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和中国历史上最屈辱的时期，1900年五六月份，八国联军以保护各国使馆为由，陆续派军队进入天津、北京。八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彻底打碎了清王朝的大国梦想，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仓皇逃往西安，留下燃烧的废墟和苦难的百姓，没有丝毫办法。就在这样一个混乱而耻辱的时刻，莫高窟藏经洞一扇深奥的学术大门，在不经意间被这个名叫王圆箓的道士打开了，王圆箓当过兵，后来出家做了道士，他痛感敦煌莫高窟年久失修，竟然萌发了重修佛窟寺的念头，开始了调查整理石窟内彩塑、壁画的工作，影响了整个世攻打天津大沽口炮台的时候，王圆箓正请一位姓杨的先生抄写壁画上的题记，杨先生拿准备用来照明用的芨芨草捅开了藏经洞的秘密。当时，整个中国的目光都望向交战中的渤海湾，不会有任何人向这渺无人烟的荒漠和阴冷黝黑的洞窟望上一眼。
　　王圆箓将几卷经卷送到敦煌县令汪宗翰手里，半信半疑的汪宗翰把经卷送给了甘肃学台叶昌炽。作为金石学家的叶昌炽，立刻建议把所有经卷送省城兰州保管。不料，当时的省政府竟然舍不得出运费，仅在公元1904年3月下令，由敦煌县衙清点。
　　1906年2月，一个为英国服务的匈牙利犹太人斯坦因，再次来到中国。这一次，他是从土耳其商人那里听说敦煌王道士手里有古书，于是，不顾一切地赶到了敦煌，不过，他发现王道士是一个很难对付的人，仅仅依靠钱是无济于事的。
　　斯坦因依靠他的助手蒋孝畹的帮助，竟然让王圆箓相信，他是玄奘的信徒，他来中国是为了向玄奘的继承人取经。当斯坦因进入藏经洞时，眼前的景象竟然让他一下子惊呆了，他在《西域游历》中回忆到，当我看到渐渐露出的藏经洞时，眼睛都瞪大了，卷子一层层堆积起来，在王道士昏暗而微小的烛光里，它高达10英尺，整个手稿近五百立方英尺，斯坦因用七昼夜的时间，肆意挑选着文物，他怀着难以抑制的激动心情，判断着一千多年前，用多种文字书写的手稿、精美绝伦的壁画，他说，就分量以及保存完好而言，我以前所有的发现无一能同此相比，斯坦因选中了3000多卷保存完好的经卷，500幅以上的绘画，装在29个大木箱里，悄悄地离开了敦煌，他付给王道士的是40块马蹄银，只相当于200两银子。
　　16个月后，这些珍宝到达伦敦大英博物馆，一下子震动了整个欧洲，斯坦因的发现被列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现之一，世界各国都把目光投向了这座沙漠中的古代佛窟。法国、日本、俄国和美国迅速组织探险队，从不同的方向赶往中国，寂寞数百年的敦煌突然多了许多不速之客。
　　法国人伯希和在1908年3月3日那天的日记里写道，今天是节日，我一连十个小时都蹲在贮藏文书的洞窟当中，但却没有一丝后悔。美国人华尔纳在1924年赶到敦煌，当他看到精美绝伦的壁画时，感叹到，我除了惊讶得目瞪口呆外，再无别的可说，他用预先制好的化学胶布，粘走了26方最精美的壁画，还盗走了几尊彩塑，包括高1.2米的半跪观音，沙俄帕米尔地质考察队的勃奥鲁切夫，早在1905年，就从王圆箓手中骗去一批文书经卷。1914年，另一个俄国人鄂登堡也来到敦煌，剥去一批壁画，盗走一些彩塑，日本大谷探险队在1911年，赶到敦煌，探险队的两位主要成员，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从王圆箓手里买到300多卷写本经卷和两尊精美的唐代塑像，连同盗掘到的大量吐鲁番文书，满载而归。
　　敦煌藏经洞的文献，几乎涉及了社会的各个领域，有医学穴位图，有军事文书，有诗稿小说，有舞谱，有乘法口诀，还有字帖，地契，卖身契，林林总总，举不胜举。
　　大英博物馆内的敦煌文物涉及多方面的内容，从文字方面说，有汉文、突厥文、西夏文、吐蕃文、吐火罗文、回鹘文、梵文等多种，对于研究这些古老民族的历史文化，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
　　唐代的绘画作品流传至今的极为罕见，而藏经洞出土了大量的唐朝绘画。大英博物馆内的敦煌绘画最为精彩。骑白象的普贤菩萨，她和勇猛的金刚力士都用自然流畅的线条和绚丽的色彩绘成，显示出画家技法的成熟。法国人伯希和凭借深厚的汉学功底，于1908年把在考古学、语言学、文化学方面最有价值的6000多件写本和一些画卷带回了巴黎。
　　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研究院，藏有鄂登堡盗去的敦煌彩塑和壁画。
　　鄂登堡从敦煌盗走的经卷编号，有一万九千多号，可见其数目的巨大。
　　美国哈佛大学富格艺术博物馆，藏有华尔纳从敦煌莫高窟用胶布粘走的那些壁画，由于华尔纳没有带够胶布，只能把一幅画中他认为精彩的部分粘走，这正是华尔纳毁坏敦煌壁画的铁证。
　　流失到日本的敦煌文献，因为遭受二战空袭，大部分从博物馆流失到私人手里，很难统计和找寻了。
　　1909年的中国，清政府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金石学家罗振玉按照惯例踱进苏州胡同一家字画装裱店。突然被店中所挂古代文书所震惊，多方打听，才知道是一个叫伯希和的法国人送来的，罗振玉找到自己的同学王任俊、蒋斧、董康等人一起要求伯希和在六国饭店当众展示他手里的古董，得意忘形的伯希和在罗振玉等人的追问下，终于说出这些古书来自风沙弥漫的敦煌莫高窟。罗振玉等人痛心疾首，这以后，他们每天都要到八宝胡同伯希和住所来观看、抄录伯希和手里的敦煌文献。中国的敦煌学就这样在匆忙中开始了它辛酸的历程。罗振玉急不可待地将敦煌劫难的情况报告给了学部左丞乔书南，由他下令给陕甘总督，就地封存莫高窟藏经洞，并且拨款库银6000两，让敦煌县令收集散失的文物。新疆巡抚何彦生负责将藏经洞内全部文献解送北京。
　　王圆箓在押运车辆到来之前，悄悄地把许多珍贵写本藏在了两个大转经桶里，这些珍贵文献最终被1914年第二次来到敦煌的斯坦因，和日本大谷探险队运到了国外。运往北京的敦煌文献，沿途受到各地官吏燕过拔毛似的掠夺。尤其是负责押运的何彦生，在到达北京后，直接将车队拉回了自己家，指示他的儿子把所有经卷写本检查一遍，凡认为不错的一律窃藏。
　　他们还将其他文献撕开，来补充卷数的不足，这些藏本最终以八万日元卖给了日本人，这是敦煌劫难中最为令人愤慨和心酸的一段。
　　尤其不可思议的是1920年，一批在十月革命中流亡出来的白俄官兵窜入中国境内，被当时的中国地方政府扣留，敦煌的官员把残破的莫高窟作为监狱，竟把这大约550名沙俄官兵全部关了进去。潦倒的沙俄官兵把绝望的心情发泄到了敦煌的壁画上，于是这里留下了斯拉夫语的下流话和他们部队的番号，还有烟熏火燎的痕迹。就在敦煌继续遭受煎熬的同时，为抢救敦煌文化遗产的中国学者，出现在欧洲的图书馆与博物馆中。
　　王重民、向达、姜亮夫是当时政府派遣学者中的年轻人，王重民在巴黎国民图书馆写本部，对伯希和盗窃到法国的敦煌经卷做编录工作，他请姜亮夫去帮忙，姜亮夫于是走上了抄录欧洲所藏敦煌卷子的道路。他放弃了考古学位，只是在国民图书馆内不顾一切地抄录与拍照。
　　敦煌藏经洞文献的流失，导致了国际性敦煌学的产生，然而，敦煌文献流失到世界许多国家，又打乱了敦煌文献的系统性，给敦煌学的研究、发展带来了困难。直到现在，世界各国所藏敦煌文献，还有多少没有被解读，还有多少被封存在仓库或者文件柜中，没有面世，还有多少作为收藏品束之高阁，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我们很难说出来。
　　莫高窟绵延千年的文化以及藏经洞无法估量的价值，是我们为之骄傲的文化遗产，但同时也是我们民族的一段伤心历史。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人员，至今仍在清理十月革命之后白俄逃兵在洞窟内留下的污渍。污渍总有一天会被清理干净。流失在海外的敦煌文物，最终都会回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