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马可波罗行纪》，在十三世纪东西交通史中是极其重要的史料之一，此已无庸赘言。但是不可否认，《行纪》中尚存有许多不明之处。尤其是其旅程愈是向东，其记载亦愈加模糊不清。例如，其中对中国边疆地方及交通路线，迄今仍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解释。
　　这篇小文拟对其自河西至上都经过的路线进行探讨，同时并对此书的特点进行阐述。
　　一、《马可波罗行纪》叙述方面的一个特点
　　《马可波罗行纪》虽然是一部记载十分具体的书籍，但是要复原其中的交通路线尚存在不少有待解决的问题。我想这主要是由于以下两点造成的。
　　首先，在其行纪中未将他亲自见闻的事物与仅仅根据传闻记载下来的东西分开来。例如，他将自己实际上并未到过的巴格达、克什米尔和撒马尔罕等写得似乎是他实际访问过的地方。在沙州条中，他记录了估计是哈密和高昌地方的传闻。在甘州条中，他在叙述额济纳、和林、贝加尔湖地方时使用了与其所通过的地区完全一样的叙述方法。
　　另外，他所表示的方位极为模糊不清。在记录方位时，仅仅表示出粗略的方位而已，完全不考虑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途中方位的变化。特别是在陆路的记录中，这种倾向尤为显著，较之必须经常考虑风向的海上旅行，更表现出无所谓的态度。
　　例如，自波斯国境至中国的路线，他大体上是按照“日出的方向和希腊风的方向(东与东北)”一直前行的。从汗八里至缅甸地方的旅行，经常是按照“日落的方向(西)”前行。而自汗八里至蛮子省的刺桐(泉州)，则经常是向东南方向前进。再就是其归途，在通过阿拉伯沿海诸城市时的方位，只有笔直和西北方向。因此，我认为《马可波罗行纪》的方位记载得极为模糊。
　　马可波罗所走过的路线，之所以有时出现飞跃和不明确，除上述两个原因外，还必须考虑《行纪》的原文未完。
　　不言而喻，《马可波罗行纪》迄今尚未能整理出一个完本。正如岩村忍所说，已经无法知道原本有多少类型。〔1〕虽然今日经过亨利·玉尔(Sir H.Yule)、贝内代托(L.F.Benedetto)、伯希和、穆耳(A.C.Moule)诸氏煞费苦心的搜集，但仍不能不期待于今后新原本的出现。正如岩村忍所谈到的，可以想象在欧美古老的图书馆中，由于图书目录之不够完备，因而很可能尚保存有珍贵的原始材料。另外，首先要对若干脱漏之处进行研究。〔2〕例如，维吾尔斯坦(即新疆)就是如此，在发现了塞拉塔本以前，它一直是难以理解的。
　　这个维吾尔斯坦的叙述，在哈密至钦赤塔拉斯之间一段，对于阐明一直未能解决的难题钦赤塔拉斯是个重要线索。
　　因此，在我们根据此行纪对其所走道的交通路线进行考查时，首先应对确切的地名重新进行考察，在仔细分析的基础上，排除掉传闻的记述，从叙述的内容与历史的必然性两个方面来决定其所经过的路线。
　　二、马可波罗自罗布淖尔至上都的行程
　　在马可波罗自罗布淖尔至上都的叙述中，可以看到以下各地的记载。〔3〕
　　现列举其地名如下：
　　罗布泊→沙州→哈密→维吾尔斯坦→钦赤塔拉斯→肃州→甘州→额济纳→和林→巴尔古→西凉州→西宁→宁夏→天德→兴和城→察罕脑儿→上都。
　　其中画有横线的部分，从其叙述的内容来看显然是马可波罗实际并未经过的地方，亦即估计是他仅仅根据传闻而记载下来的地方。
　　例如，有关哈密→维吾尔斯坦→钦赤塔拉斯这一系列地方，在其前章末尾〔4〕写道：
　　我们离开了此地，让我们对这个位于此沙漠边缘西北方的城市进行叙述。
　　见于哈密章中的沙州→哈密之间的记载十分模糊，而且亦未有距离的记载，显然这是他根据传闻记述的。
　　另外，关于额济纳→和林→巴尔古，考虑到他们在甘州(张掖)逗留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因此估计波罗是到过和林的。然而，如果与卢布鲁克有关此地的记载相对照的话，〔5〕那么看来那种认为他从未到过此地的说法较为妥当。大体来讲，在波罗的记载中，对他实际通过的地方描述得极为详细。如对上都的记述，根据原田淑人等的发掘，证实了他如实地描述了当地的情况。〔6〕尤其是对该城堡和狩猎场的如实叙述值得注意。
　　可是在他的有关额济纳的记述中竟完全未见到有关黑水城(哈拉和特)的叙述。但是，从科兹洛夫和斯坦因的搜集品中可以了解到，黑水城在元代仍在频繁使用。〔7〕因此，不要说和林，就是额济纳，波罗是否真的访问过亦值得怀疑。
　　再有，在西凉州一章中所见西宁，在同章最后明确记载着是自西凉州直接东行到了宁夏，所以对此也可以看作是根据传闻的记述。
　　将以上分析用表划出，如：(*号为他所通过的路线，→号为根据传闻表示的地名)
　　最后可以估计马可波罗实际通过的地点，除了他根据见闻记载的诸地外就只剩如下各地区：
　　可以将通过罗布泊时所经过的许多地方比定为现今之地名。例如Lop为汉之楼兰、鄯善地方(米兰、若羌)，Siciu为沙州，Succiu为肃州，Campgio为甘州，这是毫无疑问的。
　　无可怀疑，他们进入中国的路线是走了自古以来使用频繁的自西域南道经由河西地方的路线。
　　因此所谓自甘州东行五日的西凉州地方，正如已由那珂所指出那样，〔8〕是《元朝秘史》的额哩折兀，可以比定为凉州(武威)地方。
　　在《元和郡县志》卷四十陇右道，甘州条中也记载说：
　　八到：东至凉州五百里。
　　在后晋时代自灵州赴于阗的高居诲在《新五代史》卷七四中也叙述说：
　　自凉州西行五百里至甘州。
　　此即是说，自甘州东行五日之地显然就是凉州。尤其是从记述了从此地东南行到达西宁的路线来看，毫无疑问此地就是凉州。中唐以后，由于吐蕃向河西地方的入侵，连接青海地方与凉州的路线遂成为吐蕃的重要国际路线，这种倾向直到宋代仍在继续。不久，由于凉州的吐蕃为西夏所消灭，这条路线作为西夏对西藏的交通路而频繁地使用了起来。〔9〕
　　问题是，在此以后的马可波罗的行程。首先，由于Egrigaia是：
　　于是离开了Ergiuul(凉州)，向日出的方向骑行八日，人们看到被称为Egrigaia的地方有很多街道和村庄，是个非常好的地方。另外，此地亦在大唐古老地方的名称之下，其首都称阿拉善。……于是，我们离开此地，向着希腊风(东北)和日出的方向(东)前进。这样，我们又进入了人们称为Tenduc的另一个地方，让我们谈谈关于这个地方的情况吧。〔10〕
　　因此，从对唐古*(上弋下心)首都和日程等的记载来考虑，我们可以了解到此地就是宁夏。关于凉州至宁夏间的距离，在《元和郡县志》卷4，灵州条中载有：
　　八到：西南至凉州九百里。
　　赵珣：《聚米图经》(《资治通鉴》卷二七六，天成四年九月癸巳条注)亦说：
　　灵州西至凉州为九百里。
　　Egigaia是《元朝秘史》中的额里合牙，Calacian是阿剌筛，大概是阿拉善之讹。(那珂通世博士：《成吉思汗实录》191～193页)。
　　这样，波罗前进的道路在凉州以后则打破了东西交通线的常规，不是由河西道入关中，而是东进宁夏。但是，Egigaia后面的Tenduc应当比定在何处?则是个极为困难的问题。
　　说起来，Tenduc的地名是天德军的音译，这是无庸置疑的。但是，在贯穿整个辽、金、元时代，该地名在使用上极为混乱。关于此丰州天德军的位置，已有和田清的考证，〔11〕他做出结论说，本来，唐代的天德军受河套内西北边境丰州的管辖，不久，辽代将丰州迁移到了东部的白塔之地，这样就发生了新旧两地相混淆的问题。他最后说：“这个丰州之名，大概是移到了新丰州之地，而天德军之名则留在了旧地。”
　　出现这种混乱最显著的是辽代。在《辽史》卷四一，《地理志》中“丰州天德军节度使”和“天德军”二名并存。后来，到了金代，在《金史》卷二四，《地理志》，西京路条中见有“丰州下天德军节度使”之名，而未见有“天德军”之名。
　　但是，从已故箭内亘所引元之朱恩本的文中也可窥知，〔12〕元代将丰州故地仍称作丰州。
　　即在《元史》卷六三《地理志》河源附录中载有：
　　自洮水与河合，又东北流，过达达地，凡八百余里。过丰州西受降城，折而正东流，过达达地古天德军中受降城、东受降城凡七百余里。折而正南流，过大同路云内州、东胜州与黑河合。
　　无庸置疑，辽、金、元三代在阴山山南，黄河以北之间，东起今归化城附近，西至唐西受降城附近的两个地区，都称作丰州天德军(Tenduc)。剩下的问题是，波罗所通过的Tenduc究竟是归化城(东部天德军)呢?还是唐西受降城(西部天德军)呢?
　　在此让我们详细调查一下这部分的《行纪》。
　　我们马上从这个地方(宁夏)向着希腊风的方向(东北)和日出的方向(东)前进，进入了一个另外叫做Tend-uc的地方，让我们谈谈这个地方的情况。(中略)人们从此地(宁夏)出发，在东方发现了有很多城镇和村庄的Tend-uc。(中略)其首都称做Tenduc。〔13〕
　　这部分的叙述有两、三个难点。首先是，在这一部分，有关Egrigaia→Tenduc间的距离亦无任何记载。另外，在穆耳和伯希和的版本中，引用了威尼斯方言本(VA)，将此方位记作东北和东方，然而，其他版本却完全记作东方。对待此旅行记中的方位要极为慎重，至少对这一部分应该慎重，要说是东北方倒不如说东方更为准确。〔14〕
　　如前所述，自Egrigaia至Tenduc间的日程在任何版本中亦未见到。而下面的Tenduc至Sindachu间则记载为“东行七日”。
　　我们从以上两个条件，即从：
　　(1)自Egrigaia(宁夏)向东及东北行。
　　(2)Tenduc—Sindachu间是七日程。
　　来推测，其所谓Tenduc地方的首都Tenduc，并非唐西受降城地方的天德军，而是辽金时代的丰州天德军(今日之归化城东，白塔附近)。
　　自宁夏到唐西受降城故地，首先要沿黄河北行，接着要继续东行。在马可波罗的叙述中，虽然在方向上记载屡有错误，但是，正如前章所述，关于这附近的叙述，却未看到将北部地方记作东部地方的例子。
　　例如，自沙州至哈密，自甘州至额济纳，自察罕脑尔至上都的路线皆是向北去的道路，丝毫未见到有向东行的描写，全部是记作北方和东北方，或单纯记作北方。而且此部分因为是波罗实际通过的地区，所以不应随便加以否定。因此可以认为他仍是从宁夏向东方及东北方向前行，通过了鄂尔多斯境内，这个想法较为妥当。
　　尤其是Tenduc—Sindachu间为七日程，可以进一步证实这一推测的正确。大致来讲，即使他对有关距离的记载有某些夸大，但也不会少估。例如将罗布泊——沙州间记做三十日程，便是最好的例子。
　　现在对于位于Tendnc—Sindachu间的Sindachu是宣德州的音译已成为学术界不可动摇的定论。因此，两者的实际距离，可以从叫作Tenduc的新旧两天德军分别计算出至宣德州的距离。据此，我们可以弄清波罗的所谓Tenduc到底是指哪一个地方。
　　以上两地间的距离数，在《元和郡县志》及《辽史·地理志》已有如下计算，现以图示必要之距离记载。(元为《元和郡县志》，辽为《辽史·地理志》之路，数字为其卷数)
　　汉魏的定襄、成乐城、唐单于都护府等都在归化城附近，而且辽、金、元之丰州位于今归化城东五十华里的白塔附近，因为和田博士已有论证，现为了算出其大概数字，假设出归化城与唐单于都护府的大致位置，以求出两地间的距离。如：
　　中受降城——宣德州间 千七十里
　　新丰州(单于都护府)——宣德州间 七百五十里
　　由于波罗在此间用了七日，因此可以考虑其所谓的Tenduc仍为东方的新丰州。
　　而且从方位及双方距离的记载来考虑，波罗的Tenduc明显不是中受降城地方(唐天德军故地)，可以推测是辽、金之丰州天德军(今归化城东五十里的白塔附近)，那么，波罗究竟是沿何路线由宁夏到天德军去的呢?
　　自宁夏至天德军的道路有以下三条：
　　(1)迂回黄河左岸的路线；
　　(2)乘船下黄河；
　　(3)横穿鄂尔多斯境内。
　　在《元史》卷六《世祖本纪》至元四年条中可以看到如下诏书：“秋七月丙戌朔，敕自中兴路至西京之东胜立水驿十”。是年(至元四年，1267年)，即波罗一行到达此地前仅八年。由于有世祖派遣的向导所指引，他们〔15〕无疑会考虑采取见于该史料中所记(2)利用黄河由水路而下的路线。但是，在波罗的记述中却完全未看到此种记述。我们从波罗对有关霍尔木兹波斯湾的船舶和芒吉的船舶的描述中可以了解到，他对船舶的考察是多么敏锐。如果，波罗是利用了(2)或(1)的话，那么，至少也应当有关于黄河的某种叙述。
　　然而，如前所述，我们必须注意此宁夏至天德军间的方位是东及东北方。也就是说记录是可靠的。因此可以认为，马可波罗此部分的路线是利用了(3)横穿鄂尔多斯境内的路线，这样考虑可能最为稳妥。
　　本来，自宁夏横断鄂尔多斯至东胜州附近的路线，自西夏占据该地以来就有迹象表明，辽金的中继贸易频繁地使用了这条路线。
　　《辽史》卷四一《地理志》5，西京道条记载说：
　　河清军，西夏归辽，开直路以趋上京。
　　在《西夏纪事本末》卷首的西夏疆域图中，记载了自灵州界至契丹界的启哆驿、卒李驿、瓦井驿、布袋驿、连袋驿、陌井驿、乳井驿、咩逋驿、梁唆驿、横水驿等十个驿名。估计这条路线在元代消灭西夏后仍继续使用。那么，大概此一行人即由世祖遣来的使者所引导，沿着这条路线前往丰州的天德军。
　　下面的Sindachu明显地是金、元初期的宣德州之音译，即唐之武州、辽之归化州(今直隶宣化县)。这一地区的旅程之所以极为迅速，大概是因为他们有着迎接他们的世祖所遣使者的引导，走的是最短距离的路线吧。
　　我们离开了上述的Sindachu地方和城镇，又骑马向前行走了三日，然后到了一个拉丁语意味白色水坑的叫作察罕脑儿的都城，这里装饰得非常美丽，而且还有座大的宫殿，这座宫殿属于大可汗，是他来到此地时居住的宫殿。我们从这里出发，又向北和向希腊风的方向前进了三日。〔16〕
　　这样，从上述的察罕脑儿都城出发，骑马继续行走了三日，来到了现在正在统治的大汗忽必烈汗所营建的称为上都的都城。〔17〕
　　波罗从宣德州骑马行走了三天(无方位记载)，经过察罕脑儿，又向北及东北方向骑行三日到达了上都。有关察罕脑儿的情况，有已故箭内互的详细考证，〔18〕他驳斥了里特尔、安维列等人的谬论，考证出察罕脑儿为伊克脑儿东约百余里处的一个湖Pain Chagan-nor，应当说这是个不可动摇的结论。
　　箭内在该论文中引用了中统二年(1261年，先于波罗14年)自燕京经宣德州到达上都的王惮的《中堂事纪》，现将其距离记载整理如下：
　　首先是宣德州——察罕脑儿间的距离，即：宣德——青麓间60里、青麓——黑崖子间90里、黑崖子—双城间95里、双城——察罕脑儿间70里，共计315里，其次是察罕脑儿——上都间的距离，即：察罕脑儿——鞍子山间一日程(约百里)、鞍子山——桓州间30里、新桓州——开平(上都)间45里，共计275里余，由此可知波罗骑马行走以上两处的旅程分别为三日程，这是极为正确的。
　　以上，我们主要是从地名考证与行纪叙述的内容来考察了波罗自罗布泊到达上都的路线，从当时历史形势来看也可以同意波罗行程的真实性。
　　以前依靠陆路的东西贸易，一直是以关中为其东方的中心据点，人们经常经由河西路与西方进行贸易。但是，自十一世纪辽在东北兴起后，贸易的比重逐渐转移到了东北方面，有众多的商贾甚至到达遥远的上京。这种倾向在李继迁兴起后，随着西夏席卷了河西、甘肃地区，独占了当时东西贸易的中继而变得越发显著。尤其是金代，宋迁至江南后，历来依靠陆路的东西贸易完全从河西经鄂尔多斯，流入到燕京和南满地方。
　　当时在东西贸易中最为活跃的是回鹘人。他们甚至在遥远的上京临潢府建立了居留地——回鹘营。
　　例如，在《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文中载有：
　　上京。……南门之东回鹘营，回鹘商贩留居上京，置营居之。
　　从这一记载我们可以了解到，在辽代，散居在新疆的回鹘商贾，在上京的商业活动极为活跃。对此宋洪皓在其《松漠纪闻》中曾作如下记述：
　　回鹘自唐末浸微。……甘凉瓜沙旧皆有族帐。后悉羁縻于西夏。唯居四郡(河西)外地者，颇自为国，有君长。其人卷发深目，眉修而浓。眼睫而下多虬髯。……多为商贾于燕，载以橐驼。过夏地，夏人率十而指一，必得其最上品者，贾人苦之。
　　这段记载记述了由于西夏的媒介，西域商贾(以回鹘为主体)对辽的贸易情况，以及河西地方的回鹘完全为西夏所羁縻。而西域地方的回鹘则各自独立，与辽进行着频繁的贸易活动，对此，西夏对他们课以十分之一的通行税，因而商贾们甚为苦恼。关于此贸易活动的情况拟在另稿中专门进行论述。对于此条路线的看法，我同意松田寿男的学说，可称之为漠南路，出乎意料，波罗河西以东的路线正是宋代以来表现出惊人繁荣的漠南路，它迄至元代仍在频繁地被继续使用。
　　三、马可波罗根据传闻记载下来的记述
　　在前章，我追踪了波罗实际通过的路线，下面让我阐明一下马可波罗根据传闻记载下来的部分。
　　以下这些部分是马可波罗有关罗布泊以东记录内除去前述各地区的部分。现让我把它加以整理并分为如下三类：
　　1．哈密→钦赤塔拉斯
　　2．额济纳→和林→巴尔古
　　3．西宁→契丹
　　以上诸地区中的大部分，由于有博契、玉尔等人的详细注释，因而已得到了阐明。但是其中的钦赤塔拉斯极为难解，众说纷纭，迄今尚无结论。〔19〕为此，本章拟以此钦赤塔拉斯问题为中心来考察这些行纪的意义。
　　首先，让我们来考察一下钦赤塔拉斯这个名称。这个名称最初是由贝内特托根据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地理学会本，fr.1116及塞拉塔本写本，进行了精密考证之后，初次而出现于世的。以后，阿尔德里奇、穆耳和伯希和等的校订本亦均记作钦赤塔拉斯。
　　在此以前，根据属于拉姆乔译本的马斯丁本和根据古列戈瓦尔修订本系统的博契本的玉尔本以及沙理尼恩本，也都写做Ch-inchintalas， Chingintalas。
　　在Ghinghintalas，Chinchintalas，Chinghintas三者之中，哪一个最接近于波罗本人的发音呢?这真是个极为困难的事情。尤其是在拥有各种方言的中世拉丁语(法国、意大利方言)中，C与G极为相近，因而此两者很有可能发生误写和混淆。
　　在此情况下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将全部记录的完整性和错字问题截然分开来进行考虑。
　　即使地理学会本fr.1116(由来不明，1824年戴维沙克排印出版)的记述与原本最为接近，但是我们应当认为东洋文库所藏完成年代可靠的安德卫普本(1485年)和拉姆乔译本、古列戈瓦尔修改本等较之前者的错字及误写要少得多。
　　例如，1938年作为穆耳和伯希和版《世界的描述》第2卷出版的塞拉塔本(2)中有地理学会本看不到的约200多件记事，其中约有80件是拉姆乔本的。也就是说从整个旅行记的价值来说，拉姆乔本不如地理学会本，然而其部分叙述和错字，由来不明的后者又远逊于前者一筹。
　　幸亏在日本东洋文库中藏有马可波罗行纪的许多古版本，以下将根据这些古版本来探讨一下究竟是Ghinghintalas还是C-hinchintalas是正确的名称。
　　首先，1485年在安德卫普出版的拉丁语版本中将此地名记作Chynchynculas，此后很多威尼斯刊本(1496，1508，1533，1555年出版)均写作Chynchynculas或Chinchintalas。另外，1556年在巴黎出版的《马可波罗旅行记》中为Chinchintalas，1611年，在莱比锡出版的德语本《塔拉塔尼亚地理》中为Chinchi-ntalas。因此可以估计至少可以说马可波罗对此地名的原来发音肯定不是Ghinghintalas，而是Chinchintalas。
　　那么，这个Chinchintalas究竟在何处呢?在最初关于沙州的叙述中，首先Camul相当于今哈密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对于下面出现的Chinchintalas，历来有众多的学者进行过种种推测。〔20〕
　　然而，由于这些解释均属于发现塞拉塔本以前的研究，因而根据极为不利的史料得出的结论是不全面的。也就是说以后从塞拉塔本看到了Camul至Chinchintalas间的维吾尔斯坦的记录，这对于阐明Chinchintalas极为有利。其记录如下：
　　维吾尔斯坦是属于大可汗的大地方，这里有很多的城镇和村庄，其首都叫哈拉和卓。它统治着很多城镇和村庄，其居民崇拜偶象(佛教徒)。但是，这里也有许多遵守聂斯脱里派教仪的基督徒，也有一些撒拉逊教徒。基督教徒屡屡与佛教徒结婚。(中略)这个崇拜偶像的民族按照他们的习惯精通学问和保持传统。而且经常学习学艺。在此土地上出产有优良品种的葡萄。(下略)。〔21〕
　　关于这个维吾尔斯坦，从其首都的名称哈拉和卓也可以了解，无非就是以现在哈拉和卓为中心的吐鲁番盆地的维吾尔文化圈。这里有很多的聚落，盛行佛教，葡萄果实累累，而且充分描述了为中国固有文化和传统所照耀的当时吐鲁番的特色。
　　下面的问题是哈密——维吾尔斯坦——钦赤塔拉斯地区的一系列叙述中的方位及距离。有关沙州至哈密至维吾尔斯坦的情况，在沙州条最后记载说：
　　离开此地，到了这个沙漠的边缘，让我叙述西北方的其他城镇。〔22〕
　　同样，在哈密条中记述说：
　　(哈密)地方位于两个沙漠间的西北方。即一面是前述之辽阔的罗布大沙漠，另一面是三日行程的小沙漠的(中略)有关哈密情况的叙述就到此为止，下面让我谈谈位于北部及西北部间其他地方的情况。这个地方属于大可汗。〔23〕
　　接着便是有关维吾尔斯坦的叙述(前揭)。如：
　　离开了哈密的前述地方，钦赤塔拉斯同样是位于前述之北与西北之间的小沙漠那边。其大小为十六日行程，它属于大可汗管辖之下，这里有很多城镇和村庄。〔24〕
　　这个哈密、维吾尔斯坦、钦赤塔拉斯三者间一系列记录的相似性、连续性，明显地使人想象出三者是在一条路线上。
　　这就是说，哈密在沙州西北方，哈拉和卓在哈密的北方及西北方。然而，如果从地图上看的话，哈拉和卓显然是在哈密的正西方，北方及西北方这样的说法似乎不甚妥当。玉尔虽然注释说这些方位因为都是从沙州方面说的，所以并不一定不妥，〔25〕但是即使不这样考虑，这一叙述也决不是错误的。因为古代方位的记载都是基于路线所指方向来说的。这里所说的自哈密至哈拉和卓的道路，曾一度沿着卡尔利克山向西北方向延伸开去，途中又折向了西南。
　　在《后汉书》卷一一八《西域传》中也有此地最初开辟时的记载。如：“自伊吾北通车师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这里的方位本来应是西南，不是明明写作了北吗?
　　因此，关于所谓钦赤塔拉斯的“钦赤塔拉斯同样是位于前述之北与西北之间小沙漠那边。”这一记载说明了此地就是从哈拉和卓继续向西的路线，即所谓的天山南路，这样看大概不会错。
　　历来的看法均为没有维吾尔斯坦的叙述以及为北及西北的形容所迷惑，而将此地比定为天山以北地区。
　　以下，让我们从当时的历史形势、距离、物产、名称等方面综合性地对钦赤塔拉斯地区进行探讨。
　　首先研究一下当时东西交通的实况。元朝初期，回鹘可汗先于成吉思汗的西征归附于蒙古，这是一件十分著名的事件。而自前代以来，活跃于东西方贸易中的回鹘，即使在元朝以后也仍占据着独霸的地位，这是众所周知的。现在从《马可波罗行纪》是一本商人的笔记这个根本性质来考虑，可以想象出他对此地的叙述也是从沙州人那里听到的当时沙州贸易圈的情况。
　　因此，如果仔细调查一下当时回鹘的根据地及贸易圈的话，大概可以得到阐明钦赤塔拉斯的重大线索。对于这个回鹘的研究才刚刚开始，有关目前的问题，已经有藤枝晃的杰出考证，他利用东西方的各种史料论证出回鹘的根据地是龟兹。〔26〕
　　另外，松田寿男提出的《契丹国志》卷二十一，外国进贡物件条中，有暗示宋代时期辽在西域的贸易圈的记述，其中有：
　　高昌国、龟兹国、于阗国、小食国、甘州、沙州、凉州
　　由此可见，当时贸易圈的中心仍是以回鹘分散独立的天山南路和河西地方为中心。
　　从上述历史形势来看，我们可以推测出波罗的所谓Chinch-intalas首先是否就在高昌以西的龟兹地方呢?
　　下面，让我们从距离记载、物产等方面来看一看这种想法是否妥当。
　　首先，从距离记载来看。此地位于距哈拉和卓十六日程的地方，据说有很多的城镇。因此看来可以将它比定为自高昌向西约千六百里的某个地方。《汉书·西域传》记载如下：
　　1．车师前国，王治交河城，……西南至都护治所千八百七里。
　　2．焉耆国，王治员渠城。……西南至都护治所四百里。
　　3．龟兹国，王治延城。……东至都护治所乌垒城三百五十里。
　　从高昌迄龟兹有两道：
　　其中有关b条经由焉耆的距离并无不当，在《通典》卷一七四《州郡典》四中可见到如下记述：
　　1．交河郡(西洲今理高昌县)西至焉耆镇守军七一〇里。……西南到焉耆七一〇里。
　　2．安西郡(本龟兹国)东至焉耆镇守军八百里。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高昌至龟兹间大致等于1510里。也就是说波罗所提出的自哈拉和卓十六日程规模大小的地域界限点就是汉籍地志中的龟兹地方。如果以之比定为天山北部的话，则完全解释不通。
　　其次，有关钦赤塔拉斯物产的情况，《行纪》记述说：“于是在该地北侧边境，有非常好的钢和Andanique的矿脉。另外又了解到从此山中发现了叫作Salamander的质地优良的矿脉。将此矿投入火中也不易燃烧，乃是世界上质量最好的矿物。〔27〕
　　玉尔对此处所说之Andanique引用了波斯商贾的语言，将它解释为Indian Steel〔28〕因此我们了解到该地以精钢的产地而著称于世。记述中因为说该地北侧有一座山，因而估计此即指天山南路，接着使人联想起汉代以来作为钢铁产地而著称的龟兹。汉代以来龟兹的钢铁满足了西域地方铁的需求。〔29〕
　　但是，从下面的叙述中，Salamander明显地是石棉，但是，现在龟兹并不生产石棉。根据二、三种近代地志的记载，说明石棉只出产于吐鲁番地方，详情不明。〔30〕
　　因此，从物产的叙述来看，我认为是在记述龟兹特产的钢、精钢时候加上了西突厥斯坦或吐鲁番出产的Salamander的传说。
　　最后，让我们从音进行考察。伯希和的所谓Ghinghintal-as，如前所述是根据来历可靠版所记载的Chynchynculas，Chinchintalas.
　　这个Chynchyn-culas可以分为Chynchyn和Culas两个字来进行考虑。Culas(=talas)是蒙古语，为平原之义。然而chynchyn(chinchin)是什么意思呢?在此应当注意的是，chyn chyn中的最后的n可以认为它是附加在后面的cul-as音韵上的。玉尔也注意到这一点，将底本博契本的Chinch-intalas改成为chinchitalas。我认为此Chinchi乃是“镇西”之音译。
　　镇在唐韵、集韵中均为陟刃切音震shin，西在唐韵中为先稽切，在集韵中为先齐切均音粞(hesi)。另外，在集韵中为相咨切音私hsi，这样chinchi=shin-hsi(=镇西)。瓜生寅也注意到这一点，将此地比定为清镇西府。最近岩村忍也有同样的见解。但是，将巴尔库勒诺尔称为镇西，是清代以后的事，这些都是不可容忍的谬论〔31〕。
　　龟兹是唐安西都护府的所在地，《元史》中写做曲先、苦叉，除了称为安西外，大体上都称为Kuci，Kucha，Kushan。
　　但是，在《新唐书》卷四十《地理志》陇右道条中记载说：
　　至德元载更名镇西。后复为安西。
　　同书卷67，方镇表中把命名记为至德二载(757年)，废名记为代宗大历二年(767年)。也就是说把龟兹称为镇西的时间最多不会超过十年。安史之乱后，由于吐蕃积极侵掠西域，使西域与中国内地的联系几近断绝，因此镇西这个称呼为当地居民一直沿用了下来，这也决非不可能的事。并且波罗听说的有关此地的情况，是在五代、宋初沙州归义军独立的沙州地方，或许在这里仍保留着这一称呼吧。
　　以上，我对Chinchintalas进行了综合性的考察，结论是马可波罗的所谓Ghinghintalas是从高昌到龟兹的地方，尤其是在有关龟兹地方的知识上加上了龟兹以及从西方带来的物产的情况。恐怕沙州人在谈到高昌情况的同时也谈到了前面龟兹的情况。没有实际到过此地的马可波罗对此地可能仅有一些微薄的知识罢了。
　　无论如何，有关哈密——维吾尔斯坦——钦赤塔拉斯这一系列的记述，表明了从中原贸易圈的沙州，沿着经由伊吾的天山南路到达龟兹的贸易路线。
　　以上，我对钦赤塔拉斯的研究进行了意外的长篇议论。最后，让我们探讨一下
　　2．Egina→Caracoron→Barugu
　　3．Silingiu→Cathay
　　两条路线的意义。
　　第2条路线是自甘州经居延，远至和林、巴尔古平原的南北纵断戈壁沙漠的道路，也可以说是所谓的回鹘路的一条支路。自汉代以来，此条路线不仅是漠北民族进行武力斗争的中心，而且自南北朝以来亦为吐谷浑、回鹘，突厥等所频繁使用。有关这条路线在辽代的繁荣景象，过去已在拙稿中谈过(《史学杂志》66—5，昭和32年《关于辽之西北路经营》)尤其在元代，从进攻西夏开始，便频繁地使用此条路线，如前所述，在额济纳的黑水城可以看到此种痕迹。不言而喻，Caracoron是元之和林，Barugu是塞北民族的根据地，被比定为巴尔古平原〔32〕。
　　第3条从Ergiuul→Silingiu→Cathay路线的记载，是表示自凉州经西宁，到达中国中原的路线。自南北朝以来，吐谷浑频繁地利用了这条所谓的河南道，它是自河西地方到南朝的交通线。〔31〕自宋代到元初，因为西夏占据着河西地方，南宋便是利用这条路线进行东西方的贸易。因此，这条路线在当时是条极为重要的国际贸易路。
　　结束语
　　《马可波罗行纪》有关河西以东至上都的部分，清楚地表明了他所利用的漠南路的整个面貌。此外，他还完整的记载了当时河西甘肃地方的重要贸易路线。尤其不可忽视的是，在他的记载中详细地记述了各地的特产，例如钢、石棉和珍兽等等。
　　这部《行纪》可以说是中世纪最大的旅行记和地理书。同时，根据作者亲身的体验，它还具有贸易入门书这样的特性。
　　注释
　　〔1〕岩村忍：《马可波罗研究》上卷(昭和23年，筑摩书房)，序文，6页。
　　〔2〕岩村忍：《十三世纪东西交涉史序说》(昭和十三年，三省堂)，293页。
　　〔3〕穆耳和伯希和：《马可波罗——世界的描述》，伦敦，罗特列出版社，1938，第一卷，148-192页。在此叙述中，除了有关波罗的河西交通路外，还包括了有关成吉思汗和王罕等的记载，对此研究拟在另稿进行阐述。
　　〔4〕穆耳和伯希和：同上，153-154页。
　　〔5〕柔克义：《卢布鲁克世界东方之行》230～231页。
　　〔6〕《上都》(《东方考古学丛刊》二，第一册，昭和16年)及昭和29年早稻田大学大学院原田博士之专题讲座。
　　〔7〕斯坦因：《亚洲腹地》第1卷，第13章，第2部分，441页。罗福苌《俄人黑水访古所得记》(《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所收)。
　　〔8〕那珂通世：《成吉思汗实录》(昭和17年，筑摩书房)491页。
　　〔9〕拙稿：《辽代吐蕃遣使考》(《史观》57、58册，昭和35年，参看本书332页以下)
　　〔10〕穆耳和伯希和：同上，181页。
　　〔11〕和田清：《丰州天德军的位置》(《史林》16-2，昭和6年)。
　　〔12〕箭内亘：《蒙古史研究》(昭和5年，刀江书院)550页。
　　〔13〕穆耳和伯希利，同上，181页
　　〔14〕马斯登本、拉穆迪奥本(玉尔、巴蒂尔、查理浓)贝内特托本(里奇本)均记作东方。在1485年安特卫普刊行水(1949年，东洋文库影印本)中亦写作东方。(同书24页左)。
　　〔15〕穆耳和伯希和，同上，84页。
　　〔16〕同上，184-185页。
　　〔17〕同上，185页。
　　〔18〕箭内亘：《元朝斡耳朵考》附录察罕脑儿考(《蒙古史研究》752页，昭和5年所收
　　〔19〕玉尔：《马可波罗行纪》，第一卷，216-217页。巴蒂尔：《马可波罗行纪》第一卷，159页。查理浓：《马可波罗行纪》第一卷，142-148页等。
　　〔20〕玉尔：同上，216-217页。
　　〔21〕穆耳和伯希和，同上，156页。
　　〔22〕同上，154页。
　　〔23〕同上，154-156页。
　　〔24〕同上，156页。
　　〔25〕玉尔：同上216页。
　　〔26〕藤枝晃：《高昌回鹘与龟兹回鹘》(《东洋史研究》2-2·3，昭和17年)。最近，安部健夫在《西回鹘国史册究》中将回鹘的根据地置于古城，但是其论证中有许多疑点。我仍同意藤枝晃的说法。
　　〔27〕穆耳和伯希和：同上，156页。
　　〔28〕玉尔：同上，93-96页。
　　〔29〕松田寿男：《中亚史》(平凡社，昭和10年)54页。
　　〔30〕东亚同文会编《新疆支那省别全志》第8卷，《新疆省》459页。
　　〔31〕瓜生寅《马可波罗行纪》（博文馆，明治45年）154-155页。岩村忍博士，前揭书，2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