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以来，东亚产品内分工网络的快速崛起以及全球分工格局的变迁，一定程度上与模块网络化的初步兴起密切相关。然而，从当前来看，这一新兴发展机制主要以扭曲的方式发挥作用，由此累积起全球经济中心—外围分化的深刻矛盾，并逐步激化。中国作为东亚产品内分工网络的核心国家，更显著地累积起诸多领域的矛盾与问题。挑战与机遇并存，使建设新丝绸之路成为中国的现实选择。
　　一、战略背景
　　目前，模块网络化机制主要在美国主导下产生并有所扭曲地发展起来，这一发展机制在促使全球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亦埋下深刻隐患，中国的形势更加不容乐观。
　　1．模块网络化的当前模式
　　模块网络化机制在20世纪末以来的独特的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下孕育和成长，由此决定其呈现在美国主导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当前模式。
　　第一，20世纪九十年代初，美国最先在“21世纪制造企业战略”中提出的“敏捷制造”理念是模块网络化机制的雏形；①第二，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主要由美国引领；第三，惠普、微软等美国跨国公司是推进全球网络企业发展的主要力量；②第四，美国政府作为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倡导者，通过国内外政策竭力保障网络化生产组织方式的发展。
　　从模块网络化机制的自身特点来看，由于各国要素禀赋不平衡，自由市场作用易使生产流程的空间分布走向分化。一方面，实物生产环节因同步化和串联需要有向生产要素方聚集的要求，自然资源丰裕地区，易成为集聚中低端生产环节的主要地区。另一方面，同样在生产流程分化中繁衍出来的客户服务、研发、广告、品牌管理等环节，因快速响应、贴近客户等需要有向消费方聚集的要求；金融、信息技术等环节，因服务于网络组织整体运作而趋向管控中心聚集；在市场供求决定要素报酬的机制下，网络化使生产流程的空间分散，转变为高低端生产环节趋于空间分化。
　　然而，模块网络化原理同样揭示，只要具备一定的产业和消费能力，相对落后地区同样可以成为分工深化、产业升级的高端环节聚集地，空间两极分化并不是模块网络化的必然结果。
　　在美国主导发展的当前模式下，美国对内强化美元地位、鼓励新兴产业发展，对外以新自由主义理念推进全球化，特别是金融创新带动金融泡沫兴起并创造财富效应，由此使中高端服务环节主要向美国聚集；在公共品需求上升且渐趋多元化的形势下，美国的网络政府也发展迅猛，由此，模块网络化机制的当前模式在美欧发达国家拥有更多资源和运作能力的前提下，生产流程的空间分散走向单向的两极化，全球产业链呈现扭曲的发展态势。具体来说：其一，发达国家将生产链中所累积的财富，即消费能力不断向高端拉升，欧美因处于高端而获得庞大的消费支持，由此展开彼此间产业内分工和贸易；其二，在新兴科技和生产管理技术基础上，先进国家不断将中低端产品、生产环节的制造向下游转移，在分工迅猛扩张过程中获得中心地产业演进的动力；其三，发达国家在消费力和产业演进动力互动过程中，实现分工演进与产业升级，并使国际分工格局得以往复扩张；其四，面对加工制造环节对能源原材料的耗费，中国对巴西、澳大利亚、俄罗斯、中东等初级产品供给国的需求大幅攀升(如图3-2所示)。
　　因此，全球分工网络的价值链分布为：初级产品供给国提供能源矿产，东亚提供原材料及零部件，中国加工生产，中国集中面向欧美市场，欧美提供资金技术和消费拉动力。在模块网络化机制的当前模式作用下，中心—外围化成为显著特征。
　　2．中心—外围化的不可持续性
　　在模块网络化释放巨大生产能力，但又受制于当前模式作用时，中心—外围化发展的内在矛盾是：后进国家因获利空间被挤压、消费力转移，而使自身分工深化的能力下降，由此使分工下移逐渐乏力，位居中高端环节的国家产业演进逐渐失去支撑力，国际分工体系发展趋缓。这一内在矛盾不仅易激化为经济危机，而且还不具有发展的可持续性。
　　21世纪以来，在中心—外围化内在矛盾的累积过程中，美国金融创新的发展在消费力上移、科技创新的基础上，吸聚全球资本，通过金融市场的财富效应进一步放大消费能力；当金融创新逐步扩展到次级债等低信用产品时，金融市场泡沫兴起，并催生过度消费。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全球消费动力衰退，东亚国家实体经济直接遭受冲击，雷曼、冰岛等宣告破产，继而希腊、欧债危机蔓延，全球经济形势动荡。
　　为应对危机，各国接连出台改革方案和措施，需要看到的是，在信息技术革命开启一个新时代的时候，任由模块网络化当前模式和中心—外围化继续发展，将使国际分工体系的发展仍然陷入困局。当分工细化到生产过程内部时，各国根据各自产业升级进程不断向后进国家转移中低端生产环节或产业，相应按照产业演进顺序梯度分列在同一价值链的不同位置，各国生产专业化水平大幅提高。由于低端生产环节和产业已转移，所剩只有较高端生产环节，对于处于较低位置的国家来说，往往不具备承接高端生产环节所需要的人力资本、群体资本等要素和资源，因此，高度专业化使各国不得不主要向产业链附近国家进行分工扩张，而处于全球产业链底端的国家和地区则集聚大规模的相对落后生产环节和产业。当底端国家因消费约束无力再向后续国家产业扩张和转移的时候，其产业升级或承接高一层国家产业转移的能力衰竭。于是，中高端位置的国家一方面难以向产业链上的邻近国家转移产业，因后者也同样无力承接，另一方面也难以向产业链外未开发国家转移，因其不具备承接基础，而后者所需要的低端产业，先进国家已大多转移殆尽。国际分工体系在底端国家和地区无力进行分工扩张和产业升级的时候陷入发展困局，新技术也因缺乏大规模分工体系支撑而难以被产业化。可见，中心—外围化最终将因发展乏力而难以持续，破解中心—外围化趋势，实现外围的中心化，是联结日益紧密的各国，特别是欠发达国家的共同利益和发展选择所在。
　　3．中国国家安全形势的变化
　　参与东亚产品内分工使中国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但也逐渐埋下国家安全形势的隐患。
　　在中国市场体系尚未健全、实施东部率先发展等非均衡政策的形势下，模块网络化的兴起使廉价劳动力和经济资源不断流向对外经济部门以及东部地区，继而吸引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环节的聚集。与附加值高的生产和服务环节不同，加工制造环节对生产技术要求低，产品相对标准化，市场进入成本低，且竞争激烈，由此导致产品利润空间小，处于价值链低端。在这样的分配格局下，模块网络化机制的作用使中国存在被锁定于中低端加工制造环节的趋势。第一，由于利润空间小，要素报酬水平低，居民消费能力不易大幅度提升，内部需求较难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第二，在同一网络化机制作用形成的价值链体系中，价值链高端环节因要素报酬相对较高而具有较大消费能力，并形成强劲需求，使处于价值链低端环节的中国对外部需求产生高度依赖；第三，从事加工制造环节难以累积资金、技术和高素质劳动力资源，来为产业升级服务，反而源源不断再生产出低技能的廉价劳动力，从而掉入“比较优势陷阱”。由此，在内部难以形成增长动力、外部网络化发展迅猛的形势下，中国日益累积地聚集全球加工制造环节。更为重要的是，在美国通过内外政策巩固自身竞争地位、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保护、扩大自由市场范围过程中，模块网络化机制更趋于单向化发展，高低端生产环节的空间分化不仅成为现实，而且被凝固化，中国亦被锁定在增长快速、效益低下、对外依赖的加工制造环节。
　　中国在集聚中低端加工制造的过程中，国家安全形势不断变化：第一，规模日益庞大的加工制造环节对能源原材料的消耗攀升，在国内资源供给乏力的背景下，能源安全问题凸显；第二，在外向型部门向东部聚集过程中，中、东、西部产业和人口分布的不平衡状态加剧，西部边远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问题更为严峻，给这些地区本就相对复杂的政治矛盾、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等的发展提供温床；第三，集聚大量中低端加工制造环节，使中国累积起庞大的生产能力，特别是全球经济衰退导致消费能力下降，中国过剩产能问题凸显；第四，大规模廉价劳动力进入工业化体系，主要被锁定为低技能、低收入群体，导致社会问题不断累积；第五，节能技术缺乏和环境保护不力，使外贸增长的同时，伴随着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等问题，带来日益高昂的环境代价；第六，国家实力虽有提升，但经济资源和国家财力被不断引向粗放发展的对外经济部门，补偿发展代价的能力难以提升；第七，在这一系列矛盾和问题累积过程中，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逐步衰减，对改革开放中负面因素的批判和质疑声增多，甚至有扩大化趋势，如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方向、增强改革开放的动力成为重大的实践课题；第八，全球分工网络以中国为枢纽加剧中心—外围分化，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直接表现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间的矛盾，特别是中国与众多周边国家间的政治经济等关系变得更为复杂，甚至局部有所恶化，中国的国际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国家安全形势趋于严峻已成为中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然而，这些不安全因素的产生，与中国参与模块网络化机制的特定方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不从根源上完善发展方式，国家安全形势不仅难以缓和，反而更可能走向恶化。
　　一、发展机遇与战略提出
　　随着世界经济不平衡矛盾不断累积并趋于激化，最先引爆的是美国次贷危机，随后欧洲陷入主权债务危机，继而中东、北非等被边缘化国家引发政治冲突和社会动荡，甚至局部战争。中国也在国际市场萎缩背景下，经济矛盾、地区矛盾、社会矛盾、民族矛盾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激化表现，如何在全球化不可扭转的背景下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中国迫切需要面对的现实挑战。
　　1．运用模块网络化机制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模块网络化的内生循环累积发展机制决定，生产系统的分工将更趋专业化，网络组织的联结与合作程度不断提高；公共服务供给将延伸为全产业链的上游，并构成其中必要组成部分；公共服务供给网络与私人品生产网络相互联结和协同，是模块网络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由于模块网络化衍生出来的公共品需求也是多样和快速变化的，统一由政府提供公共品势必难以满足敏捷供应的要求，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将共同参与异质公共品的供给。总之，模块网络化是新兴的生产组织方式，它的诞生正开辟新的发展时代。
　　因此，模块网络化代表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发达国家在适应和调整过程中仍将继续发展，同时累积更高的生产社会化水平，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生产社会化的趋势不可阻挡，任何不为之积极准备的国家都可能丧失发展机遇，而逆全球化等更不可能成为长久之计。作为一种自我累积强化的发展机制，只要构建起其启动运行的环境和条件，不仅发达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欠发达国家也可以利用其实现产业演进和发展。
　　此轮全球经济动荡的首要根源在于美国主导的模块网络化的当前模式，它在通过强权维护国际垄断资本利益的同时，加速激化资本与劳动两极分化的矛盾，从而使全球分工深化机制自身陷入发展困境。由于当前模式是导致此次矛盾激化的首要根源，变革模块网络化当前模式，成为各国的现实选择。
　　从中国陷入粗放发展的教训来看，在当前模式难以扭转的形势下，模块网络化机制将导致对外经济部门畸形发展、内部经济系统受到抑制，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恰恰不在于将视野局限于对外经济部门，而在于促进模块网络化机制在国内经济系统繁衍发展，在内部产业演进的过程中，改变参与国际分工的地位和方式。目前，中国已累积起一定经济基础，通过构建适宜的环境和条件，可以通过驱动模块网络化机制来实现经济与外贸转型。
　　总之，区分模块网络化生产组织方式与当前模式的重要意义在于，前者代表生产力发展方向，后者具有历史局限性。作为一种自我累积强化的发展机制，只要构建起其启动运行的环境和条件，不仅发达国家，中国也可以利用其实现产业演进和发展。
　　2．全球分工格局的可拓展空间
　　模块网络化是新兴的生产组织方式，当前仅处于初期发展阶段，从全球分工格局变化来看，具有广阔的可拓展空间。
　　首先，欧洲与东亚的合作前景广阔。全球分工网络的实证研究表明，除北美和东亚开始展开产品内分工层面的区域融合之外，欧洲区域和外国国家还远未纳入模块网络化发展体系，特别是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欧洲，20世纪末以来虽不断东扩，但市场整体规模仍小于北美和东亚的融合，亦未驱动起模块网络化机制以促进分工深化，由此，经济发展活力和产业演进高度相对走弱。面对日趋严峻的国际竞争，如何扩大市场规模、促进分工深化和产业演进成为摆在欧洲面前的重要任务。虽然欧盟东扩仍然是欧洲比较现实的发展选择，但中东欧国家，甚至毗邻亚洲国家不少已加入欧盟或与欧盟形成较为紧密的经济联系，再加上小国经济实力有限，欧盟东扩难以产生显著经济效应。而东亚作为全球迅猛崛起的经济区域，是模块网络化发展的核心，深化欧亚合作，对于同时扩大两地区的市场潜力，进而促进分工深化和产业演进，具有深远意义，是欧亚的共同利益所在。
　　其次，向外围国家拓展的潜力。由于亚非拉等外围国家普遍处于工业化的中低水平，在缺乏技术、管理经验等高端生产要素的背景下，主要依靠出口能源原材料等初级产品参与国际分工，且未显著地参与某一区域贸易集团。在中国日趋成为全球加工制造基地的过程中，外围国家普遍地加强与中国之间的初级产品贸易，中国和外围国家均以更依托于本国低端生产要素，继而更趋外围化的方式融入全球分工体系。模块网络化机制及其当前模式的差别表明，欠发达国家并不必然处于外围地位，且通过促进模块分解，同样有可能实现分工深化以及中心化。因此，面对危机后的调整形势，处于全球分工链条低端环节的中国和外围国家，具有巨大的合作潜力，以集聚有限的市场规模，驱动差异化发展，在加强协调过程中寻求去外围化的现实路径。
　　最后，向中国中西部地区的拓展。在国内经济发展水平低下、投资环境薄弱的前提下，中国采用东部沿海率先改革开放的转型策略。受海权时代的深刻影响，中国参与全球分工的产业和劳动人口等主要汇聚东部沿海地区，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且成为主要的能源、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的国内来源地。在国内外矛盾趋于激化、迫切需要调整经济发展方式的形势下，促使模块网络化机制向中西部拓展，成为中国最为现实的选择；而且，统一主权和国家具有较强领导能力，也提高了在国内启动模块网络化机制的可行性。
　　3．建设新丝绸之路战略的提出
　　在国内外形势趋于恶化背景下，为促使全球分工网络在深化分工的基础上继续向欧洲、外围国家和中国中西部地区扩张，并实现这些地区的共同发展，2013年底，中国提出以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核心的向西开放战略(如图3-3所示)。
　　在新型开放战略中，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就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所谓丝绸之路经济带，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倡议，就是通过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连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实现合作共赢的发展目标。从20世纪末开始，中国已着手推动亚欧大陆桥的建设，规划设计中的三条亚欧大陆桥分别从毗邻太平洋的符拉迪沃斯托克、连云港和深圳出发，横贯中国东、中、西部，延伸经过中亚、西亚、南亚、中东欧，最终均抵达荷兰鹿特丹，实现横跨亚欧大陆、联结太平洋和大西洋的目标。
　　可见，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内涵来看，就是在各参与国达成发展共识前提下，依托高速铁路等现代交通技术，以亚欧大陆桥等交通互联为基础，通过贸易畅通、货币流通等方式，提高沿线各地区市场潜力，促使产业集聚与转型，以实现各自发展与共同繁荣的带状开发开放和发展模式。
　　此外，除丝绸之路经济带之外，中国还相继提出建设深化中国与东盟合作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联结中国西南和缅甸、孟加拉国和印度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联结中国新疆与巴基斯坦的“中巴经济走廊”，它们共同构成中国向西开放的总体格局。
　　4．以创新理念建设新丝绸之路成为现实选择
　　由于模块网络化机制的当前模式在短期内难以扭转，也就是中心—外围化发展仍有强大惯性，从而使向西开发开放计划落空，因此，充分利用模块网络化机制，以创新的理念和方式推进向西开放，是中国的现实选择。
　　2013年11月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提出很多具体的改革措施，但更为核心和关键的是指出下一阶段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思路和理念。具体来说，主要包括：
　　(1)《决定》的主旨是重构市场与政府关系，一方面肯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总目标。
　　(2)《决定》指出，政府将退出因行政干预造成市场壁垒的领域，再加上市场体系建设等，中国正通过提升市场软硬件通达性，为微观主体集聚需求，继而通过实现规模化提升创新能力和水平创造条件，这是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的重要体现。
　　(3)《决定》指出，“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等，③这意味着政府将以创新方式进入公共治理领域，从而为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新兴时代的产业演进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支撑。
　　(4)通过提高市场准入、自由贸易区建设等促进对内开放，通过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等加强对外开放，开放领域也从货物贸易向服务贸易延伸，对内对外市场通达性的提升，将进一步为微观主体集聚市场需求创造条件。
　　(5)中国进入有组织的系统改革阶段。相对于前期“摸着石头过河”的“边探索边改革”的方式，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成立，标志改革领导机构将趋于专业化，从而扮演系统推进改革的眼睛和大脑，通过发挥决策和指挥中枢作用，协同各地区、各部门、市场力量等系统性、整体性地推进改革开放；国家安全委员会及公共安全体系等的建立，将积极应对全面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内部和外部不稳定因素，为顺利推进改革提供切实保障。
　　(6)此外，财政、货币、城乡、社会领域等的改革都体现出与《决定》主旨的配套性。
　　《决定》中重构市场和政府关系，以及政府有进有退的全面改革思路，表现出中国对于模块网络化时代的适应性选择，从陆路和海路打开国际分工扩张的空间，成为中国及参与方实现产业演进的重要支撑。“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成为当前阶段中国的重大发展战略之一。
　　三、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严峻挑战
　　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中国向西开放战略的陆路途径，沿线国家和地区发展与合作的复杂性对这一思路提出严峻挑战。
　　第一，安全形势不容乐观。近年来，境内外“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相互勾结，对我国，特别是西北部新疆等地的安全形势构成一定威胁，近期更有蔓延恶化之势，仅2014年以来，就有3月1日云南昆明火车站恐怖袭击、4月30日乌鲁木齐火车南站爆炸、5月22日新疆暴恐案等恶性恐怖事件接连发生，严重影响到新疆及我国的局势稳定。作为向西开放的主要门户，新疆在联结丝绸之路经济带向中亚、西亚延伸过程中，发挥着促进经济交往、人员流动的重要作用，对外开放程度提高同时也使境外敌对势力趁虚而入，这给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带来两难选择。
　　第二，欠发达地区市场容量小，影响合作可行性。丝绸之路经济带在由中国向西延伸的过程中，主要涵盖中国西部以及中亚、西亚等国家和地区，这些地区发展水平比较低、经济总量小，除了能源天然气等初级产品往来，对于构筑统一的市场空间以支撑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聚集以及分工深化来说，难度相对较大，这将使各方合作的经济动力不足，从而影响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经济一体化建设。
　　第三，建设成本高昂，影响经济可行性。丝绸之路经济带横跨欧亚地区，为促进经贸和人员往来，公路、铁路和管道等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是首要建设内容，其中，发展高速铁路等现代化的交通技术对于缩小时空距离意义重大。然而，这些地区地域广阔、人员稀少、自然地理条件较差，从而使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本高昂；再加上沿线地区经贸活动的频繁度不足以形成规模效应，从经济可行性的角度将影响沿线国家的参与积极性。
　　第四，自由市场的惯性作用导致中心一外围风险加剧。地处中亚、西亚的欠发达国家普遍拥有较为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矿产等初级产品，从自由市场的自发作用来看，这些国家和地区普遍依赖初级产品出口来参与国际分工，从而走向外围化。在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难以有较大起色的背景下，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市场开放，很可能使自由市场依旧发挥惯性作用，并呈现出把初级产品出口国锁定在外围地位的趋势。中心一外围趋势的强化无疑将侵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合作根基，难以使丝路沿线国家实现可持续交往和发展。
　　第五，欧亚合作形势复杂，增加诸多变数。丝绸之路沿线的欧亚国家大多历史悠久，是世界几大宗教和文明的诞生地与主要传播区域，由此也累积起复杂尖锐的国家、民族、宗教、文化、种族、政治、军事、领土等矛盾关系。近年来，“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等使欧亚部分国家间的局部冲突加剧，“乌克兰危机”加剧使俄欧关系恶化，这些严重侵蚀着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与地区的政治互信和合作根基，特别是囊括沿线更多国家时，欧亚合作的未来发展存在很多变数。
　　总体来说，当前时代的经济发展机制与走向、全球分工格局，以及中国所面对的国内外发展机遇与挑战，共同制约和影响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理念、思路和路径选择。
　　①刘刚．从福特制到后福特制：资本主义经济新的形态演化[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0．
　　②波特．国家竞争优势[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③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EB/OL]．新华网，2013-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