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沿线城镇兴衰发展是地域自然条件和人类活动综合作用下的表现，一方面受青藏高原板块隆升带来的气候、水土等自然条件的制约较强，大部分区域的生态平衡较为脆弱；另一方面不同历史时期人类活动对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开发和利用促进了部分人类文明的延续，而其中不合理的利用同时也成为毁坏人类自身的主因。因此，历史时期丝绸之路沿线以人类聚集地——城镇为主的开发建设活动中的人地关系的相关分析非常重要，能帮助我们正确地认识人类活动带来的自然变迁的规律，寻求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科学途径。
　　1．沿线经济活动带来的城镇活力
　　随着丝绸之路的发展，西域各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与内地的联系代代相沿，日渐加深。丝绸之路贸易刺激沿途西域诸国经济昌盛。汉代河西走廊农业的开发，西域的许多植物新品种也通过丝绸之路陆续在陇右扎根并传入内地，如葡萄、苜蓿、石榴、胡麻、胡桃、红萝卜、菠菜、黄瓜、棉花等等，大大激发了陇右和黄河流域农业经济的活力，使河西走廊由游牧区逐渐变成了农业区为主、畜牧业发达的局面，渭河流域、泾河河谷、黄河沿岸成为物产丰饶的优质农业区；而中原的农作物和先进的农田水利、冶铁等生产技术也经陇右而西传，给西域的经济发展以有力地推动，沿线各民族在生产实践中的一些优秀的发明创造也得以推广、丰富。如汉朝在西域推行屯田，扩大水利建设范围，引进中原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经验，有力地推动了西域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魏晋时期，高昌的农田水利发达情况已和中原地区相差无几了。农牧业发展为人口集聚和手工业、商旅给养提供了可能，也丰富了沿线物质交流的品种。丝绸之路沿线地区是汉民族与少数民族过渡和生活的地区，也是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的结合部，由于民族生产、消费习惯的巨大差异，致使其地域经济表现出强烈的互补性，直接推动了民族贸易的发展和商业城镇的形成。
　　古丝绸之路地区矿产资源、油气资源丰富，储量大，促进了一些新兴工业城镇的产生和发展。矿产资源开发、农业、商业贸易服务业、宗教(民族文化)、人口分布迁移等都对城镇的兴衰具有较大的促进和制约。丝绸之路沿线地质资源和农牧业资源非常丰富，促生了众多以矿产资源开发和皮毛加工、贸易为主的城镇。如玉石、盐巴、牛皮、牲畜、铁器等在古代都是具有广阔市场的资源性商品，也促使众多城镇因此成为全国性的资源开采与流通城镇，如和田(于阗)、金昌、喀什、湟源、巴里坤等。
　　商业依靠城市展开，城市依赖商业利益来建设。丝绸之路畅通和沿线贸易活动不断地发展深入，引致资金、商品、人口向部分区位较好的交通要道城镇聚集，推动了城镇经济的发展，并形成了一系列专门服务于不同民族进行贸易交往的的商业贸易中心城市，改变了原有城镇的单一消费性质。如以“平番毛”闻名的平番(今永登)、因玉业和毛皮贸易闻名的酒泉等，形成各具特色的贸易中心城镇。
　　2．生态易变导致城镇文明的短期性
　　自然条件是城镇形成的基础，而水资源(绿洲、河流)是丝绸之路沿线城镇形成与发展的最基本因素。
　　城镇的发展需要良好的地形条件，有较大面积的平地并且方便对外交通联系，还要有较大范围的自然条件较好、经济较发达的腹地。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地形复杂，可供城镇利用的土地不多。西汉时期，从西域十一国的地理位置看，当时的城镇主要分布在天山南麓气温、地形比较适宜的山前丘陵、平原、谷地上，有利于对外交通联系和城市防洪防灾。后来由于人类农耕技术的发展和农牧业活动空间扩大，人们开始向地势平坦的洪积冲积扇迁移。如天山北麓的吉木萨尔，汉代的城镇兴建在靠近山麓地带的谷地，唐、元时的北庭城则建在大龙口河的下游地带。清代以后，恺安城建在汉、唐两城遗址之间，其主要的原因是城镇扩张和人口规模的扩大，导致城镇对下游绿洲地区过分垦殖，加上上游地区开发对水资源的截流、引灌等原因，区域局地生态系统遭到破坏。
　　西北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地势、地貌条件非常复杂，气候干旱少雨，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人们依附于自然的程度较高，对生态因素非常敏感。水资源作为生态高度敏感因子①，水源包括绿洲的位置及承载量，是沿线人类生存的基础，也是城镇区位选择的依据，直接制约着古丝绸之路沿线城镇的区位和规模。新疆塔里木盆地周围及天山山麓的绿洲地带，由于有从山上流下的河流的灌注，不仅产生了最早的城郭国家，而且也是丝绸之路上城镇集中分布的地区。一旦发生变化，流域沿线整个生态系统都遭到破坏，中下游地区就丧失了继续成为人类文明汇集地的能力，最终被废弃和淘汰。如塔里木河下游的楼兰、额济纳河下游的居延、黑城子等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废弃的。楼兰古城的兴衰史就是一部水源演变导致生态恶变后侵袭到人类城镇文明的历史。公元前100年左右开始，罗布泊地区由于气候的周期变化，风沙作用加强，产生河流淤塞河道，塔里木河和孔雀河主河道向西南偏移，原有河道干涸，楼兰城的南北河流水量逐渐减少，下游植物大量枯死，区域生态变迁，影响到人类农牧业生产力，致使古楼兰南北河约在公元350年后完全干涸，人们被迫迁移，楼兰城也就自然地消失了。
　　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城镇在选址上表现出强烈的“亲水性”，水资源决定了城镇的空间分布格局。在干旱的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城镇的布局完全得益于河流、绿洲、湖泊，这些自然因素决定了城镇沿河流成带状分布或沿绿洲湖泊成团状分布的格局。如河西走廊地区自西汉以来，城镇的空间格局一直没有大的改变，这与河西地区独特的地形条件所造就的水源分布特征有很大的关系。
　　水资源的丰缺决定了沿线生态的稳定性和城镇的盛衰。水资源丰富，城镇才有发展壮大的可能；而一旦水资源短缺，城镇的发展就可能受到不利的影响，甚至迁移消亡。
　　3．城镇不合理开发必然导致衰亡
　　在丝绸之路沿线历史进程中，最能反映人类建设活动与自然环境关系的例证就是沿线诸多已经埋没于沙漠中的古城及其周边农垦的历史痕迹和干涸的古河道，还有目前虽然暂未消亡但是却因自然环境条件变化而动态变迁中的城镇。由于地域发展中对水的依赖性，丝绸之路沿线人类活动带来天然河流的径流缩小与湖泊水体的收缩以至干涸，从而影响到城镇区位的变动。如石羊河、黑河、疏勒河、党河、且末河、于阗河等众多河流下游水量的减少而导致人退沙进，城镇位置向着山地水源逼近；由于人类对黄土高原森林资源的大规模采伐致使泾渭河中上游地区水土流失严重，城镇灾害频繁。诸如此类的问题无不体现出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间的不协调性。
　　两汉时期人地活动最明显的表征在河西走廊。因中原王朝的屯垦戍边政策，河西走廊曾兴起了一大批城镇聚落，除了河西四郡的郡治武威、张掖、酒泉、敦煌，郡下还设置35个县，而其下的都尉、侯官、军城、驿站、乡里为数就更多，屯戍和移民政策使得河西人口总量不断增长，达近28万人。在当时的农业耕作水平下为了保证粮食需求而进行的屯垦开荒和渠网建设活动给自然环境造成很大压力，甚至引起环境恶化。例如：民勤绿洲的下游休屠泽，在公元前2世纪的时候，分为东海(猪野泽)和西海(休屠泽)两块。但由于两汉和魏晋对河西农业开垦力度的加大，上游截留谷水(石羊河)溉田，使注入休屠泽的河水大大减少，至公元6世纪的时候休屠泽水源匮乏，迫使西汉建置的武威县被废弃。至18世纪，休屠泽彻底干涸消失，猪野泽也缩小为若干小湖泊；到19世纪末叶，猪野泽也最终消失。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河西石羊河上游人口增长和过量垦田，加上历代为开荒而进行的大量砍伐、过度放牧等问题使得下游地表水量减少，地下水位降低，引起土地逐渐沙漠化致使大片绿洲垦区和许多村落相继被废弃。
　　历史上人类无节制地开垦和溉田，导致下游水流减少，引起绿洲土地荒漠化和田地废弃的例子还有很多。几乎每一处古城遗址周围都是被废弃的古绿洲。汉代的郡县城绝大多数都已经废弃，唐代有近一半城址转移，多数都是由于环境沙漠化而致。由于西北气候条件的变化，风沙的影响，人口的增长，绿洲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展而引起了河道变迁，导致河流水文条件变化，尾闾湖泊消失，城镇废弃。
　　4．科技文化提升保障城镇的繁荣
　　丝绸之路沿线区域是多民族聚居区，也是多种宗教文化相对集中的地区。其中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是该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宗教。而“政教合一”的体制和“寺院经济”的形成对该地区城镇的产生更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随着寺集的兴起和发展，寺院所在地又渐渐成为城镇，这是民族地区尤其是游牧区城镇形成发展过程中值得注意的现象。寺集的普遍出现不仅反映了民族地区商业集市的固有特征，而且反映了清前期商业贸易活动逐渐向偏远封闭的牧业区拓展的一种趋势。寺集类同于内地的庙会，是以某一寺院为依托发展起来的特殊集市。
　　最初发生于不同民族之间的商业贸易，往往与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传播融合，联为一体。少数民族之间的商品交换常常伴随着民族的集会、庆典、祭祀以及宗教活动的开展而兴盛起来。由于民族宗教的亲合力和多元功能特征，促成民间财富和社会购买力逐渐向寺院集中，从而使每个重要的藏传佛教寺院周围成为商品交易的市场，商品经济的聚集又推动了城镇的发展。如甘肃夏河拉卜楞，由于其东连内地、西通藏卫、南达川境、北绾青海的枢纽地位，而成为汉藏民族的物资交流中心，但其成为真正的商镇，却始于清康熙四十九年(公元1710年)拉卜楞寺建成以后，当时僧众达3000余人，管辖13个庄10个旗。拉卜楞寺周围的藏汉民族趁一年一度或数度的朝寺拜佛机会，进行民族贸易，使拉卜楞逐渐从普通村落而演变为重要的商城。
　　另一典型案例是甘肃临潭旧城。早在唐朝时，临潭已置县，但由于交通所限，直至清以前的漫长时期内，民族贸易并不繁荣。光绪十七～十八年间(公元1891—1892年)，西道堂(为临潭县一带伊斯兰教的派别名称)创立，遂使这一宗教组织成为一个有组织的商业集团，集资约200万元以上，经营羊毛、皮张、木材、名贵药材、百货、布匹、金银等，联系范围北至太子寺、临夏、西宁、玉树、果洛、保安、兰州，西至拉力关、郎木寺，南至松潘、成都、阿坝、甘孜、康定，并与新疆、西藏、上海、南京、汉口等地有密切的联系。正是民族宗教这种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因素的超常亲合力，使临潭旧城演变为区域性商业城镇。
　　在传统的自然经济和人口再生产模式条件下，伴随着水土资源开发而形成的移民，是历史时期河西人口增长的主要方式。人口从“高压中心”向“低压中心”的迁移，满足了“屯垦”与“戍边”的双重需要，进而改变了“边地”人口稀疏分布的基本格局和落后的经济状况。但另一方面，“流民”在突变性社会背景下的大量涌入，必然会对封闭、脆弱的绿洲环境产生新的压力，引起原生地文、水文和人文状态的突变。
　　5．区域冲突是城镇消亡的导火索
　　对于古丝绸之路这个自然环境恶劣、生态环境脆弱、多民族融合的地域，其城镇生成、发展乃至空间分布受多种因素制约，自然环境、交通条件、资源分布、腹地大小等因素都不同程度地支配着城镇空间分布的形成。但总体而言，古丝绸之路地区城镇的兴起和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外部中央行政建制，而非城镇社会经济的自我发展，政治军事因素一直是推动本区城镇发展的主要推进力。
　　因丝绸之路沿线历史上一直都是中原王朝守卫边防的要塞，屯军、屯垦、军城防御城镇系统成为沿线城镇建置的雏形。长久以来，政治军事因素一直是推动西北地区城镇发展的主要动力。这种现象越是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越明显。如西汉初在河西走廊设置的一些郡县，就是为巩固收复的土地，防止匈奴卷土重来而建的，基本上属于军事性质的城邑。大通城是因其地“踞湟水上游，引极甘凉，控临青海西宁，外阂番夷”的险要位置而建的。伊犁将军府的伊犁九城也是在这个目的下设立的。历代政府所设置的州府治所，也多为当时的政治、军事发展结果。历史时期，丝绸之路沿线城镇首先具有政治和军事功能，成为中央王朝驻外官员或者当地政府的驻地。因中央王朝在某地设置某种建置，并筑城入驻发展而成。如北庭古城的发展最初因为其为车师后国国都、东汉的戍部候城、唐朝的北庭都护府及元代的别失八里行尚书省，通过这些行政机构的设立，使其逐渐发展成规模较大的城市。乌鲁木齐的兴起，也因为新疆建省而发展壮大。这种因中央建置发展而来的城镇无疑是区域的政治中心。
　　古丝绸之路地区城镇的发展演变与中央王朝的开发经营程度息息相关，随着中央王朝的兴盛和衰败，对边疆扩张开发强度大小和相应的行政建制及军事重镇的设置情况不同，这一地区城镇的发展过程也呈现出很大的波动性。就整个城镇体系而言，有时数量猛增，有时则骤减。也就是说，凡是发展的高峰时期，正是中央王朝最强盛的时期。
　　政权稳定，持续时间长，也致使城镇相对稳定，反之亦然。在满足城镇发展的基本条件下，政局稳定则促使城镇迅速发展壮大。一旦政局动荡，发展壮大起来的城镇往往成为战场，遭到破坏。大城市往往成为政治军事的重要基地和攻掠目标，因而破坏最严重，受到的损失也最大。而位于丝绸之路沿线的城镇由于规模小，位置偏，大多则幸免于难，但由于丝绸之路的破坏阻塞，城镇的发展则多由开放型转向封闭型发展。位于西北一隅的大城市，战争所带来的破坏也远比中原城市要小。西域历来属于多民族聚居区，历史上与内地中央王朝的关系时断时续，内地中央王朝强则合，弱则散，在战乱年代则会出现地方割据，致使城镇进一步封闭，这种封闭所带来的是城镇的发展缓慢或停滞不前。
　　在战争纷飞的年代，丝绸之路沿线的城镇同全国一样，在空间形态上表现出强烈的防御性，城墙、护城河、城门、城楼、吊桥等是古代城镇最主要的防御要素。这些防御要素决定了城镇的空间形制，成为研究城市发展与规划思想的重要内容。姑臧(今甘肃武威)旧城为匈奴所筑，汉代在姑臧设武威郡，在西晋时为凉州武威郡治。晋惠帝元年(公元301年)，升为州治。在随后的西晋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初期，姑臧成为雄霸河西的地方政权。匈奴所建的姑藏城是一座南北向狭长的城，南北长7里，东西宽3里，号称卧龙城。公元335年，随着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城市建设也得到大规模的建设，以五行、四季为依据，形成五城攒聚，又在五城的中城形成五宫攒聚的特殊布局，成为我国古代都城和宫殿中的特例。这种布局，虽然源于儒家思想，却又和当时的形势有关。公元335年，姑臧所面临的是中原沦陷、洛阳残毁、晋人南渡、东晋初立，在激烈的战争环境中，将城镇建成五城，起到较好的防守作用。再如唐时期的北庭都护府城址上建有比马面更大的墩台，其作用和马面相似，上建楼橹，可以建更大的防守据点或指挥处。
　　6．交通运输条件支撑城镇兴衰
　　一个城镇的兴衰，往往与交通条件的改变密切相关。良好的交通条件是社会经济正常运行的基础和支撑条件，是区域经济布局合理化的前提，可以打开对外交往和联系的通道，促使城市经济实力扩大，强化其空间扩散性，对沿线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具有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丝绸之路所沟通的中原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活动，是以绿洲为背景，以城镇为基础进行的。秦汉之际，西域绿洲地带已有从事农业的“城邦”，这些城郭国家起源的动因，主要是来自内部社会经济的发展。张骞通西域后，西域诸城和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更为密切，天山南北成了丝绸之路的主干道，西域的大小城郭肩负起送往迎来的使命，荟萃着东西方物质文化精华，不仅推动了内地与西方的物质文化交流，也极大地丰富了西域人民的物质文化生产，促进了西域诸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道路交通对沿线城镇的影响首先表现在选址上。如果说城镇选址对自然要素的依赖是单向选择的话，那么对道路交通则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城镇依托交通而存在，而城镇的设立所引发的对外交通的强化不仅加速城镇的扩张与繁荣，更将促进新城的兴起与发展。如一些矿产资源城市设立后，其对外交通得到了迅速发展，继而带动了交通沿线更多城镇的兴起。从理论上说，任何城镇的起源都与交通便利分不开，换句话说城镇都处在交通要道上，但是交通在每个具体的城镇起源中的作用并不等同。丝绸之路上城镇的具体位置大多也归功于其处于交通要道的地位。西宁城位于丝绸之路青海道的中心位置；丹葛尔城面临湟水、背依日月山，路通西域、三藏；大通城位于西宁城北45公里，其北是扁都口，由西宁城北上经大通城、扁都口就可以到达位据河西走廊中心的张掖；碾伯城是西宁通往中原的关键所在，碾伯城东北45公里处有定西关，位于冰沟谷口，可达古鄯，可通河州。这种选择直接体现为道路交通的影响因素。
　　丝绸之路的走向关系着城镇的兴存与衰亡。早期吉木萨尔的北庭古城之所以兴盛，是因为车师前国开通了与车师后国之间的车师古道，并使其成为连接南北疆交通的要道与捷径。丝绸之路新北道的开通，又逐渐增加了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使北庭在相当长时期内成为区内城镇体系的中心城市。后来，由于吐鲁番到乌鲁木齐交通线路的贯通及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陆上丝绸之路及新北道的地位快速下降，巴里坤至吉木萨尔、阜康的道路被经过乌鲁木齐的道路取代，相应的城镇地位也被改变。现代奎屯城镇中心区的形成也因其位于新疆北部的枢纽地带。再如，镇西原为丝绸之路北道的门户重镇，在清前期是北疆四个主要城镇之一，城镇的军事政治职能十分突出，而且一度是北疆的交通枢纽，商贸发达。但清后期随着北疆政局的稳定，巴里坤的地位明显下降，它的交通枢纽地位在清后期又被新兴的古城所取代，致使城市规模大为萎缩，沦为一个城镇。乌什曾为“南疆八城”之一，清后期伊犁与南疆的交通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从阿克苏赴喀什的主要道路也不再经过这里，使乌什的地理位置更为偏僻，贸易地位也大大下降，成为一个边境城镇。
　　从道路交通与城镇的空间分布来看，古丝绸之路沿线城镇大多占据区域枢纽地位，同时由于地处边域，是先天的军事关扼和物流中枢，成为历代王朝掌控的重点地带。因此，在古代社会里，西北地区城镇的发展演变尽管道路曲折，起伏不定，但就空间分布来讲，始终没有太大改变，主要是沿古丝绸之路和黄河上游谷地及其他河流沿岸分布呈现沿交通线路分布的串珠状格局。因此，道路交通对古丝绸之路地区的城镇空间分布仍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道路交通对城镇的发展同样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城镇一旦形成，它逐渐成为地区经济活动的聚焦点和信息、人员、能源、资源的交换结点，必然导致其经济的迅速发展。汉代在河西走廊建立的城镇，大多数以古丝绸之路为主轴，呈带状分布，以便凭借便利的交通与外界取得联系。一个典型例证是吐谷浑都城。吐谷浑所修筑的几个都城，树敦、贺真、伏俟城等都位于青海草原上，以一般城镇兴起发展的理论来看，吐谷浑的都城是不能长久维持下去的。事实却相反，树敦城在青海草原上绵延220余年，伏俟城也存在了120余年。当然，吐谷浑在草原上立国300余年，政权的支持，使其保持着城镇的生命力。但更为重要的是，吐谷浑控制着丝绸之路青海道，过往的西域客商及各地商旅都必须前往吐谷浑的都城或重要城镇办理过境手续，寻求护卫，寻找向导翻译。在城镇停留期间，进行商贸活动也就必不可少。商贸活动成了吐谷浑城镇长期存在的基础。故此，在青海除了一部分城镇分布在农业带上，其他城镇基本上都分布在青海道的交通沿线上，且城镇的经济功能非常显著，吐谷浑的草原城镇青唐城最为典型。
　　此外，交通条件制约着城镇的职能。道路交通同城镇的形成、发展具有密切关联。无论是对于交通型城镇，还是对其他影响要素支配的城镇，道路交通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差别仅在于其作用强度的大小不同。但从深层角度来说，道路交通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其他要素对城镇选址的作用：一是军镇，道路交通是城镇所处地理位置的重要组成部分，决定着城镇所具的战略意义，历代王朝对战略要冲的争夺，实质上也是对道路枢纽的抢夺。因此，军事政治目的下的城镇选址离不开道路交通的作用。二是商贸型城镇，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交通干道及结点往往是商贸、物流的集散中心，商贸型城镇的形成与发展也深受道路交通的影响。三是民族宗教文化城镇，古丝绸之路是佛教和伊斯兰教传入我国的主要路线，故西北民族地区也是我国受佛教、伊斯兰教影响最大的地区。许多著名的宗教型城市，也大多沿丝绸之路分布。如湟中鲁沙尔镇(有藏传佛教圣地之一的塔尔寺)、隆务镇(有隆务寺)、若尔盖扎达寺镇(有扎达寺)、刷金寺镇等城镇均分布在丝绸之路沿线地区。
　　道路交通从选址、发展、变迁、空间分布和职能等各个层面上影响着城镇的发展兴衰，丝路通则城镇兴，丝路阻则城镇衰。因此，丝绸之路的兴衰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沿线地区城镇的兴衰史。
　　①方创琳，孙心亮，《河西走廊水资源变化与城市化过程的耦合效应分析》一文中，对河西走廊地区研究认为：多重胁迫约束下的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所需城市用水量增加0.91×1O 8m3；城市化水平每隔5%，间隔的单位城市化水平所需城市用水量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