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廼贤是蒙元时期丝绸之路汉语文学领域一位重要的色目诗人，他的丝路诗歌作品以表现丝路北方区域的历史名物、社会生活为主，感情沉郁苍凉，形式、风格多样，语言清丽浅显，体现出蒙元丝绸之路汉语文学后期的特质。
　　关键词：廼贤 丝绸之路 诗歌
　　我国历史上的蒙元王朝时期，是丝绸之路交通发展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丝路各主要干道第一次被完全掌控在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政权的手中。此时期的丝绸之路，不但起点由原先的历史名城长安先后变为漠北的和林、蒙古草原上的上都开平府和内地的大都，即它所覆盖的范围不仅是传统的西北方向的区域，而且还明确地涵盖了东北方向的地区。可以说，丝绸的华光异彩安然地笼罩着当时的整个北方。①这种空间地理上的大变化，使蒙元时代的文学领域诞生了一批与丝绸之路紧密联结在一起的诗人——以汉语为创作语言的西域少数民族后裔诗人群体的崛起即为其成果之一，他们与丝绸之路之间存在着天然的亲缘关系，多数人成为当时丝绸之路诗歌创作队伍中的重要成员；同时也产生了更多的反映丝绸之路沿线自然风光、社会生活的诗歌作品，这些丝路诗歌作品，不再仅以描绘西域风光民情为主，而是以当时丝绸华彩所笼盖下的广阔北方为表现对象，大都、上都及其沿线的风土名物、习俗民情，都成为此时期诗歌创作所关注的主要内容。
　　蒙元时期的诗坛，吟咏丝绸之路、描画丝绸之路蔚然成风，诗人们将丝路沿线自然、社会的各个方面尽情地呈现于诗歌作品中，借丝路来“言志”、“抒情”。色目诗人廼贤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他不仅是蒙元时期汉语诗歌创作领域，更是那一时期丝路汉语诗歌创作领域的重要诗人，他的丝路诗歌创作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
　　一
　　廼贤(1309～1368)，先祖为西域葛逻禄人，字易之，号河朔外史、紫云山人。汉姓马，因以字行，又被称为马易之。由于葛逻禄译音有时作合鲁，所以又被称为合鲁易之，或者在字前被冠以族名，称为葛逻禄易之。葛逻禄原游牧在今阿尔泰山一带，后归顺蒙古，跟随蒙古人四处征战，拓疆开土。廼贤的家族随蒙古人东迁后，最初定居河南南阳，后廼贤随父迁居庆元路鄞县(今浙江宁波)。在庆元，廼贤曾拜乡贤郑觉民为师，与其子郑真关系一直很好。在蒙元王朝统治时期，源出于西域葛逻禄的诗人廼贤，是属于社会地位较高的色目人。
　　廼贤的一生，多是在行旅之中度过的，并且他所生活的时代，是蒙元王朝已经由文治武功皆昂扬有为的前期渐渐转入风雨飘摇的后期。廼贤曾在京师大都游历，后为了参加至正元年(1341)的乡试，他才返回鄞县。但应试不第之后，诗人又于至正五年再次北上大都，次年到达，寓居于金台坊。此次离乡出游，他在创作诗歌的同时，还根据自己“历齐鲁陈蔡晋魏燕赵之墟，吊古山川城郭丘陵宫室、王霸人物衣冠文献陈迹故事，暨近代金宋战争疆场更变者”的经历，②写成了地理笔记《河朔访古记》。至正九年，廼贤与友人赶往上都参加观礼活动，在上都停留了一段时间，亲身感受了蒙元第二都城的风光习俗。至正二十二年，正在鄞县的他被朝廷征召为翰林编修。第二年，他在地方官刘仁本的帮助下，随身携带着老师郑觉民为自己所作的《送廼贤易之赴任编修序》，经由海路又一次进入皇城大都。至正二十五年，趁着代祀南镇、南岳、南海的间隙，他回过一次鄞县。当朱元璋的军队进逼大都时，廼贤出参桑哥实里军，后因病卒于军中。
　　从南阳到鄞县、从鄞县到大都、从大都到上都，再从大都到鄞县、从鄞县到大都，他的生命之舟不停地起航，不停地寻找归宿。然而，这个归宿，没落的蒙元王朝不能给他，他所旅居的各地同样也不能给他，这，似乎注定了廼贤最终以一个漂泊者的身份落幕，也注定了他的诗歌要流露出浓浓的漂泊感。寓居京城的经历、上都观礼的活动、探访河朔一带的阅历，使一心投入诗歌创作的诗人廼贤，在以诗传情达意、发抒胸臆时，对蒙元时丝绸之路沿线的相关生活内容多有涉及，这些作品大多保存在其诗集《金台集》中，而蒙元时的丝绸之路文学也因为廼贤的不倦创作而多了一份光彩。
　　二
　　至正九年，去上京观礼，是廼贤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情。诗人用《上京纪行》为总题，对此行予以记述。他的诗集《金台集》卷二开篇即是此系列纪行诗。它主要记述诗人由大都到上都，再返回大都沿途的所见所感所思。此次出塞，对于这位生长于江南的诗人来说，无疑是到了另一个新的天地，他的眼界大开。他对沿途所见的历史、文化古迹多有歌颂，作品有《刘蕡祠》、《龙虎台》、《居庸关》、《榆林》、《枪杆岭》等，他在描绘这些或者是自然留存，或者是人工遗迹的事物时，总有一种苍凉的情感贯穿其中。首篇《发大都》体现了此系列纪行诗的总的格调：
　　南阳有布衣，杖策游帝乡。忧时气激烈，抚事歌慷慨。天高多霜露，岁晏单衣裳。执手谢亲友，驱马出塞疆。云低长城下，木落古道旁。凭高眺飞鸿，离群尽南翔。顾我远游子，沉思郁中肠。更涉桑干河，照影空彷徨。③
　　“布衣”、“忧时”、“抚事”，面对长空霜露、千里归鸿，诗人驱马奔向“云低”、“木落”的塞外，内心的孤独彷徨之感不是一语所能道尽。从诗中可以看出，葛逻禄诗人廼贤出塞时的情感，与蒙元时期的其他丝路作家，如王朝初期的耶律楚材、丘处机，中期的马祖常等人相比，已经起了微妙的变化：此诗中既没有耶律楚材的同类作品里那种“品尝春色批金橘，受用秋香割木瓜”的回到乡园样的怡然心绪，④也缺少了马祖常丝路诗作中那般“苜蓿春原塞马肥，庆原三月柳依依。行人来上临川阁，读尽碑词野鸟飞”的无忧无伤情怀，⑤而是由一种主人的怡然自得心态变成了作客边塞的忧愁情绪。这是因为蒙元王朝的国势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诗人的心绪因系于“时序”也随之有了改变。
　　至正六年，诗人再次寓居大都时，天灾人祸的告急声便频频由全国各地传来，《元史·顺帝本纪》对此多有记载。
　　六年，春二月庚戌朔，日有食之。辛未，兴国雨雹，大者如马首。是月，山东地震，七日乃止。
　　三月辛未，盗扼李开务之闸河，劫商旅船。
　　夏四月壬子，辽阳为捕海东青烦扰，吾者野人及水达达皆叛。
　　八月……邵武地震，有声如鼓，至夜复鸣。
　　冬十月，思、靖徭寇犯武冈。
　　七年，春正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大寒而风，朝官仆者数人。
　　二月甲戌朔，兴圣宫作佛事，赐钞二千锭。己卯，山东地震，坏城郭，棣州有声如雷。河南、山东盗蔓延济宁、滕、邳、徐州等处。庚辰，以中书参知政事锁南班为中书右丞，道童为中书参知政事。丙戌，以宦者伯帖木儿为司徒。是月，徭贼吴天保寇沅州。以阿吉剌为知枢密院事，整治军务。
　　夏四月……河东大旱，民多饥死，遣使赈之。
　　是月，徭贼吴天保复寇沅州，陷溆浦、辰溪县，所在焚掠无遗。徙马札儿台于甘肃，以别儿怯不花之谮也。九月癸卯，八怜内哈剌那海、秃鲁和伯贼起，断岭北驿道。甲辰，辽阳霜早伤禾。
　　八年，三月丁酉……辽东锁火奴反，诈称大金子孙……壬寅，土番盗起……福建盗起壬戌……京畿民饥。……是月，徭贼吴天保复寇沅州。
　　夏四月辛未，河间等路以连年河决，水旱相仍，户口消耗。
　　五月丁酉朔，大霖雨，京城崩。庚子，广西山崩，水涌，漓江溢，平地水深二丈余，屋宇、人畜漂没。壬子，宝庆大水。丁巳，四川旱，饥，禁酒。……
　　因为灾相时现，因此，廼贤从大都迈步的那一刻起，就没有雀跃之感。他一路上吟咏的事物，也多给人一种清冷、孤寂的感觉。他咏刘蕡祠堂曰：“鞠躬荒祠下，低回想遗直”，“悲歌风萧萧，感慨情恻侧”(《刘蕡祠》，《金台集》卷二)。正如他自己在此诗的序中说：“唐刘蕡，幽州昌平人，谪死柳州。历辽、金，无能发其潜德。至本朝天历间，昌平驿官宫祺始奏建刘谏议书院。”可诗人来时，祠堂又已经荒芜，本是忧思重重的诗人更加情思凄恻。
　　这种冷寂的情绪，即使是在登临描绘“大驾巡幸往返皆驻跸太上”的龙虎台时，也未能消退：“绝壑闷云气，长林悲北风”，“衣裘倏凉冷，积雾浮空濛。”(《龙虎台》，《金台集》卷二)湿漉漉的云气，呜呜咽咽的北风，快速冷却下去的衣裘，都使诗人的游览活动变得行色匆匆：“前山风雨来，驱马复匆匆”(《龙虎台》，《金台集》卷二)，根本不像是一次有计划的文人的出游。不但如此。诗人一路观赏一路愁，他在《李陵台》诗中感叹一代名将的遭遇时，所用的文辞充满寒意：“落日边塞黑，苍茫路多歧”，“褰裳揽八极，茫茫白云飞”(《李陵台》，《金台集》卷二)。在《榆林》一诗里，诗人要表现的是平旷安适的田园景象，却忍不住流露出“夜凉衾稠薄，悒悒愁前途”(《榆林》，《金台集》卷二)的心理。
　　三
　　《上京纪行》从诗题上看，共有21首，但在以明确的诗题标出的作品中，有些又是一题多韵的组诗，如《塞上曲》、《锡纳鄂尔多观诈马宴奉次贡泰甫授经先生韵》，各有5首。如将属于一题多韵的诗作视为独立的篇目，则《上京纪行》有诗31首。在这31首作品中，格调昂扬轻快的大概只有《塞上曲》与《锡纳鄂尔多观诈马宴奉次贡泰甫授经先生韵》两组诗了。前者所描绘的是开阔的原野风光，原野上偶尔出现的人们，无论是采花而簪的青春少女，还是敲冰饮骆驼的年迈老妪，或者是驱马长奔的猎手，他们的大方、豪放和自在的举止，都令诗人感到心气安宁，忧郁的情对怀为之豁然开朗。《塞上曲》3首说：
　　秋高沙碛地椒稀，貂帽狐裘晚出围。射得白狼悬马上，吹笳夜半月中归。
　　杂沓毡车百辆多，五更冲雪过滦河。当辕老妪行程惯，倚岸敲冰饮驝驼。
　　双鬟小女玉娟娟，自卷毡帘出帐前。忽见一枝长十八，折来簪在帽檐边。(《塞上曲》，《金台集》卷二)
　　这是廼贤丝路作品中，格调明快清丽、生活气息浓郁的篇什。对于上京城内皇宫贵族宴饮的生活场面，廼贤在《锡纳鄂尔多观诈马宴奉次贡泰甫授经先生韵》组诗中有所反映，写人数的众多：“龙岗开宴百官齐”，“千骑扬镳过柳堤”(《锡纳鄂尔多观诈马宴奉次贡泰甫授经先生韵》其一，《金台集》卷二)；服饰的华美：“珊瑚小带佩豪曹，压辔铃铛雉尾高”(《锡纳鄂尔多观诈马宴奉次贡泰甫授经先生韵》其二，《金台集》卷二)；写宫殿的华丽：“绣绮新裁云气帐，玉钩齐上水晶帘”(《锡纳鄂尔多观诈马宴奉次贡泰甫授经先生韵》其三，《金台集》卷二)。然而，诗人真正的情感还是寄托在那些容易被别人忽视的皇城内外一些荒芜衰落的事物上，它们犹如诗人的心绪一样。
　　留居大都期间，廼贤曾写下了《京城燕》：
　　三月京城寒悄悄，檐子初来怯清晓。河堤柳弱冰未消，墙角杏花红萼小。主家帘幕重重吹，衔芹却旁檐间飞。托巢未稳井桐坠，翩翩又向天南归。君不见，旧时王谢多楼阁，青琐无尘卷珠箔。海棠花外春雨晴，芙蓉叶上秋霜薄。(《京城燕》，《金台集》卷一)
　　诗人以燕子喻自己：燕子由别处来到京城，寻找落足之所，而主人家层层悬垂的帘幕却遮断了它的去路，它只能带着美好的理想屈居别人的屋檐之下。诗里所描绘的燕子的形象，其实正是诗人自己的写照。诗人有着与燕子相似的遭遇，他一次次地从鄞县来到皇都寻求人生机遇，却一次次失望而归。诗中充溢着浓郁的自伤之情，哪里能分得清燕子是诗人，还是诗人是燕子?《南城咏古》16首，是诗人在与危素、朱梦炎等人游赏皇城大都南郊的历史遗迹时的题咏之作。其中《黄金台》曰：
　　落日燕城下，高台草数秋。千金何足惜，一士固难求。沧海水青眼，空山尽白头。还怜易水上，今古只东流。(《黄金台》，《金台集》卷二)
　　《寿安殿》曰：
　　梦断朝元阁，来寻卖酒楼。野花迷辇路，落叶满宫沟。风雨清城暮，河山紫塞愁。老人头百雪，扶杖话幽州。(《寿安殿》，《金台集》券二)
　　黄金台原为战国时燕昭王以黄金求贤的地方，而寿安殿本是金王朝的宫殿，如今黄金台长满秋草，寿安殿成了酒楼，一切的英雄人物，一切的辉煌业绩都成了过眼云烟，诗人自己却至今未能充分施展才华。诗人是在咏史，可他的内心却是在伤己。
　　四
　　廼贤的丝路作品，与在他之前的蒙元主要作家的创作相比，感伤的色彩非常鲜明，诗中的抒情主人公一直是诗人自己，“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的诗人完全是以诗来发抒心中的块垒。他一生在江南与大都之间起航停靠，而蒙元王朝的都城大都是他反复寻求人生发展机遇的地方。可是直到他过了知天命之年后，才被朝廷征召录用。他内心的伤痛与酸楚，无法向外人倾吐，只得寄情于翰墨。越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廼贤作品中的感伤色彩越强烈，即使是曾经令无数墨客骚人雄心顿起、壮志频生的丝绸之路，在他的笔下，也染上了浓厚的孤寂色彩。廼贤只是视自己为漫长丝绸之路上匆匆而过的旅客，他没有耶律楚材等人那种怡然自得的主人心态，因为在实际生活里，他没有获得他们行走丝路时的那份待遇，未来的岁月里，他也没有信心获得这种待遇。所以，在廼贤的丝路作品里，也就没有了主人式的自在与安闲，充满其中的是作客者前途未卜的寒苦与寂寞。尽管廼贤的友人多认为他并不热心于科举，事实上廼贤始终没有放弃对于科举的情感，通过他一次次鼓励那些落第的友人：“故庐铁砚应无恙，载笔重来勇策功”(《送蒋伯威下第南归象山》，《金台集》卷一)，“琼林花发重来日，五色春云照锦衣”(《送马德良下第》，《金台集》卷二)，就不难看出这一点。他的科考不第，他的不被重用，多少还是在其心理上留下了阴影。所以，同样一条丝绸之路，在廼贤的诗里，色彩变了，情感也变了，少了前代的昂扬壮阔，多了寂寞的悲苦。
　　但色彩格调的变化，并不预示着诗人会就此忘了丝绸之路。他忘不了丝绸之路，正如无法改变自己血脉中流淌的血液一样。他尽管想念江南，但他祖先的根终究埋在丝路上遥远的西域，更何况蒙元时特殊的社会氛围，已经使丝绸之路影响了众多文人的创作活动。廼贤的诗歌创作，无法逃脱丝绸之路的辐射，丝绸之路上的一些事物在他的诗中反复出现：“翠袖乘鸾下明月，玉盘留客进胡麻”(《桃花山水图为桃源屠启明题》，《金台集》卷一)；“盘堆苜蓿青毡冷，衣染檀花束带长”(《送葛子熙之湖广校官》，《金台集》卷一)；“马乳新挏玉满瓶，沙羊黄鼠割来腥”(《塞上曲》，《金台集》卷二)；“春瓮蒲萄熟，朝盘苜蓿新”(《送太师掾陈德润归吴省亲》，《金台集》卷一)……胡麻、苜蓿、蒲萄、马乳、沙羊等在蒙元丝路作家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事物，同样成为廼贤作品中不断出现的意象。在描写这些意象时，他往往以美好的事物与它们相衬托，翠袖明月，青毡檀花，马乳玉瓶，春瓮朝盘，它们都能使诗人产生美好的想象，联想到许多美妙的生活。
　　对于蒙元时丝路上的重要城市大都、上都、和林，廼贤也像其他的丝路作家一样，在自己的作品中留下了它们的印记。京城大都在他的诗中是常见的入题对象，上都是他特意去拜访过的城市，而对于那座处于漠北的重要城市和林，诗人则是以激昂的语调，送别奔向它的友人：
　　御河冰消春欲暮，官船系着河边树。河边日日送行人，挝鼓开帆尽南去。潘郎作掾独未还，腰弓欲度居庸关。马上长歌一回首，关南树色青云间。七月金山已飞雪，牛羊散漫行人绝。夜深陡觉毡帐寒，酒醒只闻笳鼓咽。丈夫莫恨不封侯，食肉须当万里游。腰间拂拭黄金印，他日相逢尚黑头。(《送太尉椽潘奉先之和林》，《金台集》卷一)
　　此诗气魄壮大，空间辽远，意境开阔。诗人以班超千里封侯、苏秦腰悬金印的典故，鼓励友人应该志在千里，立功封侯而还。这首诗作，与诗人其他的丝路作品相比，显然不同，读了令人感奋昂扬。
　　由于廼贤本身的创作才华以及他对诗歌创作的真诚投入，他在当时即已获得一些著名文人的高度称许。贡师泰赞他：“博学善歌诗，其词清润纤华，每出一篇则士大夫辄传诵之。大抵五言类谢跳、柳恽、江淹，七言类张籍、王建、刘禹锡，而乐府尤清丽可喜，有谢康乐、鲍明远之遗风。”⑥他的丝路诗作品从体裁方面来看，五言、七言皆备；从题材来说，以咏丝路历史名物较多；从抒情方式来看，以诗人隐于诗后的他式抒情为多；从风格来看，沉恻苍凉与婉郁清丽并存；从语言来说，则多为流丽清浅之语。廼贤的丝绸之路诗歌作品，最明显之处之一即是其接轨蒙元丝路后期汉语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空间呈现“北上”的特质——大力表现丝绸之路北方区域生活内容。
　　廼贤的诗歌在当时与韩子玉的书法、王子充的古文一起，被誉为“江南三绝”。细究起来，丝路诗并不全是廼贤作品中最好的部分，但我们能够通过他的这部分作品，考察蒙元后期丝绸之路文学创作的发展状况，了解不同阶段创作者的心态的变化，无疑可以更好地把握丝路文学在蒙元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发展。
　　本文摘自《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2期
　　* 宋晓云，新疆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① 李幹：《元代社会经济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第325页。
　　② 《河朔访古记·提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9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17页。
　　③ 廼贤：《发大都》，《金台集》卷二。后文所引廼贤诗歌作品，皆出自《金台集》，只在文中以夹注形式标明。
　　④ 耶律楚材：《赠蒲察元帅七首》其七，《元诗选》初集上，中华书局，1987，第355页。
　　⑤ 马祖常：《庆阳》，李叔毅、傅瑛点校《石田先生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第83页。
　　⑥ 贡师泰：《果啰罗易之序》，《金台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1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