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城是中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古城。现在的老城墙是明朝在唐代与宋、金、元代城墙的基础上建造的。明朝于公元1369年将这个城市改名为西安府，从此西安的名称沿用至今。
　　西安，从汉代开始被称为长安，这里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历史上曾经有无数支商队从这里启程，向着已知或未知的西方世界踏出万里征程的第一步。
　　长安城在唐朝进入了它的鼎盛时代。遥想当年，许多人将长安行作为自己人生一大梦想。来长安的中外人士怀有不同的目的：求学、传教、经商或定居。他们当中有些人只是为一睹这座世界级的繁华都城，背井离乡，不远万里，费劲周折来到这里。
　　在西安及周边地区的任何一个地面进行施工都必须小心谨慎，因为这下面深深浅浅、错错落落地埋藏着中国的13个王朝的古都。在这些王朝更迭的积淀中，唐代长安城正时时显露出它巨大的身影。那究竟是怎样一座城市呢?
　　1387年前，大唐王朝将京都设在这里，一位名叫阎立德的建筑大师在隋朝大兴城基础上重新设计了长安城。在长达289年的时光岁月里，长安城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都城。
　　唐代京都长安城，由郭城、皇城、宫城三部分组成。外郭城呈长方形，东西长9721米，南北长8651米，总面积达84平方公里，它不仅是丝绸之路另一端罗马城的三倍，而且是现存明代西安城的七倍多。那时的长安城人口已超过100万，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
　　宫城居都城北部正中，为规整长方形，周长8600米，面积约4.4平方公里。太极宫位居宫城中央，宫城东部为太子东宫，西部为宫女居住的掖庭宫。皇城位于宫城南面，平面成规整长方形，周长9200米，面积5.2平方公里。南面正门朱雀门与承天门及外郭城的明德门在一条线上，长安城中最重要的朱雀大街就因此门得名。这条大街的宽度有150米，即使是今天的城市也罕见如此宽的街道。里坊是居民住宅区，各坊均有名称，平面呈成正方或长方形。外郭城也叫京师城，一共建有13个门。
　　南面的正门叫明德门，在隋朝称做太阳门，唐朝时重新修建。在长安，它是最宏伟的城门，一共有五个门道，两旁门道为平时官民出入通道，中间一个门道仅供皇帝通行。公元907年，明德门与长安城绝大多数建筑不幸毁于战火。
　　在长安城一条街道里，一位名叫玄奘的僧人正为一个遥远的征程计算着出城时间。他的西游申请在当时没有获得当朝皇帝李世民的批准，所以没有得到出国的护照，只好乔装打扮，混迹在众人之间匆匆出城。那时，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位僧人的目的地在哪里。
　　公元629年，玄奘从长安出发，经过兰州、凉州、瓜州、玉门关、伊吾、高昌、龟兹，取道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以他非凡的毅力历经三年，行程两万五千公里，最后抵达时称“天竺”的佛国圣地——印度，并花费整整10年时间在那里求学。公元645年，玄奘携带8尊佛像、657部梵语佛经以及佛祖舍利回到大唐王朝。当他抵达长安时，当朝皇帝李世民与百万市民倾城出动，迎接他西天取经归来。
　　大雁塔最初的建筑图样是模仿印度最著名的礼佛高塔“佛陀伽耶”，汉文译为“大觉塔”。玄奘法师按照印度塔的图纸建造的大雁塔原本只有5层，高达60米。后来，唐高宗李治觉得这座印度式样的建筑与长安城的总体建筑风格比起来有些不协调，于是进行了改建，大雁塔被加高至9层。公元704年，唐朝又对大雁塔进行了第三次修建，武则天打破了唐朝佛塔业已形成的阳性奇数层高的惯例，将大雁塔加高增至偶数10层。公元931年，五代时期的后唐王朝对大雁塔进行了第四次改建，大雁塔再次被恢复到7层。公元1604年，也就是明朝万历三十二年，大雁塔被第五次修建，这是一次重大的维修加固工程。在维持了唐代塔体基本造型的基础上，对外表完整地砌上了60厘米厚的包层。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饱经沧桑的大雁塔，塔高64.5米，塔基底边长25米，占地面积2061平方米。
　　公元648年，大慈恩寺落成。玄奘在这里担当首任主持，并开始率领众僧全力翻译从印度取回的梵语佛典。在这次大规模的译经活动中，一共译出佛经1335卷，远远超过了鸠摩罗什、真谛、不空、义净与竺法护五人翻译佛经的总和。在长达19年的翻译岁月里，玄奘两次谢绝李世民请他还俗辅佐朝政的要求，一直到公元664年他在长安圆寂。
　　相传古印度阿育王为弘扬佛法，将释迦牟尼的舍利子分别盛放在84000个宝盒里，供奉在世界各地的84000座阿育王塔内。在中国，一共建有19处阿育王塔，法门寺塔是第五处。从唐高宗以后的8位皇帝每隔30年就会开启一次法门寺地宫，并将佛祖指骨舍利迎入皇宫中供奉。公元874年，皇室下令关闭法门寺地宫，唐朝历次供奉的数千件稀世珍宝连同佛指舍利一同被埋入地下。在此后的1113年里，法门寺地宫从来没被开启过，渐渐为人们所遗忘。
　　1987年4月3日，陕西省、宝鸡市和扶风县的考古者准备修护宝塔。他们在清理到塔基2米深的地方时竟发现了传说中的地宫入口。地宫里的四枚佛指舍利以及金银器、琉璃器、各色瓷器、丝织物品、石刻、漆木器共计2499件，在尘封一千余年后终于重见天日。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四枚佛骨舍利被认为是世界上仅存的佛祖真骨舍利。这枚真骨出土时，表面有一些粒状分冲物。佛骨长4厘米，上齐下折，色白如玉。这枚佛骨出土于1987年农历四月初八，这一天，正好是释迦牟尼降生的第2552个诞生日。
　　在法门寺地宫的皇室供奉物品中，藏有武则天、唐懿宗、唐僖宗、惠安皇太后供奉的丝绸衣物和纺织品700余件，其中织金锦是现在存世最早的实物之一。丝织品包括了绫、罗、绸、缎、绢、锦。这些丝绸衣物是丝绸的原产国用顶级的面料和最高超的手艺缝制而成的，它们出土后，经过了特殊处理，最大可能地恢复了原先的弹性。其中一条红色的裙子不知是哪位皇帝赠送的，它是惠安皇太后穿过的，还是武则天曾经使用过的呢!
　　当时，居住在长安城的人们并不只限于中原的汉族人，许多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胡人也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家园。那时，在丝绸之路上最活跃的商队是由中亚粟特人组成的。在长安城，到处都能看到粟特商胡活跃的身影。
　　粟特人的故乡在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善河流域，也就是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国一带。在粟特地区分布着众多城邦国家，唐代史官称它们为“昭武九姓”。“九姓”只是言其多，中亚并非只有9个国家。这些粟特王国中以撒马尔干为中心的康国地盘最大，另外还有以安、曹、米、何、史等姓氏为名的城邦国家。在中国的汉唐时期，许多擅长经商之道的粟特人沿着丝绸之路东行长安，有些人从此便移居中国。在以后的时间里，他们的经商、生活与仕途的情况渐渐被封存在大地之下，成为遥远而神秘的话题。
　　21世纪初，北周年间的三座粟特古墓相继在西安发现，它们包括：2000年在西安市郊井上村发现的安伽墓，2003年在西安市郊炕底寨村西北发现的史君墓，以及2004年在西安北郊炕底寨村发现的康业墓，它距离史君墓仅150米。粟特人在长安的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状况突然集中地呈现在今天人们的面前。
　　粟特火祆教徒有自己的一套丧葬礼俗：死者遗体先让狗吃过，只剩下尸骨后，再以火焚烧，然后装进长约50厘米的名为“纳骨器”的陶罐中。但是在西安发现的粟特墓葬中，墓葬的形制却与同时期中原的墓葬形制是一致的。石板拼制的棺椁都是中原的明堂样式，明堂里面，供墓主人安睡的是由石板拼合而成的汉族传统的床榻。为什么这个阶段的粟特人放弃了本民族的葬具而使用汉族传统葬具呢?当许多粟特人移居中原以后，其墓葬习俗随着大环境的变化而不得不发生变化。因为石头材料的棺椁和床榻比木头材料的葬具更接近他们传统的纳骨器材质，所以在西安被发现的粟特墓葬中都无一例外地是石制葬具。西安出土的这三座粟特人墓葬中，最能反映其本民族信息的便是一系列石雕石刻的图像。
　　康业墓的墓主人在下葬的时候安睡在石板制成的床榻上，床榻的三面围屏以线刻图画展示了他生前的活动。在方形石板上镌刻的397个魏体文字的墓志铭讲述了墓主人的详细身份。墓主人姓康名业，据说是中亚撒马尔干城康居国王的后裔，在中国曾担任过车骑大将军、雍州呼乐、甘州刺史等职务，大周天和六年去世。史君墓的墓主人姓史，曾在甘肃武威担任凉州萨保，北周大象二年去世。他的故乡应该在撒马尔干城之南，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安伽墓的墓主人曾在中国历任大都督、同州萨保。从姓氏和籍贯看，他的故乡应在中亚粟特城邦——安国，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
　　“萨保”本为波斯拜火教或称“琐罗亚斯特教”的教长，随着拜火教在中国的流行，后来进入中国百官。在中国任职的萨保由中央政府册封，负责管理在华旅居的胡商并主持拜火教祭祀活动。这三位墓主人生前都曾在中国做官，史君和安伽生前还担当过萨保的职位，可见他们在胡人中的地位是相当高的。
　　粟特人信奉的宗教起源于波斯地区的琐罗亚斯德教，其教义认为，火象征了神的绝对至善，对火的礼赞是教徒的首要义务，故称“火祆教”或“拜火教”。在粟特人的古墓中，往往会有表现点燃和保存圣火的图像。点火的祭司多是半人半神的形象，他一定是戴着口罩，以免玷污神圣的火焰。
　　康业墓的石刻内容以墓主人生前会客和出行的情况为主，人物的形象具有汉人的特征。男主人身着汉式官服，他会见的人是同样身着汉式服装的宾客；女主人及周边侍从由服装到发式都是中原汉族妇女的样式。他们居住的环境是中国样式的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每幅画的画面都以较大的空间刻画了山水景象。具有典型的胡人特征的人物实际上只占很少的一部分，图像上的人物也许是墓主人的祖辈，也许是来自故国的粟特族亲戚。奇怪的是，康业墓没有表现本民族的祭司与圣火的宗教图案，中原汉文化因素倒是显得格外突出。
　　安伽墓的墓志铭由工整的汉字记述了墓主人的生平事迹。在安伽墓的墓葬门额上，一幅表现圣火点燃仪式的图画显得非常突出。与康业墓图案有很大区别的是，墓葬围屏所呈现的人物装束具有典型的胡人特征。虽然也有在中原建筑之中接待客人的内容，但更多的是表现墓主人或他的祖先生前狩猎、出行、饮酒和野营的经历。画面中的人物身着胡服，与中原服装的款式截然不同。墓主人生前喜欢在郊外的敖帐中休憩，敖帐旁边，这个舞者所展示的身姿是典型的胡旋舞，在长安，胡旋舞在宫廷中备受青睐。尽管安伽墓中的石刻流露出明显的胡人色彩，但是所有人物的面孔却并没有刻意地突出高鼻深目的胡人特征。
　　然而在史君墓的石刻上，粟特人的宗教观非常翔实地体现在生与死的细节中。墓志铭分别用汉字与粟特文字镌刻，汉字刻写得并不熟练，并且有一些错别字，也许史君本人或聘请的本族石匠对汉字的书写并不娴熟。但是石刻的工艺却相当出色，石匠遵照雇主的意愿从容而精确地雕刻出每一个细节：一个人首鸟身鹰足的祭司正操办着点燃圣火的仪式。他高鼻深目，戴着口罩，头上系着的丝带向后飘扬着。石刻中所有人的面孔都不是汉族人的模样。画面内容除了表现传统的狩猎、出行和宴饮场面之外，还带有与粟特本民族的意识形态有关的内容，比如粟特人固有的生死观念就体现得非常明显。拜火教徒相信，一个人死后，其灵魂在4天内还会停留在死者的身上，第四天进入裁判之桥，如果这个人的灵魂是善的，那么接待他的将是美丽的少女。死者生前的功过将决定他是被送入天堂还是地狱。恶的灵魂在通过裁判之桥时如履尖刀，所以将坠入地狱。在史君墓的石刻上，粟特文化色彩显得十分浓郁。
　　康业下葬的年代比安伽早8年，比史君早9年，从时间上看应该更接近粟特本族特点，但是从葬俗和刻画的内容上看，康业的汉化程度却远远高于前两者，而安伽的汉化程度又略高于史君。为什么下葬时间越晚的人反而汉化程度越少呢?原因是，史君是第二代到中国定居的移民，安伽是第三代移民，而康业祖先的移民史更早于前两者。所以说，整个家族或部落入华时间的长短是决定墓葬图像中粟特因素与汉族因素比例的关键所在。
　　粟特人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角色，他们长途奔波于东西两端，将商品提供给需求的一方，在自觉或不自觉中，同时担当了文化传播的角色。当他们的一部分人重新选择自己的居所和归宿时，京都长安提供了坚实的生活基础。
　　为什么当时的中国会有如此开放的态度呢?自从西汉的张骞打通西域以来，中原王朝拓展了原本封闭的视野，贸易与文化的交流频繁地往来于丝绸之路上。开放的唐朝以追求新奇为时尚，从而表现出对异国文化的强烈兴趣，这既是唐代的对外态度，也是唐朝皇帝自信心的充分表现。
　　那时的长安，流动着不同种族的人群。在名为西市的地方，处处可见西域的妩媚风情。文人们喜欢到胡人经营的酒楼吟诗作画，畅饮西域的美酒。李白曾经以这样的诗句描绘西市中的胡人酒家：“胡姬貌如花，当炉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
　　唐朝女子享有较高的自主权，在长安城，穿着胡服是一种时尚，尤其是城里的贵族女孩子甚至穿上男式服装招摇过市。强大而繁荣使唐朝人不再像从前的祖先那样鄙视或敌视异域文化，他们以一种强烈自信的大国情怀，广泛接受来自远方陌生而新鲜的事物，并且逐一融入到自己的古老文化之中。
　　出于对知识和贸易的渴望，许多肩负重任的使者和探险家穿梭于漫长的通商之路，寻找着东西方交流的渠道以及产生对峙时的解决方法。那时，抵达长安的外国人或来自欧亚大陆腹地，或需要远渡重洋。许多国家派出使团来长安城觐见大唐皇帝，这使得长安城热闹非凡。那时负责对外事务的宫廷大臣们要熟悉多种语言，每天忙于安排一批又一批的外国使者，工作量异常繁重。
　　唐太子李贤墓的壁画是按照外国使者所在国的方向绘制的。其中的一幅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左边的三位唐朝鸿胪寺也就是外交部的官员正商议着接待远方客人的事宜，而右侧则站立着三位分别来自罗马东部、高丽和室韦的使者。罗马东部，在中国史书中称“大秦国”，它分明在西方，大约是因为这位罗马东部使者是从海路来华的，所以和东方国家的高丽、室韦使者一起被画在了墓室的东壁。
　　在武则天及唐高宗的陵墓前，伫立着64尊藩臣石像，如今只剩下61尊。他们所代表的是唐朝的盟国或友好邻邦。在唐帝国鼎盛时期，这些国家的使臣每年都会带着礼物来到长安，那些珍奇异兽让一路上的人们大饱眼福。
　　日本的遣唐使、留学生和留学僧是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角色。从公元630年到894年的264年里，日本一共派出19次遣唐使，实际上到达中国的有15次。每次遣唐使的人数都在200名至500名不等，同时还有10名至20名留学生和30名至70名留学僧。遣唐使船总共派出48艘，其中沉没的有12艘以上，仅有一次没有发生重大的伤亡事故。2004年，西安发现了一方唐代日本留学生井真成的墓志：这块墓志是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明确“日本”国号的标记。
　　日本遣唐使团、留学生和留学僧的活动大部分以长安为中心，唐朝政府支付食、宿、交通等一切费用。将近300人的日本留学生在长安的太学、国子监内学习，他们的留学时间往往长达10年至30年。在长安苦读17年的吉备真备回国后担任了日本政府的右大臣，他采用汉字楷体偏旁创造了“片假名”，成为日文新体文字。
　　日本留学僧总数比留学生多两倍，他们在长安各大寺院寻师求法。空海和尚是日本佛学界“入唐八家”之一，在青龙寺学习密宗，回国后开创了日本真言密宗。他根据汉字草体创造了“平假名”，也成为日本新体文字。
　　日本留学生和留学僧归国时携带的中国书籍多达16000卷，大约占唐朝官方藏书总数的1/4。从长安回乡的人们对大唐首都的建筑艺术同样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那时长安城建筑宏大壮丽，为世界罕见。
　　古代建筑，尤其是国都的大型建筑往往就是一个国家国力的反映。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长安所拥有的巨大财富足以支持它兴建众多庞大的地面建筑，这些建筑的设计者在描绘这些图样时无不抱着傲视群雄的心态，因为他们的身后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支持。由于以图像记录的唐代建筑少而又少，所以一块石刻图像会带给人们更多的想象，这就是为什么在碑林博物馆，一块反映了唐代宫殿布局的石碑残片被反复拓印的原因。
　　在唐长安大明宫内，规模最大的宫殿是麟德殿。麟德殿建于公元664年—665年间，毁于公元886年，使用和存在了大约220年之久。这座宫殿位于皇宫区西北部，大明宫西正门——右银台门内北侧，由三殿、两楼、二亭组成，是一个三殿串联二层楼阁的组合建筑。
　　麟德殿的结构很特别，是中国古代唯一一座三重殿建筑形式，这个唐代建筑的经典之作，是唐朝皇帝举行宫廷宴会、观看乐舞表演、接见藩臣来使的主要场所。唐太宗曾在此一次宴请神策军将士3500人。当时，唐代的官员都以能出席麟德殿的宴会为荣。公元703年，武则天在这里接见并设宴款待了日本遣唐使粟田真人，这是他第八次作为遣唐使来到长安。粟田真人在日本文武天皇时期的官阶是“朝臣”，职务相当于户部尚书，这一次他带来的许多地方特产让武则天很高兴，于是女皇便在麟德殿赐宴并授予了粟田真人“司膳卿”的职位。
　　考古者在大明宫遗址进行了长期的考古勘探，现已探明大明宫的面积为3.2平方公里，规模之大，是北京明清故宫的4.5倍。含元、宣政、紫宸三殿是大明宫的主要殿堂。大明宫的正殿含元殿建造于公元663年，皇室在经过实地勘查和风水占卜后，就将数以万计的工匠集结到长安，大量有千百年树龄的珍贵木料被源源不断地砍伐并运送进来了。
　　含元殿建成后，唐高宗李治便正式在大明宫听政。此后200余年，含元殿主要用于皇帝受册典礼、派遣使臣和举行阅兵仪式，大唐帝国的荣誉将士经常在出征或凯旋时在此接受检阅。站在地势高敞、视野开阔的含元殿向南，可以眺望到整个长安城。诗人王维曾经亲历过这座建筑朝会时的盛大场景：“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含元。”想当年，这里就是中国的中心。
　　这个世界级的都市在经历了289年以后开始从历史中淡出，而它的光辉却始终照射着很远的将来。公元前139年，西汉使者、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亚探险家张骞的马队就以长安为起点，开始向西方未知的历程迈出了脚步。今天，当人们俯瞰丝绸之路的时候，仅仅一瞬间，便是2100多年。
　　传统意义的丝绸之路，指汉唐时期中国丝绸西运的途径。据专家考证，早在公元前4世纪，中国的丝绸已传至印度及地中海沿岸各城邦国家；但作为丝绸之路的正式形成，则开始于公元前2世纪张骞通西域，之后不断开拓，形成了由长安出发，经陇西，过兰州，穿越河西走廊和塔里木盆地，经过中亚，或南下印度，或西往伊朗、叙利亚，直达地中海东岸的一条连接欧亚大陆的交通要道。
　　古都长安无疑是丝绸之路的起点，但大量资料显示，古代洛阳亦是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起点，这就引发丝绸之路起点于洛阳之说。1992年，在由洛阳市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编、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的大型学术论集中，国内30余位专家、学者运用大量的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从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人口等各个方面全面、系统地论证了洛阳是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先生说：“丝绸之路不应以长安为起点，而应以洛阳为起点。”
　　闻名中外的丝绸之路东方起点是西安，还是洛阳，史学界一直存在争论。在丝绸之路的起点争论中，“西安起点说”占据传统地位。也有专家认为，洛阳早在东汉即为首都，在隋唐时期又是著名的东都，是商业贸易中心，从丝绸之路开拓、形成和繁荣的过程来看，洛阳才是丝绸之路的最东的起点。尽管史料记载和考古发掘中也有不少证据，由于缺乏有力的佐证，这一说法尚无定论，没有得到世界范围内的广泛承认。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文化对地方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城市之间对文化品牌的竞争日益激烈，许多历史题目出现了激烈的争论，在这种文化竞争的背后是地方利益的驱动。从地方经济利益来考虑，世界遗产对一个城市的提升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洛阳与西安的丝绸之路起点之争，是两个城市历史文化的博弈，归根结底也是为了树立一个新的城市名片，两个城市之争背后的真实原因是争一种历史文化的生产力，争城市发展的文化动力。
　　丝绸之路起点是长安之说，被国内学术界的权威人士一致认可。长安是汉朝和唐朝的国都，当时各地丝绸和其它商品集中在长安以后，再由各国商人把一捆捆的生丝和一匹匹绸缎，用油漆麻布和皮革装裹，然后浩浩荡荡地组成商队，从长安西行运往中亚、西亚乃至非洲。远在公元前5世纪，中国丝绸就传到了希腊等遥远的西方国家。公元前7世纪，中国丝绸就已作为珍品馈赠外宾。西汉(公元前2世纪前后)，张骞通西域，开辟了从长安(今西安市)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的北方丝绸之路。
　　据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人员证实，在敦煌莫高窟内第323窟北室北壁内初唐时期的一幅张骞拜别汉武帝出使西域的壁画，是用绘画形式表现张骞出使西域的最早作品，生动地表现了真实的历史。既然被国际国内大多数人所认为的丝路起点在西安，那么洛阳为什么要对此提出争议呢?洛阳争夺“起点”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只提一个代表性起点比各争各的起点要好。多起点说可以作为一种研究中的自我理解，但无法作为定说，更不宜变成对外宣传的口径。
　　自2003年开始，西安市大力开展了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准备工作。为了凸显西汉都城长安在丝绸之路中的突出地位，西安在对外的各种宣传、研讨活动中，提出了“西安是古丝绸之路西行起点和东行终点”的论点；2005年9月，第15届国际古迹遗址理事大会闭幕时，西安正式提出了一个宣传西安的口号：华夏文明故都，丝绸之路起点。作为古都的西安，把丝绸之路起点一直当做了自己的骄傲；2005年11月，首届欧亚经济论坛在西安召开。在此次欧亚经济论坛旅游合作会议上，联合国官员和中亚国家代表话题几乎都围绕着丝路旅游的合作开发。西安市政府建议：以中国为发起国，联合丝绸之路沿线相关国家，将丝绸之路作为一个整体积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2006年6月，西安又召开了以“站在新丝路的起点”为主题的“首届丝绸之路投资论坛”。
　　西安、洛阳两地的丝绸之路中国段起点之争，更多的可能出于提升国际知名度的考虑。据考证早在公元前4世纪，中国的丝绸已传至西亚以及地中海沿岸希腊各城邦，但丝绸之路正式形成应该从公元前2世纪张骞出使西域开始，西汉时丝绸之路起点肯定在西安，但随后东汉定都洛阳，商团和各国使节肯定会到洛阳面见皇帝，丝绸之路自然延伸了，东汉时的起点为洛阳是没有问题的，两个起点只是时间和地点上的区别。
　　古丝绸之路是汉唐时期中国丝绸西运的重要途径，由于丝绸之路太长，穿越国家甚多，任何国家想单独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几无可能，但经多年努力，在1994年中国就将丝绸之路中国段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的预备名单，但由于西汉、东汉的都城分别在西安、洛阳，丝绸之路究竟从哪里开始争论已久。吐鲁番会议似乎也有意要模糊和淡化两地起点之争，在《共同行动纲领》中明确：丝绸之路中国段始于公元前后的中国汉代东西两京(洛阳、长安)，止于清末。
　　西安亘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的起点，这是公认不变的事实。联合开发丝绸之路沿线旅游资源，着手丝绸之路跨国整体申遗才是重开丝路的第一要务。丝绸古道上遍布着名胜古迹。这里有世界第八大奇迹——秦兵马俑，有举世闻名的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有万里长城第一关——嘉峪关，有“鸟国”之称的青海鸟岛，有如诗如画的“塞上江南”宁夏，有歌舞和瓜果之乡美称的吐鲁番盆地……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对重开丝绸之路已成为丝路沿线各国家、地区的共同心愿。
　　① 《后汉书·西域传》
　　② 钟林：《丝绸古道旅游》，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