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和田地区山普拉墓地的考古发掘，遂使人们对于阗文化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山普拉墓地位于今和田地区洛浦县山普拉乡西南，北距洛浦县城约14公里，南面遥对昆仑山脉，西临和田河东支——玉龙喀什河，东面是一望无际的戈壁缓坡。整个墓葬群分布在昆仑山山前一大块戈壁台地上，由若干片相对独立的小墓地组成，各个小墓地之间相互间隔一定距离。整个墓地东西绵延约6公里，南北宽约1公里，面积达6平方公里。山普拉墓地的考古工作始于80年代，2001年发表考古报告，使得我们较为系统地了解到这批材料。〔1〕
　　山普拉墓地可以明显区分出早晚两类墓葬，年代前后相续。早期墓葬采用“刀形墓”，以使用A组陶器为特征，多随葬毛织物，年代范围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世纪；晚期墓葬采用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以使用箱式木棺、随葬B组陶器为特征，出土有丝绸织物，并出现佉卢文帛书，年代范围在公元2—3世纪中叶。
　　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73)，于阗国“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汉?汉使有*(左马右呙)马，急求以祠我。”〔2〕佛门戒律之一是“不杀伐”，可见这种杀马祭巫的于阗宗教不是佛教。那么于阗巫教又是一种什么宗教呢?
　　语言学研究终于揭开了这个谜。原来，于阗人崇祀的巫教是火祆教，所以于阗塞语文书往往用祆教词汇来翻译梵语佛典。例如，于阗塞语文书表示“太阳”的词urmaysde即祆教主神ahura mazdā(阿胡拉·马兹达)；于阗佛经用来翻译印度女神srī(吉祥天女)及梵语佛经的mahādevī(大天女)的词ssan-drāmatā-，源于《阿维斯塔》神祇spanta ārmaiti。于阗人还用《阿维斯塔》中的世界最高峰harā或haraiti等词，翻译梵语佛典的sumeru(须弥山)。〔3〕山普拉墓地发现的祭马坑，则为研究汉代于阗巫教提供了实物资料。〔4〕
　　于阗本来实行土葬，山普拉汉代墓地就是土葬墓。佛教传入于阗后，于阗人遁入佛门，一般采用火葬，用骨灰盒。上层僧侣墓则在地表立佛塔。公元3世纪中叶，中原高僧朱士行在于阗去世，“依西方法维之，薪尽火灭，尸犹能全……因敛骨起塔焉”。〔5〕北魏高僧人宋云西行求法途中访问于阗。他在游记中说：于阗人“死者以火焚烧，收骨葬之，上起浮图……唯王死不烧，置之棺中，远葬于野，立庙祭祀，以时思之”。〔6〕因此，我们很少发现公元3世纪以后的于阗古墓。
　　20世纪60年代末，在约特干东南阿拉勒巴格以南15里处发现一具古尸，发现地点在伊玛姆木沙·卡孜木麻扎附近。这个古尸身裹绫罗绸缎，据说是个10岁左右的女童。〔7〕于阗女童死后未焚，若按于阗葬俗，墓主人似为于阗公主。1984年，伊玛姆木沙·卡孜木麻扎附近又发现三具彩棺灵柩。一具绘有菱格纹图案；另外两具用赭色和黑色线条在彩棺四面绘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四方神灵和对鸭图案。其中一位墓主人头裹白绫，墨书“夫人信附宰相李枉儿”。于阗王本姓尉迟氏，后得李唐王朝颁赐，改姓李氏。因此，有学者提出伊玛姆木沙·卡孜木麻扎一带可能是于阗王陵所在地。〔8〕
　　1996年，新疆文物考古所考古队发掘了这个墓地中的12座墓，据说“均为竖穴墓，出土箱式木棺和木槽棺，部分绘有精美的纹饰。单人葬，尸体、服饰保存较好，随葬唐代钱币、木器等，时代约在唐代”。〔9〕于阗王改姓李唐姓氏在晚唐五代，这座于阗王族墓地或许要沿用到五代。
　　斯坦因在和田也发现过一口彩棺，上面绘有贴金佛像，现藏大英博物馆。这口彩棺可能出自伊玛姆木沙·卡孜木麻扎于阗王族墓地。〔10〕在新疆库车的苏巴什发现一种高僧墓，上建佛塔，下建地宫，内置棺椁。从出土陶器看，年代约在魏晋时期。〔11〕于阗王族墓很可能也采用这种形式。
　　西域陵园建寺之风很快传入中国内地，山西大同方山北魏开明太后永固陵，始建于太和五年(481)，历时8年。太和十四年(490)冯氏死，同年下葬。墓园工程浩大，现存墓冢朝南，底基呈方形，南北长117米，东西宽124米，高22.87米。其前有一平面呈长方形的建筑遗址——永固堂，分布有柱础和砖瓦等建筑材料，还有原来树碑用的石龟跌。其前200米又有一座周绕回廊的方形塔基遗迹——思远灵图，冯氏生前虔信佛教，方山墓地是她自己选择的，这种富有佛教色彩的墓地与佛寺相结合的布局，可能出自冯氏本意，同时也反映了特殊的北魏礼制。〔12〕
　　西域陵园建寺之风对中原墓葬形制的演变产生深远影响。北魏以来，中国士大夫家族墓地内往往建有佛寺，山西夏县司马光家族墓地就建在佛教禅院旁。〔13〕据《景定建康志》、《至正金陵新志》等方志记载，秦桧墓也采用坟寺，名曰“旌忠寺”，而秦桧父亲的坟寺叫“移忠寺”。2004年1月，南京市江宁区滨江开发区在江宁镇建中村施工时发现一座大型砖石结构古墓，从墓葬规模和下葬时间看，有学者推测可能是秦桧墓。〔14〕
　　注释
　　〔1〕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中国新疆山普拉》，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1年。
　　〔2〕《后汉书·班超传》。
　　〔3〕H.W．Bailey，“Saka ssandrāmata，”Festechriftr für Wilhelm Eilers，ein Dokument der internationalen Forschung zum 27，1967，pp．136-143；P.O．SkjaervΦ，“Khotan：An Early Centre of Buddhism in Chinese Turkestan，”Collection Of Es-says 1993：Buddhism across Boundaries—Chinese Buddhism and the Western Re-gions，Taipei：Foguang Cultural Enterprise Co．Ltd.，1993，pp.265-344．
　　〔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新疆山普拉——古代于阗文明的揭示与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页12，图 26。
　　〔5〕梁慧皎：《高僧传·朱士行传》。
　　〔6〕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五引《宋云家记》。
　　〔7〕这具古尸原在于阗地区群众艺术馆库房内，今已下落不明；参见杨镰：《荒漠独行》，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页264。
　　〔8〕李吟屏：《古代于阗国都再研究》，《西北史地》1990年第3期，页23—36；《佛国于阗》，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页129—130及图版10。
　　〔9〕王炳华和杜根成主编：《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续)1990—1996》，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7年，页753。
　　〔10〕R．Whitefield，The Art of Central Asia：The Stein Collection in the British Muse-um，vol.1(Paintings from Dunhuang)；vol.2(Paintings from Dunhuang)，vol．3 (Textiles，sculpture and other arts)，Tokyo，1982-1985.
　　〔11〕新疆博物馆、库车文管所：《新疆库车昭怙厘西大寺塔墓清理简报》，《新疆文物》1987年第1期，页10—12。
　　〔12〕宿白：《盛京平城一带的拓拔鲜卑——北魏遗迹》，《文物》1977年第11期。
　　〔13〕李志荣：《山西夏县司马光墓余庆禅院的建筑》，《文物》2004年第6期，页47—96。
　　〔14〕国家文物局主编：《2004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页169—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