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渐进式改革过程中，中国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型，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随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并以庞大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优势促进产品内分工在东亚迅猛崛起，同时成为东亚乃至全球的加工制造中心。在此过程中，中国经济呈现粗放式发展，以及东中西部分化格局。国内外矛盾的累积使中国选择建设“新丝绸之路”，各区域亦面对不同的发展机遇、挑战与选择。
　　一、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与方式
　　社会经济转型牵涉到人口的生产行为模式、组织制度、习惯习俗、文化认知等的系统变革，是一个演进过程，无法一步跨越，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遵循这一特点，采取渐进的转型方式。
　　1．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在马列主义理论指导下，通过社会主义改造，中国构建起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体制对于动员有限资源建立独立完备的工业体系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生产体系日益庞大、社会经济关系渐趋复杂，计划体制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作用，难以调动企业和劳动者积极性等弊端不断凸显，改革被提上议事日程。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大致经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4年，改革的启动和局部试验时期。①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全国展开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为改革的启动作了思想准备。在农村，随着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开始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取得显著成果。在城市，改革从国有企业放权让利入手，通过综合和专项改革试点，积累初步经验；对于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也得到认可和政策支持，个体经济很快恢复并发展起来，私营经济进入萌芽起步阶段；在财政体制方面，为调动企业和地方发展积极性，开始实行“分灶吃饭”，即中央和地方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大大增加地方的财政权限；在对外开放方面，设立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颁布引进外资政策，鼓励加工贸易的发展。改革在这一阶段完成了初步探索和思想准备的过程，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转变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变到大胆改革。②
　　第二阶段，1984—1992年，改革目标的不懈探索阶段。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比较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概括出党在当前阶段的基本路线，以及阐明政治体制改革的方针、内容和实施方案。由此，这一阶段的改革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科技、教育及其他社会生活领域。从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来看，首先是国有企业改革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其次，实行价格“双轨制”，并于1988年进行价格闯关；再次，配合价格机制的改革，计划、物资、投资及金融体制等改革并行推进；最后，对外开放的范围和领域进一步扩大。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改革进程的复杂性，出现价格波动较大、市场秩序混乱等问题，1988年9月，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提出坚决抵制通货膨胀、深化改革的若干重要政策建议。在整顿调整和总结经验过程中，全面改革思路逐步形成。
　　第三阶段，1992—200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阶段。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深刻回答了许多重要的思想理论问题。邓小平指出，“发展是硬道理”，“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应该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坚持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与政策，“大胆地试，大胆地闯”。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明确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颁布，系统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随着非国有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国有经济的改革，1997年十五大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发展过程、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作了更加系统的论述，明确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由此，除鼓励、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经济加快发展之外，明确提出国有企业通过“抓大放小”等方式进行战略性调整。为促进市场经济的孕育发展，这一阶段还着力加快市场体系建设，初步建立宏观管理体制框架，确立社会保障制度框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同时，随着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的开放型经济格局基本形成。
　　第四阶段，2003—2011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巩固与完善阶段。2003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以及把以人为本作为发展观的核心。这一阶段，改革主要围绕完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健全要素市场体系，完善宏观调控体制、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深化行政管理体制等领域展开。随着庞大的廉价劳动力资源进入市场，参与国际与国内分工，中国经济增长迅猛，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大幅攀升。2008年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实体经济遭受严重冲击，由此也暴露出依靠廉价劳动力资源参与国际分工所带来的深层次矛盾与问题，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被提上议事日程。
　　第五阶段，2012年至今，全面深化改革新阶段。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确立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制定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前进方向，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会议提出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调整将成为下一阶段改革的重心，明确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并提出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总目标，着力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展开全面系统的改革，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成为对外开放的战略构想，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向更广范围、更深层次不断推进。
　　2．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特点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改革是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任务艰巨，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实现形式与生产力发展间的矛盾关系有待深化认识等背景下展开的，同时明确了以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为宗旨和目标。在面对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严峻挑战时，中国选择了独特的改革方式。
　　第一，增量带动存量。在发展生产力作为基本要求、民众对改革走向缺乏明确认知的前提下，中国的改革并没有采取推倒重来的方式，而是选择在保持原有体制继续运转的同时，由体制外或体制内增长部分引入新生产组织方式，而后带动存量部分的变革。在所有制改革方面，首先是允许个体、私营经济在体制外先行发展；其次引进外资，继而学习其技术、管理经验及经营方式；最后在市场化运作主体的示范效应下，逐步推动国有经济的改革。在对外开放方面，主要是计划体制管理越薄弱、越靠近国际市场的东部地区率先开放，而后不断扩大开放地区、开放领域和提高开放程度。诸如最早的经济特区深圳，70年代末仅是偏于珠三角一隅的小渔村，并未在国家或地方计划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毗邻中国香港而成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随后，中国逐步放开东部沿海、沿江、沿边等城市，并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扩大到内陆城市的开发开放；开放领域也从商品贸易自由化向服务贸易、投资便利化等扩展。
　　第二，试点先行。改革是培育新生事物的过程，在对改革路径与方法缺乏认识和经验的情况下，中国选择部分企业、部门、地区等作为试点，设置不同的改革内容和任务，根据所取得经验和教训，而后逐步推广，以提高改革的成功率。如深圳经济特区的设立从蛇口开发区的试验开始。在转变发展方式的任务日益严峻的形势下，国家在不同地区设立了不同内容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如2005年6月设立的上海浦东新区试验的内容是政府职能转变；2006年5月设立的天津滨海新区试验的核心内容是新型工业化道路；2007年6月设立的成渝试验区主要应对城乡协调发展问题；2010年12月将山西省纳入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试验；2011年3月设立的义乌市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侧重转变外贸发展方式；2012年3月设立的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着重金融改革试验。在一系列试点试验的基础上，指导性的全国性改革方案逐步推广实施。
　　第三，局部推进。中国人口众多、社会经济关系复杂，在体制转轨任务仍未完成的情况下，企业与社会缺乏对全盘开发开放的承受能力，由此，选择条件相对成熟的部门、区域先行开发开放，成为中国的现实选择。1981年，经国务院批准在沿海开放城市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1988年，中国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计划——火炬计划开始实施，创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被明确列入火炬计划；1990年，国务院批准设立全国第一个保税区——上海外高桥保税区；2000年，全国第一个出口加工区——昆山出口加工区设立；2003年，上海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设立；2005年，上海洋山保税港区成为全国第一个保税港区；2006年，苏州工业园区综合保税区率先设立；2013年，全国第一个区域性自由贸易园区在上海设立。这些区域有着较为优越的自然条件、政策环境等，相对有利于新经济运作模式的孕育生长，继而成为带动周边经济发展的驱动中心。
　　第四，发展中深化改革。改革并非仅涉及一部分人、企业和地区，而是要实现人口经济行为模式的变迁，这就需要在持续发展的环境中实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增量改革、试点先行、局部启动的示范效应下，带动相关群体、行业、地区的发展，形成制度变迁的井喷效应，一方面实现经济较长时期的快速增长，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以及产业结构的逐步升级；另一方面产生新的发展问题和要求，为更大规模的人口经济行为模式变迁创造有利的环境和条件。
　　第五，实践引领认知。中国的改革在没有成熟结论、成功经验的背景下展开，是一个实践与理论探索并进的过程。受传统思维束缚的影响，中国的改革采取局部引进新试验、新实践的方式，先试先行，通过改革前后引起的传统和新兴思想、正反观点的尖锐交锋，推动理论认识的发展，以及让更多民众习得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形成新的认知和习惯。在关于社会主义是否能发展市场经济、私营经济在社会主义当前阶段扮演什么角色、国有经济的地位和该如何改革等牵涉社会主义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上，中国的改革都是大胆尝试、不断反思、与时俱进。
　　总体而言，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引入和扩大新型实践的基础上，改造和形成新的认知和共识，引起人们经济行为的调整，重构经济发展环境，继而实现转型的持续推进。
　　二、中国经济格局的变迁
　　对于一个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来说，从极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启动改革，中国现实的选择就是在计划体制发展相对薄弱、更靠近国际市场的东部沿海率先推进，而后不断带动存量，以在保持稳定、增长和发展中实现渐进转型。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在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启动转型的过程中，中国陷入粗放式发展，经济格局也呈现东中西部的中心外围分化。
　　1．粗放式发展机制的形成
　　改革开放就是释放既有要素资源优势，借助参与国际分工，拉动国内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升级。由于农业人口众多，大多分布于内陆省份，为了配合东部沿海地区率先改革开放，中国通过逐步放开农民工流动、经济特区政策、廉价公共产品等倾斜政策，极力吸引国外资金、技术，促进加工制造业集聚。
　　在低层次劳动要素聚集、高层次劳动要素匮乏的背景下，中国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东亚雁形分工格局时期聚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到21世纪以来产品内分工兴起聚集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集聚的循环累积作用使大量人口进入城市，刺激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化和城市化相应启动。中国走上一条开放化带动工业化，进而带动城市化的道路（如图5-1所示）。
　　由于人口红利作用，廉价劳动力不断涌入国际市场，使中国成为全球加工制造基地，并不断产生对低层次劳动要素的庞大需求；产业关联效应和人口聚集对城市设施的需求相互作用，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强大动力。然而，生产技术水平低下使工业化和城市化主要以规模扩张、加大投入的方式实现增长。由此，参与国际分工的强大吸引力一方面使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吸纳更多农业人口进入工业体系，对外贸易呈现大进大出的特征；另一方面出现高投入、高消耗、要素效率低下、资源耗费严重、环境问题凸显等结果，中国经济陷入粗放式增长模式。
　　2．外贸发展集中于东部地区
　　由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采用非平衡的发展战略，从体制外到体制内逐步引入市场经济体制，从沿海到沿边、沿江逐步扩大开放，由此，东部沿海地区从市场体制的引入、开发开放程度、基础设施建设等各方面都走在全国前沿；再加上这些地区毗邻东南亚国家，便于国际贸易的展开，因此，东部成为外向化程度最高的地区。③2012年，广东的外贸依赖度为133.1%，位居其次的是长三角的上海(115.2%)、江苏(63.1%)和浙江(54.6%)；东部沿海的天津(48.1%)、福建(44.6%)、北京(39.8%)、山东(33.3%)和海南(32.2%)的外向化程度亦相对较高（如图5-2所示）。
　　东部省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使其成为中国外贸活动的主要聚集地，改革开放以来，全国80%以上的外贸额由东部省份完成，2005年，这一比重达到92.4%的历史最高水平，2008年金融危机后比重有所下滑，2012年为88.8%。中西部省份自2000年以来，外贸比重有所下滑，2005年后逐步上升，2012年中部外贸比重为7.5%，西部为5.6%（如图5-3所示）。
　　3．东中西部增长驱动力量的分化
　　外贸活动在东部地区的聚集使投资大量流向东部地区，21世纪初，全国61.7%的资本形成分布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分别为24.3%和14%；随着东部产业发展对上下游产品需求的增长，中部和西部的投资不断攀升；特别是2008年全球经济萧条，东部外向型产业受到很大冲击，2012年资本形成比重下滑到占全国比重的52.5%，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过程中，中部成为投资增长最快的地区，占全国资本形成比重的30.8%，比2000年上升6.5个百分点；西部也攀升到16.7%（如表5-1所示）。
　　由于东部产业发展带来消费水平较快上升，最终消费在拉动GDP增长中发挥较大作用，2000年全国55.9%的最终消费分布在东部，到2012年上升到56.8%；中部和西部所占比重则分别下滑0.8个和0.2个百分点，2012年占比为26.8%和16.4%。
　　由于外向型产业聚集带来投资和消费的共同增长，东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在2000—2008年一直维持在60%以上的水平，受金融危机影响，该比重才有所下滑，2012年占比为57.8%；以及中部和西部GDP在全国的比重小幅上升至27.5%和14.7%。
　　从东中西部GDP的支出构成来看，东中西部地区最终消费驱动GDP增长的作用均有所下滑，其中中部和西部降幅最为显著，2000—2012年分别下降12.7%和13.9%；而资本形成所发挥的作用均显著上升，东部地区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由2000年的43.3%升至2012年的56.5%，中部地区由39.4%攀升至63.6%，西部地区由48.5%上升至73.7%，投资均已成为东中西部经济增长的首要驱动力量。在本地商品供给不足的情况下，西部和中部对外部商品服务的需求加速增长（如表5-2所示）。
　　总体来说，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使东部更多依靠消费驱动，而中西部地区主要在投资拉动下实现经济增长；全球金融危机后，东中西部均渐趋依赖投资的增长，并对外部商品服务产生较大需求。
　　4．东中西部产业与就业分布的中心外围分化
　　在外贸、投资主要驱动经济增长过程中，工业生产的聚集使中国第二产业比重稳步上升，由1994年GDP的47%升至2011年历史最高水平50.4%，2012年回落到49.4%；工业化带动生产、流通领域的服务业以及城市服务业相应快速发展，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由1994年的32.9%上升至2012年的41.3%；第一产业在总量不断增加的过程中，占GDP比重逐年下降，由1994年占GDP的20.3%降至2012年的9.1%，中国基本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如图5-4所示）。
　　在东部沿海地区加快融入全球分工体系过程中，其产业聚集与演进相对领先于中西部地区，从三次产业在东中西部的空间分布来看：
　　首先，东部地区仍然在第一产业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农业正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21世纪以来，全国40%以上的农业生产由东部完成，但这一比重由2000年的46.4%降至2012年的43.3%；中部是农业的第二大分布区域，所占比重由2000年的34.7%上升至2012年的36.3%；西部的农业生产占全国的比重上升幅度最大，2012年为20.5%（如表5-3所示）。
　　其次，东部是中国工业聚集地，但金融危机后，中部成为工业发展的首要地区。2000年，全国63.7%的工业聚集在东部，2012年为56.3%。金融危机对东部外向型工业造成冲击，以及受东部土地供应紧张、劳动力成本攀升等影响，中低端加工制造业开始向区域外转移，中部成为最主要的承接地区，2000年，中部工业占全国的比重为24.1%，2012年攀升到28.9%。西部第二产业发展仍然在全国占较小比重，危机后有所攀升，2012年占全国比重为14.7%。
　　最后，东部不断聚集第三产业，成为全国产业演进的中心区域。21世纪以来，全国60%以上的服务业聚集于东部，并且，该比重由2000年的61.7%持续攀升到2008年的63.7%，以及2012年仍维持在63%的水平；相反中部和西部在全国服务业分布中所占比重较小，并且呈现下降趋势。东部成为先进产业的聚集地以及全国产业演进的引领地区。
　　从三次产业的就业分布来看，东部亦表现为先进产业就业人口的聚集地。第一，中部取代东部成为农业就业人口聚集的首要地区，2012年吸聚全国50.7%的农业人口；第二，工业就业人口持续向东部聚集，中部就业人口比重由2000年占全国工业就业的30.7%降至2012年的26.7%，西部工业就业人口在危机后小幅增加，但基本维持在15%左右的水平；第三，服务业就业人口从中西部继续向东部聚集，2000年东部服务业就业比重占到全国的45.5%，2012年攀升至51.3%（如表5-4所示）。
　　总而言之，在外向型经济在东部沿海聚集发展，进而带动全国经济增长过程中，中国形成东部是先进产业聚集中心，中西部相对处于外围地位的空间分布特征。
　　三、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地区角色
　　市场潜力增大与要素自由流动等使集聚机制得以发挥作用，中国渐进式改革路径使东部更大程度参与国际分工，特别是东亚产品内分工，而率先成为全国的经济集聚与产业演进中心，西部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市场化改革相对滞后，而成为全国产业体系的外围地区。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发展潜在不平衡的矛盾在国内外形势发生变化的背景下有所激化。首先，对东部外向型经济的依赖，使中国经济更容易受到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可持续增长与发展相对脆弱，存在经济安全隐患。其次，东部地区因外向型加工制造业集聚到一定程度，而引起土地资源紧张、要素成本攀升、环境污染严重等拥挤问题，经济增长趋于乏力，相对落后产业的向外转移与先进产业衍生成为重要挑战。再次，在中国快速崛起的同时，日本、菲律宾等国在参与东亚产品内分工过程中的国际地位相对下滑，引起它们对中国的不满甚至敌视，再加上美国实施重返亚太的再平衡战略，东海、南海热点纷争不断，并且愈演愈烈，这对于经济重心分布于东部沿海的中国来说，直接构成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威胁。最后，渐趋外围化的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不断拉大，给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发酵埋下隐患，“三股势力”在新疆、西藏等地的泛滥虽有其深刻的国际国内政治、宗教、文化等背景，但发展水平低下、贫困问题凸显等也成为重要的经济根源。由此，深化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摆在中国面前的日益紧迫的现实任务。
　　从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可知，在有序可控的前提下，扩大市场作用范围、提高要素流动性，有利于形成集聚和分工演化的中心，以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特别是模块网络化机制的兴起，给中国加速分工深化和经济转型提供重要的可行路径。由此，从以往依赖向东开放转向东西并行开放，从以往倚重东部经济中心转向东西部共同开发，成为中国必要的战略选择；2013年末，中国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正是新兴战略在拓展对外关系方面的体现；其中，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作为向西开放的实现形式，成为中国应对内部不平衡矛盾、寻求战略突围的重中之重。
　　在当前的海权时代，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要实现政治、经济、外交、宗教、文化等复杂矛盾聚集的陆路国家间的市场连通，这无疑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一方面，在全球两极分化和一体化正在同步前行的形势下，积极应对这一难题具有长久和深远的战略意义；另一方面，在整体局势复杂、局部有望突破的背景下，充分利用有利条件，由点到面、循序推进合作和发展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可行路径。因此，对于中国来说，除了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地区寻求战略突破之外，更重要的是展开内部建设、创新发展模式，为外围国家和地区实现发展转型探索路径、提供示范。
　　面对艰巨的战略任务与挑战，发展条件和特点各异的东中西部需要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扮演不同角色，发挥各自功能。
　　其一，中国西部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对外连接区和前沿地带，且在国家主权领土范围之内，外围化的形势同样是西部和全国面对的严峻挑战，由此，从西部的创新建设出发、寻求“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破局，成为中国实施新兴发展战略在当前阶段的、具有可操作性的首要任务，西部各省份成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点区域。
　　其二，虽然西向市场距离中东部较远，但新兴市场的开拓，不仅对西部，对中东部也意味着发展机遇；而且，在全国分工网络内在联结的背景下，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寻求发展模式创新，无法离开其他地区的协同配合，因此，中东部地区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中既可以也需要积极作为。
　　①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编．改革开放三十年：从历史走向未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若干历史经验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②王怀超．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J]．科学社会主义，2009(6)：32-37.
　　③本报告东部包括：广东、上海、江苏、浙江、北京、天津、山东、河北、辽宁、福建、广西、海南共12个省市；中部包括：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内蒙古、山西、黑龙江、吉林共9个省份；西部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西南5省市，和陕西、新疆、甘肃、青海、宁夏西北5省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