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不同楎椸，是精绝汉墓中的一个细节。应予强调的是，于细微之处见精神。在这一细节处理的背后，揭示着精绝社会统治集团对儒家礼制的认同，是他们对汉王朝中央统治权威的尊崇，以及汉王朝政治、文化政策在西域的具体贯彻实施及所取得的一定成果。从这一角度去分析，楎椸事小，但其历史文化价值相当宏大。
　　精绝，在汉代西域只不过是最小类型的城邦。《汉书·西域传》记述，它只有“户四百八十，口三千三百六，胜兵五百人”。而且，深处沙漠，“行地阸陿”，〔1〕交通不便。这样一个小城邦，在汉王朝的西域政策中，当然不会居于关键地位，而只能属于最一般状况，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也不会特别密切。但就是这样一个小城邦，中央王朝尊奉的礼制也得到了认真贯彻。由此推及其他地区，探讨汉王朝曾经在西域大地相机推行中原传统文化的政策，确不失为一件有意义的资料。
　　自西汉在西域设都护，置官驻兵，开设屯田，实施统治后，西域和祖国内地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但较之中原大地，西域具有许多不同的情况，居民族体不一样，语言殊异，传统文化有别。在这样的条件下，如何有力地实施中央王朝对这片地区的统治，是统治者面对的全新问题。
　　这一新情况、新问题，汉王朝统治集团是敏锐认识到而且有所分析的。《后汉书·西域传》最后的赞词中，曾有感而发地说：“逷矣西胡，天之外区；土物琛丽，人性淫虚；不率华礼，莫有典书。”〔2〕是说这一地区既不奉行华夏之礼，又不读儒家典籍、圣人之书，没有拘束，没有礼节，对汉王朝企求实现的统治秩序，自然是一大忌。
　　汉王朝统治者是深谙加强思想控制、维护中央集权之术的。汉武帝刘彻重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核心就是加强中央集权。借用儒家思想“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3〕自此以后，支配人们生活观念的思想，只有包括《礼记》在内的儒家五经了。但是，面对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边裔地区，如何采用一套合适的办法以加强儒家思想的灌输，达到稳定统治之目的，对汉王朝统治者而言的确是一个新的问题。
　　既往的研究工作在这方面是一大薄弱环节。爬梳历史文献，也未见相关记录。
　　纵观两汉时期的西域史，检索现有出土文物资料，可以清楚地触摸到，汉王朝对这一问题是有过相当考虑的。出土文物表明，汉朝中央，曾经对属下之西域绿洲城邦推行过汉语文灌输，对执行和亲使命的公主、送亲使团成员，规定要在异族他乡长期生活，还组织先期学习相关民族语言，以助沟通。奉行和亲的同时，要求各地方政权“遣使置质”，相当程度上也承担着文化交流的使命。
　　汉王朝礼制、文化进入西域，重要途径之一是西域大地各族统治者向中央王朝派送的质子、使节。《后汉书·西域传》称：“建武中，(西域诸国)皆遣使求内属……永平十六年(73年)……于阗诸国皆遣子入侍。”“永元六年(94年)，班超复击破焉耆，于是五十余国悉纳子内属。”“顺帝永建二年(127年)(班)勇复击降焉耆。于是龟兹、疏勒、于阗、莎车等十七国皆来服从。”终东汉之世，只要中央王朝国力稍强，西域各城邦即“遣子入侍”、“纳子内属”。两汉之世，这可以说是一种普遍性、长期性的存在。实践证明，这一方式在一些地区和特定历史阶段，曾发挥过不小的作用。在王国具有重要地位的质子，身边有一批随员，他们长期在中原王朝政治中心居住、活动，对中原的礼制、观念耳濡目染，了解渐深，熏陶亦重。如西汉时龟兹王绛宾，年青时数至长安，居留经年，逐渐“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4〕东汉时，莎车“王延……(汉)元帝时尝为侍子，长于京师，慕乐中国，亦复参其典法。常勅诸子，当世奉汉家，不可负也。”〔5〕这些，自然都是从加强各王国统治本身而提出的重要方略。龟兹、莎车，自古至今一直是新疆地区最大的农业绿洲，古代更始终是西域地区最强大的、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精绝一度属莎车，精绝之西邻扜弥曾向龟兹派质子。莎车王国在东汉阶段，还曾一度作为西域大地最有力的政权，其王受汉封为西域都护，代行中央管理权。龟兹、莎车对中原礼制文化仰慕如此，力求仿效，一些小小的绿洲对中原王朝自更为倚重，对汉王朝礼制文化的趋赴、追求更为热切，是可以想见的。
　　使中原文化深入西域大地的第二个有力途径，是两汉王朝时期，坚持对四边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和亲政策。这一政策在乌孙具体实施的情况，《汉书》中有比较具体的记录。当细君出嫁乌孙时，汉王朝“赐乘舆服御物，为备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赠送甚盛”。稍后，相夫准备嫁乌孙，汉王朝为她“置官属侍御百余从，舍上林中，学乌孙言”。〔6〕这样庞大的送婚使团，实际也是政治、文化使团。汉王朝在西域地区，还有过多少和亲实践不见于记录，但从实际情况分析，数量是不会少的。精绝这样的小城邦，从1995年尼雅一号墓地3号墓出土有“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锦被看，说它也有过和亲活动可言之成理。不然，“王侯合昏”锦，不会送到精绝。可能王国实在太小，精绝在汉王朝正史中，只留下了《汉书·西域传》中不足百字的记录。即使曾如一般通例送过质子、接受过和亲，文献中均付阙如，难觅影踪。但从现已发现的考古资料看，汉文化在精绝王国上层集团的生活中，确实存在着不小的影响。1993年，在精绝遗址曾出土过两枚汉简，其一简文为“谿谷坂险丘陵故旧长缓肆延涣……”，〔7〕这是“仓颉篇”残文。〔8〕“仓颉篇”，是秦汉时期最重要的小学字书，是入学时的发蒙课本，在汉代西北地区烽燧所见汉简中，普遍出土“仓颉篇”残文，尼雅精绝废墟中也见“仓颉篇”，说明这里也曾经以这一小学课本为教材，推行过汉文字教学。在精绝王国内有过这种汉文字教学，还有另一批考古资料可为证明，这就是斯坦因于20世纪初在精绝发现的8件王室贵胄，包括王母、王、大王、小太子、且末夫人、太子、春君、承德等人，相互赠礼的木札，其上文字都是书法精妙的汉隶。文为：
　　(1)王母谨以琅玕一致问(面)
　　王(背)
　　(2)臣承德叩头谨以玖瑰一再拜致问(面)
　　大王(背)
　　(3)休乌宋耶谨以琅玕一致问(面)
　　小太子九健持一(背)
　　(4)君半谨以琅玕一致问(面)
　　且末夫人(背)
　　(5)太子美夫人叩头谨以琅玕一致问(面)
　　夫人春君(背)
　　(6)苏且谨以琅玕一致问(面)
　　春君(背)
　　(7)苏且谨以琅玕一致问(面)
　　春君(背)
　　(8)奉谨以琅玕一致问(面)
　　春君幸毋相忘(背)〔9〕
　　对这批1901年出土于尼雅的汉代木札，史树青先生曾经从文物制度出发作过分析。它们的形制与西汉长沙王族刘骄墓出土的“被绛函”木札相同，书体相近，用途一样。这种木札，一端削去两角，稍下，两侧边各削出一个三角形凹缺。用法是在三角形凹缺处系绳，并悬挂在赠送礼物的箱函之上。〔10〕尼雅出土的精绝王国上层集团成员之间相互赠礼的木札与汉代湖南长沙王室成员墓内出土的木札一致，绝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它是在礼制细节这一环节上，表现了中原汉代礼俗制度在边裔地区的具体实施。荆楚长沙与西域沙漠深处的尼雅相去迢迢万里，竟然在礼俗制度上相同，这启示我们注意一点：两汉王朝时期，确实曾经为在西域大地灌输中原礼制文化进行过重大的努力。
　　行文至此，大概可以结论：两汉时期，精绝上层集团不仅曾学习汉文，而且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上引斯坦因带去英国的8枚汉文木札及新见“仓颉篇”，可作为这一结论的证明，自然也为我们分析汉王朝在西域大地推进汉文化的努力提供了有说服力的实证。从这批资料出发，逻辑推论可证明，当年精绝社会接受过较深厚的汉文化影响，在这一基础上，相关礼制的进入也就成了情理之中的事。从楎椸之制观察，不仅曾实行在精绝王国，而且在于阗、且末也曾实施过。它们对两汉王朝在“丝绸之路”“南道”各绿洲王同的文化影响，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只是两汉王朝的这番努力并未能贯彻始终，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历史有相当大的变化。中原礼制的影响，也未能得到更深入地贯彻。
　　〔1〕《汉书·西域传·精绝》。
　　〔2〕《后汉书·西域传·赞》。
　　〔3〕《汉书·董仲舒传》。
　　〔4〕《汉书·西域传·渠犁》。
　　〔5〕《后汉书·西域传·莎车》。
　　〔6〕均见《汉书·西域传》。
　　〔7〕王樾《略说尼雅发现的“仓颉篇”汉简》，《西域研究》，1998年第4期。
　　〔8〕王樾《略说尼雅发现的“仓颉篇”汉简》，《西域研究》，1998年第4期。
　　〔9〕罗振玉、王国维编著《流沙坠简》，中华书局，1993年影印本，第69页、223～225页。
　　〔10〕史树青《谈新疆民丰尼雅遗址》，《文物》，1962年第7～8期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