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报告2014》虽然是一本年度报告，但并不仅仅局限于自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提出以来到目前的进展总结，而是尝试理解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相关或可能相关的国家与地区为何来到这个起点、起点是什么、未来要走向哪里去，怎么走这一系列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可以说，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出，不是告知发展结果，更确切的说是揭示处于全球分工外围的内陆地区需要直面的现实问题，对于未来，不是已知，恰恰是更多未知，需要携手探索，共同寻找答案。由此，本报告的研究特色：一是建构理论框架，尝试对历史、当代与发展前景进行逻辑一贯的系统分析；二是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所处的起点进行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梳理，明确起点，才谈得上启程。
　　从本报告的研究思路和框架来看：第一，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形势、研究进展、战略意义和研究方法进行综述；第二，从跨学科方法论出发，构建中心城市与分工网络共生演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作为解析全球和地区经济变迁的理论工具；第三，分国际、省际、中心城市与城市群、先行示范试验区四个层面，梳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起点特征和发展取向；第四，对各具体合作领域进行分类研究；第五，对古丝绸之路以及当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创新做法、经验教训和发展形势进行对比研究。
　　本报告的主要观点包括：
　　一、理论框架
　　(1)群体—文化—行为的共生演化。人是情境理性的，每个人所认知的世界是个人世界。在共同情境下，情境理性的个体形成个人认知，在互动交往过程中，形成共通意义，继而产生语言、文化、制度等；通过共通意义基础上的沟通交流，群体可能展开协同行动，分工带来效率提升，使情境不断发展，吸引更多个体加入群体互动；群体也可能产生耗散行动，导致情境退化，人员流出。由此，群体—文化—行为是共生演化的关系，这一基本判断为解析人口聚散、分工演进提供了统一的方法论基础。
　　(2)中心城市与分工网络的共生演化。群体聚集在经济学层面表现为集聚，共通意义和协同行动的产生，使集聚具有收益递增效应，并因群体互动的规模持续扩大，表现出从劳动到生产、到产业的分工滋生过程，呈现为产业生命周期。在消费品生产的规模扩张到一定程度衍生出资本品生产，继而衍生出生产性服务、社会性服务的分工历史演进过程中，集聚的形成与拥挤效应，导致各类产业呈现相应的区位生命周期。集聚和分工互动作用，使产业演进与所依托分工网络的空间扩张属于同一过程不同层面的表现，即中心城市作为先进产业的衍生地，与不断扩张的分工网络共生演化；并由于资本品生产、生产性服务、社会性服务向外空间转移的难度较大，而主要向中心城市周边转移，使当前时代的先进产业演进在空间上更大程度表现为城市群的兴起。使中心城市的发展依托于广阔的国际分工体系，以及产业演进到一定程度促进城市群的发展，成为这一方法论的重要实践指引。
　　(3)模块网络化机制的兴起使公共服务供给成为全产业链的组成部分。模块分解可以聚集相似模块以实现规模化生产，而模块组合可以产生多样化产品，这就是现代生产对于异质需求快速变化的有效响应。从生产流程的模块分解，到模块部门产生，继而模块企业独立化，以及因共同生产同一件产品各模块企业相互不可分离形成网络组织，模块化的出现使生产流程内部的分工不断深化。更为重要的是，分工一旦深化到生产流程内部，各模块企业不断转向专业化发展，并通过网络组织的合作来应对异质产品市场的快速变化。模块不等同于零件，它本身是可进一步分解的生产系统，由此，当模块分解使各模块企业产生出更异质化、更敏捷化的要素需求时，模块网络化成为循环累积强化的发展机制。在此过程中，不仅各模块将更趋专业化，而且产生对创新，继而对人的心智开发的强大需求，由此引发以开发人力资本为核心的公共服务需求量大幅攀升。同样道理，异质化的公共服务需求，要求公共服务供给部门也需要以模块分解和组合的方式重构生产与供给流程，公共服务领域走向模块网络化发展，并且，公共服务需要与私人产品生产流程对接，以提供定制化的公共服务。总而言之，公共服务在模块网络化机制下进入全产业链成为上游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与市场属于协同关系，而非对立关系。这一理论认识为欠发达地区实现分工深化、产业演进指明了可行路径。
　　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产生与发展选择
　　(1)国内外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矛盾的累积与激化。实证分析表明，全球分工的格局为：全球以欧洲、北美和东亚三大贸易区域为主体；通过中国和美国的紧密联结，东亚和北美的一体化水平显著提升；东亚以中国为中间产品贸易轴心展开生产过程内部分工即产品内分工，中国成为加工制造基地，主要从东亚其他国家和外围国家获得初级产品，向美欧输送最终产品；美国依托北美和东亚两大生产体系成为生产性服务等先进分工环节聚集地，占据全球产业演进领先地位。同一时期，欧洲以区域内一体化为主，区域外经贸往来相对较少，整体的生产分工细化程度落后于亚太地区，德国、英国等中心国家的先进产业演进程度相较美国滞后。模块网络化虽然在东亚率先得到发展，但中心—外围化以更大的规模在全球展开，即中国作为加工制造枢纽，一头支撑美欧先进产业的衍生，一头联结着广大的提供初级产品的外围地区。这一分工模式使中国内部的不平衡矛盾也趋于累积，表现为经济中心向东部聚集，西部日益成为初级产品供给地，以及边疆问题、产能过剩问题、能源需求问题、环境问题等趋于恶化，成为困扰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巨大挑战。面对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内外社会经济矛盾的激化表现，中国向西部开发开放，实现欧亚联结，带动外围地区转型发展，成为维护国家安全、实现长治久安的必要选择，这构成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时代背景。
　　(2)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模式。结合内陆外围地区的发展特征，以及市场机制、基于集聚—分工的产业与空间共生演化逻辑、模块网络化这一全球新兴生产组织方式的运作原理，丝绸之路经济带要实现外围地区的中心化和可持续发展，就需要促进中心城市与分工网络的共生演化，运用互联互通使内陆中心城市与广阔的国际市场相连接，并以后者为支撑，实现专业化的产业升级。为了使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地区有可能走向分工深化，需要将公共服务纳入全产业链，构筑自主转型系统。由于内陆国家和地区在海权时代并不容易与国际市场相对接，由此，形成中心城市的串接就显得尤为重要，有条件地区率先开发，并且相互提供产业支撑，使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和地区有可能驱动共生的协同转型。为了实现这一发展目标，有必要建立起弹性的合作模式，将国际公共服务供给亦纳入各国自主转型升级系统，提供定制化、弹性的国际公共服务，使合作能够满足各国和地区的异质化发展需要。
　　(3)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内涵、范围界定和战略选择。本报告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一个动态演化的概念，它更重要的作用在于揭示出外围地区实现中心化的发展需要，而要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则需要应条件具备情况逐步推进。因此，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模式设计出发，本报告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在各参与国达成发展共识前提下，依托高速铁路等现代交通技术，以亚欧大陆桥等交通互联为基础，通过贸易畅通、货币流通等方式，提高沿线各地区市场潜力，促使产业集聚与转型，以实现各自发展与共同繁荣的带状开发开放和发展模式。沿线国家发展形势、相互关系的复杂性等问题，导致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无法一蹴而就，而是分阶段推进的发展过程，从其范围界定和战略选择来看：远景目标来在于联结欧亚市场，否则难以撬动有效的分工深化和经济布局的重构；初始阶段的建设重点在国内的西部地区，试验自主转型的区域代表成为战略核心；中亚国家是初始阶段的国外启动区域，寻找突破口成为主要工作方向；推动自由贸易区或先行示范区模式的发展，促进理念、技术和信息交流，由点带面，培育共识；积极应对非传统安全，求同存异，在寻求和扩大共同关切基础上推进合作，夯筑利益共同体，以走向共同繁荣和可持续发展。
　　(4)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合作架构。基于国际关系理论对松散型、制度型、功能型合作模式的相关论述，以及结合丝绸之路经济带对三种合作架构的利弊分析可知，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架构当前处于从松散型向制度型发展的过渡阶段，为顺利完成这一过渡，功能型合作架构能够起到重要的衔接与建构作用。
　　三、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现状及参与合作的形势
　　(1)俄罗斯和中亚地区。作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和中亚国家都已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除吉尔吉斯斯坦发生过颜色革命、塔吉克斯坦出现多年内战之外，各国局势相对稳定。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是经济规模和人均收入水平相对较高的国家，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经济发展水平均比较低，且农业在国民经济中仍占据重要地位，工业化进程缓慢，贫困问题严峻，三股势力有所泛滥。在对外交往方面，俄罗斯和中亚国家普遍以提供能源、初级产品为主，外贸结构单一，可持续发展能力不稳定或相对薄弱。中国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以来，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国纷纷表示支持，并在天然气管道修建、能源供给、人文交往等方面取得切实进展。
　　(2)中国各主要区域。中国在通过渐进式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因发展基础薄弱、传统体制机制仍然产生影响等作用，陷入粗放式发展。从经济活动的区域分布来看，外贸发展集中于东部地区，东、中、西部增长驱动力有所分化，东、中、西部的产业和就业呈现中心—外围分化特征。面对艰巨的战略任务与挑战，发展条件和特点各异的东、中、西部需要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扮演不同角色，发挥各自功能。其中，中国西部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对外连接区和前沿地带，且在国家主权领土范围之内，从西部的创新建设出发、寻求“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格局，成为中国实施新兴发展战略在当前阶段、具有可操作性的首要任务，西部各省份成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点区域。此外，虽然西向市场距离中、东部较远，但新兴市场的开拓，不仅对西部，对中、东部也意味着发展机遇；而且，在全国分工网络内在联结的背景下，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寻求发展模式创新，无法离开其他地区的协同配合，因此，中、东部地区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中既可以也需要积极作为。从各省市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进展来看，西北省份最为踊跃，西南地区的重庆，中部的河南，东部的连云港、山东等也积极参与。
　　(3)关于中心城市与城市群的协同转型。从产业的城市聚集来看，东、中、西部同样呈现分化特征。西部地域广阔、人口稀少，难以形成大范围的产业与城市聚集；而且西部距离国际市场和国内主要消费市场相对偏远，提高市场潜力和促进要素流动的难度较大；而且西部参与市场竞争能力差、容易落入资源陷阱，这些挑战使西部必须以创新的方式寻求转型与发展。结合东部地区发展经验、模块网络化机制特征，以及西部地区的既有发展基础和向西开放战略的机遇，西部需要创新理念与思路，寻求中心城市与城市群的协同转型，以切实推进向西开放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包括：创新公共治理模式，以驱动基于模块网络化的自主转型系统；精而差异化的选择中心城市及其专业化方向；构建起西部与中、东部，以及西向国际市场的软硬件连通设施，使西部的中心城市与城市群演进嫁接并依托于地区外的分工扩张系统；在西部设立协同转型先行示范区，以创新思路培育新型发展模式等。西安、乌鲁木齐、兰州等中心城市可与相应城市群寻求协同转型的发展路径。
　　(4)关于协同转型先行示范区的试验。先行区启动试验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重要经验之一，在丝绸之路经济带要求创新发展模式的背景下，西部地区需要率先展开协同转型的先行示范区试验。从试验内容来看，就是要从调整政府和市场关系入手，实现两者对接，通过选择差异化发展方向，驱使模块网络化机制发挥作用。为实现这一创建目标，相应的政策支持为：其一，西部面临的挑战是内陆相对落后地区如何通过切入全球产业链而实现转型升级，这需要市场要素、运行机制、公共治理等各方面发生系统性变革，全产业链的整体性推进要求协同转型先行示范区试验综合配套改革；其二，西部在产业基础薄弱的条件下，较难通过大规模商品贸易跻身全球分工体系；而以分工细化、创新为主的模块网络化运行，在西部服务业发展不足的形势下，对技术、金融、投资等服务贸易产生较大需求。由此，更高开放度、开放面的自由贸易园区在西部的设立，有利于弥补东西部政策差异带来的中心—外围分化，给西部的转型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四、各合作领域的进展
　　(1)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近年来，中国与中亚地区在铁路、公路、航空、电信、电网和能源管道六大方面的互联互通建设均取得显著进展，对中亚国家而言，不仅摆脱传统线路出口单一、易被卡断或要挟的弊端，也使其直接和一个国际能源需求大户“无缝对接”，并有助于改善基础设施落后的现状；对中国而言，有助于实现油气来源多元化，以及带动优势产业走出国门。
　　(2)能源合作领域。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不管是为了满足当前国内能源需求，还是为了保障未来发展的能源供给，都将面临巨大的挑战；与此同时，俄罗斯与中亚五国都是新兴经济体，更是身处世界的能源富集区，经济发展潜力巨大，大都希望依靠丰裕的油气资源，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能源合作，不仅能达到能源供求对接，更能实现区域能源产业互补，各国经济协同发展。中国与俄罗斯及中亚五国应在“亲、诚、惠、容”的创新理念下，树立新型能源合作观，共建新型能源合作关系。
　　(3)产业合作领域。丝绸之路经济带是欧亚各国合作日益深入、中国经济整体转型升级、对外开放与对内改革协调背景下提出的亚欧大陆带状经济合作战略。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对丝绸之路经济带产业转型与合作进行分析发现，产业承接与转型合作的关键是要素禀赋升级与比较优势培育、硬性与软性基础设施改善以及科学技术与工业合作。将技术创新、金融体系与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是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产业合作与转型的现实路径。
　　(4)贸易合作领域。中国与中亚地区的经贸关系非常密切，且存在着很大的提升空间，贸易潜力巨大。因此，深入发展中国—中亚的贸易合作将有利于丝绸之路经济带贸易的繁荣和稳定，有利于以线带面，实现全面发展。
　　(5)投资合作领域。投资合作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投资现状来看，投资合作主体趋向多元化；投资规模不断攀升，但分布不均；投资领域有所扩大，合作层次加深。从投资合作存在问题来看，主要是投资环境不够成熟和完善，信用风险、外汇紧缺等投资风险依然较高；投资保障不足；投资领域集中，结构不合理。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投资合作，需确定战略目标，明确投资原则，完善保障服务，优化投资方式，鼓励民间交流和投资，以及优选重点投资领域等。
　　(6)物流合作领域。从物流合作机制来看，目前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已经建立较为完整和全面的物流合作机制；从物流通道的发展来看，中国目前已经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连通公路、铁路、航空和管道等多方面的交通运输线路；从物流节点发展来看，中国西部地区面向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物流节点建设已经初见成果，建立了综合保税区、综合物流园区(物流交易中心)和边境合作中心等综合性的物流节点。上述这些成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物流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中国向西开放提供了重要基础和平台。
　　(7)旅游合作领域。中亚五国旅游资源丰富，近年来旅游业发展也取得长足进步。从总的方面看，中亚五国旅游发展潜力和空间还很大，但还有不少问题。实现丝绸之路第一环旅游的发展，必须进一步加强与中亚五国旅游合作，共同开发产品、共同开辟市场，搞好国际合作，抓好旅游基础设施完善，使丝绸之路经济带旅游发展的牵头品牌真正打出去，获得更高的知名度、美誉度、旅游忠诚度。
　　(8)教育合作领域。中亚五国独立后主要与俄罗斯、土耳其和欧盟等国际社会展开了较为广泛的教育合作。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过程中，中国与中亚的教育合作方式或构想主要包括：建立孔子学院、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大学，以及构建中亚教育经济圈；中国与俄罗斯的教育合作主要包括合作办学、人才交流和学术交流。从发展前景来看，中国与中亚国家将以孔子学院为重要平台，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展开更为深入的教育合作。
　　(9)科技合作领域。随着中国与中亚各国之间交流进一步的深入，双方在农业科技、能源科技和气候环境合作等领域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大型合作项目匮乏、缺乏政策规范，科技合作不深入、机制不完善，以及中亚局势不稳定等因素仍然困扰着科技合作的推进。由此，完善合作体制、积极发挥政府作用、减少合作壁垒等成为重要的政策选择。
　　(10)文明与文化交往领域。“丝绸之路”历来就不只是一条中国输出丝绸之路，更是一条观念交流、文明交往和文化交流的通道。总体上说，中亚历经了从语言、人种到宗教的彻底变异。由于苏联时期匆忙笼统的领土划界，为打破大突厥意识而进行的民族识别和推行的大经济区政策，中亚地区形成了一种类似政治理论的民族—区域集团。苏联解体之后，中亚地区开始以独立主权身份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在伊斯兰复兴过程中中亚出现两股潮流：一个是由政府引导的以民族复兴为内涵的宗教文化认同；另一个是与反政府势力相勾结的伊斯兰极端势力。俄罗斯的战略收缩激活了中亚新一轮的文明交往和文化交流。伊斯兰国家、西方国家、中国和印度等国都对中亚外交表现出高度的热情，使这里的文化交流异常频繁，观念碰撞激烈。这些年反复发生的颜色革命，正是当今中亚文明交往密度的一个缩影。从官方、半官方层面加强各国之间的文明交往和文化交流，有助于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民心相通，从而为区域各领域合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五、古今借鉴与比较
　　(1)古丝绸之路的城市发展与交往。城市发展和路是密不可分的，正是城市间交往的需要，出现了一条条贯通东西南北的路，也正是一条条通畅的路，才确保了一座座城市的辉煌。丝绸之路与其沿路的城市也是如此。在先秦时期丝绸之路已存在，当时是由西亚、中亚和天山以北的草原游牧部落间的小规模贸易路线连接而成，又称森林草原丝绸之路。它存在于草原之中，沿途多游牧部落，没有固定的城市作为路标和中转站，还没有成为东西方交往的主渠道。波斯帝国贯通东西驿道的修建和亚历山大帝国(公元前336年—公元前323年)的建立，使希腊—罗马文明、古埃及文明和波斯文明得以交会；西汉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将中国的文化带到西域，传至中亚地区。至此东西方之间形成了一条连贯的以城市为基点的沙漠绿洲丝绸之路，该路成为从汉代直至明清，东西方陆上交通的主要渠道。丝绸之路东段以我国中部的洛阳、长安为起点，向西经河西走廊到阳关和玉门关；由阳关、玉门关至葱岭为中段，经过塔里木盆地外缘的绿洲城市国家；葱岭到西欧诸国为丝绸之路的西段。1500年，西欧因为新航路的开辟和新大陆的发现迎来了大航海时代，丝绸之路历经2000余年终于不可遏制地走向衰落，沿线城市因缺乏广泛的对外交往陷入封闭，失去发展和创造的活力，终故步自封，失去独立，沦为被征服的对象。
　　(2)汉唐时期中国与伊拉克的关系。汉唐时朝中国与伊拉克之间通过丝绸之路构筑起一条贸易和文化的交往大道，双方交往的形式和内容日益丰富，并且中伊双方各自表现出自己的特点。这种交往不但大大丰富了两国的文化和人民的日常生活，而且对欧亚大陆的文明发展作出了贡献。
　　(3)中东古代文明交往的阶段。中东上古文明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明。独特的地理位置、环境和气候决定了该地区贸易的重要地位，尤其是西亚成为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频繁冲突的地区。因此，频繁的和平方式和暴力方式的交往都有着重要的地位，而后者造成政权和文明的更替较为迅速，几乎不存在自古至今延续的文明，只有犹太文明例外，某种程度上还有阿拉伯文明。在吸收不同文明因素的基础上，从城邦到王国、帝国、大帝国，中东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文明圈最终形成。位居欧亚非之间的独特地理位置，使中东与东西方同时保持着密切联系。中东的上古宗教亦经历从原始拜物教、多神教经二元神教的过渡向一神教发展的历程。
　　(4)古丝绸之路兴衰的经济学解释。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各地区绝对优势的差异，以及重叠需求的产生，丝绸之路贸易得以兴起。特别是要素禀赋状况、规模经济发展、技术差距及运输成本变化，深刻影响了古代丝织业的兴盛。由于重商主义思想的萌芽，以及国家参与竞争的作用，政府在丝绸之路兴衰中扮演重要角色。并且，将丝绸之路贸易发展与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更迭相对照，2500多年的丝绸之路贸易史本身就包含着若干经济周期。
　　(5)陆海丝绸之路的发展比较。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均经历由兴盛走向衰落又走向重启和被重视的发展历程。在新时期，两条丝绸之路面临各种新的发展机遇。中国与东盟之间的海上丝绸之路已历经十年，发展程度日益成熟，成为双边贸易的重要渠道。中国与中亚及俄罗斯等国家的陆上丝绸之路经贸合作近年也因为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推动而走上另一个新台阶。保障交通运输的安全通畅，创造稳定的国内环境，积极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提高企业竞争实力等均有助于海陆丝绸之路的新兴发展。
　　(6)新加坡协同转型的经验。新加坡在建国初期遭遇转口港衰落、失去经济腹地、英军撤离等严峻形势，失业和住房问题凸显。作为国土狭小、缺乏资源的城市型经济体，新加坡着重发挥廉洁高效政府的作用，借力跨国资本，衔接本国经济融入国际市场。20世纪末以来，新加坡更是抓住机遇，创新经济社会转型发展机制，促进产业升级。首先，新加坡构建以生产制造和生产性、流通性服务为主体的经济发展平台，和以社会与个人服务为主体的社会发展平台，两大平台以人力资源池的开发与运作为核心联结机制；其次，通过吸引高科技外资企业的内向国际化，以及投资建设海外园区平台带动本地企业走出去的外向国际化，为本地产业和人力资源池升级创造空间，也使两大平台协同作用成为可能；最后，政府在两大平台建设、内外国际化、人力资源池培育、与自然社会环境协调及彼此联结机制等方面进行公共治理创新，并通过严厉的法治，保障政府治理、市场机制及社会关系等在有序的基础上走向良性互动。总而言之，作为后进国家，新加坡主要通过公共治理创新为国家累积高技能人力资源和先进技术，顺应网络化机制及利用其创造的东亚市场空间，促进制造业升级、信息化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崛起，以及城市生态农业开发等协同发展，实现社会经济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