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城内东南角的曲江池一带，在唐代是一个集中的游览区。由于这一汪池水岸头弯曲，所以名为曲江。秦代在这里修有供皇帝游憩的宜春苑，汉代在附近又修了乐游苑。隋、唐时期，它成为长安城中的一部分，并修黄渠引南山水灌入池中，增加了水量。唐玄宗时又加以疏凿扩大，周长7里左右，《剧谈录》记述这一带的优美风光和节日盛况说：“其南有紫云楼、芙蓉苑，其西有杏园、慈恩寺。花卉环周、烟水明媚。都人游玩，盛于中和、上巳之节，綵幄翠帱，匝于堤岸；鲜车健马，比肩出毂。上巳即赐宴臣僚，京兆府大陈筵席；长安、万年两县，以雄盛相较。锦绣珍玩，无所不施；百辟会于山亭，恩赐太常及教坊声乐；池中备彩舟数只，惟宰相、三使、北省官与翰林学士登焉。每岁倾动皇州，以为盛观。入夏则菰蒲葱翠，柳荫四合，碧波红蕖，湛然可爱。好事者赏芳辰，玩清景，联骑携觞，亹亹不绝。”唐代许多诗人，都曾以浓墨大笔为它作画。“风起池东暖，云开山北晴。冰销泉脉动，雪尽草牙生。露杏红初坼，烟杨绿未成。影迟新度雁，声涩欲啼莺。”①这是初春刚刚复苏的曲江景色。“菖蒲翻叶柳交枝，暗上莲舟鸟不知。更到无花最深处，玉楼金殿影参差。”②则已是春深的图画了。而夏秋时节一池欣欣向荣的荷花，则更使游人眼明神爽，正如姚合《和李补阙曲江看莲花》中所描绘的：“露荷迎曙发，灼灼复田田。乍见神应骇，频来眼尚颠。光凝珠有蒂，焰起火无烟。粉腻黄丝蕊，心重碧玉钱。日浮秋转丽，雨洒晚弥鲜。醉艳酣千朵，愁红思一川。绿茎扶萼正，翠菂满芳园。淡晕还殊众，繁英得自然。……”曲江不仅风景绝佳，还多的是鱼，请看秦韬玉说的：“曲沼深塘跃锦鳞，槐烟径里碧波新。此中境既无佳境，他处春应不是春。③要说这里的风光不美，那么其他地方就不可能有春天了。
　　曲江池是一般人都可以去的风景区，正如唐王棨《曲江池赋》中说的：“轮蹄辐辏，贵贱雷同。”但与曲江池西南紧靠的芙蓉园，则是皇家苑囿，有围墙环绕，一般人不能进去。《太平御览·居处部》中之《园圃》条关于它的历史、环境和性质有一段概括的叙述，其中说：“芙蓉园本隋氏之离宫，居地三十顷，周回十七里。贞观中赐魏王泰。泰死，又赐东宫。今属家令寺。园中广厦修廊，连亘屈曲。其地延袤，爽垲跨带原隰，又有修竹茂林，绿被冈阜，东坂下有凉堂，堂东有临水亭。按《黄图》：“曲池汉武所造，周回五里，池中遍生荷芰菰蒲，其间禽鱼翔泳。宣帝立庙曲池之北，名日乐游庙，即今升平坊内基址是也。此在秦为宜春苑，在汉为乐游苑。”可知自秦代以来，这里便是皇家的一个禁苑。李绅《忆春日曲江宴后许至芙蓉园》诗说：“春风上苑开桃李，诏许看花入御园。香径草中回玉勒，凤凰池畔泛金樽。绿丝垂柳遮风暗，红药低丛拂砌繁。归绕曲江烟景晚，未央月明锁千门。”“未央”是以汉长安宫殿代指唐芙蓉园中的宫殿。全诗不仅说明了芙蓉园与曲江池的区别，也反映了其中有许多离宫别馆。杜甫在安禄山叛军占领长安时所写“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④这些诗句，同样反映了芙蓉园中众多的建筑物。相传后来唐文宗正是因为读到这首诗，才又命人淘曲江池泥，并重修紫云楼，落霞亭等建筑的。芙蓉园中也有水池，名“芙蓉池”，由于唐代芙蓉园在城北的禁苑之南，而且较小，所以又名“南苑”或“小苑”，这就是张礼《游城南记》注文中所概括的：“芙蓉园在曲江之西南，隋离宫也，与杏园皆秦宜春下苑之地。园内有池谓之芙蓉池，唐之南苑也。”
　　唐长安人有浓厚的春游风气，每年三月三日上巳节左右，曲江池便成为游人最多的地方。在花繁似锦的江岸上，“日照香尘逐马蹄，风吹浪溅几回堤。无穷罗绮填花径，大半笙歌占麦畦。落絮却笼他树白，娇莺更学别禽啼。只缘频燕蓬洲客，引得游人去似迷。”⑤西岸另有一个热闹的去处，那便是姚合《杏园》诗中介绍的：“江头数顷杏花开，车马争先尽此来。”即便是“半落春风半在枝”的残景，白居易也认为“近西数枝犹堪醉”。⑥唐长安妇女有春日戴花的习俗，“莫怪杏园憔悴去，满城多少插花人!”⑦而晚到的游客，就只好望空枝兴叹了。
　　唐长安人对牡丹花更有着特殊的感情，徐凝便说：“何人不爱牡丹花，占断城中好物华。疑是洛川神女作，千娇万态破朝霞。”⑧每年“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三条九陌花时节，万户千车看牡丹”。《唐国史补》也说：“京城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每春暮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由于曲江池西的慈恩寺中牡丹品种众多，因而这里是当时长安一个著名的牡丹游赏地。慈恩寺的僧人中，有许多培植牡丹的能手，他们对特异的品种也特别珍惜。相传唐武宗会昌年间(公元841—846年)，一天曾有朝士数人同游慈恩寺，见东廊有白牡丹花倒还可爱，但仍然不满足，“皆叹曰：‘世之所见者，但浅深紫而已，竟未见深红者!’老僧笑曰：‘安得无之?但诸贤未见尔!’众于是访之，经宿不去。僧方言：‘诸君好尚如此，贫道安得藏之?但未知不漏于人否?’众皆许之。僧乃自开一房，其间施幡像，有板壁遮以幕后，于幕下启关，至一院，小堂甚华洁。柏木为轩庑栏槛，有殷红牡丹一丛，婆娑数百朵。初日照辉，朝露半晞。众共嗟赏，及暮而去。僧曰：’予栽培二十年，偶出语示人，自今未知能存否?’后有数少年诣僧，邀至曲江看花，藉草而坐。弟子奔走报：有数十人入院掘花，不可禁。坐中相视而笑。及归至寺，见以大畚盛之而去。少年徐谓僧曰：‘知有名花宅中，咸欲一看，不敢豫请，盖恐难舍。已留金三十两、蜀茶二斤，以为报矣!”⑨由此可知老僧人在这丛牡丹上倾注了多少心血。
　　每年春暖花开时节，长安新考中的进士，也要在曲江池一带进行一系列的活动。他们或者在曲江亭饮宴，称为“曲江会”，或者在杏园欢会，称为“探花宴”，还往往派二人快马于长安各地访求名花。这之后，便去大雁塔题名留念，称为“题名会”。《关中胜迹图志》卷六引《春明退朝录》说：“曲江宴，唐初设以慰下第举人，其后弛废，而进士会同年于此。开元时，造紫云楼于江边，至期，上率宫嫔垂帘观焉。……先期设幕江边，是以商贩皆以奇货丽物陈列，豪客园户争以名花布道。进士乘马，盛服鲜制，子弟仆从随后，率务华侈都雅。推同年俊少者，为探花使。有匿花于家者，罚之。”唐宣宗大中八年(公元854年)，新进士刘沧在《及第后宴曲江》一诗中概括这些活动说：“及第新春选胜游，古园初宴曲江头。紫毫粉壁题仙籍，柳色箫声拂御楼。霁景露光明远岸，晚空山翠坠芳洲。归时不省花间醉，绮陌香车似水流。”“紫毫粉壁题仙籍”，便指的是在大雁塔下新进士题名的故事。唐诗中的“好是慈恩题了望，白云飞尽塔连空”等，也说的是这件事。
　　唐代科举考试虽然设有秀才、明法、明字、明算、明经、进士等许多门类，但士人竞相投考的，却是明经、进士两科。特别是考进士科的最多，也最难考中，因而当时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并以进士登科为“登龙门”。进士出身被人们认为是终生的荣耀，“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⑩。而每年进士只有二三十个名额，正是“麻衣尽举一双手，桂树只生三十枝”。唐高宗时的薛元超，已经身居中书令要职，但他在对家人谈话中，还以自己不是进士出身为恨。
　　曲江池东北的乐游原，也是一个长安人喜欢去的地方，宋敏求《长安志·升平坊》注文中说：“其地居京城之最高，四望宽敞，京城之内俯视指掌。每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京城士女咸就此登赏祓禊。”张九龄曾在《登乐游原抒怀》中描绘道：“城隅有乐游，表里见皇州。策马既长远，云山亦悠悠。万壑晴光满，千门喜气浮。花间直城路，草际曲江流。”而唐彦谦的“杏艳桃娇夺晚霞，乐游无庙有年华。汉朝冠盖皆陵墓，十里宜春下苑花”(11)，这些诗句，则是结合历史，表现了眼前秾丽的春色。
　　正由于当时的曲江一带有这许多名胜和有趣的活动，因而它留给人们的印象特别深刻、鲜明。就是离开长安已经很久的人，一想到京城便往往会同时想到曲江。如杜甫于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就已离开被安史叛军严重破坏了的长安，但直到他晚年住在长江瞿塘峡附近的夔州(四川奉节县)时，还在回忆长安的诗章中感慨不尽地说：“瞿塘峡口曲江头，万里风烟接素秋。花萼夹城通御气，芙蓉小苑入边愁。珠帘绣柱围黄鹄，锦缆牙樯起白鸥。回首可怜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12)夔州与曲江虽相隔万里，但两地秋天的风云烟雾却是相连不断的。其实，这主要是诗人的心思，仍然紧紧地萦绕在他曾长期居住活动过的长安曲江池一带。诗人想象皇帝正是在离开兴庆宫花萼相辉楼，经由夹城去芙蓉园游乐时，听到了安禄山叛乱的消息。当然，玄宗其时未必恰在芙蓉园中，但诗人在这里概括的是皇帝多年耽于逸乐的状况，抒发了自己深沉的怨望。想到大乱之后的长安和今非昔比的曲江，怎能不令人感到痛心!
　　①白居易：《早春独游曲江》。
　　②卢纶：《曲江春望》其一。
　　③秦韬玉：《曲江》。
　　④杜甫：《哀江头》。
　　⑤章碣：《曲江》。
　　⑥白居易：《杏园花落时招钱员外同醉》。
　　⑦杜牧：《杏园》。
　　⑧徐凝：《牡丹》。
　　⑨见《唐语林》卷七。
　　⑩《唐摭言》卷一。
　　(11)唐彦谦：《曲江春望》。
　　(12)杜甫：《秋兴八首》其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