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的开通，民间往来的日益频繁，为中西文化艺术的交流敞开了大门。西域的美术、音乐、舞蹈、杂技由此纷纷东来，大大丰富了中国的美术、音乐、舞蹈、杂技，为中国文化艺术的繁荣作出了巨大的功绩。
　　中国传统美术原以线条为主，而源于希腊至犍陀罗加以发展的中亚佛教美术技法，则以色彩浓淡来表现物体的立体感与明暗光影。这种技法通称凹凸法或晕染法。它通过来华擅长绘画的西域僧侣和画家的引入，对中国画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画家借鉴、吸收这一技法，逐渐将此融合发展为中华民族艺术的一部分。
　　据称梁朝著名画家张僧繇是首先采用这种画法的画家。他在建康一乘寺寺门上，用朱色和青绿两色模仿印度式样绘的各种花纹，“远望眼晕如凹凸，就视即平”，时人故称一乘寺为凹凸寺，纷纷加以模仿。张僧繇成了当时最有名望的画家，所谓“望其尘躅，有如周孔”，可见声望之隆。以后这种晕染法，影响到了佛画之外的题材。如隋代画家展子虔擅长山水，他学得晕染法后，以色晕点染容貌，山水有了远近之感；初唐人物画家阎立本兄弟的《历代帝王图》采用这一方法，人物富有了光的感觉；王维的水墨山水，以画面空白、浓淡来表现山水立体感，意境绝佳。史称“百代画圣”的不朽名家吴道子，则更成熟地将外来画法与中国传统画法结合在一起。他所画菩提寺佛殿的神鬼菩萨眸子能八方睨视，随观众而转，其在京洛寺画仙人像天衣飞舞，满壁风动，被誉为“吴带当风”。这些以中国传统的线条为主的画法和以色彩浓淡表现立体的画法的有机结合、浑然一体的绝妙之作，为中国画的发展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
　　中国古代音乐原来比较简单。据中国史籍记载，西汉武帝以前，中国乐器以钟、鼓、罄、钲之类的打击乐器为主，笙、簧、琴、瑟等管弦乐为副，歌舞场面与乐队配置都比较简单。张骞通西域后，随着丝路的畅通，西域的乐器开始大量输入，如箜篌、琵琶、觱篥、笳、角、笛等差不多都是在这一时期传入中国的。它们的出现，使中国传统的音乐起了很大的变化。
　　箜篌，原为印度乐器，西汉时从越南和中亚二条线路传入中国。据史书记载，汉武帝刘彻时，令乐人侯调仿制，很快风行中原。昭君和亲时，汉王朝曾将此乐器赐于匈奴呼韩邪单于。东汉时，作曲家创作了专门为这种乐器演奏的乐曲《箜篌引》。魏晋南北朝后成为中国的主要乐器。唐代诗人李贺以“昆山玉碎凤凰叫”形容它音质音色之美，以“芙蓉泣露香兰笑”，形容它感染效果之强，可见这种乐器是非常动听的。
　　琵琶，也是印度和波斯的乐器，原名批把，据专家考证，它来自于古梵语Barbhic和古波斯语Barbat的音译，系一种马上弹拨乐器，相传也是汉代开始传入中国的。隋代统一南北后，在当时的九部乐中，琵琶已成为最主要乐器。唐代开始传入日本，至今日本奈良正仓院中还保存着好几把唐朝琵琶。诗人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既用“低眉信手续续弹”，“轻拢慢燃抹复挑”，描写了弹奏的神态，更以“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了琵琶的美妙音乐，为琵琶留下了一首千古绝唱。
　　觱篥，又称筚篥，是西域龟兹乐器的一种。它“是以芦茎为簧，短竹为管”的一种竖笛。汉代传入中国，隋唐风行朝野，自达官贵人至庶民百姓，擅长演奏者不少。唐代描写吹奏此乐器的诗歌颇多，例如李颀的《听安万善吹筚篥歌》曰：
　　南山截竹为筚篥，此乐本自龟兹出。
　　流传汉地曲转奇，凉州胡人为我吹。
　　傍邻问者多叹息，远客思乡皆泪垂。
　　世人解听不解赏，晨飚风中自来往。
　　枯桑老柏寒飕飕，九雏鸣风乱啾啾。
　　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它源出龟兹。从西域传入后，当初吹奏此种乐器的也是西域人，如安万善就是中亚安国人。此种乐器吹出的声音非常悲凉。
　　笳，又称葭，因为卷葭叶而吹得名。原为匈奴人的一种乐器，故称胡笳。传说是张骞到西域后带回来的。传入中原后，一直是军乐中的主要乐器。东汉蔡邕女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就是在被匈奴所掳后而创作的。
　　胡角，又称横吹，本用于胡笳的伴奏，后渐推行。它是羌族牧马人用牛角制作的一种乐器，原有“惊退敌军马”的作用，后转为乐器。张骞通西域后传入长安，宋代以后改用皮革、竹木制成。后来在内地发展成为民间鼓吹乐中的大喇叭，又称号角。
　　笛，印度的古乐器，后传入羌人部落。汉武帝时丘仲对羌笛加以改进，称为胡笛，演奏十分动听，深受内地各族人民的喜爱。本以竹为之，自唐以后，却不拘于竹制，曾见铁笛、玉笛。据称唐玄宗尤爱玉笛。
　　除了以上几种乐器外，从西域传入的乐器还有昙鼓、鸡娄鼓、铜钹、贝、羯鼓等。正是这些乐器的传入，才催生了中国古音乐的巨变。
　　在西域乐器传入中国过程中，东方的文明也随着丝绸之路播向西方，西方的艺术家们对此倾心景慕，因此不远万里前来中国。长安城内外齐集了大批西域音乐家。例如南北朝北齐时的琵琶高手曹妙达是中亚曹国人，因琵琶弹得好，被封为王，北齐国君“常自击胡鼓以和之”。唐《乐府杂录》等文献记载，唐朝琵琶高手曹保、曹善才、曹纲、曹触新、曹者素也均是曹国人；而安马驹、安米羽和筚篥高手安万善，是中亚安国人，琵琶第一手康昆仑为康国人，歌手米嘉荣、米和郎父子是米国人。《新唐书》卷二十二《礼乐志》说：当时长安城有高昌、龟兹、疏勒、康国、安国、鲜卑、吐谷浑、天竺等14国的音乐，唐代盛时，有“乐人音声人”等约数万人，其中大部分为西域人，这不能不给中国音乐以巨大的影响。
　　随着西域乐器和乐人的大量输入，西域乐曲也逐渐传入中原。据史书记载，最早将西域乐曲传入中国的是张骞，他出使西域时，曾将《摩诃兜勒》曲传入长安。学者考证认为摩诃为梵语“大”的意思，他们推断这可能是出于天竺的一种乐曲。《摩诃兜勒》曲传入中国后，当时的音乐家李延年根据胡曲的乐调更造新声二十八解(即二十八支乐曲)，作为当时的军乐。这说明西方音乐传入已引起了我国音乐的发展和变化。
　　降至魏晋南北朝，由于民族间的大迁徙、大融合，西域乐曲开始大量在北中国出现。据史家考证，东晋永和年间(345—356)，天竺乐曲传入凉州。后凉(386—399)和北凉(401—433)时期，龟兹乐由西传入。龟兹乐是受天竺乐曲影响很深的一种乐曲，它与凉州的中原乐曲结合后，成为独具一格的西凉乐。这种乐曲历经后凉、北魏，一直到北周，作为国乐，流行于全国，绵延达五百多年，在中国音乐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并曾出过伟大的作品。据南宋王灼所撰考古乐曲的《碧鸡漫志》推断，唐玄宗百听不厌的《霓裳羽衣曲》，就是西凉所创，唐开元年间，由河西节度使杨敬述上献，经通晓音律的唐玄宗润色并制歌词而成的。
　　由于西域的乐器、乐人、乐律的不断涌入，朝野之乐都染上了胡风，以至隋高祖叹为“自家形国，化为人风”。隋代统一中国，于公元581年(开皇元年)对全国乐制加以整理时，总编出七部乐。到大业年间，隋炀帝复增为九部乐。一《清平》，二《西凉》，三《龟兹》，四《天竺》，五《康国》，六《疏勒》，七《安国》，八《高丽》，九《礼乐》。后人考证九部乐中，仅清平、礼乐两部为中华所固有音乐，但也沾染了胡俗，其余7部，除高丽一部外，均为西域乐。唐代承袭隋代九部乐，增加了高昌乐，定为十部乐。其中也仅有二部为中国固有音乐。十部乐中尤以龟兹乐位居首位。据称当时龟兹乐已普及到街头巷尾。由此可见，西域音乐对中国音乐的发展起了何等重大的促进作用。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龟兹乐人苏祗婆，是他将龟兹琵琶七调由西域传入中国，这使中国传统的五音音阶，发展为七音音阶，这一事，被后人称为“中国音律的一大变革”。
　　音乐与舞蹈是密不可分的。当西域的音乐传入中国的时候，西域的舞蹈也随着西域各民族汇聚长安，而在中国流传开来。据史籍记载，北朝后魏年间，西域舞蹈开始传入中国。唐代时开始盛行，当时主要舞蹈有健舞、软舞等。健舞，即武舞，大抵舞容刚健，软舞即文舞，舞姿柔软。健舞曲中，今确知其由西域传入，含有伊朗民族风味的有《胡腾舞》、《胡旋舞》、《柘枝舞》三种。胡腾舞者“肌肤如玉鼻如锥”，来自于西域的石国，其舞姿重在回旋急转。李端的《胡腾儿诗》生动地描绘了这一舞蹈的全过程：
　　胡腾身是凉州儿，肌肤如玉鼻如锥。
　　桐布轻衫前后卷，葡萄长带一边垂。
　　帐前跪作本音语，拾襟搅袖为君舞。
　　安西旧牧收泪看，洛下词人抄曲与。
　　扬眉动目踏花毡，红汗交流珠帽偏。
　　醉却东倾又西倒，双靴柔软满灯前。
　　环行急蹴皆应节，反手插腰如却目。
　　丝桐忽奏一曲终，呜呜画角城头发。
　　胡旋舞，出自康国，由两女子对舞，舞姿急转如风。白居易有《胡旋女》一诗，形象描绘了该舞蹈的优美舞姿：
　　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
　　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飘转蓬舞。
　　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
　　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
　　……
　　据称唐玄宗非常喜爱这种舞蹈，杨贵妃、安禄山都会跳此舞。柘枝舞，也来自于石国，舞者为二女童，帽上镶以金铃，当其妙舞回旋之际，铃声与歌声乐声，节拍相和，节奏感很强。白居易《柘枝妓诗》形容这种舞蹈是“红腊烛移桃叶起，紫罗衫动柘枝来。带垂细胯花腰重，帽转金铃雪面回”。
　　软舞曲中有《凉州》、《苏合香》、《兰陵王》、《团圆旋》、《回波乐》等。其舞艺在中国的史籍中已无法考证。据日本史籍记载，《苏合香》来自于天竺，《兰陵王》出自中亚。除以上几种舞蹈外，西域传入的舞蹈还有来自东罗马的《拂菻舞》，出自于海萨尔马提的《阿连舞》和西域的《骨鹿舞》。
　　总之，从丝绸之路开辟后，西域的舞蹈不断输入中国，给中国传统舞蹈以广泛的影响，这些从丝路传来的艺术，与中国原有的艺术互相融合，终于绽开出了灿烂的花朵。唐朝流传至今的《霓裳羽衣舞》，即是融中国舞蹈与西域乐舞艺术为一体的舞蹈杰作。
　　西域杂技东渐，始见于张骞通使西域。《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初通西域，至条支，知其国人擅长魔术。公元前10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安息使者随汉使来长安时，带来了两名犁轩国的“眩人”，“献见天子，天子大悦”。这些外来的“眩人”能“口中吐火，自缚自解，跳十二丸，巧妙非常”。所谓跳丸，即现在杂技中的扔球。这些“眩人”能双手将12个球随扔随接，循环不停，可见，当时这些外国魔术师和杂技艺术家手法已多么高明。
　　公元120年(东汉永宁元年)，掸国(今缅甸)国王向汉安帝“献乐及幻人”。这些幻人自称“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他们在朝廷上表演“变化吐火，自支解，又善跳丸”，“安帝与群臣共观”，并且“大奇之”。自此后，西域“眩人”来中国的记载，史不乏书。西域“善眩”的国家，除犁轩外，还有条支、乌戈山离国(在今伊朗一带)、悦般(在中亚和新疆西北部)等等。观赏杂技已成为汉代一项普及性的娱乐活动。
　　西域杂技输入后，中国杂技艺人在自己的传统杂技中“加其眩者之工”，中西杂技艺术开始结合，因此“岁增变甚盛”，杂技艺术在中国土地上由此“益兴”。据现存的出土文物和历史文献看，东汉时期杂技已有倒立、扛鼎、缘竿、钻圈、走索、弄丸、五案(椅技)、旋盘、鱼龙变化、马戏、斗虎、百兽等；魔术有吞刀、吐火、种树、屠人、截马、画地成川等。现今所有的杂技、魔术、马戏差不多在当时均已产生。隋朝统一中国后，隋高祖根据柳彧的奏文禁杂乐百戏。柳彧在奏文中称：“窃见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戏朋游。鸣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倡优杂技，诡状异形。”由此可见，杂技当时已在民间得到普及，成为了最受欢迎的娱乐节目之一。隋炀帝上台后，不仅恢复了杂技百戏，而且“点进四方散乐杂技，大集东都”，每年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表演给各国使者看，极尽奢侈。隋朝灭亡之后，唐高祖以隋失德，禁演杂技百戏。由于盛唐之际，四方乐舞已输入中国，从此后，历代皇帝开始重乐舞而轻杂技，杂技开始了在民间流传发展的历史。
　　万里丝路，四通八达，它就像一条大动脉，伸向各国，将各国联结在一起，交流文化，传播友谊，对人类的进步，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就是为什么丝绸之路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但是人们却不能忘怀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