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骞是西汉著名外交使节，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亚地理探险家，汉中成固人。今陕西成固县西4公里黎何村西有一汉墓，相传即张骞墓。这座墓的范围南北170米，东西80多米；墓地中心是一巨大的方形土丘，南北长20.60米，东西宽16米，高2.3米；墓前有汉代石虎一对以及清乾隆、光绪年间所立墓碑数通。〔1〕
　　张骞早年事迹，史无明载。他应招时的身份是“郎”，也就是宫廷侍从。出使西域成功之后，荣升“太中大夫”，后来封为“博望侯”。张骞的宦海生涯不太顺利，随李广出征匈奴时兵败，犯下死罪；将功折罪，赎为庶人。不久，汉武帝派他第二次出使西域，再获成功，官拜“大行”，列入九卿。张骞似乎无缘享受高官厚禄，从西域回来仅一年多(前114)便与世长辞。〔2〕司马迁对张骞出使西域给予极高评价，誉为“张骞凿空”。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一词，他把丝绸之路的开通定在公元前114年，就是以张骞出使西域为开端。
　　第一次出使西域
　　丝绸之路以张骞通西域为开端，他采用的东西交通路线就是最早的丝绸之路。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张骞率领百余人的庞大使团从长安出发，取道陇西，踏上通往遥远的中亚阿姆河的征程。河西走廊和塔里木盆地当时在北方草原匈奴人控制下，张骞一行被匈奴人扣留。匈奴王给他提供了优厚的生活条件，许配胡女予他为妻，但是张骞念念不忘自己肩负的使命，一直保留着汉朝使者身份的凭证符节。在匈奴人监禁下，张骞过了13年的囚徒生活，终于找到机会从匈奴逃脱，西行数十日来到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国。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取道天山南麓，也就是后来的丝绸之路中道。《史记·大宛列传》提到罗布泊西岸的楼兰和塔里木盆地北部库车东边的仑头(今新疆轮台)，但是没提到喀什噶尔河的疏勒。故知张骞是从楼兰，途经今天库车、阿克苏、温宿等地，在别迭里山口越天山到纳伦河，然后南行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国。问题是，张骞被匈奴人扣在什么地方?他从匈奴逃脱后，一帆风顺到了大宛，可见他是从匈奴控制下的塔里木盆地逃脱的。此外，张骞以日而不是月计算他从匈奴到大宛的时间，亦表明张骞被囚地点距离大宛不远，很可能在匈奴控制西域的中心——僮仆都尉，也即今天新疆的轮台县。大宛王早就听说汉帝国的广阔富饶，但是苦于匈奴人的阻碍，无法和汉朝通使。张骞的到来令他大喜过望。当他得知张骞要出使大月氏后，便派翻译和向导护送张骞取道康居到大月氏。
　　康居是锡尔河北岸一个斯基泰部落，锡尔河南岸的粟特人在康居统治下，所以汉代文献称粟特人为“康居人”。粟特人起源于乌兹别克斯坦的泽拉夫善河流域，以艾萨克马尔干城为中心。公元前329年，亚历山大远征粟特、大夏和北印度，但在锡尔河流域遭到粟特人顽强地抵抗。亚历山大征服粟特后，娶粟特公主Roxane(禄珊妮)为妻，安史之乱的风云人物安禄山也叫这个名字。康居王对张骞相当友好，派人护送他到阿姆河北岸大月氏王庭。
　　大月氏当时由前王夫人(一说太子)当政，他们已征服阿姆河南岸富饶的大夏国(Bactria)。大夏王黑黎欧克里(Heliocles，前145—前130)统治时，大夏不断发生内乱，大部分国土被安息王国侵占，只剩下大夏本土和粟特的南半部。在匈奴和乌孙打击下，大月氏人从伊犁河迁入中亚，首先占有河中地区，迫使当地斯基泰人南迁安息和大夏。大约公元前140—前130年间，大月氏征服了大夏，但是“都妫水北为王庭”。张骞出访大夏时(前128)，大月氏人仍在阿姆河北岸“臣畜大夏”。
　　张骞归国不久，大月氏王便跨过阿姆河灭亡大夏，占领了它的全部国土。此后，西方史料称大月氏人为“吐火罗人”，并把他们居住的地方通称作“吐火罗斯坦”，不过中国史家长期以来仍采用传统称谓“大月氏”。张骞称大夏国都为“蓝氏城”，其名来自希腊语Alexandria(亚历山大城)。据法国和美国考古队20世纪20—50年代的调查和发掘，大夏古都在阿富汗北境马扎里沙里夫城西23公里的沃济拉巴德附近。
　　据欧美考古队调查，蓝氏城总面积达550公顷，分上下两城。上城在北，占地面积约150公顷，平面呈椭圆形，四周有城墙和护城沟；下城在南，面积约400公顷。这座古城沿用时间很长，从公元前1000年下半叶直至公元13世纪。古城内废墟的堆积分几个时期，公元前3—前2世纪的堆积属于大夏国都蓝氏城，希腊人称为“巴克特拉城”(Bactra)。〔3〕大月氏人已在大夏安居乐业，不愿再和匈奴厮杀。张骞在大夏住了一年多，未能说服大月氏与汉共攻匈奴，只得带着遗憾回国。
　　为了避开匈奴，张骞选择昆仑山北麓丝绸之路南道，打算从瓦罕走廊、塔什库尔干、于阗(今新疆和田)、扜弥(今新疆克里雅)，再经青海羌人部落返回长安，不幸在青海羌人地区又落入匈奴之手。一年多后，匈奴单于去世，张骞趁匈奴大乱，携胡妻和胡仆堂邑父逃回长安。汉代天山以南有婼羌，昆仑山有葱茈、黄牛以及西夜无雷，依耐、蒲犁等羌人所建小国。公元前138年，张骞从大月氏(阿富汗西北)归国，“并南山，欲从羌中归”。“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会伊稚斜逐单于，匈奴国内乱，(张)骞乃与堂邑氏奴甘父逃归。”〔4〕南山即今新疆昆仑山，可见西汉时羌人已经广布于新疆昆仑山至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一带。
　　尽管张骞没能说服大月氏和汉朝共同攻打匈奴，但他的中亚之行有许多意外收获。中国人终于了解到帕米尔以西还有另一个文明世界。张骞详细介绍了帕米尔以西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中亚国家的风土人情。他在大夏时还了解到汉帝国南边是身毒国(今印度)。身毒国和四川、云南已有民间贸易往来，四川的“蜀布”和“邛竹杖”运到身毒后，又转运到大夏。张骞对中亚诸国的描述非常详细，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和班固的《汉书·西域传》就是根据张骞的报告撰写的。
　　第二次出使西域
　　张骞未能说服大月氏与汉结盟，又向汉武帝献计派使团和伊犁河流域的乌孙联盟，得到汉武帝的支持。乌孙本来也是敦煌、祁连间的一个游牧部落，但是和月氏有世仇。匈奴击败月氏王后，月氏人逃到伊犁河流域。后来，乌孙寻机报仇，联合匈奴共攻月氏，迫使月氏人西迁阿姆河流域，而乌孙此后就在伊犁河流域定居。
　　汉武帝元鼎元年(前116)，张骞率领一个由三百人组成的使团出访伊犁河流域的乌孙。此前霍去病和卫青率领汉军大败匈奴军队，匈奴人逃亡蒙古草原以北地区。天山南北通往西域之路已不存在匈奴的威胁。所以张骞出访乌孙取道天山北麓，也即丝绸之路北道。这条路从长安出发，经敦煌和楼兰，向北到吐鲁番盆地，然后沿天山北麓西行，经伊犁河谷、昭苏草原，最后抵达乌孙国首都——赤谷城。这座古城目前尚不知所在，但乌孙王墓在伊犁河流域发现。这是一种大型土墩墓，从新疆昭苏草原一直分布到伊塞克湖沿岸。
　　张骞受到乌孙王热情欢迎，但是乌孙王惧怕匈奴，不敢和汉朝联盟，只派使者随张骞回长安答谢汉武帝。张骞本人第二次出使，最远只到乌孙，但是张骞的副使分别访问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条支、奄蔡、身毒、于阗、扜弥等西方国家。张骞第一次出访西域时了解到中亚诸国“其地无漆、丝”。所以他第二次出使带给西域诸王的礼品中特地带上了中国特有的丝绸。据《汉书·西域传》记载，张骞这次出使所带礼品包括“牛羊以万数，齑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多持节副使，道可便遣之旁国”。丝绸就这样被大批运往中亚和西亚各国，这也是经丝绸之路西传、有案可稽的第一批中国丝绸。
　　1842年，在东欧克里米亚半岛刻赤遗址发现了许多中国文物，包括一种平纹地暗花的汉代丝绸，也就是汉文史籍所谓“绮”。魏晋之后，绮不见于文献，并非因为绮的制作技术在汉代以后失传了，而是改名为绫罗绸缎的“绫”。张骞副使出访了北高加索库班河流域的奄蔡，唐代文献称“阿兰”，在今北高加索库班河流域。奄蔡之西就是克里米亚。张骞副使和奄蔡回访中国的使节，两次丝绸带入奄蔡人所居高加索北部，所以克里米亚出土汉代丝绸，正是张骞时代传入欧亚草原的。
　　由于骑兵力量不足，汉初几个皇帝都对匈奴的入侵无能为力，只得向匈奴供奉数以万计的金银和名贵的丝绸，甚至把公主送给匈奴王以求“和亲”。张骞从中亚引进优良的马饲料苜蓿和优良马种大宛马，这对加强中国骑兵的作战能力无疑将起到革命性的作用。汉武帝因得到大宛马，兴奋不已，并题诗《西极天马歌》一首，抒发他得到中亚良马的心情。其诗曰：“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障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西汉时期中亚良马初传中国，数目不多，对改良中国骑兵的作用还不太明显。东汉时期中原骑兵已拥有中亚良马繁殖出的大批后代。东汉将军窦宪在燕然山(今杭爱山)、伊吾卢(今哈密)和金微山(今阿尔泰山)三战北匈奴，迫使匈奴人远徙西方。这里应有张骞引进优良马种，改良中原战马之功。汉代文学家竭力讴歌大宛马，而汉代艺术家更是精心塑造大宛马的形象。比较秦、汉和唐三代艺术家对马的不同表现手法，可知大宛马的基本形态。
　　秦兵马俑的秦马体格较小，形态似驴骡，属于蒙古马系统的河曲马。虽然汉唐良马都属于中亚马，但是马种不同。唐代壁画和唐三彩俑表现的唐马，马体高，马头小，颈细长；汉代艺术的中亚马体型高大，马头宽博，当即“大宛马”。1969年，甘肃武威雷台西晋墓出土大批铜兵马仪仗俑和一匹蹄踏飞燕的铜奔马，堪称“天马”形象的杰出代表作之一。〔5〕
　　注释
　　〔1〕从石雕风格看，张骞墓前的石雕似为东汉遗存。
　　〔2〕《史记·大宛列传》。
　　〔3〕D．Schlumberger，“La Prospecion archeologique de Bactres，”Syria XXVI，1949，173-190；R.S．Young，“The South Wall of Balkh-Bactra，”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vol.59—64，1955，pp．267-276．
　　〔4〕《史记·大宛列传》。
　　〔5〕此墓原定为东汉墓，但是近年研究表明当为魏晋墓(吴荣曾：《五铢钱与墓葬断代》，收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温故知新——面向中国考古学的未来·秦汉宋元明考古》，北京：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2002年，页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