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海上丝绸之路始于何时?向远古追寻，浙江杭州萧山跨湖桥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现告诉我们，早在8000年前已经诞生了“中华第一舟”；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现证明，早在4700年前长江流域已经有了丝织品。如此看来，开启海上丝绸之路中西文化交流之门的钥匙，很早就掌握在了中国先民的手中。浩瀚的海洋是大陆的延伸，海上丝绸之路也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延伸。但是，陆海不是前后相续的两个发展阶段，而是两个相互平行的通道。虽说是大海无痕、印迹难觅，但是随着考古重大发现的进展，我们有理由相信，当伴随清脆的驼铃，享誉世界的中国丝绸穿过绿洲和荒漠的同时，海上丝绸之路也翻开了中西文化交流篇章辉煌的一页。
　　一、先秦南和越国时期
　　先秦南和越国时期岭南地区海上交往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早在距今6000年左右，岭南先民已经利用独木舟在近海活动。距今5000—3000年期间，东江北岸近百公里的惠阳平原，已经形成以陶瓷为纽带的贸易交往圈，并通过水路将其影响扩大到沿海和海外岛屿。
　　通过对海船和出土陶器以及有肩有段石器、铜鼓和铜钺的分布区域的研究得知，先秦时期的岭南先民已经穿梭于南中国海乃至南太平洋沿岸及其岛屿，其文化间接影响到印度洋沿岸及其岛屿。
　　根据出土遗物以及结合古文献的研究表明，南越国已能制造25～30吨的木楼船，并与海外有了相当的交往。南越国的输出品主要是：漆器、丝织品、陶器和青铜器。输入品正如古文献所列举的“珠玑、犀(牛)、玳瑁、果、布之凑”。主要的贸易港口有番禺(今广州)和徐闻(今徐闻)。
　　从考古发现来看，秦汉时期中国船舶已具备在南海进行近海航行的能力。居于中西海路上的印度康契普拉姆市附近的古海港，曾繁荣了几个世纪，从遗址中出土的我国宋代瓷器说明这个古海港约在12～13世纪之后才衰败的。
　　开始于周秦时代的“东海丝路”早于开始于汉武时代的“南海丝路”。现有史料说明，山东半岛沿海的港口，是“东方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始发港，至晚在2600年以前，就开始了与海外邻国的商贸活动和人员的往来。史载“八千里之发、朝鲜可得而朝也”，⑥“东方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⑦就是春秋时期山东半岛开展中韩贸易的真实写照，这也是中国与朝鲜半岛商业往来最早的记录。也正是这一珍贵的历史记载，说明了山东半岛是有历史记录的最早开辟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首航地”。而这一时期，由于航海能力的限制，中国东南沿海尚无能力远航朝鲜和日本，而山东半岛就可以通过庙岛群岛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进行直接或间接的人员往来和贸易活动，而且齐桓公时代还把对外开放和对外的贸易活动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大力支持与邻国，包括海外诸国的文化交流和海外贸易活动。
　　相关考证证明，尽管那时的“国度”与现在不同，但齐国这样一种开放性的文化，重视商业往来，农工商并举的经济政策，加速了山东半岛与周边地区的交往。山东半岛正是处在这样的市场开放的背景之下，加之毗邻海外的地理优势，所以在春秋时期就开始了与朝鲜、日本的商贸往来。
　　二、回归海上丝路绽放时代
　　从历史走向现实，我们已然可以看到东方海上丝绸之路是如此熠熠生辉。这其中既有文化传承的魅力，也有当今贸易发展的必然。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它融合了文化与经济的交流，也更多了一种恒久的生命力。
　　众所周知，文化，是一个地区、一个城市最具特色的名片，是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最重要的支撑，谁占据了区域文化的制高点，谁就拥有了强大的发展软实力，谁就能在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赢得主动，抢得发展的先机。海纳百川、包容多样的多元性、开放性文化，不仅承载了一个地区的发展历史，也渗透在今天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今天的丝路沿线仍能从这种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受益。“丝绸之路”作为一种具有强烈历史感的文化载体，肩负着新的使命。
　　丝绸之路是沟通中国与域外交流的一个交通网络，它包括商业、文化与民族迁徙交融三大功能，由西北和西南两个陆地网络、陆海相衔的东北网络与海洋网络四部分组成。丝绸之路始于先秦，下限为明代。交通工具有驼队、马帮和舟楫。丝绸之路研究可成为东方学中的一门新显学——丝绸之路学。将丝绸之路外延扩大的典型是海陆空之外的新丝绸之路——网络；有的还将海上丝绸之路下限定为广交会，西北丝绸之路下限定为连云港经中亚与欧洲相衔的铁路欧亚大陆桥，西南丝绸之路下限定为中国与南亚间的多条当代公路。将历史上中国与世界各国间经济文化交流的道路，只称为“丝绸之路”还远不够。从学术事业发展角度讲，观念更新至为重要。丝绸之路曾激励过人，也束缚了人，反映了学术界对丝绸之路的上限与下限、内涵与外延认识的见仁见智，但并不妨碍学术研究。
　　丝绸之路上文化的交流是使丝绸之路沿线多民族不可分离的关键。这里的文化意义指的是一种资源，一种民族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相互渗透和影响的资源。它不能简单地视为一种形式上的经济关系，而是一种充满文化意义的资源，是财富的占有、流动和互换。随着民族交往范围的逐步扩大，不同民族文化上的吸引力也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简单的交往关系进一步扩大为深层的文化心理联系，专一的民族情感融入更大范围内的民族联系，形成了带有多民族共同特征的普遍情感。于是，民族交往模式由某一物品的交流扩展为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领域的交流；由特殊的价值指向的交流变成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多元文化交流；由单向的交流变成了双向的文化传播；由仅仅考虑本民族的利益，扩大到民族间的互惠原则，直至发展到多民族的共同利益。它们只是一种手段一种形式和条件，关键在于各民族的利益、需求的逐渐发展和不同民族之间共同的文化共享关系。
　　⑥ 《管子·轻重甲》
　　⑦ 《尔雅·释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