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60年，一个名叫昙曜的高僧，站在山西大同附近的武州河边，眼前的灵山秀水令他欣喜万分。他将奉旨为兴盛的北魏王朝，建造一个前所未有的伟大工程——云冈石窟。
　　眼前的武州山，山势并不险峻。山体上有一段整齐的岩壁，岩石又是水沉砂岩，非常适宜石窟的开凿。武州河水，从岩壁前潺潺流过，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面。这里所有的条件都符合昙曜的要求。
　　从第一锤砸到石壁上算起，到今天，云冈石窟屹立在这片峭壁上已有1500多年。
　　它位于大同西郊约15公里的云冈沟内。石窟雕凿于武州山南麓的崖壁，现存窟区自东而西约1公里，其中石窟53个，佛龛约1千多个，佛像5万余身。它是中国早期石窟之一，是最先以皇家实力营造的石窟，是少有的完成于一个朝代、一个民族下的伟大创造。
　　而它的开创人昙曜作为当时的高僧，在史书上却一直默默无闻。在佛教史上，也没引起人们的重视。甚至对他的出身、经历，以至生死年代都没有记载。他作为北魏的代表，负责开凿云冈石窟，对他个人甚至对当时中国僧人，都是命运的一个重大转折，这个转折点是由于北魏文成帝的登基。
　　文成帝上台后，继承父亲的遗志，大力扶持佛教。他即位之后，把损坏严重的土木宫塔，用石窟代替，破坏严重的供养泥人、铜人等，都用石佛替代。
　　鲜卑人乐意支持这种完全用石头建造的工程，是因为他们从祖先起就有居住石屋的传统，另外，他们想用石头这种坚硬载体，使自己的民族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辉。
　　于是，文成帝在政治、经济、军事都处于最佳状态之际，竭尽国家的财力，把民族的心态寄托在了宗教文化的建设上。一个功垂千秋的云冈石窟就这样应运而生。
　　云冈的石窟不同于古人所居住的岩洞或洞穴，也不同于供人观赏的自然溶洞。它是人们为了满足一种精神需求，而开辟的一种宗教活动场所。人们选择风光秀丽的灵岩圣地，在山崖岩壁上开凿洞窟，建造佛像，是一种体力劳动，更是一种精神生活。
　　云冈石窟顺应着时代的要求，当时，在高僧法果和尚提出“皇帝即当今如来”之后，龙颜大悦的皇帝萌发了要与佛陀合二为一的想法。
　　文成帝大兴佛教，高僧师贤、昙曜等人复出后，明白政治对佛教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昙曜奉旨开凿云冈石窟时，决定开凿五个大型的洞窟，并在其中刻大佛像，以造声势，从更大程度上弥补鲜卑人的自卑心态，使他们感觉到鲜卑人，才真正是顶天立地的国家主宰。而在此前，还没有人开凿过如此大型的洞窟。
　　这面长约1公里的石壁上，记录着一代皇朝已经消失的足迹。
　　千年以前，这里曾经是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对北魏来说，云冈石窟当时是一个浩大的皇家工程。古代地理学家郦道元这样描述它：“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稀，山堂水殿，烟寺相望。”这是当时石窟盛景的真实写照。
　　来自北凉、大同当地的工匠，甚至包括来自斯里兰卡的佛教徒，都参与了这一举世闻名的伟大艺术创作。
　　在高僧们的精心策划下，4万多人经过几十年含辛茹苦的开凿，雕琢出这一世界级的文化瑰宝。二十几个大窟中无不浸注了皇家的意愿，在表达皇家意愿时又涉及了它的历史背景，甚至宫闱隐私。
　　北魏传到献文帝时，冯太后登上政治舞台，掌握了朝中大权。云冈石窟工程，主要集中在文成、献文、孝文三朝，反映此三朝的历史是必然的。可是，在此三朝中却又横插入一个文明皇太后冯氏，她在献文、孝文两朝摄政，且集大权于一身。这不仅给历史增加了复杂性，也给云冈石窟的历史文化增加了复杂性。
　　如何表现这种“两重皇天”的局面呢?云冈石窟走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人们想起了佛经《妙法莲花经》中的一个故事：
　　在很久很久以前，东方世界有个宝净国，国中有位佛，名叫多宝，他发过一个誓，说当他离开人间成佛后，无论十方国土中任何一处，有讲《法华经》者，他和他的塔庙，为听讲经就会从地下涌出。后来，当释迦牟尼佛演讲《法华经》之际，奇迹出现了，在释迦佛面前涌现出一座“七宝塔”。而且塔中发出多宝的声音，称赞释迦牟尼宣讲的《法华经》。释迦牟尼随即邀请了十方世界的万亿诸佛，前来参拜多宝佛。
　　于是多宝佛打开宝塔，分出半个座位与释迦佛共坐。这就出现了多宝与释迦两个如来佛共坐一个座位的稀有状况。释迦与多宝两佛共塔的故事，在佛教以及佛经中，既不占重要地位，也没有很深的含义。
　　但它却正好影射太后摄政的两“皇”并坐一把朝椅的现实，而且当中不含讥讽。云冈中后期的龛刻多出现两佛并坐龛，有的甚至列为主窟主像。然而，这也只能是隐喻当时的政治局面，并不冠冕堂皇。
　　在北魏许多宫禁中，以控制后妃参政最为严格。然而在冯太后身上，宫禁毫无作用。操纵了两朝政治实权的冯皇后，已不满足于在宫中作威作福，她的势力已经越过宫墙，投射到了云冈的石壁上。
　　在冯太后的关注下，云冈石窟开凿到第6窟时，进入了极盛时期。
　　第6窟的石刻都在后室，平面呈方形，中间有中心塔柱。中心塔柱高大挺拔，高14.4米，占据了窟内的主要空间。下层的五佛与上层的四佛雕工极为精美，形成了一种浓郁的佛国气氛。
　　洞中的飞天，面容清秀，体态修长，身体弯曲自然，飘逸优美。
　　窟内布局完整，人物形象众多，雕饰华美秀丽。其中的佛传故事多达30多幅，是中国石窟群中现存最早的有关宗教的石刻“连环画”。
　　有一幅画面讲了一个神奇而有趣的佛传故事。内容是讲释迦牟尼的前世，悉达多王子是怎样出生的。他的母亲怀胎十月，准备回国生产。在经过蓝毗尼花园休息时，太子却神奇地从胳膊底下突然降生。王子的提前出世把园中的四个石人，忙得不亦乐乎。
　　还有一幅画面则是“骑象回城”的佛传故事。悉达多王子出生，他的父亲净饭王听到消息后，心中非常高兴。他骑着大象接太子回城。画面中，国王双手高举太子，仔细端详。前面有伎乐，后面有侍从，表现了喜迎太子的喜悦场面。
　　30多幅画面，主题突出，情节生动连贯，在石窟雕刻史上独树一帜。
　　第6窟也是云冈石窟中保存较好的一个，是最富丽堂皇的一个洞窟。
　　与第6窟同时开凿的还有第5窟，云冈第一大佛就刻在这个洞窟之中。佛像高17.7米，占据着窟内三分之二的空间。此窟以其宏伟的造像、阔大的洞窟，在云冈石窟群中显得异常壮观。
　　云冈的佛像继承了印度佛像的风格，而印度佛像由于受希腊艺术的影响，佛像大都有一副所谓的“希腊式的鼻子”。北魏的工匠们，对这种别扭的鼻梁怎么也看不习惯，他们稍作艺术加工，“希腊鼻”马上变成极富鲜卑人色彩的方鼻梁。就在工匠们一点一点的改动中，佛像加速了它中国化的进程。
　　公元493年秋天，北魏孝文帝把都城从平城迁到洛阳。笃信佛教的孝文帝在迁都的同时，没有忘记把佛教的发展中心也转移到洛阳来，在修建僧庙、寺院的同时，他还在洛阳以南的龙门伊水两岸，依山开窟造像。由此，一个壮观的大型石窟群——龙门石窟开始兴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