62~63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
  ③ “In hanc Orodes Romanos Crassana clade captos deduxit。”参见Pliny the E1der,Natural History,6,47。
  ④ 普鲁塔克:《名人传·西塞罗传》,36;阿庇安:《内战史》,2,18。克拉苏和其子克拉苏都死于帕提亚。克拉苏指挥的10万大军逃回到罗马叙利亚的不到1万人。
  ⑤ 班固:《汉书·匈奴传》。
  ⑥ 班固:《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
  ⑦ 希罗多德:《历史》,4,108。
  ⑧ Strabo,Geography,15,36.
  ⑨ 塔西佗:《历史》,王以铸、崔妙因译,18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⑩ 塔西佗:《历史》,王以铸、崔妙因译,188页。
  (11) 同上。
  (12) 同上书,238页。
  (13) 班固:《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颜师古注。
  

早期丝绸之路探微/杨共乐著.-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