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割据政权下的丝路交通
　　(一)魏晋时期的丝路交通 公元2世纪末期，声势浩大的黄巾农民大起义动摇了东汉的柱基，各地豪强纷纷乘机扩充势力、抢占地盘、互相讨伐、争战不休。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发生的“赤壁之战”，确立了魏、蜀、吴三足鼎立的基础。延康元年(公元220年)十月，曹丕废汉献帝刘协为山阳公，即皇帝位为文帝，改国号为魏(曹魏)，定都洛阳。曹魏以开渠积谷为武备之道，屯田和发展交通，成为三足鼎立时期疆域最大、势力强盛、经济繁荣的政权，它的疆域东至东海，南达江淮，北连辽东，丝路交通也在其统辖之中。
　　曹魏所辖域内社会稳定，蚕桑业的恢复，域内丝绸贸易的活跃，为丝路交通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魏文帝黄初三年(公元222年)，鄯善、龟兹、于阗遣使通魏以后，使自东汉末年由于战火纷飞、社会动乱而中断数十年的丝路交通复通。《三国志·东夷传》记载：“魏兴，西域虽不能尽至，其大国龟兹、于阗、康居、乌孙、疏勒、月氏、鄯善、车师之属，无岁不奉贡献，略如汉氏故事”。曹魏的疆域、国力远不及两汉，其政治影响和经济实力也无法和两汉相比。因此，不可能象两汉那样与西域诸国进行广泛的往来。但是，西域一些大国，既需要在政治上得到曹魏的支持，又需要在经济上与曹魏进行以丝绸为主的贸易，所以，仍然按照两汉的旧例，岁岁奉献朝贡。曹魏与西域的关系，在魏明帝时有了新发展。太和元年(公元227年)，“焉耆王遣使入侍”。太和三年“大月氏王波调遣使奉献，以调为亲魏大月氏王”，同年“赐车师王壹多杂守魏侍中，号大都尉”。这些都说明曹魏与西域一些民族政权或国家的政治交往进一步密切。
　　曹魏咸熙二年(公元265年)十二月，司马炎代魏建立晋朝时，曾“设坛于南郊，百僚在位及匈奴南单于，四夷会者数万人”[1]。“四夷会者”中，包括有西域的使者与商贾。据史籍记载：泰始六年(公元270年)九月“大宛献汗血马，焉耆来贡方物”；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八月，“车师前部遣子入侍”；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八月，“鄯善王遣子入侍，假其王归义侯”；太康五年(公元284年)，大秦国遣使奉献。翌年，“焉耆遣于入侍”，晋武帝遣使杨颢拜兰庾为大宛王；太康八年(公元287年)十二月，西域康居国遣子来献。近代在新疆地区出土的文物中，亦发现不少西晋与西域频频发生社会联系的简牍。
　　魏晋期间，在今新疆的海头和高昌，设有西域长吏和戊己校尉，同时还置有西域校尉和宜禾都尉，协同统辖西域。西域长史属下有一套相当严密的组织，分管军务和民政事宜。
　　魏晋期间丝绸之路的大致走向是：从京都洛阳西行，经汉函谷关、渑池、陕州、秦函谷关、潼关、宁秦(今陕西华阴)、临潼、长安、周至、眉县、陈仓(今陕西宝鸡)至秦州(今甘肃天水)，亦可自长安经咸阳、好畤、雍，到秦州、陇西(今甘肃临洮)，或北行经金城(今甘肃兰州)至凉州(今甘肃武威)；或经枹罕过黄河进入湟水流域，再经今西宁出扁都口至张掖；或从长安北上，经咸阳、云阳(陕西淳化)、栒邑、庆阳、环县、蒲骨律(今宁夏灵武)、渡黄河进入河西至凉州，然后西行经甘州(今甘肃张掖)、肃州(今甘肃酒泉)至敦煌。
　　随着丝路交通的恢复，中西政治交往、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增多，丝路交通也有新的发展。“从敦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从玉门关西出，经若羌转西，越葱岭，经悬度，入大月氏为南道；从玉门关西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庐仓，或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楼兰，转西至龟兹，至葱岭为中道；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为新道。”[2]
　　从敦煌西出的南道主干线仍如汉时。从敦煌至扜泥(今新疆若羌)之间有两道：一为“山路”，沿阿尔金山坡行走，路虽崎岖，但有水草，宜夏季行走；另一条是“沙漠路”，傍阿尔金山脚与沙漠相交处行进，路较平坦，水草较少，宜冬季行走。从扜泥经于阗(今新疆和田)至莎车，再向南抵蒲犁(塔什库尔干)也有二道：从盖孜履冰，溯河而上抵蒲犁为冬道，因盖孜河水阻绕山而行，至公主堡，沿河西行，翻明铁盖达坂，至今阿富汗、费尔干纳，抵阿拉伯各国；另一道由公主堡西南行，越红其拉甫达坂，到克什米尔地区，即汉代的天竺北部。在南道上魏晋时有隶属于鄯善国的且末国、小宛国、精绝国、楼兰国，隶属于于阗的戎卢国、扜弥国、渠勒国、穴山国、皮山国等。
　　从敦煌西出的中道，即西汉时的北道，主干线无大变化。至疏勒后，一路西行经乌恰至斯姆哈纳，翻越隘口而到今吉尔吉斯斯坦等地；另一路由疏勒北行，过吐尔尕特山口，到今吉尔吉斯斯坦地区。从疏勒至莎车与南道合至蒲犁也是一条通道。由温宿向北，沿木扎尔特河而上，翻越冰川达坂，即穆素尔岭，到赤谷亦为一路。在中道上，魏晋时有隶属于焉耆的尉犂国、危须国、山王国；隶属于龟兹的姑墨国、温宿国、尉头国；隶属于疏勒的祯中国、莎车国、竭石国、渠沙国、西夜国、依耐国、满犁国(即蒲犁国)、亿若国、榆令国、捐毒国、休循国和琴国。疏勒以西则是大宛、安息、条支、乌弋(一名排特)、大秦等国。
　　从敦煌西出的北道，即东汉和魏晋时的新北道，这条道由敦煌北上，过流沙至伊吾(今新疆哈密)，沿天山南麓，经高昌、龟兹、转入中道；另一路自伊吾沿天山北麓，经巴里坤西行到吉木萨尔、今乌鲁木齐一带，西至伊犁河流域。在北道上，魏晋时期有隶属于车师后部王的东且弥国、西且弥国、单桓国、卑陆国、蒲类国、乌贪訾离国，还有乌孙等国。
　　(二)北魏期间的丝路交通 “淝水之战”后，公元386年拓拔珪恢复代国。不久，改称“魏”，史称“北魏”或“元魏”。
　　在拓跋焘统一北方以前，北魏与西域之间在政治、经济上都很少联系。公元439年北魏统一北方前后，国势日益强盛。太延元年(公元435年)，西域龟兹、疏勒、乌孙、悦般、渴槃陀、鄯善、焉耆、车师、粟特等国始遣使到平城贡献方物。北魏也遣行人王恩生、许纲等出使西域，但因故未能到达。太延三年(公元437年)，北魏遣散骑侍郎董琬、高明等出使西域9国，乌孙王遣使到破落那(即大宛)、者舌(即石国)，旁国闻之，亦多遣使通魏，多达16国，“自后相继而来，不间于岁”[3]。董琬之行使西域16国与北魏建立了密切的往来关系。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魏进攻吐谷浑，慕利延逃往于阗，杀其王，据其地。因鄯善封闭魏通西域的道路，故发兵攻之，鄯善王降，西域复通。太安三年(公元457年)于阗等50余国遣使到平城朝魏，贡献方物。
　　北魏迁都洛阳后，更重视与西域诸国的政治、经济交往，同西域关系的密切程度远远超过魏晋，仅宣武帝、孝明帝在位期间(公元499～528年)，西域诸国遣使到洛阳，向魏纳贡朝献的就多达82个国家(或部落)，位于最西方的是波斯、大秦，处于最南方的是南天竺。这些国家都有来朝，只是来朝的次数多少不一，其中来朝次数最多的是*(左口右厌)哒和疏勒，分别为12次和9次；其次为乌苌6次；再次为于阗、波斯和南天竺各5次；悉万斤、罽宾、乾达各4次，其他则至少1次。为了热情接待，妥善安置外来的使者和商贾，比魏特在京都洛阳城南、洛水永桥至伊水北岸圆丘之间的宣阳门外御道两侧，建造了四夷馆和四夷里，《洛阳伽蓝记》上说：宣阳门外“御道东有四馆：一名金陵，二名燕然，三名扶桑，四名崦嵫；道西有四里：一曰归正，二曰归德，三曰慕化，四曰慕义”。“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赐宅慕义里”。这里所谓西夷来附者，主要是来自西域诸国的使者、僧侣、学者等。尤其沿丝绸之路来魏贸易的商人，人数之众实属空前，地处天下之中的洛阳，遂成为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当时“自葱岭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款)服，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矣。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树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4]。它说明远在地中海岸边的大秦(古罗马)也同北魏有着经常性的贸易关系，此时已是丝绸之路的西方起点。据有关史籍记载，北魏时京都洛阳城内约有人口10.9万户，外来附化之民(主要是西域诸国常任或定居洛阳的商贾)竟达1万多户，占整个城市人口的十分之。丝路交通的繁荣与洛阳的繁荣息息相关。北魏与西域诸国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密切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由于丝路交通的畅达，中西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密切，北魏对西域地区的了解也比两汉、魏晋更为广泛和深入。在《北史·西域传》中列出的西域国名就有70个(实际涉及的还要多一些)，分为4个大的区域：“自葱岭以东，流沙以西为一域；葱岭以西，海曲以东为一域；者舌以南，月氏以北为一域，两海之间，水泽以南为一域。内诸小渠长盖以百数”。按区域介绍西域诸国情况并且知道在这4大区域之中还包括100个“小渠长”(即小部落)，这是魏晋以前所不了解的。对于大秦(古罗马)以西的情况，北魏对其了解也超过了前代。“从安息西界循海曲亦至大秦四万余里，于彼国观日月星辰，无异中国”。因此《北史·西域传》批驳说：“前史云：条支西行百里，日入处，失之远矣”。这说明，北魏时期曾有人亲至大秦作过实地考察。
　　对于通往西域的线路，即通向中亚、西欧的丝绸之路，北魏也有新的了解。《北史·西域传》上说：“其出西域本有二道，后更为四道：自玉门渡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为一道；自玉门渡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车师为一道；从莎车西行一百里至葱岭，葱岭西一千三百里，至伽倍为一道；自莎车西南五百里，葱岭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斯为一道焉”。这些通达西域的交通线路，比起两汉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只是了解得更详细一些，其后增加的两道均起自莎车，实为两汉时南道的延伸。北魏的“西戎校尉府”置于南道鄯善扜弥城。魏晋时出玉门关的三道至此改为两道，而不再经楼兰，楼兰故道也逐渐不通了。
　　北魏建国初期，为统一西北向姑臧进军时，又开通了自平城向西经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土城子)、统万镇(今陕西靖边县红墩界乡白城子)、西安州(今宁夏盐池县)、灵州(今宁夏灵武县)到达姑臧(今甘肃武威)的鄂尔多斯南缘沙漠路。太延五年(公元439年)，北魏灭匈奴族沮渠氏建立的北凉后，又接通张掖，打通了经过河西走廊通达西域的道路，但这条河西道经常为柔然所梗阻，但吐谷浑与北魏关系比较密切，因此北魏使臣赴西域多走青海道(亦称河南道、吐谷浑道)。孝明帝正光元年(公元520年)柔然内部分裂，可汗阿那瑰率部归魏。于是，经河州(治所枹罕，今甘肃临夏东北)至凉州(治所姑臧)，过敦煌经玉门关通往西域的道路再度畅通。
　　二、丝绸之路的走向
　　魏晋南北朝时期，除西晋短暂统一全国外，其他近300年间，一直处于割据政权分而治之中的历史大动荡、大混战时期。各个割据政权争城掠地、征伐不断，使北方广大地区的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灾难，土地大量荒芜，经济严重衰退，交通经常阻隔，然而此时在西北地区河西一带却是另一番景象，“于时，天下丧乱，秦雍之民死者十八九，唯凉州独全。”[5]由于五凉①等政权的相继经营，相对来说，这里争战较少，社会秩序比较安定，经济也有所发展，丝绸之路畅通无阻，东西之间的交往仍然频繁。
　　魏晋南北朝时期，同西域交往的道路纵横交错，尤其是洛阳至长安和丝路东段陇右诸道畅达，交通相对便利。丝绸之路穿过黄河以后，以河西道、青海道和居延道最为重要。曹魏和西晋时期，通向西域的交通线路，以河西道为主。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青海道也长期繁荣。
　　(一)丝路东段河西道 在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河西道仍然是中西交通的主要通道。建兴二十三年(公元335年)前凉张骏派杨宣率兵越流沙，至龟兹、鄯善，西域诸国纷纷归附，焉耆、于阗等遣使朝贡。杨宣入西域，即从河西道出玉门关，然后转向通往西域的南道。晋太元三年(公元378年)，前秦遣使赴西域。太元七年(公元382年)车师前部王和鄯善王也遣使朝前秦。翌年，前秦主苻坚派吕光等击西域之不附者。焉耆等国降吕光。公元384年，吕光大破龟兹、狯胡、温宿、尉头(须)诸国兵入龟兹，改立其王，降者30余国。吕光入西域，即自长安，西出流沙，转入北道，经高昌、焉耆，至龟兹。公元385年，吕光带着2万头骆驼，万余匹骏马及大批财物，沿中道返回。归途中还至姑臧，听说苻坚已被部将姚苌所杀，新建了后秦，遂据凉州。翌年，自称凉州牧、酒泉公，建立了后凉。北凉永安四年(公元404年)后秦京兆(今陕西省西安市)僧人智猛等，也是由长安出发，经河西道入西域，最后到达天竺(今印度)的。据《高僧传·智猛传》上记载：智猛曾“招结同志沙门十有五人，发迹长安，至凉州城，出自阳关，西入流沙。遂历鄯善、龟兹、于阗诸国，后从天竺仍还于凉州”。元嘉十四年(公元437年)，智猛又由凉州南下，经青海入蜀。由此可见，在东晋十六国时期，河西道仍然是畅通的。
　　(二)丝路东段河南道 河南道也称吐谷浑道和青海道，在今青海省境内。向西，经今西宁沿青海湖北岸，穿越柴达木盆地，接丝路中段南道，通达西域诸国；向东南，沿西倾山北麓东出龙涸(今四川省松潘县)入益州(今四川省成都市)，沿江而下，直达东晋和南朝宋、齐、梁、陈的都城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向北，可从张掖、武威以南的祁连山口，入河西走廊往西域；向东，经鄯州(沿今乐都)、金城、陇西、秦州、雍州、咸阳、长安与洛阳等地相通，其中长安至洛阳也可称为丝路东延段。它承东启西、南通北达，成为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中西道路交通的重要孔道。
　　河南道是经过南凉、西秦、吐谷浑几代的开拓经营而逐步形成和畅通的。东晋安帝隆安元年(公元897年)，后凉吕光的部将秃发乌孤，自称西平王，于乐都建立南凉，名义上仍臣属于后秦。南凉因东结西秦，北联北凉，又致力于进攻后凉，争夺姑臧，以控制河西的丝路交通大道，由于后凉坚守，河西道难通，遂将通西域的交通干道移至南凉境内的青海道上，公元414年，南凉为西秦所灭。西秦继南凉之后，锐意经营青海境内的中西交通干道，以避开河西道迳通西域。辽东鲜卑族慕容部吐谷浑，永嘉末年(公元312年)，始西渡洮水，相继征服诸羌，与众多的羌人部落首领融合成一个统治政权，建立于吐谷浑国。最盛时的疆域，东起今甘肃南部、四川西北，南抵今青海南部，西至今新疆若羌、且末，北隔祁连山与河西走廊相接，贯穿吐谷浑全境的河南道分为东西两段。东段形成较早，西段兴盛于吐谷浑慕利延在位期间。
　　河南道东段，亦名龙涸白兰道。起自龙涸(吐谷浑大戍之一，又名龙鹤、龙鹄(今四川松潘)，经洪和(吐谷浑大戍之一，今甘肃临潭)，西至今甘南合作，抵夏河，经甘家滩，入今青海黄南州境的同仁瓜什则至保安。西行经兰采(唐拉卡)、周屯(东沟)抵浇河(今青海贵德附近)，西南经过茫崖，即达吐谷浑早期的总部(都城)沙州慕贺川(今青海贵南穆格塘沙漠一带)。由慕贺川西涉赤水处的黄河(赤水为吐谷浑重要镇戍之一，今青海省兴海县夏塘古城)，西行经鄂拉山、札梭拉山口至白兰(即吐谷浑城，在今青海都兰县热水沟)，白兰为吐谷浑所属白兰羌的后方基地，也是吐谷浑的道路交通中心，为河南道东段与西段的结合部。
　　沿河南道东段达洮河上游时，经龙涸再沿岷江入长江，或经洪和沿嘉陵江或汉江入长江，自江而下，即达建康。这条南至蜀汉通达建康的道路，也是丝绸之路的延长段。南北朝时，吐谷浑即由此道多次遣使通宋。前凉奉东晋为正朔，张骏派傅颖通使建康，蜀主李雄弗许，张骏又遣治中从事张淳称藩于蜀，李雄方应允。“淳还至龙鹤(即龙涸)，募兵通表，后皆达京师，朝廷嘉之”[6]，说明前凉通使东晋走的也是这条线路。
　　自慕贺川东行，经洪和、陇西、上邽(今甘肃天水)，越过陇山，经平凉、安定到无定河上游，再从鄂尔多斯沙漠东南边缘前行，渡黄河即可到北魏早期的都城平城(在今山西大同市东北)，吐谷浑早期遣使通魏走的就是这条线路。自慕贺川东行，经洪和、陇西、上邽、长安、潼关，可达北魏后期的都城洛阳，吐谷浑后期频繁遣使朝魏走的就是这条线路。
　　自慕贺川北达凉州地区的中心姑臧主要有两道：一是经清水川(吐谷浑大戍之一，今隆务河支流) 渡黄河，北接邯川城(今化隆甘都)至乐都道，或经浇河，东北渡黄河，接和罗谷安夷道，再转乐都武威道即达；二是经浇河北渡黄河，接归义城临羌道，转西平张掖道，或经浇河西北渡黄河，绕道青海湖出张掖，亦可到达河西走廊。这是丝绸之路河南道与河西道联系的纽带，也应视为丝绸之路的组成部分。
　　河南道西段，亦名白兰于阗道，起自白兰，跨越柴达木盆地，经新疆鄯善，达于阗。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起兵征讨吐谷浑王慕利延(北魏封其为西平王，南朝宋封其为河南王)，慕利延从青海湖东南的曼头城(今兴海河卡乡支东加拉古城)退至白兰，然后由柴达木盆地进入于阗，丝路河南道全线开通。僧人慧览游西域归来后，行至于阗，即由河南道入蜀。僧人法勇曾由巴蜀经河南道去芮芮(即柔然，王居匈奴故龙城)转西域取经。
　　北凉在高昌重建政权后，曾遣汜隽通使南朝宋，南朝宋遣王洪范出使芮芮，南朝齐遣王世武等出使芮芮。南朝梁时，波斯(今伊朗)、*(左口右厌)哒(即滑国)和龟兹、于阗等国向南朝遣使通贡都是经河南道往返的。
　　经河南道通西域也有三条线路：一是由白兰，出柯鲁沟(柯力克)西北至小柴旦、大柴旦、当金山口，到今甘肃的敦煌。由敦煌西出阳关至鄯善，接传统的丝路中段西域南道；二是由白兰沿柴达木河(今香日德河)西渡奈直河(今格尔木河)过哈济、噶斯，西北经乌尔腾、格孜湖(格孜库勒)，横过阿尔金山，出若羌，即青海若羌道与自阳关西宋的线路相接；三是由白兰经今香日德、诺木洪、格尔木，西南经布轮台，溯楚拉克阿干河谷入新疆境，西越阿尔金山，顺阿雅克库木湖(亦作阿雅格库里湖)，过巴什莫尔根顺车尔城(卡墙)河源西下，出且末，即与自阳关及格孜湖西来的线路合而向西，再经克里雅(今于阗)至和阗。这是通西域的捷径，但多经山岭，旅途不便。
　　公元535年，吐谷浑王夸吕立，自号可汗，在青海湖西15里筑伏俟城(在今共和县铁卜卡)，作为都城，此后伏俟城成为中西交通的中继站，河南道西段的起点亦自白兰移于此。
　　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河南道能够成为中西交通的孔道之一，其原因一是当时河西走廊小国林立，丝绸之路常因征伐不止而受阻；二是经过南凉、西秦，特别是吐谷浑的长期精心经营，为河南道的畅通提供了保证和较好的物质条件；三是南北朝大分裂时期，出现了南北两个中心，互相敌对，仅丝路河西道的畅通，也解决不了南方六朝通西域的交通问题。河南道正好弥补了南北政权的政治、经济和宗教往来的需要。因此，河南道担负起了这一特殊的历史任务。
　　(三)丝路居延道 居延(今内蒙额济纳旗东南哈拉和图)，魏晋时是西海郡治所。蒙古高原的柔然，是一个随水草畜牧，冬则徙渡漠南，夏则居漠北的游牧民族。最强盛时的疆域，“西则焉耆之地，东则朝鲜之地，北则渡沙漠、穷瀚海，南则临大碛(巴丹吉林沙漠)。其常所会庭则敦煌、张掖之北”[7]。居延道北通龙城，南卫酒泉，西达伊吾，东连九原，一向为交通要冲。居延道又称大北道，是从宁夏河套地区进入西域的通道。它经宁夏，过马鬃山，直达蒲类和伊吾，是沿阴山山脉与河西道平行通向西域的商路。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诸国也走此道与中原地区进行交往。
　　①五凉：即公元301～439年，先后在今甘肃武威建立的前凉、后凉；在今青海西宁建立的南凉；在今甘肃敦煌建立的西凉；在今甘肃张掖建立的北凉，史称五凉。
　　参考文献
　　[1]《晋书》卷三《帝纪第三·世祖武帝炎》
　　[2]《三国志》引《魏略·西戎传》
　　[3]《魏书》卷一百二《列传第九十·西域》
　　[4]《洛阳伽蓝记》卷第四《城西》
　　[5]《魏书》卷九十九《列传第八十七·私署凉州牧张寔》
　　[6]《晋书》卷八十六《列传第五十六·张轨附张骏传》
　　[7]《魏书》卷一百三《列传第九十一·蠕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