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沿线历史活动较简单，除了以农牧业管理为主外，城镇因其产生发展的基础不同，可以分为以下七大职能类型。
　　1．屯兵军事城镇
　　两汉时期丝绸之路沿线城镇是在行政管理的基础上，通过长期的积累，屯兵戍边和边防战备管理的需要，在局部绿洲区域逐渐定居大量人口，防范匈奴的再度入侵和保家卫国。远赴边疆的官兵除了担当屯边卫国的责任外，也从事农业生产和交通服务，既保障自己生存的需要，也提供给丝绸之路沿线来往的使臣、商贾、僧侣们，如河西走廊设置四郡和35辖县，就是为防止匈奴而建的，基本上属于军事性质的城邑；新疆东部的楼兰、伊循(米兰)、交河等城镇，也明显是为了军事的需要而建立的。它们既是丝绸之路上的交通要地，又是驻兵屯戍的“壁垒”，因而像高昌、交河就称“高昌壁”、“交河壁”。后来各历史时期政权统治阶级为了更好地开发和管理该地区，通过移民和设立部分行政领地的方式又促成了部分城镇和城市的发展，如唐朝的安西四镇、青海西平郡以及清代的伊犁九城等。
　　2．绿洲屯田城镇
　　由于绿洲在干旱的丝绸之路沿线生命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无可替代的作用，决定着城镇的存亡，所以丝绸之路沿线城镇一般都处于交通干线和河流沿岸，相比较而言，有着良好的自然地理条件，能够承载相对较多的人口聚集从事生产生活，促进游牧民族向蓄养型定居生活转变。如南疆沙漠边陲和青藏高原的海西、青南、藏西北、藏东峡谷等地区城镇分布很少，而河西走廊、天山南北、昆仑山北麓、青海东部地区和藏中南宽谷地区，因有丰富的终年积雪和冰川融水形成的河网水系，城镇分布较多，开发历史悠久，城镇密度相对较大，城镇发育较好、水平较高。
　　3．交通驿站城镇
　　丝绸之路沿线深居内陆，地域广袤，城镇的发展严重依赖干早期交通的发展，基本是沿丝绸之路驿站交通线分布。为了掌握边境实况和战时的边疆军情，及时传递军令文书，自秦汉始，历代统治阶级都非常重视丝绸之路沿线邮驿、亭燧、军台的设置与管理。如汉代的驿站基本上是“十里一亭，三十里一驿，供往来传送文书停歇，自敦煌西至盐泽(罗布泊)，往往起亭①”。三国和魏晋时期，邮驿的设置更新为十里一亭，三十里一驿；十六国时期为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到了唐代，邮驿基本上是按照五里一亭，十里一驿的格局布置和建设的，邮驿还置驿田、设驿长，并于要隙处置备车、马、船等交通工具，指派驿夫、杂役供官府差使，紧急文书一天快达500里的行程。如唐朝诗人岑参所描述的：“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流星。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②。宋代的邮驿基本上是10～20里设置一处驿铺，既有休息的地方，还有商业经营满足途间补给。元代(1272年)在甘州、玉门等地设置驿站，邮驿(站赤)广泛分布在丝绸之路南、北、中三道，为沟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各地东、西方官物传递和文书往来起到极好的保证作用，为了加强驿站的管理，还在别失八里(吉木萨尔)设置行尚书省，确保驿路畅通。明清时期仅在甘肃省境内就设置84处驿站，清代还将许多驿站升为军台，这些驿站、军台很多成为历史城镇建设的基础，顺着时代的变迁而得到强化和发展。
　　4．资源开发城镇
　　丝绸之路沿线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形成过程，使得人类很早就认识到一些资源的商业价值和政治作用，从而促生了很多以资源开发为主的城镇，如以喀喇昆仑河和玉龙昆仑河上游山区玉石开采为主而产生的著名的“玉石之城”—和田(古于阗)及塔克拉马干沙漠丰富的盐矿资源城镇。另外，河西走廊黑河和石羊河绿洲沿线丰富的水土资源带来的农牧业生产，也被历代统治阶级广为重视，设置郡县、州府进行管理。虽然古代人类对各类资源的认识没有现代详细和深入，但是对于祁连山、河湟谷地、藏南谷地、陇东森林资源的开发涉足很深，长城以南陇山以东从天水(古上邽)至甘谷(古伏羌)一带的黄土高原上的原始森林，成为宋代开封时期建造宫殿和官宅的梁栋大材，吸引着各地官商广聚于此，也迫使宋代以后统治阶级在此地频繁设置村寨加强森林资源的采伐管理，太祖建隆二年(公元961年)置采造务③，宋真宗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置四门寨，开拓疆域”④。从天水夕阳镇(今新阳镇)至小门洛寨(今武山洛门镇)、四门寨(今洛门南四门寨)、大门洛寨(今武山鸳鸯镇)，直到伏羌县(今甘谷县)，宋代设置众多的城寨堡垒，就为了采伐此地的森林资源。
　　5．国都和行政管理城镇
　　历史上，每当中央王朝衰微，无力经营边疆，或者中原地区处于混战状态的时候，西北民族地区的一些封疆大吏或少数民族首领，便拥兵自立，称王称帝，建国立都。在我国历史上，按照做过都城时间的长短排出的前20名城市中，西北民族地区就占了4个。银川古称兴州，曾做过西夏国都196年，在全国居第13位；武威古称姑臧、凉州，曾做过前凉、后凉等四个王国都城共计108年；兰州古称金城，曾做过西秦国都；敦煌，古称沙州，曾为西凉前期都城。比上述四个做都城时间稍短些的还有另外三个城镇，即：张掖，古称甘州(北凉)；酒泉，古称福禄、肃州(西凉)；乐都(南凉)。至于新疆的古代城镇中曾做过大小王国都城者更是屡见不鲜，著名的如：高昌故城、交河古城、楼兰古城等。
　　6．宗教文化传播城镇
　　古丝绸之路是古代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摩尼教、祆教的传播路线，故丝绸之路沿线的民族地区也是我国受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影响最大的地区，那里宗教活动非常盛行，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著名的宗教活动中心，如青海的湟中、循化、大通，新疆的喀什等。而于阗、龟兹、楼兰三座城池在历史上被称作西域三大佛都。据统计，明代的湟中有寺院82座，循化有73座，大通有98座⑤。寺院的设立吸引着具有相同信仰的民众的集聚，人口的集中则有利于城镇的形成和发展。因此在一些大的宗教活动中心逐渐形成和发展起一批城镇。由于受宗教文化的影响，许多城镇的建筑与布局，宗教气氛十分强烈。
　　7．边境商贸中心城镇
　　在我国古代海上对外交通线路开通之前，丝绸之路一直是我国与欧亚各国联系的主要通道，因而西北地区便成为我国与西方各国，中原地区与西北边疆商贸活动最活跃的地区，形成了一批商贸及手工业中心，并在此基础上演变为以商贸为主要职能的专业性城镇。宁、甘、青三省区的一些地方，由于历代“茶马互市”的开设，一批商贸城镇迅速兴起，如青海的岭南(今河源)，甘肃的平凉、静宁、天水、岷县、武都、瓜州(安西)，宁夏的固原、灵武等。特别是灵武，明代已相当繁荣，有“当铺五十座”，“州城米市多处”。新疆地区因长期是中国与西方各国边贸的主要地区，不仅在丝绸之路上很早就形成了一些商业中心，到明清，以商贸活动为主的巴扎(集市)在丝绸之路沿线蓬勃兴起，有的逐渐演变为新的商贸中心城镇，如叶尔羌，城内“店铺字号辉耀整齐，商业极甚繁荣”；阿克苏“街市纷纭，茶房酒肆，引店生涯，各皆整齐”；喀什葛尔(喀什)历来就是国内外商旅往来出入的边境贸易重镇。
　　①《汉书·西域传》：“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太初元年至四年(公元前104—前101年)，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后筑敦煌至罗布泊间的亭燧。
　　②岑参《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
　　③《宋史·高防传》“秦州夕阳镇，连山谷多大木，夏人利之。防议建采造务，辟地数百里，筑堡要地。自渭之北，夏人有之；自渭之南，秦州有之。”
　　④《宋史·张佶传》：“置四门寨，开拓疆境，边部颇怨，又临渭置采木场。”
　　⑤转引自焦书乾，西北民族地区古代城镇发展的几个问题[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3期，P71，原出处韩国良，西北民族地区城镇发展历史探索[J]，中国民族历史与文化[M]，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