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代棉纺织业发展的基础上，南北朝时期(5—6世纪)，新疆地区的植棉、棉纺织业，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限于历史文献、出土文物资料，我们以吐鲁番地区为重点进行剖析。
　　吐鲁番地区汉代以来，是逃避战乱的中原大地居民流徙寄寓的处所。于是，“汉魏遗黎”逐渐成了本地区居民的主体。因地近河西走廊，中原王朝对这片地区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汉设“高昌壁”，晋时前凉王朝在此设高昌郡。南北朝阶段(443年)，这里出现了以河西走廊移民为主体的高昌国，虽割据一方，但与中原联系密切。中原王朝对这里的居民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自然就有更为具体的了解。
　　历史文献中，曹丕诏文中盛赞“西域白叠布鲜洁”，但在晋以后的文献中，却未见有关西域“白叠”的记录。大概是基于上述政治、地理背景，直到《梁书·诸夷传》“高昌国”条，才算有了一点呼应，说到了吐鲁番盆地内种植棉花、纺织棉布的具体情况。说是高昌国“其地高燥……备植九谷……多草木，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左纟右卢)，名曰白叠子。国人多取织以为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1〕文字记录虽很简单，但凝集其中的历史文化信息却相当多。
　　南北朝时期的高昌王国领地，基本相当于今天的吐鲁番盆地。“其地高燥……备植九谷”，吐鲁番地区气候干燥少雨，光照充分、积温高、湿度低，其适于农业、园艺业发展的基本特点，在这八个字中得到了本质的揭示。“多草木，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左纟右卢)，名曰白叠子”，把草棉的外形、名称、棉桃特点及功用，向不知“棉”为何物、但深知育蚕抽丝的中原人作了简单而形象、基本准确的介绍。棉花在这里种植很多，这自然不可能是初始引种棉花时的情况。
　　棉花种植“多”，“国人多取织以为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表明吐鲁番地区因地制宜，棉花种植相当发达，构成棉纺织业繁荣兴旺的坚实基础。棉布软白，质量上乘，已成为当地支柱性的手工业。
　　生产棉布“交市用”，是这段文字中十分关键的一句话。不少学者把“市用”理解为“流通手段”，〔2〕但从唐代文献看，除流通手段外，这一“市用”还有互市、通商、贸易的含义在内。而且主要意义应该就在贸易这一环节上。《资治通鉴》隋炀帝大业三年冬十月：“西域诸胡多至张掖交市，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时这里的“交市”一词，宋人胡三省加了注：“交市，为互市也”，〔3〕意思是相当明确的。因此，吐鲁番地区当年的棉布纺织，已不只是传统小农为自己穿用，而更主要的是为了投入市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商品生产的经济现象，可能与高昌在丝路上的重要地位有关。丝绸之路是一条贸易之路，高昌作为当年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枢纽、中心城市之一，有些什么重要产品投入市场，以贸取东来西往的各种宝货?唐代典籍中，记录了这里用为贡品的土特产是：葡萄、刺蜜、石盐及叠布。〔4〕这几种特产各有其功用，但叠布是关系人们日常穿用的必需品，其实际经济价值自不同于其他。高昌及继后的唐代西州，利用本地地理优势多种棉花，多织棉布，确实把握住了自身的优势。这一生产经营策略，在当年看来也曾获得过巨大成功，这一点下文当重点予以剖析。
　　还应注意的是，吐鲁番地区棉业的发展、进步，不会是在一种封闭、孤立的状态下完成的。新疆植棉最早出现在邻近印度、阿富汗的和田，吐鲁番的棉花，也应是来自和田地区。由吐鲁番的植棉、棉纺织业发展的规模，可以大略透见新疆其他地区，尤其是塔里木盆地周缘地带的棉纺织业，也会处在一个相当的发展状态之中。
　　据《梁书》不长的记录，我们引申出了不少历史结论。但以上述文字记录验之于考古资料，情况会怎样?目前已见之考古资料，完全可以与上述文献记录相印证，彼此互为说明，互为补充。
　　在吐鲁番高昌城北郊阿斯塔那、哈拉和卓晋、唐墓地中，在相当于晋朝的早期墓葬中，已见棉布实物。如1964年发掘的阿斯塔那第13号墓，出土殉葬的布俑一件，布俑所用衣、裤，均为棉织物。〔5〕
　　1965年发掘的阿斯塔那第39号墓，入葬者为一青年妇女，身着绢绸衣服，但脚穿棉布鞋。墓内还出土了升平十一年(367年)文书。〔6〕
　　高昌时期的阿斯塔那墓地曾多次出土本色平纹棉布，而且还在阿斯塔那第309号墓中发现过棉、丝为原料混织而成的几何纹锦，锦片残长37、宽25厘米。〔7〕
　　在阿斯塔那且渠封载墓(455年)中，出土之泥俑高20.5厘米，其穿着的衣裤，据报导均为棉织物。〔8〕
　　1975年新疆博物馆在哈拉和卓墓地发掘墓葬40座，在早期(十六国、高昌郡到阚氏高昌阶段)的墓葬中，发现“有蓝棉布、絮棉”，“蓝棉布(75TKM94：8)”出土物似为一件棉衫裙(内有絮棉，已糟朽成粉状)。棉布平纹，组织较粗糙松散，每平方厘米经纬线为11×11根。〔9〕
　　1986年吐鲁番文管所在阿斯塔那进行发掘，于高昌时期的一座墓葬内(861AH386：27)发现棉布3件。其中一件长39、宽18厘米，为棉纱加捻。〔10〕
　　更值得注意的一批资料，是在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中出土的一大批当年的公文、契纸、随葬衣物疏等，粗略翻检，相当于晋、南北朝时期的文书中，涉及棉花种植、棉布买卖、日常使用棉质衣物、棉布借贷、僧人受施棉布等文书，不少于47件。〔11〕这些文书，因剪作纸鞋、纸帽、腰带等，十分残破，通过它们虽难得到完整的文意，但透过其字里行间，还是可以觅求到一些零散具体的历史信息。
　　文书残纸表明，当时人们日常生活中穿用棉织物有：裤、裙、衫、细叠衫、食叠、手巾、发叠囊子等。
　　叠布，除如上述实用价值外，确实也有流通手段的功能。如阿斯塔那第48号墓中出土一件高昌章和十一年(541年)某人“从左佛得边买田券”，记述某人“从左佛得买孔进渠薄田五亩……交与叠……毕”。〔12〕在吐鲁番哈拉和卓第90号墓中，出土高昌永康十年(475年)、十七年(482年)残文书多件，共出文书之一为“高昌主簿张绾等传供账”，涉及供叠布情形，节录如下：
　　(前缺)
　　“疋，毡六张半，付索寅义，买厚绢，供涞□……
　　……
　　出行绁卌疋，主簿张绾传令，与道人昙训。
　　出行绁五疋，付左首兴，与若愍提懃。
　　……
　　绁一疋，赤□一枚，与秃地提懃无根。
　　月廿五日，出绁二疋，付□富买肉供□□。
　　……
　　出行绁
　　行绁
　　行绁三疋，赤□三枚，付隗已隆，与阿祝到火下。
　　张绾传令，出疏勒锦一张，与处论无根。
　　(中缺)
　　……
　　绁一疋，毯五张，赤□□枚，各付已隆，供鍮头”〔13〕
　　这是一件官府的供应账，根据主簿张绾的指示，付给相关人员绁布、毯、锦、赤□等物支用，其中有指定以绁布“买肉”的内容。“绁布”，即棉布。
　　叠布因为自身具有的重要使用价值，具备了实物货币的功能。
　　叠布的织造，是以小家庭为单元进行的。1975年，在哈拉和卓第99号墓葬的墓道中(墓葬为高昌时期)，出土一件因火灾烧损财物账单，罗列的一大批遭损物资中，有“白叠三匹”“叠缕四十两”。〔14〕叠缕，自然是棉纱或棉线之属，是织造棉布的材料。棉布纺织在当时的高昌，可以想象只能是分散的家庭手工业。但这件资料，还是可帮助认识当时家庭手工生产十分稚小的规模。
　　民间借贷，叠布是重要对象，在阿斯塔那第326号墓葬中，出土了一件高昌和平元年(551年)借贷契残纸，某人：
　　“举中行叠六十匹，要到八月……
　　中行叠九十匹。若过期不偿，一匹上……”〔15〕
　　契纸文字已无法读全，但行叠“六十匹”、“九十匹”的文字，则是明白无误的。一次以高利求贷如此大数量的叠布，虽有可能是家庭有突然的、重大的需要，但作为可以“市易”的重要物资，集中一批货品并投入市易以求取更高的利润，也是存在可能的。
　　高昌、唐代的吐鲁番地区，死者入葬，子嗣每每要准备一纸“随葬衣物疏”，列具给死者准备的进入冥世后使用的所有物品，免其“匮乏”。这类“衣物疏”往往把生活中所需一切都考虑到了：从各种锦绸衣物，到黄金、白银、钱币，一应俱全。当然，实际并不如“衣物疏”所列，将相关财物置于墓冢，而只是以一些象征性物品充数，一些碎绸片就代表锦绸百千匹，一些葫芦片可能就是金银万千。但它表现的人们的愿望以及对现实社会的追求，却是十分清楚的。这里，试举一件高昌王国阶段的“衣物疏”为例：
　　“高昌章和十三年(543年)孝姿随葬衣物疏
　　故树叶锦面衣一枚 故绣罗当一枚 故锦襦一枚，领带具
　　故锦褶一枚，领带具 故绯绫襦二枚，领带具 故紫绫褶二枚
　　领带具 故绯绫袄三枚，领带具 故白绫大衫一枚，领带具
　　故白绫少衫一枚，领带具 故黄绫大衫一枚，攀带具 故绫裙
　　一枚，攀带具 故合蠡文锦袴一枚，攀带具
　　故白绫中衣一枚，攀带具 故脚靡一枚 故绣鞾二枚 故树叶
　　锦丑衣二枚 故金银钏二枚 故金银指环六枚 故挝扮耳抱二枚
　　故绫被褥四枚 故绯红锦鸡鸣枕一枚 故波斯锦十张
　　故魏锦十匹 故合蠡大绫十匹 故石柱小绫十匹
　　故白绢卌匹 故金钱百枚故银钱百枚
　　故布叠二百匹 故手□二枚 攀天纟万万九千丈
　　章和十三年水亥岁正月壬戌朔，十三日甲戌，比丘果愿敬移五道大神。
　　佛弟子孝姿持佛五戒，专修十善，以此月六日物故，经涉五道，任意所适。右上所件，悉是平生所用之物。时人张坚固、李定度。
　　若欲求海东头，若欲觅海西壁，不得奄遏停留，急急如律令。”〔16〕
　　在这件“衣物疏”中，有“故布叠二百匹”，数量已相当多，但实际还不是最大的数字。在另外的“衣物疏”中，见到有“叠千五百匹”、“叠两匹七万”、“细布百匹，细叠百匹”、“漯叠百匹”、“备布、行布、叠各一千匹”、“白叠三百匹”等，数量巨大。当然，也有“布五匹”等比较一般的数字。这虽只是表现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追求、愿望，但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取得这样数量的叠布，在当时的社会中是存在可能的。因此，这就曲折地反映了当年以吐鲁番盆地为中心的高昌社会中“叠布”的产量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应该是为了适应市场商业交易的需要，所以虽都是棉布，但有不同的规格、不同的品种。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见到的不同棉布的名称，即有“六纵叠”、“七纵叠”、“八纵叠”、“细叠”、“漯(罗)叠”、“食叠”、“世行布叠”、“白叠”等，名称不同，功能各异，织造工艺不一样，价格当然也会存在差别。
　　除吐鲁番地区外，塔里木盆地周缘在历史年代相当于南北朝时期的一些遗址内，也出土过棉织物标本。只不过田野发掘工作开展较少，发现之棉织物标本也自然相应较少而已。
　　1959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和田地区于田县乌于勒克调查时，发掘了两座南北朝时期的墓葬，其一，出土了一件长21.5、宽14.5厘米的棉布，组织比较致密。在另一座同一历史时期的墓葬中，出土了一块长11.5、宽7厘米的蓝白印花棉布。〔17〕资料虽少，但却表明和田地区自汉代以来，棉织业仍在发展之中。塔里木盆地北缘拜城县克孜尔石窟，主要是公元4—8世纪的一区大型佛教石窟遗址，对谷西区中段50～57窟间进行了窟前清理。在积土内发现早已坍塌的古代石窟10间，出土了不少珍贵文物。在其中1989年清理的第51窟中，与龟兹小铜钱共出，见到了可能属于南北朝时期的棉织物两块。其一编号为K51F：07，本色，平纹，每平方厘米经线25、纬线10根。面积很小，不过才3×10厘米，〔18〕但却显示了一种存在。揭明当年在塔里木盆地北缘的最重要绿洲——龟兹王国境内，棉布同样是人们衣服的用料。
　　〔1〕《梁书》卷54，列传第48“诸夷·西北诸戎·高昌”。
　　〔2〕参见王仲荦《唐代西州的绁布》，《文物》，1976年第1期；沙比提《从考古发掘资料看棉花种植和纺织》，《文物》，1973年第10期。两文，均将“交市”解释为“流通手段”。
　　〔3〕《资治通鉴》卷181，隋纪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00页。
　　〔4〕《通典·食货典·赋税》(下)，《新唐书·地理志》西州“土贡丝、叠布、毡、刺蜜、葡萄五物”。
　　〔5〕文物现藏新疆博物馆，参见沙比提《从考古发掘资料看新疆古代的棉花种植和纺织》，《文物》，1973年第10期。
　　〔6〕新疆博物馆《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3年第10期。
　　〔7〕武敏《新疆出土汉—唐丝织品初探》，《文物》，1962年第7～8期合刊。
　　〔8〕国家文物局、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古代科技文物展图录》，第98页。
　　〔9〕新疆博物馆《吐鲁番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6期。
　　〔10〕吐鲁番文管所《1986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2期。
　　〔11〕见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至第五册，文物出版社。
　　〔12〕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三册，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71页。
　　〔13〕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二册，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17～18页。
　　〔14〕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195页。
　　〔15〕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五册，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151页。
　　〔16〕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二册，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60～61页。
　　〔17〕新疆博物馆《丝绸之路——汉唐织物》，图版21，文物出版社，1972年。
　　〔18〕新疆文物维修办公室《1989克孜尔千佛洞窟前清理简报》，《新疆文物》，199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