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琅玕”明确为蜻蜓眼玻璃珠，对它在古代中国人精神世界中的地位，华夏大地与西亚的交通联系状况等，均可以得到更深一层的了解。
　　关于我国已见蜻蜓眼玻璃珠的资料，不少学者如干福熹、关善明、杨伯达、高至喜等，已经做过比较深入的分析、研究。本文的讨论，可在他们已经取得的成果基础上进行。〔1〕
　　据不完全统计，近数十年中已出土了相当数量的蜻蜓眼料珠，总数至少也在400颗以上。据关善明的《中国古代玻璃》统计、分析，蜻蜓眼玻璃珠最迟在春秋晚期已进入华北大地。自春秋末年至战国早期，在山西太原晋国赵卿墓、山西长子牛家坡墓地、山西长治分水岭、河南固始侯固堆、河南洛阳中州路、山东淄博临淄、山东曲阜鲁国故城等处古代墓地中，均有所见。一些墓葬中，出土数量还相当多(见图版18)，山西、河南、山东是其重点发现地。时代稍后，在河南洛阳中州路、郑州市辉县固微村、郑州二里岗、湖北随州(尤其是曾侯乙墓)、湖北枝江姚家港、湖北江陵雨台山、湖北江陵杨场、湖南怀化黔阳、怀化辰溪、湖南长沙烈士陵园、湖南慈利县、长沙白泥塘、长沙磨子山、长沙氮肥厂、长沙左家塘、长沙浏城桥、湘西自治州、四川成都羊子山、涪陵小田溪等处墓地，也都有所见。战国中晚期，在湖南澧县、沅陵，湖北江陵、荆门，陕西汉中，河北临城，山东曲阜，四川广汉，甘肃平涼，河南淮阳等地，发现同样丰富。秦汉时期，广东广州南越王墓、广州先烈路、河南青州、陕县、四川重庆等处均见出土(见图版19)。汉代以后，就见得比较少了。
　　春秋晚期甚至早到春秋中期，时代最早的一批蜻蜓眼料珠，比较集中的发现在山西。如长治分水岭M270、春秋晚期太原晋国赵卿墓、春秋晚期长子牛家坡M7墓等。仅赵卿墓，即出土蜻蜓眼料珠13枚。对上述三个地点，还有山东淄博郎家庄一号墓、河南固始侯固堆M1的玻璃珠进行过成分测试，它们的氧化钙、氯化钠含量较高，不含氧化钡，见微量氧化铅。与我国铅钡玻璃不同，因此肯定为西方生产的钠钙玻璃，应当是由西亚经陆路进入黄河流域的物品(见图版20)。
　　判定最早一批蜻蜓眼玻璃珠来自域外，不仅因为玻璃成分与我国传统的铅钡玻璃完全不同，配方、工艺有别。在此以前，我国不见这类蜻蜓眼玻璃珠制品。再者，蜻蜓眼的造型、图像，在中国传统图案中也找不到任何痕迹。与此相反，在埃及、西亚两河流域，很早就见到过这类蜻蜓眼玻璃珠的生产，时代最早可到公元前14世纪(见图版21)。公元前5世纪，在伊朗基兰也发现了同类蜻蜓眼玻璃珠实物(见图版22)。尤其是古代伊朗古兰出土的蜻蜓眼玻璃珠，与山西等处所见早期蜻蜓眼料珠的造型、图案更是惊人的相似。根据这些实物资料、分析数据，说最早一批蜻蜓眼玻璃珠来自域外，大家并无异词。分析至此，再看《魏略》“大秦出琅玕”的记录，虽不知其所本，但内容是相当准确的，与考古文物中所显示的文化信息可以说完全一致。
　　最早一批蜻蜓眼玻璃珠，从亚洲西部通过陆路长途输入至中原，数量不会多，价格必然高昂，自然不可能是一般社会成员可得享受的珍宝。河南固始侯古堆M1，墓主人是吴王夫差的夫人，是宋景公的妹妹，身份非同寻常。而晋国赵卿，也为晋国贵族。郎家庄一号墓主人是齐国卿大夫一级的贵族，长子牛家坡M7墓主人也是身份不一般的贵夫人，只有如是身份特殊的上层统治集团成员，才可能得到这类人们从未所见、而且被视为有特殊辟邪功能的瑰宝。
　　赋予蜻蜓眼玻璃珠存在所谓辟邪功能的信息，来自最初生产了蜻蜓眼玻璃珠的埃及王国的古老信仰。在公元前14世纪或更早，埃及即生产了蜻蜓眼玻璃珠。蓝色、黑色圆形玻璃珠上显示了眼白、瞳仁，清楚地表现了眼睛的形象，在当时的埃及人的观念中这是天神的眼睛。人们相信这种神眼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能驱走恶魔，保佑平安。蜻蜓眼玻璃珠作为护身器物带在身上，正是期望蜻蜓眼这一神奇功能可以化为现实。〔2〕这是任何人都会尽最大力量寻求实现的目标，也是人们无法拒绝的生命诱惑。这样一个古老的埃及信仰之所以会很快传布到两河流域，传到北欧英国，进入了南亚伊朗，也进入了亚洲东部的黄河流域，附着在蜻蜓眼玻璃珠背后的这一文化思想，才是最强大的原动力。《管子》书中描述的当年上层统治集团中的人物可以不惜付出高昂代价，去寻求“琅玕”——蜻蜓眼玻璃珠，精绝国王、夫人、太子也都以得到一枚“琅玕”为幸福所系，道理无不在此。
　　蜻蜓眼玻璃珠最早出现在埃及，到美索不达米亚，进入伊朗，再来到我国华北地区，受高山、沙漠、戈壁等自然条件的局限，行走的大方向也就是汉代以后张骞重新走过的“丝绸之路”。但这里有个问题，为什么最早期的一批来自西亚的蜻蜓眼玻璃珠，主要是出土在山西、河南、河北、山东这一带?联系古代文献记录，这一现象实际揭示了战国前后由鄂尔多斯草原进入华北平原、齐鲁大地的一条古代交通径道。《史记·赵世家》中曾收录了一件苏励给赵惠文王的信，信中谈到防守太行山中上党、羊肠、勾注径道的重要性：“秦以三郡攻王之上党，羊肠之西、勾注之南，非王有巳。□□勾注、斩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于燕，代马胡犬不东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宝者亦非王有巳。”羊肠，是赵国著名险塞，在今天太原晋阳之西北，山形岖僻、状如羊肠，故称“羊肠”；勾注，为雁门山，居代县西北。因山形勾转，水势流注而得名；常山即恒山。秦国东进，一旦控制住羊肠、勾注、常山这些晋北险要，赵、燕将无险可守。统治阶级需求的西北地区之良马、猎犬、宝玉，就将无法到手。这些历史信息透露的是：战国时期，居于今山西东北部、河北西部地区的赵国，穿过恒山、雁门关、勾注山一线，进出河套、鄂尔多斯草原，也曾是交通西域的一条重要通道。西亚所产蜻蜓眼玻璃珠，最初进入华夏大地，相当数量均见于山西，应该与存在着这一交通路径有着密切关系。
　　西亚蜻蜓眼玻璃珠进入华夏大地后的另一个积极贡献，是刺激、促进了我国蜻蜓眼玻璃珠的制造，也就是古代玻璃制造业的发展。在人们的心目中，这种造型新颖、既往不见的珠子，蕴含着一种驱邪得福的神奇力量，是人们不惜重金以求的瑰宝；但它量少、价高，难以进入寻常百姓家。广大的社会需求，是刺激生产、发明的最强大的动力。正是在这一强大社会需求的推动下，激发了人们去寻找其后面的奥秘，摸索其制作的工艺，为战国时期开始出现中国式铅钡成分的蜻蜓眼玻璃珠，准备好了强大的思想基础。同时，由于蜻蜓眼玻璃珠工艺实际并不复杂，可以说是一点即破。于是，在中原大地出现了自己生产的蜻蜓眼玻璃珠。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蜻蜓眼玻璃珠173颗，其夫人墓中出土24颗，数量可以说相当巨大的，而其成分既不是西方钠钙组合，也不是典型的中国铅钡成分，而是含有大量二氧化硅及较多的钾、钙，很少一点铅，几乎不见钡，为钾、钙类型的玻璃珠，是植根在本土资源基础上的一种配方。〔3〕虽成分不同，外观却并不逊色。随着蜻蜓眼玻璃珠产量的增加，使普通平民亦可享有。这一普及化，且其终非必需之物，反倒使它逐渐走向了没落。
　　以蜻蜓眼玻璃珠释“琅玕”，与《禹贡》、《尔雅》、《说文》、《管子》、《魏略》、《本草经》等古籍中关于“琅玕”的性状、产地的记录，完全可以统一，言之成理。
　　小小的蜻蜓眼玻璃珠，最早出现在埃及，春秋时进入华夏大地，它在灿若繁星的华夏古代文物中，是很不起眼的一点，但却也同样负载着厚重的历史文明。它的流行过程清楚地揭示了早在公元前1000年中期，黄河流域与西亚大地间已经有了交通往来及文化交流。对此，蜻蜓眼玻璃珠即为实证之一。
　　蜻蜓眼玻璃珠进入华夏大地后，中国的学人给了它一个十分美好、令人与美玉联想的名字“琅玕”。这是纯粹的意译名称，还是在“琅玕”语音上留有西亚语音的痕迹?笔者寡陋，难说究竟。这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探索、解析的问题。
　　在尼雅精绝王墓中出土的蜻蜓眼玻璃珠，究竟是钠钙玻璃系统抑或铅钡玻璃系统，出土当年未作分析，留下了遗憾。目前，在不损伤文物的前提下，进行成分、比重的分析并不困难，希望今后能补上这一缺憾。有一点可以注意，王室中人均以“琅玕”这一十分汉文化的名词称蜻蜓眼玻璃珠。可以推见，当年王室中必有深谙汉文化的中原知识分子存在。可见，两汉王朝统治新疆时期，出于统治的需要，其十分注意汉文化的推行，这是不容置疑的。
　　〔1〕杨伯达主编《中国金银玻璃珐琅器全集》“玻璃器”卷，河北美术出版社，2004年；关善明《中国古代玻璃》，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1年；干福熹主编《中国南方古玻璃研究》，上海科技出版社，2003年；高至喜《论我国春秋战国的玻璃器及有关问题》，载《文物》，1985年第12期；后德俊《谈我国古代玻璃的几个问题》，载《江汉考古》，1985年第1期。上述专著，论文，对国内已经刊布的蜻蜓眼玻璃珠，作了深入的分析、讨论。稍令人抱憾的是对新疆出土的蜻蜓眼玻璃珠资料，除《中国古代玻璃》中，提到轮台穷巴克所见一枚公元前9世纪蜻蜓眼玻璃珠外，其他均未见介绍。其实，新疆各地散见蜻蜓眼玻璃珠并不少，这与新疆资料刊布不足有关，这里稍予介绍。仅以近年考古发掘为例，山普拉墓地(洛浦县境，属古于阗国)即发现蜻蜓眼玻璃珠21颗，蓝色珠体上显白色、黄白色眼睛形。且末扎洪每克墓地春秋早期墓葬中，见蜻蜓眼玻璃珠6颗，蓝色珠体，以白色线显眼睛纹。另在古龟兹沙雅县境，也见过蜻蜓眼玻璃珠的报导。穷巴克、扎洪鲁克墓地，时代均早到春秋或更早时段，颇可以助她于说明蜻蜓玻璃眼进入中原的路线、过程。
　　〔2〕关善明《中国古代玻璃》，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1年，第18页。
　　〔3〕后德俊《谈我国古代玻璃的几个问题》，《江汉考古》，198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