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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大夏同族承继考
作者:杨共乐
在中国古籍中,经常出现大夏这个名字。例如:《逸周书·王会解》中有:“禺氏騊駼,大夏兹白牛。”①《逸周书·伊尹朝献》中有正北十三国的国名,他们是“空同、大夏、莎车、姑他、旦略、豹胡、代翟、匈奴、楼烦、月氏、孅犁、其龙[昆龙]、东胡,请令以橐驰、白玉、野马、騊駼、駃騠、良弓为献。”②大夏就是其中之一。
《山海经·海内东经》:“国在流沙外者大夏、竖沙、居繇、月支之国。”又云:“西胡白玉山在大夏东,苍梧在白玉山西南,皆在流沙西。”③
《吕氏春秋·古乐篇》:“黄帝令伶伦作律,伶伦自古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阴,取竹于嶰溪之谷。”④按王国维先生考证,阮隃即昆仑,这就是说,大夏在昆仑之东。同上《本味篇》:和之美者大夏之盐。⑤
秦始皇《琅邪台铭》:“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罕至,无不臣者。”⑥
贾谊《新书·修政语上》:“是故尧教化及雕题、蜀、越,抚交趾,身涉流沙,地封独山,西见王母,训及大夏、渠叟。”⑦
《淮南鸿烈解·地形训》:“九州之外,乃有八殥,亦方千里。……西北方曰大夏,曰海泽。”⑧
这些史料都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在先秦、秦和西汉的初期,在我国的北部和西北部的流沙之外,有一个名叫大夏的民族,这一民族与我国北部的其他民族如匈奴、月氏一样,与中原政权保持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在《史记·大宛列传》中也记录了一个名叫“大夏”的国家。有关这个国家的材料大多保存在《史记·大宛列传》之中。文中这样写道: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妫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王)[君]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善贾市。及大月氏西徙,攻败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余万。其都曰蓝市城,有市贩贾诸物。⑨
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妫水北。其南则大夏,西则安息,北则康居。……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⑩
这个信息来自张骞。不过,先秦、秦和西汉初期的大夏与张骞所说的大夏之间有两个明显的不同。第一个不同是两者的活动地点不同:前者位于葱岭之东,后者则位于葱岭之西;第二个不同是两者的时间也不一样:前者在公元前138年以前,后者在此之后。但他们都以大夏相称。那么,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何关系,他们是否属于同一民族?这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大问题,也是笔者近年来所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
早在20世纪初叶,王国维就对这一问题有过研究,并提出过很有见地的看法。他认为:“大夏本东方古国。……较周初王会时,已稍西徙。……《大唐西域记》云:‘于阗国尼壤城东四百余里,至覩货逻故国,国久空旷,城皆荒芜,’案于阗国姓实为尉迟,而画家之尉迟乙僧,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云于阗人;朱景元《唐朝名画录》云吐火罗人。二者皆唐人所记,是于阗与吐火罗本同族,亦吐火罗人曾居于阗之证。又今和田以东大沙碛,《唐书》谓之图伦碛今谓之塔哈尔马干碛(塔克拉玛干碛),皆覩货逻碛之讹变。是睹货逻故国在且末、于阗间,与周、秦间书所记大夏地位若合符节。……大夏之国,自西逾葱岭后,即以音行。除《史记》、《汉书》尚仍其故号外,《后汉书》谓之兜勒,六朝译经者谓之兜佉勒、兜怯罗,《魏书》谓之吐呼罗,《隋书》以下谓之吐火罗,《西域记》谓之覩货逻,皆大夏之对音。”(11)
这个观点显然很有价值。不过,由于当时王国维没有较多地使用西方古籍方面的有关材料,所以他所提出的观点一直未能引起大众的重视,没有在学界产生重大影响。
笔者经过多年的研究,发现:葱岭以东的大夏与葱岭以西的大夏确实属于同一民族,他们之间的关系纯粹属于同族承继关系,即:葱岭以西的大夏是从葱岭以东的大夏那里迁徙过来的。理由是:张骞所说的大夏民族来自巴克特里亚的北部,这在斯特拉波的《地理学》中说得非常明显。“从希腊人那里夺取了巴克特里亚的Asii、Pasiani、Tochari、Sacarauli,都是著名的游牧民族。他们来自遥远的药刹河彼岸,与塞种及索格底亚那毗邻,这里曾被塞种所占据。”(12)这里的Tochari(吐火罗)与大夏实际上是同名异译。(13)这里的Asii显然是指大月氏。因为据特罗古斯(Trogus)记载,Asii占领了索格底亚那。(14)这与张骞提供的“大月氏居妫水北”这一信息完全一致。以后它又成了大夏的王族,(15)这也和张骞的记载吻合。所以,从斯特拉波上述这段话中我们能够清楚地了解到,大夏人不是当地的土著,他们来自锡尔河地区。他们往南迁徙的时间或者与大月氏同步,或者稍前于大月氏。到张骞来到中亚时,大夏在妫水南,大月氏在妫水北。
关于大夏来到锡尔河以前的情况,西方的文献没有更多的说明。它只告诉我们,他们是游牧部落。然而中国的文献资料却讲得很清楚,他们在中国的北部地区。所谓的“国在流沙外者大夏、竖沙、居繇、月支之国”就是明证。因为大月氏属行国,“本居敦煌、祁连间”(16)。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所以,大夏也应该离它不远或在它附近。至于大夏活动的具体地点,唯有玄奘《大唐西域记》有过这样的记载:自于阗东境,“行四百余里,至睹货逻故国。国久空旷,城皆荒芜。从此东行六百余里,至折摩驮那故国,即沮末地也。”(17)这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吐火罗人曾经在于阗与且末之间居住过。此外,玄奘还记载:“出铁门,至睹货逻故地。南北千余里,东西三千余里。东阨葱岭,西接波剌斯,南大雪山,北据铁门,缚芻大河中境西流,自数百年王族绝嗣,酋豪力竞,各擅君长,依川据险,分为二十七国。”(18)虽然玄奘没有告诉我们东、西吐火罗之间的关系,但他为我们保存了非常重要的信息。
根据玄奘为我们提供的这一信息,笔者又对西方的古典文献,尤其是托勒密的《地理学》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发现在这一作品中,有三处提到了吐火罗。它们分别是:在Serica东部有Thagurus山,在Thagurus山的附近有Thaguri人(19);在乌浒河(Oxius)附近居住着帕西加(Pasicae),在药刹河(Jaxartes)附近居住着依阿提(Iati)和吐火罗(Tachori)人(20);在巴克特里亚的Zariaspa附近,有一个名叫吐火罗(Tochari)民族,这是一个大的民族②。通过比较,我们从中能够惊奇地发现,托勒密的东部记录与玄奘的东部记录完全一致;托勒密的西部记录与玄奘的西部记录也完全相同,唯一不同的是托勒密还记录了在锡尔河附近有吐火罗人。我们由此也可以判断,《大唐西域记》记录的实际上是吐火罗迁移的起点和终点;而托勒密记录的则是吐火罗迁移的起点、中途点和终点。两者材料的结合恰好画出了大夏民族从东向西走过的一条基本线路,即东起中国西北,后经锡尔河再至巴克特里亚。
因为大夏和大月氏一样来自东方,他们很早就与中原王朝有过交往,所以张骞在到达大月氏不得要领以后,没有到其他地方去,而是到了中国古代较为熟悉的大夏,并在此地停留了一年多的时间。回来后,他又把大夏的情况报告给汉武帝,从而引起了汉武帝的高度重视,出现了汉政府动用人力开辟西南道以通大夏的壮举。
综上所述,周秦大夏与张骞所说的大夏是同一个民族,张骞所说的大夏是从周秦大夏迁移过来的,玄奘所说的位于阗东境的吐火罗故地与托勒密所说的Thagurus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他们较早的活动区域。后来他们又到了锡尔河,再后来到了中亚的巴克特里亚,以后它又被大月氏所征服。不过,大夏民族始终存在,大夏民一直生活在阿姆河地区。魏、唐时期出现的吐火罗实际上就是他们的后裔。
① 孔晁注:《逸周书》第3册(编号3694),卷七,251页,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
② 同上书,255~256页。
③ 郭璞注;《山海经》第3册(编号2996),篇十三,109页,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
④ 吕不韦:《吕氏春秋》第1册(编号0582),第2册(编号0583),卷五,148~149页,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
⑤ 吕不韦:《吕氏春秋》第1册(编号0582),第2册(编号0583),卷十四,343页,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
⑥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
⑦ 贾谊:《新书》(编号0519),卷九,97页,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
⑧ 刘安:《淮南鸿烈解》第1册(编号0586),卷四,125页,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
⑨ 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
⑩ 同上。
(11) 王国维:《观堂集林·西胡考下》,612~614页。
(12) Starbo,Geography,11,1,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first printed 1928,reprinted 1988.
(13) 对于这一问题,笔者已有另文考证。参见拙文:《张骞所记大夏考》,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6)。
(14) Justinus,Epitoma Historicarum Philippicarum Pompei Tro-gi,Prologi,41.
(15) Justinus,Epitoma Historicarum Philippicarum Pompei Tro-gi,Prologi,42.
(16) 班固:《汉书·西域传》。
(17) 玄奘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卷十二,1031~103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18) 玄奘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卷一,100~101页。
(19) Claudius Ptolemy,Geography,6,16,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s,Inc,1991.
(20) Claudius Ptolemy,Geography,6,12.
(21) Claudius Ptolemy,Geography,6,11.
早期丝绸之路探微/杨共乐著.-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