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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古代中国的一个罗马城市①

作者:杨共乐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在5年的中国城市和郡县名册上,有一座以古罗马的中国称谓命名的城市。古代的中国人和现在一样,一般不给他们的城市取外国名字。在那份有着1587个城市的名册上,仅有两个以外国名字命名的城市:一个为古名库车(Kuchu),另一个叫温宿(Wen-siu)。库车和温宿都坐落于中突厥斯坦(Turkestan)地区,我们知道这两个地方居住的都是来自中国境外同名城市的移民。由此可以推知:有一些来自罗马帝国的民众已经迁至中国,并建立了这座城市。
  这一结论听起来似乎相当不可思议。在古代中国和罗马帝国之间,贯穿着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绸经此运往欧洲。此路绵延4000多英里,环境险恶,多是沙漠高山。庞大的帕提亚帝国(Parthia)横跨其间。此国为罗马之死敌,罗马从未成功地将其征服。帕提亚有效地控制着丝绸之路,从不允许自由的罗马人穿越其境。介于帕提亚和中国之间的众多部族,尽管允许商队经过,但对外来居民的成群过境却始终控制严格。
  这座以罗马中文名命名的城市位于现在的永昌南部,地处甘肃省向西北延伸的狭长地带。公元前121年,中国人从匈奴手中夺取了这一地区,当地居民或逃脱中国人的控制,或被遣送至中国的另一边境地区。此后,中国人逐渐于此定居。据史书记载,公元前79年,匈奴入侵此地,并蹂躏了靠近罗马城市的番和县。既然史书并未提及前者,这似乎可以说明此城在当时尚未存在。首次提及这一地名的是在5年的中国地名册上。此外,《汉书》上还有9年篡夺帝位的儒教信徒王莽为这座城市所起的名字。王莽采用了孔子“正名”法,对所有地名都起了一个与之相应的名字,他把这座城市改名为“揭虏”,这一名字有两层意思:“摧毁城市时俘获的徒众”和“被安置的俘虏”。那么是不是中国人俘获了一些罗马军团的士兵,并把他们安置在靠近中国西北边境的镇上,让其充当边疆的守军呢?
  骊靬是这座城市的中文名称。它也被中国人用来称呼罗马和罗马帝国。后汉以后,中国人始称罗马帝国为大秦。166年,一位到达中国的人宣称他是“大秦王安敦(即:马尔库斯·奥里略·安东尼乌斯,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的使者。中国人称罗马帝国为大秦直到中世纪,之后才用拂菻(东罗马帝国之名)之名将其替代。《后汉书》在记载大秦时,一开始就这样写道:“大秦国一名犁鞬。”这一陈述在中国的其他史籍中也常出现,因此毋庸置疑。
  几乎可以断定犁(骊)鞬一名来自希腊语“亚历山大里亚”的中文转述和缩略。最初指的是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我们甚至可以讲出这个词如何在中国使用起来的情况。
  公元前110年到公元前100年之间,一个帕提亚国王的使团来到中国首都。据载在呈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中有来自犁靳(骊靬)的出色的杂技艺人,这些来自埃及亚历山大里亚的男女杂技艺人相当出名并被送至外国。既然帕提亚国王极为尊重中国皇帝,那他自然送来了他们所能找到的最好的杂技艺人。当人们问及这些杂技艺人来自何处时,他们当然回答说:“来自亚历山大里亚”,中国人不喜欢这个以元音开头的多音节词,也发不出准确的希腊音,就把它简化为“犁轩”。当中国人又获悉此地不同于帕提亚时,他们自然用亚历山大里亚这一名称来称呼这些杂技艺人之国。没有一个中国人到过罗马帝国,所以他们无法区别罗马境内一个重要地区与罗马国家之间的不同。此外,罗马人除了称他们的帝国为“Orbis terrum”,也就是“世界”之外,别无他称,以至这些杂技艺人发现很难用此来说明罗马帝国之名。可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促使中国人用犁鞬(骊靬)这一称呼来通称整个罗马帝国了。
  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在罗马帝国和中国发生的,使得欧亚大陆这两个端点联系在一起的一系列值得注意的历史事件。
  公元前60年,庞培经元老院批准在罗马举行一次凯旋式。他征服了本都(Pontus)、亚美尼亚(Armeria)、犹太(Judea),与帕提亚人订立了友好条约,并认真规划建立了对罗马新增领土的管理体系。然而,当他作为一位普通公民回到罗马时,却发现自己在政治上完全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恺撒和克拉苏为他解围,并共同结成前三头同盟。公元前59年,恺撒当选执政官,使庞培的东方措施得以批准。公元前55年,庞培和克拉苏成为执政官,后者不久出任叙利亚(Syria)总督。
  克拉苏为三头同盟提供了另外两人所缺少的大笔资金。这笔资金是完成其计划所必需的。克拉苏已经依靠低价买进被苏拉剥夺的政敌的财产而发了大财。他所最缺乏且最渴望得到的是军功——这在罗马被看做是最崇高的荣誉。到达叙利亚后,克拉苏不顾手下最优秀将领的劝告,发动了对帕提亚人的战争。公元前55年,他所发动的第一次战役流产。次年,他率领7个军团,4000名骑兵以及数量差不多的轻装部队进入帕提亚。双方在卡雷(Carrae)相遇。主要由骑兵弓箭手组成的帕提亚军队,包围了罗马人,发箭如雨,持续不止。帕提亚人避免与擅长格斗的罗马人近身作战。帕提亚骑兵在罗马步兵发动冲击前撤退,罗马人对此毫无办法。先前,罗马军团只要等到帕提亚人的箭射完,就可以发起冲锋。但这次不同,帕提亚指挥官准备了骑兵,为他们的弓箭手轮流运送新箭,于是弓箭手们可以整天向罗马人发射箭雨。克拉苏之子普布里乌斯(Pub-lius)指挥的辅助骑兵和部分军团土兵果断发动进攻,其结果仅仅是将这支队伍从主力部队中分离出来而已。军团士兵被迫组成一个外围以盾牌紧密相连的方阵来保护自己,这个方阵叫龟形阵。这样军团士兵们得以保全身体。帕提亚人于是抬高射点,箭飞越盾牌,伤及躲在盾牌后面的人。帕提亚人还向盾牌底下射箭,射中罗马人之腿,于是“他们的腿被深深地钉在地上”。当普布里乌斯·克拉苏的队伍同主力部队分离后,退至一个沙丘上,以盾牌相连组成龟形阵。凡是站在沙丘更高处超过盾牌防御线的人都中箭倒地。18年后,安东尼的部队在同样情况下又改进他们的战术:前排人跪下,盾牌抵地,保护站在后边人的双腿;第二排将盾牌举至头顶;剩下的人将盾牌举过头顶。通过这种新型的龟形阵,全军得以在帕提亚人的箭雨中保全。但是在卡雷,龟形阵还无法保护士兵的头或脚。
  帕提亚人于是以极小的代价击败了罗马人。入夜,克拉苏所带来的42000人中,20000被杀,10000人被俘,仅有1/4的人逃回叙利亚。我们对俘虏们以后的遭遇知之甚少。普林尼(Pliny)说他们被送到马尔吉阿纳(Margiana),守卫帕提亚的东部边疆。这一地区在中亚,包括今天的莫夫(Merv)。至于这10000名俘虏中有多少来到了这一地区,我们不得而知。从卡雷到马尔吉阿纳·安条克(Antioch)距离大约为1500英里,在这样一次跋涉中,俘虏们不可能得到善待。不过,他们都是非常强壮的人。我们的信息仅此而已。贺拉斯(Horace)猜测这些罗马人与蛮族妇女结了婚并在帕提亚军中服役。
  现在我们从乌浒河(Oxus)附近的马尔吉阿纳转向中国。在那里我们虽然找不到关于罗马和罗马士兵的记载,但从现有的材料中,我们可以找到证明这些罗马军团中的部分士兵最终到达中国的有关暗示。
  公元前2世纪,现在的蒙古(Mongonia)由被中国人称为匈奴的匈人占据。他们劫掠中国人,特别是在第一个匈奴皇帝冒顿统一蒙古之后更甚。冒顿建立了一个横跨中国北疆的庞大帝国,大致包括从满洲里(Manchuria)到巴克特里亚(Bactria)的全部地区。他自封为天子,这是这个匈奴语头衔的汉语音译,匈奴语读作单于(Chanyu)或(Shan-yu)。到公元前60年,连续的恶劣天气削弱了匈奴。匈奴单于死后,一场争夺权位的战争爆发,八单于争立。经过两年多的争斗,除了两位单于以外其余的皆被消灭。这两名单于是:呼韩邪单于,他由东部的贵族会议拥立,可能是合法的统治者;郅支单于,他是呼韩邪单于的哥哥(可能是同父异母的哥哥)。郅支单于打败了呼韩邪单于。于是,呼韩邪寻求中国的帮助并把儿子送到中国,入侍汉朝。(按中国的惯例是将盟国的王子留在朝中。部分原因是将其作为人质以保证其父行不越轨;部分原因是让这个将来可能成为重要人物的孩子记住中国的文明和实力)。郅支同样也把儿子送至中国朝中,呼韩邪为显忠顺,恳请获准参加中国一年一度的新年朝觐。因为无法对匈奴行使征服,所以呼韩邪受到了汉朝政府的盛情款待。明智的汉朝皇帝像招待客人一样款待他,把他视作皇帝,置于诸侯王公和贵族之上。单于收到大量馈赠,两个月后被护送回内蒙古,获准在那里占据中国的某些边远要塞。中国人为支付抵御匈奴入侵所需的大量钱财,被迫征收重税,不仅征收财产税、人头税,而且对被匈奴人卖为奴隶的中国俘虏也征税。在以后的数年里,中国人总共给呼韩邪送去了20000蒲式耳的谷物,从而使他能够吸纳大批的匈奴追随者。
  郅支害怕他的对手,于是离开蒙古并试图与乌孙结盟,乌孙人可能是哥萨克人(Cossacks)或吉尔吉斯人(Kinrghiz),那时住得比今天更靠东。但乌孙是中国的盟友。他们杀了郅支的使者,把使者的头颅送至中国。郅支成功地发动奇袭,打败了乌孙军队,但还是无法征服乌孙。于是他向北发展,征服了位于今天西西伯里亚(Sibenia)的三个王国,建都坚昆。坚昆可能是现在的欧姆斯克(Omsk)或托姆斯克(Tomsk)。正如对蒙古人或其他草原游牧民族一样,对匈奴人来说,管理1000英里的草地易如反掌,毫不困难。
  郅支认为现在安全了。他给中国朝廷送去一信,佯称内附中国并要求送还其入侍朝中的儿子。中国司马谷吉奉命护送其子回国,但中国官员了解郅支并对他缺乏信任,一名御史大夫认为;谷吉应送其子至塞而返。但谷吉回答说:这个男孩在中国生活了十余年,而且为了将来与他父亲搞好关系,也应将他安全地送至其父的宫中。汉朝政府绝对是个官僚政府,就此事接连讨论了三年,最后获首席将军同意,汉元帝才决定接受谷吉的大胆建议。公元前42年元月,谷吉率手下护卫出发,抵单于朝廷,并皆为匈奴所杀。
  与此同时,位于郅支帝国南面的独立王国粟特(Sogdiana)深受乌孙侵扰之苦。郅支由于击败了乌孙,赢得了很高的声望。他是一位匈奴单于(皇帝),而且乌孙一度臣服于匈奴。所以粟特王邀请郅支入居粟特东部,在那里郅支得到了一块比北方寒冷地区肥沃得多的土地,他也能保护粟特免受乌孙之害。郅支听说呼韩邪日益强大,而且越来越意识到冒犯中国是件非常严重的事,他开始害怕中国人为复仇而向他发动秘密进攻。于是他接受粟特的建议,双方订立了协约。粟特送给他几千匹骆驼、驴、马,但是郅支的队伍在路上遭遇严寒,仅有3000名匈奴人安全抵达粟特。
  粟特国王盛情款待郅支,与他结成坚实同盟。粟特王把女儿嫁给郅支;郅支则把自己的女儿嫁给粟特国王。郅支率粟特军队进攻乌孙,入其腹地,屠杀、奴役乌孙人,抢走他们的牛、羊。乌孙被迫撤退,放弃了西部300英里的领土。
  此后郅支居功自傲,他断绝了同粟特的关系,杀死粟特王之女及粟特民众数百。他在都赖水河上为自己修筑了一座牢固的城池。可以断定都赖水河就是今天的塔拉斯河,是流经药刹河(Jaxartes)至巴尔喀什湖(Balkash)之间的沙漠后自行消失的诸多河流中的一支。据斯特拉波记载:郅支向奥西(Aorsi)和费尔汗那(Farghana)强征年贡。
  中国人对都赖水河流域感兴趣,因为丝绸之路经过此地。为了防御西部边境,他们在今天新疆塔克拉玛干(Taklama-kan)沙漠富饶的边缘地带设立了一个名为西域都护的官方机构,配备一支训练有素的精锐流动部队。分布在沙漠边缘绿洲上的小王国都臣服于中国并在接到中国皇帝诏令时为都护提供辅助部队。中国政府不时向各地派出使者密切了解中亚,特别是丝绸之路沿途的情况。
  汉廷曾连续遣使三辈至康居求谷吉等人之尸首。但郅支极不友好地对待他们并傲慢地回应西域都护的要求。
  公元前38年,两个年轻人,甘延寿作为西域都护和骑兵总司令(骑校尉),陈汤作为他的副手和副校尉来到西部边疆地区。甘延寿出身良家,有一个无可指责的履历。陈汤雄心勃勃、勇敢、足智多谋且小心谨慎。他初到朝中时,因犯错而失去为官的机会。为获取更高的职位,他数次求使外国。在被任命为都护的副手之前,他已经几次为使出访,如今他对西域地区十分熟悉。
  陈汤从郅支扩张势力并力图在中亚建立一个大帝国的明显企图中预见到中国将受到的巨大威胁。他知道中亚土城无法抵挡训练有素的中国军队。蛮族兵刃朴钝,弓弩不利,汉人在武器上占有优势。他更知道在当地人的配合下,都护指挥的汉军现在就能够战胜郅支,取得辉煌的胜利。但是如果他们等到匈奴加强了安全措施再动手,那就太晚了。甘延寿同意他的意见,但指出他们必须首先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陈汤认为:上报朝廷将会引起官僚的拖延;且朝廷一向节俭,必以远征耗费太大而不予批准。就在这时,甘延寿病了。
  远征的诱惑对陈汤来说实在太大。他胆大妄为,独矫制发城郭诸国兵、车师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准备出征。
  甘延寿闻之,惊起,欲止之。但真正危险的举动——伪造皇帝诏令的重罪业已犯下,无法收回,所以,陈汤半威逼半说服,敦促他的上司抓住这一可以带来不朽名誉的机会。当40 000人的军队聚集完毕,甘延寿和陈汤一面给东方朝廷上疏自劾矫制,陈言兵状;一面发兵西进,时为公元前36年秋的同一天,任何撤回命令都无法对其产生影响。
  一半军队经塔克拉玛于沙漠南部翻过阿尔泰山(Altai),穿越费尔汗那。另一半军队由甘延寿和陈汤率领从现在的乌什出发,穿过沙漠北部,然后折向西。在路上他们与一支劫掠乌孙的粟特军相遇,陈汤率领部众袭击这支军队,杀死3460人,释放了被粟特人抓获的170个俘虏,把他们送还给乌孙统治者。从粟特入侵者手中夺回的马、牛、羊被乌孙王作为回报送给陈汤作军粮。
  当他们进入粟特时,陈汤禁止军队劫掠。他与一些憎恨郅支的粟特贵族立下秘密协定,并从中获得有关郅支的重要情报。中国军队在距郅支城15英里处扎营。第二天推进到8英里之内。
  中国关于该城陷落的记述可以明显地分为九个场景。它们显然来自描述城市陷落的画卷。这种描绘当时作战情景的画卷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下面我就将中国《汉书》里的相关内容翻译如下:
  (第一场景)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赖水上,离城三里,止营傅陈。望见单于城上立五彩幡织,数百人披甲乘城,又出百余骑往来驰城下,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陈,讲习用兵。城上人更招汉军曰“斗来!”
  (第二场)百余骑驰赴营,营皆张弩持满指之,骑引却。颇遣吏士射城门骑步兵,骑步兵皆入。
  (第三场)(甘)延寿、(陈)汤令军闻鼓音皆薄城下,四面围城,各有所守,穿堑,塞门户,卤楯为前,戟弩为后,印射城中楼上人,楼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从木城中射,颇杀伤外人。外人发薪烧木城。
  (第四场)夜,数百骑欲出外,迎射杀之。
  (一个纯文学的插叙)初,单于闻汉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己,为汉内应,又闻乌孙诸国兵皆发,自以无所之。郅支已出,复还,曰:“不如坚守。汉兵远来,不能久攻。”
  (第五场)举于乃披甲在楼上,诸阏氏夫人数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单于鼻,诸夫人颇死。单于下骑,传战大内。
  (第六场)夜过半,木城穿,中人却入土城,乘城呼。时康居兵万余骑分为十余处,四面环城,亦与相应和。夜,数犇营,不利,辄却。
  (第七场)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钲鼓声动地。康居兵引却。
  (第八场)汉兵四面推卤楯,并入土城中。单于男女百余人走入大内。
  (第九场)汉兵纵火,吏士争入,单于被创死。军侯假丞杜勋斩单于首,得汉使节二及谷吉等所赍帛书。
  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上述细节描写中的某些问题。首先,在第一幕场景的描写中,有这样的记录,“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阵”。“鱼鳞阵”(fish—scale formation)一词在中国历史文献中是绝无仅有的。这引出一个问题,即具有何种性质和民族性的军队能够布出如此复杂的阵形。要布成一个像鱼鳞一样非常整齐的阵形需要有极高的纪律和训练水平。这样的阵形不是任何游牧民族都能完成的,比如匈奴就不行。游牧民族和野蛮人只会一窝蜂地冲上去作战,比如高卢人就是如此。在战争中要布成一个整齐的阵形只有那些像职业军人一样经过长期训练的人才能做到。
  这会是希腊人吗?巴克特里亚的希腊政权被野蛮部落推翻发生在公元前141年到公元前128年之间,大约是公元前130年,几乎发生在陈汤远征100年以前。威廉·塔恩先生写信告诉我:
  “我看不出那时的‘鱼鳞阵’与马其顿方阵或希腊方阵有怎样的关系。或许暗示有关方阵的记忆在粟特人中保存了一个世纪……任何有关希腊方阵的想法似乎都不可能。马其顿方阵只使用小的圆形盾牌,手持这样盾牌的士兵列阵时无法紧密相连摆成‘鱼鳞阵’。”
  当我放弃“鱼鳞阵”可能代表古罗马军队的龟形阵这一想法时,威廉·塔恩先生首先提醒我,离郅支城不远的地方有罗马军团的士兵。这些罗马人在到达马尔吉阿那之前已在军团里当兵谋生。而希腊人、塞加人和其他民族一般都以当外国雇佣军谋生。罗马政府将所有够格的罗马人招募至军团里,从而使他们不用去国外当雇佣军。居住于马尔吉阿那的克拉苏战俘由于远离罗马本土,毫无返回的希望。于是有一部分罗马人逃离可憎的帕提亚,成为其他统治者的雇佣军,这也是很自然的事。
  从波斯边境乌浒河旁的马尔吉阿那地段到都赖水河边的郅支城,大约有400~500英里,而从克拉苏战败到中国人看见郅支城前士兵布列典型的罗马龟形阵已达18年。别的军队皆未使用过这些龟形阵。罗马军队使用的长方形长盾,其正前面呈圆凸状,手持长盾的士兵并肩站在一起。这种景象在一个标准的中国平视者看来,在一位从未见过龟形阵的人看来,真的极像鱼鳞。
  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而言,古罗马方阵的突出特征是士兵的头上没有盾牌来充当抵挡射击物的掩体。图拉真纪功柱在表现 102年一些军团对达西亚堡垒发动猛烈攻击时,展示了这个阵势。但是,龟形阵正常或真正的用途并非是用作掩体。罗马人不是弓箭手。他们的弓箭手完全是辅助性的,他们宁愿赤手空拳肉搏,自然处于劣势。他们需要一种抵挡弓箭的保护物,于是找到了坚固得足以抵挡各种弓箭的古罗马长盾。长盾是用一些坚硬的长木片牢固地组合而成的,外面用羽毛之类的东西加固。当罗马人面对箭雨时,他们自然地把长盾连在一起。长盾外形是长方形,其阵势构成一道抵挡弓箭的安全屏障。从对卡雷战役的描述中我们知道,克拉苏军队不用长盾挡头。而在马尔库斯·奥里略纪功柱之上的龟形阵则展示了较为简单的战术。任何士兵倒下都会构成对阵势的破坏,所以阵势需要由具有高度纪律性和专业化的军队组成,因为在面对敌军时,他们必须保持坚定,并且习惯于集体作战。没有像罗马长盾这样的武器,也没有像罗马龟形阵这样的陈列,更能被中国人描述成“鱼鳞阵”了。
  郅支城中确有罗马人,这也为中国人所发现的城外重木城所证实,威廉·塔恩这样写道:“在文学里或考古学里,我不记得何曾见过有哪一个希腊城邦的城墙是带重木城的。城墙外建一沟渠的做法(或一个大堡甚至有三条沟渠)是绝对存在的。”然而,罗马人惯于用木城来加固他们的沟渠,特别是在大门前。只要水上有桥的地方,就会建起栅栏。这一栅栏或建于岸上、或建于桥下。匈奴是游牧部落,他们在蒙古除了有中国降将所建的一些非常少的城市外,没有别的城市。在粟特,郅支单于当然要找最好的军事帮手,而罗马军团的士兵在筑城方面能提供无与伦比的帮助。中国人在粟特所见到的“重木城”是当时罗马在筑城方面的普遍特征。由此可见,郅支单于在修筑城防时,无疑得到了罗马人在工程上的帮助。
  对于郅支来说,他利用罗马人来充当雇佣军是相当自然的。他的盛名使费尔汗纳和别的城市皆向其纳贡,他有支付雇佣军的费用来源。郅支身边没有大批的匈奴人,因为他的追随者中除了仅有的3000人外,其他的都冻死在天寒地冻的通往粟特的道路上了。当他与粟特人开战时,他当然不相信当地人。而另一方面,罗马人会自然地被吸引到一个著名的勇士身边来,因为这个勇士宣誓要与可憎的帕提亚人成为对手,所以,在郅支人与罗马人之间存在着互为利用的关系。
  甘延寿和陈汤在给皇帝的报告中说他们杀了1518人,其中包括郅支单于的夫人们、太子和名王等,生虏145人,降虏1000多人。这些人作为奴隶赋予城郭诸国所发十五王。如果我们将“145俘虏”人数与在郅支城外摆鱼鳞阵的“100多名士兵”人数相比较,就会发现两者实际上是同一批人,这一结论显然不会有误。陈汤所俘的应该是145名罗马人。这些人并没有投降,而只是停止战斗,正如色诺芬远征军在库那克萨(Cunaxa)打仗时得知他们的雇主被杀之后所做的那样。他们极可能仍保持着阵势,这是一群由自我防卫能力的人所组成的一个令人生畏的群体,只有职业军人才能做到,
  这些罗马人似乎自由地选择去投靠中国人。因为对于他们而言,逃至四周荒凉的沙漠将意味着饿死。他们不像野蛮人那样能在草原上养活自己,而返回帕提亚,也同样意味着死亡,因为他们是从边境卫兵的岗位上逃出来的。至于中国人,则相反,他们欢迎能守卫其边疆的勇猛战士。在中国,这些罗马人被安置在一个特意建造的边城里,中国人给这个城市命名为骊靬。中国史学家没有注意到这件事,因为这对中国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事,我们在中国县名目录中发现了骊靬,王莽按儒教原则将其正名为“揭虏”,即“被安置的俘虏”。这个名字本身就足以说明罗马人确曾到了中国并被安置在那里。
  罗马影响的另一证据是向朝廷陈送的远征报告,这一报告中包括进攻图,此图为班固所描述。毫无疑问,这些画面是真实的。正如狄乌文达尔克教授所说:“应该记住的是,绘画出战争中一系列人物杂乱活动的场面比用语言对之作出明晰的描述要容易得多。而另一方面,对画面作文字说明也很容易。”
  在史书有关的编年纪事中,我们进一步发现了与这次战役有关的记载:
  “四年春正月(公元前35年2月),以诛郅支单于告祠郊庙。赦天下。群臣上寿置酒,以其图书示后宫贵人。”
  很自然,在每年一度的朝会和祭祀上大家一起庆祝这场非凡的胜利。那时儒教认为冬天是杀伐之时,所以惩罚性的远征都被有规律地安排在冬天。春天来临之前,陈汤得到了众人对其大捷的盛赞。图书,即“文件与图表”也被拿来向后宫贵人展示,这是史无前例且令人惊讶的。是什么样的图书,居然在后宫贵人看来如此有趣。
  《萧何列传》提供了“图书”一词的最具权威性的证据:
  “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夺金帛财务之府分之,何独先人秦丞相御史律令藏之。沛公具知天下塞,户口多少,疆弱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图书也。”所以图书一词包括地图、户籍、朝廷奏章,等等。
  从下面的事实看,“图”包括地图是显而易见的。《汉书·地理志》中关于琅琊郡长广县有载:“奚养泽在西,秦地图曰剧清池。”可见到1世纪,当班固编写《汉书》时秦朝的地图仍被完好保存。
  广义的“图”可以指任何被描绘的东西。“书”从字面上讲是“写”,是一切写出来的东西的总称。班固所著《汉书》,即“汉代的书”中的书显然是指“书籍”。
  但是图表或地图、朝廷奏章和有关文件这类东西一定不会被后宫贵人所赞赏。后宫贵人中鲜有识字者,而拿上述文件让妇女们看,未免太形同儿戏。在这儿,我们肯定不能狭义地理解“图书”,认为它仅仅指的是“地图与文件”,一定有关这场胜利战争的画卷——班固能清晰地分场描写这场战争就是明证。
  正如狄乌文达尔克教授所指出的,有充分证据证明中国前汉时期拥有高超的绘画艺术。而且军队穿越人迹罕至的地区需要用地图来记录他们的路线。
  古代地图不像我们今天的地图。他们画出一个个位置,标在画纸的适当地方。这样的地图需要的不是制图员,而是画家。李陵的先例和陈汤“每过城邑山川,常登望”的行为,很明显地说明他在去粟特的途中带有记录其路线的画家。这样的地图一定需要很长的绢轴(此时纸尚未发明)来描绘沿途风景。画绢的旁边留有大量的空白,以便绘制别的东西。
  汉代的中国画——我们有许多这方面的描写——只能描绘著名人物、道德故事和神话。除了陈汤的报告之外,我们还未听说有描绘当时实际事件的图画。有关郅支城被攻陷的画面在中国绘画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它们对中国艺术产生了新的影响。
  众所周知,在罗马的凯旋式上经常使用大量图画。“塔楼林立,代表被占领械市,展示着战争功绩。”在从粟特返回中国的路途上或这之前,陈汤一定与这支罗马军队的长官谈过话,询问过他母国的情况。他们以前的战绩说明他们的长官必然是一位足智多谋的人。因为他正与一位获胜的将军一起回来,所以他一定向陈汤描述了罗马的凯旋式。克拉苏军队里有一些庞培的老兵,这些罗马人也许曾亲眼见过或参加过发生在公元前60年(即比卡雷战役早七年)庞培的凯旋式。在庞培凯旋式上有表现米特里达梯和与其同死的女儿们以及死在他之前的儿女们的画面。在韦斯帕芗和提图斯的凯旋式上,“丰富而典型的战争场面,各自独立,提供了非常生动的战争画面”。
  上述罗马人的做法与陈汤远征地图上的画面特征完全吻合,而班固对这次远战的详细描述则依赖于陈汤的画面。像陈汤这样想象力丰富而敏锐的人,听说在罗马凯旋式上能用几个典型的战争画面表现一场成功的战役,他一定会利用这种表达方式,引起中国朝廷与皇帝对他那卓越战功的注意。
  甘延寿与陈汤也很需要用这类办法来夸耀他们的战功。因为甘延寿曾违元帝之宠臣石显之意,拒娶其姊为妻。石显对此耿耿于怀。陈汤素贪,所虏获财物入塞多不法。两人又都犯有矫制诏书之罪。大臣们当然不会原谅这两位出使时未能按计划行使正当权力的军官。所以这两人都需要想法打通京城官僚们并让京城要人知道他们的胜利。
  上文所引是班固《汉书》中能找到的唯一清晰地描述战争的文字,其编写依据是档案材料——朝廷奏章、奏折,等等。所有这些都收藏在帝国的藏书阁里,班固写史时被获准自由出入此地。毫无疑问,他应该看到陈汤的原始报告和地图。
  我们也许应该把当时战争场面引入中国绘画主题的功劳归之于罗马的凯旋式。不过,这种风格在中国并没有流行起来。儒教并不赞美夸耀军功。但是一幅描绘129年之前于小汤山墓室东墙发现的汉人与中亚野蛮部落之间的战争画面仍保存着。宋代,1057年狄青死后,有人给皇帝献上两幅归仁铺战线图。于是皇帝在上面写了赞美之词,将之作为祭奠狄青的祭祀文。18世纪由“中国王朝征服者”乾隆皇帝监督塑成的16尊辉煌的雕塑又重现了这种风格。《满洲实录》(Veritable Records of the Founder of the Manchu House)一书里记载了乾隆的辉煌战绩,并配有插图。中国从来没有凯旋(Triumphus)和小凯旋(Ovatio)之类的仪式,儒教不赞成赞美纯粹的军事功绩,所以这类绘画也从没能流传下来。
  结论:公元前36年,甘延寿和陈汤在中亚遇到了一些克拉苏军团的士兵,并把他们带回中国。中国的文献记录了这次远征,并用了中国其他作品中从未出现过的一个词来描绘这些军团的阵势,这个词只能是龟形阵,一种罗马士兵才能布成的阵式。被中国人围困的匈奴城为重木城,这不为中国人或希腊人所知,而常为罗马人所用。用绘制典型场景来表现战争,这是罗马凯旋式的惯用手法,而在中国是不曾见到的,可是在这次远征报告中恰恰出现了这种表现手法。更具说服力的是,公元前79至5年,中国出现了一个由古罗马的中国称谓命名的城市骊靬,名字本身就说明该地住有来自罗马帝国的人。
  两位事件参与者的结局可谓有趣。甘延寿和陈汤在上疏中认为他们仰赖皇帝陛下神灵,行天诛,杀死了郅支单于,建议将郅支单于的头悬在蒿街蛮邸间,“以示万里,明犯疆汉者,虽远必诛”。
  但是他们最担心的事发生了。两位权臣冷冷地回答说蛮夷已知此事,宜勿悬。两位将军战战兢兢地回答:宜悬十日,后埋之。皇帝谦逊地采纳了后一种意见。司隶校尉移书道上,欲收甘延寿和陈汤下狱受审,陈汤上疏质问司隶是否在为死去的郅支单于报仇。皇帝立即下令用酒食犒赏陈汤的军队。
  等到论功之时,石显和另一位有权的宦官提醒皇帝,认为延寿、汤擅兴师矫制,幸得不诛,如复加爵,则后奉使者争欲乘危徼幸,生事于蛮夷。皇帝内心嘉许甘延寿和陈汤,想犒赏他们。但也难违丞相之议,所以此事久议不决。
  终于,一位耿直的儒生故宗正后来有名的刘向上疏曰:两位出使的军官承圣旨斩郅支单于之首,若其所得待遇太低,就不能鼓励人民从事军事行动。他们的远征不费国家分毫,其立之功大大超越所犯之过。所以应免除其过,并赏其爵位。于是皇帝下令赦免其过,召集公卿商议封爵之事。议者都认为他们斩了单于之首应获得适当的军功奖赏。但两位宦官认为:郅支本亡逃失国,窃号绝域,非真单于。皇帝打算封他们千户侯。两位宦官再提异议。最后甘延寿被封为义成侯,赐陈汤为关内侯,食邑各200户。另外各赏黄金100斤,拜甘延寿为长水校尉,陈汤为射声校尉,每人每年俸禄2000石。甘延寿寿终正寝。陈汤后来被指控受贿而丢爵罢官,并因别的不正当行为被充军边疆,最后被召回京,并死于京城。
  关于这些罗马人,除了那个中国西部城市骊靬继续存在下去外,我们一无所知。这个城市是不是殖民地,我们不得而知。这些罗马人人数太少,无法从罗马元老院获取建制。但是,它一定是按罗马模式建成的。这些人不是逃到中国的,而是自由人,所以无论如何不会顺从中国的行政统治。中国政府基本上让这些人独立行事,只要其保留臣服、和平、纳税并服一定兵役即可。中国一定给这些罗马人派了一个首领或长官来监管这座城市。罗马人与中国妇女结婚生子是肯定的事,这座城市此后又延续了好几个世纪。不管是不是某种殖民地(Colo-nia),这个地方一定成了罗马人的聚居地,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亦可称为罗马的殖民地。
  此城被列为中国的一个县,一直到5世纪才改变。那时它的重要性和人口都下降了。它被并入近邻番和县,但这个城市依然存在,因为7世纪时颜师古与一些从骊靬来的人谈话,记下了当地的发音,表明这些人在拼读名字时仍带一个“x”,正如“亚历山大里亚”一样。这种拼读法向我们证实罗马的传统依然留存在这个地方。大约746年,当吐蕃攻袭此地时,此城可能被毁,不再有人居住。此后,有关这座城市的记载也就消失了。正如所有伟大的民族一样,中国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一百多位罗马人对这样一个容纳了许多其他民族的大国来说显然是微不足道的。罗马人在古代中国的出现表明世界实在太小,即使是那个时代也是如此。
  ① 此书为Homer Dubs所著。
  

早期丝绸之路探微/杨共乐著.-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