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的原料是蚕丝。蚕属于鳞翅目昆虫，种类较多。早在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将专吃桑叶的家蚕蛾科野生桑蚕驯化饲养成家蚕。家蚕成熟结茧时分泌的丝液，凝固而成连续的长纤维称为“天然丝”。天然丝是由丝纤维和包围其外的丝胶组成的，未清除丝胶的称“生丝”，清除丝胶的称“熟丝”。中国是丝绸的故乡，很早就有伏羲化蚕、神农耕桑、黄帝淳化虫蛾等神话故事，但我国何时开始利用蚕丝?何时产生了织锦技术?我们现在无法考证，较为流行的古代传说认为，养蚕与缫丝技术是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的，所以先民们将其奉为蚕神。有些史书中也记载了这些情况。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写道：“西陵之女嫘祖为黄帝元妃，始教民育蚕，始治丝以供衣服。”事实证明，人们在“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发掘出一批纺织用的工具和一件牙质盅形器，盅形器周围阴刻着类似蠕动的蚕纹。最重要的是在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绢片、丝带和丝线，经鉴定原料是家蚕丝，丝素截面呈三角形，很像是在热水中缫取的，绢片为平纹组织。这个发现证明，中国养蚕、抽丝、织绸的起源，绝不会晚于此时。在“文化”的遗址中发掘了世界上最早的丝质绢片、丝苇、丝线等丝织品实物。可见养蚕缫丝之术在中国由来已久，早在7000年前，原始社会的中国祖先就已发现了蚕茧纤维利用的秘密，大约在5000年前，蚕的家养时代就已开始了。
　　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商殷时期，桑蚕丝绸业则有了较大的发展。在甲骨文中已有桑、蚕、丝、帛等字，出现了关于桑蚕的完整卜辞和祭祀蚕神的卜辞。在考古发掘的资料中，还发现了商殷时期的玉蚕、丝绸残片和刺绣等实物。1972年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中期遗址出土的铜器上的丝织物残痕表明，当时已有平纹的纨、皱纹的绞、经的罗和斜纹绮等。商殷时代的丝绸，经研究有普通的平纹组织、畦纹的平纹组织等多种织法。文绮地纹是文绮平纹组织，花纹是三上一下的斜纹组织，经线显花，这表明当时可能已有简单的提花装置的织机。
　　缫丝技术是我们祖先的一个重要发明创造。缫丝是指用热水浸泡蚕茧抽丝，这样可使茧子不致因蚕蛾钻穿而破损，可获取长纤维的丝。西汉时则已经掌握了这种获取长纤维蚕丝的秘诀，国外在好几个世纪以后才逐渐知晓。
　　西周时期甘肃一带的少数民族犬戎阻碍了周与西部的联系。于是周穆王西征犬戎，将其一部分迁到山西太原，打通了与西北地区的联系。
　　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丝绸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根据文献记载，丝绸已成为当时统治阶层的主要衣着原料。“治丝茧”被看作是劳动妇女都应该参加的副业生产活动。在《尚书·禹贡》中提到了当时生产蚕丝和丝织品的地区。《诗经》《左传》《礼仪》等书，也多处记载了蚕、桑、蚕丝和丝织品。《诗经》中“萋兮斐兮，成是贝锦”，“角枕粲兮，锦衾烂兮”，“衣锦虎衣，裳锦虎裳”等诗文，表明锦这一复杂的织花工艺已被社会普遍掌握，成为女织的普遍社会行为。《战国策》还明确记载了罗、纨、绮、锦、绣等丝织品种。有的文献还记载了当时饲养家蚕已有蚕室、蚕架(栚或槌)、蚕箔、筐等器具。从考古资料和受桑器料来看，周代金文中不仅有糸、丝、帛和以“糸”为偏旁的字，而且还出现了象征织机的“巠”字。在西周和春秋墓中发现过玉蚕，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出土有菱形花绮残痕，辽宁辽阳魏营子西周墓出土有锦的残片。战国时期的铜器采桑图中，出现了低矮便于摘采，叶多而嫩，营养价值高，宜于养蚕的桑树(地桑)，从而改善了家蚕的饲料。此外，战国时期的楚墓中也出土不少丝织品，如丝带、绢、文绮、提花丝帛、丝棉被、缯书、帛画、丝质假发、锦和绣品等。总之，在这个阶段最值得注意的是锦的数量逐渐增多。锦是用彩色丝织成的有花纹的织品，它既改变了织物的组织，又改变了织物纱线的色彩，华丽多姿，是古代丝织产品设计上的重大突破。织锦要求有较先进的提花织法和提花织机，从文献和出土实物判断，织锦技术的出现应当不晚于西周，这是丝织技术水平提高的重要标志。
　　刺绣是用各色丝线在织物上绣出美丽的花纹，全靠手工操作，故比锦更昂贵。战国时“锦”、“绣”二字常连称代表最美丽的织物，后来演变成“美丽”的象征，直到今天人们仍将祖国的壮丽景色称为“锦绣山河”。
　　织造方面，汉代出现了平织的织机和提花机。东汉画像石上的平织织机都有脚踏板。就织法而论，汉代丝织物品种较多，其中大部分在汉代以前已经出现，汉代则继续提高，不断发展。汉代的丝织物总称“帛”、“缯”或合称“缯帛”，生丝称“素”，熟丝称“练”，具体的丝织品又各有专名(不同的丝织品名称，各有不同的组织结构、织造工艺、产品风格和用途)。汉代丝织物中最普通的是平织的绢，这种织物质地紧密轻薄，细洁平挺，光泽柔和，适于作服装面料。古代将纨、缟、绡、纺、纱、等也归于绢类。纨是细腻有光泽的素白丝织品，高级的细绢称“冰纨”，较素绢细密的又称“缣”。缟是细密素白的生丝平纹织物。绡是轻薄的平纹生丝织物，密度稀疏，经丝纤细，轻盈挺括。纱是一种纤细、稀疏、方孔、轻盈的平纹织物，是最轻最薄的丝织品，有“轻纱薄空”、“举之若无”之誉。纱的一种，表面起皱纹，又称绉纱。其他贵重的品种则有罗、纺、绮和锦等。罗是经丝互相绞缠(纠经法)后呈椒孔的丝织物，质地轻薄透亮。其中的花罗(提花罗)纹饰艳丽，罗一直是中国丝绸中独树一帜的名贵品种。纺是类似纱的一种生丝平纹织物，但经、纬丝较粗，有并丝工序，比纱紧实。绮是平纹地起斜纹花的提花织物，质地松软，光泽柔和，色调匀称，花纹图案精巧、协调，层次分明，属工艺水平很高的高级丝织物。绮是汉代重要的丝织品种，东汉时在织法上又出现了“汉绮组织”。这种组织地平织，显花部分中每一根有浮线的经线相邻的另一根经线也是平纹组织(或说是斜纹和平纹的混合)。这样平纹组织的经多一线可以增加织物的坚牢程度，又不影响花纹的外观。锦是以彩色丝线用平纹或斜纹的多重组织、织成各种花纹的精美丝织品。它层次分明，五彩缤纷，鲜艳夺目，是一种工艺复杂豪华名贵的丝织品。绒圈锦为汉代新创，是经线显花起绒的重经组织(后世绒的前身)，织物显得厚实美观，有立体感。上述诸种丝织品，在湖南长沙、甘肃武威和新疆等地的汉墓中大都有实物出土。先秦和汉代的丝织品不仅在技术上有许多创造发明，纹样也达到了高度的艺术水平。这些纹样主要是通过织花、印花、绣花、手绘等方式在织物上表现出来。先秦丝织品的纹样造型质朴大方，富于变化，并与当时的陶器、金属器、漆器等纹饰相互影响。汉代丝织品纹样的题材和风格则多样化，在几何形的基础上出现鸟兽、云气、山水、文字等，诸种题材互相穿插组合，豪放活泼。比如花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就出土有烟色菱纹罗、朱红菱纹罗、杯文菱纹罗、皂色几何纹罗等。汉代的绮以菱纹、三角纹和回纹最常见。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有杯纹几何纹绮，所谓杯纹属“菱纹变体”，即在菱纹两侧带有开口的小菱纹，其形有些像汉代附有两耳的漆杯，故文献称为“杯纹”。马王堆西汉墓还出不少对鸟花卉菱纹绮，这种纹饰在每个菱形花纹框内，几何纹、云雷纹、植物花草纹和变形动物纹等多种纹样相互交替分布。汉代的锦出土实物较多，如马王堆西汉墓就出有鸣鸟纹锦、香色地红茱萸锦、隐花星花锦、夔龙锦、朱龙锦等，均是锦中难得的佳品。汉代的绣花，用锁绣法以及“十字绣”、“影刺绣”、平绣等绣法，在平织绢、平织绮或提花罗上用各色丝线绣出各种花纹。这些花纹轮廓清楚，线条流畅，富于变化，美感强烈，深受人们的喜爱。
　　印花是用染料或颜料在织物上施印花纹，汉代可能已用镂空板印花。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金银印花纱等，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印花绢。汉代染丝线和印染丝织物多用植物染料，颜色有红、黄、蓝、白、黑多种正色，还有紫、褐、绿等间色。
　　中国的丝绸业在汉代以后，经过魏晋南北朝到唐宋时期更加兴盛，步入了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就先秦汉代丝绸业而论，若将其置于世界丝绸史范畴来看，可以断言，养蚕、缫丝、织绸都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这是对世界物质文化和纺织技术的伟大贡献。甚至在汉代以后的一个相当长时期，中国仍是全球唯一能生产丝绸的国家。
　　自七千年前中国人发明丝绸以后的数千年，丝绸始终是一种高科技商品，既具有实用性、艺术性，又高贵华丽，成为理想的财富和高贵地位的奢侈品；而且丝绸的重量轻、体积小、价格高，易于携带和远距离运输，不存在任何腐烂变质等问题，乃是长途贸易、获利丰厚的最佳首选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