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相对落后的地区实现人口经济行为模式、产业、空间、制度等的共同转型升级甚为艰难，但模块网络化机制的兴起为此提供了想象空间和可能性，这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实现外围地区中心化发展的可行路径。当前，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尚处于筹备酝酿阶段，中国西部作为重点启动建设区域，有必要以创新的方式寻求自身的突破与转型。先行区启动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重要路径与方式，在西部试验设立协同转型先行示范区成为促进西部改革与发展的战略选择。
　　一、先行区改革方式
　　先行区泛指各类开发区、开放区、试验区等，是在传统经济运行模式的作用范围内，引入新经济运行模式，以推动变革的做法，中国主要采用这种方式启动渐进式改革。
　　1．先行区引领转型的原理
　　人口经济行为、产业、空间之间具有共生演化的内在机制，但自发的演化取决于新情境的衍生及其规模、人们的认知，以及群体互动等，这些耗时漫长且具有不确定性。先行区的引入通过嫁接和加速新情境衍生，继而新认知、新行为的发展，使社会经济转型得以加快。
　　首先，引入新情境，为新认知、新行为方式产生创造条件。传统的认知、行为产生于所处的环境，没有新情境的引入，群体认知和行为无从改变，先行区通过引进外资、进入更广阔的国际市场或设置富有挑战性的发展目标等，使新情境在小范围内率先引入，从而为新认知、新行为的产生创造条件，群体互动产生的分工协作使新情境不断扩张，引起人员流入，如此循环，最终促使新行为方式逐步增多，由此启动人口经济行为模式的转型。
　　其次，吸引有限资源，促使新兴集聚形成。欠发达国家往往因生产能力和发展规模有限，而难以驱动自发的经济转型与升级。因此，在资源不足的前提下，通过设立先行区，可以吸引和集中有限资源，促使新兴集聚在小范围内率先成型，而后依托于新兴集聚产生的收益递增效应，产生不断转型的内生动力。
　　再次，通过关联带动作用，促进转型。先行区通过引入新情境、促使群体的认知和生产行为等产生变化后，新的生产行为会关联带动前向、后向的相关环节面对新的情境，继而引起相关环节认知和行为方式的变化，由此促进转型。
　　最后，形成示范效应，引领更广泛的群体和区域参与转型。新的生产行为方式因具有更大的收益递增效应而创造更多效率和效益，先行区的局部成功将产生显著的示范效应，引领更多处于传统情境下的群体参与变革，由此驱动更为广泛的转型。
　　总而言之，在发展条件不足的形势下，先行区的设立为实现新情境、新认知、新行为、新生产、新产业等的衍生提供了可能，从而使转型得以启动；但不容小觑，先行区是否有效，取决于新的群体互动、新的集聚能否产生，在先行区不足以提供集聚形成的各类条件时，其作用也相对有限，促进转型也就无从谈起。
　　2．中国先行区发展历程
　　邓小平南方谈话时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从早期的经济特区、开发开放区，到目前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各类先行区主要经历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到1991年，探索起步时期。1980年，为了引进外资和技术，同时积累对外开放经验，我国设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1984年2月，邓小平同志在视察深圳时指出，“除现有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由此揭开中国建立开发开放区的序幕。1984—1988年，国务院批准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为了更好地加快推进对外开放和区域经济发展，还创建了14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1988年5月，国家批准建立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区。1990年5月，国务院批准设立全国第一个保税区——上海外高桥保税区。①
　　第二阶段，1992—1998年，高速发展时期。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国掀起对外开放和引进外资的浪潮，开发开放区建设也大举跟进。1992—1993年，国家共批准设立了18个开发区、25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从开放区建设来看，1992年起，对外开放由沿海逐渐向沿江、沿边和内地推进，主要分别开放黑龙江、吉林等13个边境城市，在黑河、绥芬河等14个边境口岸城市设立边境经济合作区，发展边境贸易和出口加工区。到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已经形成由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保税区、边境经济合作区、沿江沿边开放地带、内陆省会城市等构成的多层次、多类型的改革开放引领示范格局。②
　　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到2003年，稳定发展时期。1999年，中国实行西部大开发，国家第三次批准的17个开发区主要深入到中西部地区省会、首府城市，使国家级开发区增加到49个。2000年10月，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昆山出口加工区；2002年6月，国务院又新增10个出口加工区。这一阶段，随着政策与体制环境的变化、国家级开发区功能的变化以及外部竞争的加剧，国家级开发区的原有发展模式受到严峻挑战，也由此面临“第二次创业”的新任务。
　　第四阶段，2003年至今，整顿与深化发展阶段。在首批开发区成功运作的鼓舞下，各地政府纷纷举办开发区和工业区，导致过多过滥，特别是不少基层政府设立的开发区借开发之名乱占耕地，为吸引外资，相互恶性竞争，造成国家利益和国有资产大量流失。2003年7月，国务院先后下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暂停审批各类开发区的紧急通知》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整顿各类开发区加强建设用地管理的通知》，对全国范围的开发区进行大规模清理整顿。到2006年12月，全国各类开发区由6866个核减为1568个，减少了77.2%，规划面积由3.86万平方公里压缩至9949平方公里。在清理整顿的过程中，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先行区继续推进。2003年，国务院批准设立第一个保税物流园区——上海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2005年，上海洋山保税港区作为全国第一个保税港获批设立；2006年，全国第一个综合保税区——苏州工业园综合保税区批准设立。此外，面对改革开放提出的越来越严峻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挑战，国家启动以制度创新为主要动力、以全方位改革试点为主要特征的新型试验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上海浦东新区于2005年获批首个改革试点。在对外开放方面，面对全球化、区域主义、服务贸易自由化等浪潮，2013年，上海设立中国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成为地区全面开发开放的新型先行区模式。
　　可见，面对各阶段不同的转型任务，中国通过不断转换先行区的具体形式，着力试验，而后由点到面，促进持续转型。
　　3．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启动
　　不同于20世纪70年代末，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工业化水平、综合国力、国民素质等都有了显著提升，但粗放式发展累积的经济、政治、社会、环境等领域的矛盾又有新的表现，成为摆在中国面前的新挑战；特别是中国已经累积起庞大的生产体系、崛起为全球领先的贸易大国，如何进一步开发、开放国际国内市场，实现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转型与升级，是中国面对的新型战略任务。在这一形势下，2005年开始，中国启动新一轮先行区的试验，在上海浦东设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从国家综合配套改革的内容来看，是以发展为第一要务，进行经济、政治、社会、生态、文化等领域的全面、综合的改革；同时强调改革的协调和综合、改革部门利益的协调、改革层面的上下结合。目标是努力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富有活力的自主创新体系、高效的行政管理体系、合理的社会保障体系、规范的法律体系和持续的人口、资源与环境支撑体系，实现区域全面协调发展。③
　　根据主要应对问题的差别，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拟突破方向有所区分。上海浦东新区着重探讨政府职能转变；2006年5月设立的天津滨海新区着力探索新的城市发展模式；2007年6月设立的成渝试验区主要应对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探索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2007年12月设立的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侧重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2009年5月批复的深圳市试点，主要建设创新型国际化城市；2010年4月成立的沈阳经济区，侧重走新型工业化道路；2010年12月设立的山西省试点是第一个全省域、全方位、系统性的综改区；2011年12月厦门市试点主要推进两岸交流合作；2013年4月，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黑龙江省先行开展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此外，义乌市和温州市还被批准为“综合改革试验区”，前者侧重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后者着力金融综合改革。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机制给各地区应对复杂问题提供了先行先试的方式，问题的特殊性、综合性和系统性给先行区的设立提供了重要依据。
　　4．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启动
　　中国经济体系和分工网络规模的扩张给中心城市产业演进提供动力和基础，也对引入新兴产业衍生所需情境和更加深入国际市场提出强劲需求，适应这一发展形势，2013年，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启动完善开放型经济的先行先试。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中国对外经济活动中对货物监管、外汇管理、企业设立等实施特殊政策的自由贸易园区，不仅在货物贸易领域进一步简化流程、提高透明度，而且更加侧重于扩大投资领域、金融领域开放等的服务贸易自由化，以及强调公开透明的税收与监管、发展与国际接轨的投资与贸易规则体系等，在国内国际公共治理方面为商品和服务聚集及分工细化提供保障，由此使试验区所集聚的产业能够依托于更庞大的国内外分工网络向更高层级演进。
　　上海是长三角城市群产业演进程度最高的中心城市，并依托于东部、中部、西部分工网络的支撑深入全球分工，成为东亚地区较为领先的世界城市。面对产业升级及引领全国转型的进一步挑战，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商品贸易、服务贸易领域全面开放，以及寻求公共治理领域的创新，在一定程度上为模块网络化机制的发展创造有利环境和条件，在较为优越的发展基础上，上海成为尝试驱动模块网络化机制的先行区。
　　总而言之，在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当前阶段，对内推动综合配套改革、对外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在一定程度上为适应模块网络化这一新兴生产组织方式提供了操作基础，也为西部地区进行发展模式的创新试验做了政策准备。
　　二、协同转型先行示范区的试验选择
　　西部地区的发展水平和开放程度相比东部来说相距甚远，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实施东部率先开发开放的非平衡政策的结果。在国家安全、转型发展面临严峻挑战的当前时代，有重点的开发建设部分西部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然而，纯粹市场机制的作用并不容易给基础薄弱的西部带来发展机遇；因此，试验发展模式的创新成为西部不可推卸的战略选择，设立协同转型先行示范区将为西部的创新试验提供重要的政策保障。
　　1．创建模块网络化机制的试验内容
　　在开发开放过程中，西部并不具有显著市场优势，反而处于相对不利的竞争地位，通过创建模块网络化机制以开发挖掘人力资源，或可为西部奠定可持续发展的根基。
　　模块网络化是在应对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过程中逐步演化出来，模块分解和模块组合，为分工专业化提供内生驱动力，也为分工模块间的诚信合作奠定物质基础，并使产业链的市场响应能力得以提升；这一分工细化的机制能够持续进行，有赖于以提供人力资本为核心的公共服务供给纳入全产业链，即通过自身的模块分解和网络化联结与市场对接，为产业链的分工细化和诚信协作提供重要支撑。由此，创建模块网络化机制就主要利用这一发展原理，从挖掘有限的市场空间入手，持续改进、持续推进。具体来说，创建模块网络化机制的试验主要包括：
　　首先，从市场和政府两个层面着手模块分解与网络联结的构建，并使二者实现对接。在市场层面，模块的层层分解，一是需要各企业的创新和专业化累积；二是产生以差异化人力资源为代表的异质要素需求；三是需要高效信息流通以促进模块联结；四是模块分散与联结的循环演进有赖于供给异质化的空间公共品。由此，以技术进步为特征的工业化、满足异质人力资源消费需要的农业现代化、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化，以及满足模块化网络的空间发展需要的城镇化，成为网络系统中相互联结的内生模块，“四化”趋于协同发展。在政府层面，同样运用模块分解和内在联结的方式，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四化”协同得以具备可持续发展基础。
　　其次，市场和政府均可依据模块化原理循序建构协同关系。第一，促使各模块的专业化联结中心孕生。该中心负责实时对接其他模块和市场需求变化，据此组织设计本模块的子模块结构，引导子模块发展，并协调它们之间的同步运作和相互组合，以使各子模块走向专业化，及本模块能协同其他模块敏捷响应市场需求变化。第二，按照“分层模块”原理构建生产与供给体系，即形成多个层次的基础模块和模块组合结构，基础模块以促进专业化为导向，模块组合则提高供给弹性；基础模块以发挥规模经济效应为宗旨，模块组合则为提供多元化且多变的异质产品。第三，根据真实需求“拉动”模块化体系运作，以避免预测误差带来的生产与库存损耗；并“延迟”生产和供给，以应对真实需求变化。这要求模块化体系：一是需求一旦确定，要将信息同时共享给所有网络成员；二是由于延迟，各成员均需具备敏捷反应能力，并同步运作；三是各成员间需要具备高效的协作能力，按需求敏捷地联结和组合模块产品。第四，促进“扁平化”，这包括各模块间的结构趋向扁平，以使更多生产环节可以并行运作，以提高生产体系的敏捷响应能力；还包括多级子模块之间，并最终与异质产品需求之间趋向扁平，由此使各级、各层面模块可以协同并高效应对异质产品需求变化。
　　最后，开放环境下有重点的选择差异化方向，并持续推进。西部基础薄弱、资源有限，因而需要在开放环境下寻找在全球分工体系、向西开放的分工体系以及中国分工网络中的可拓展空间，结合自身条件选择重点的差异化、专业化方向，并达成社会共识，而后从重点发展方向入手、全产业链整体推进，以培育、启动模块网络化机制。不同于计划模式，模块网络化所联结的产业链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主要通过需求拉动、联结协作来提高对市场的响应能力，由此，全产业链的运作是信息分散、分布决策、动态变化和持续改进的，在此过程中，模块网络化机制也逐渐得以驱动。
　　2．协同转型先行示范区的政策需求
　　不同于在上海等东部沿海城市，模块网络化机制作为先进的生产组织方式，要在市场机制发育不完善的西部启动，无疑是极其艰难的挑战，由此更需要先行区的政策支持，以通过创新的方式启动模块网络化。
　　根据模块网络化的创建要求来看，第一，模块化得以发展的根本在于异质企业的创新和专业化，这越来越依赖于以异质人力资源为核心的公共品供给，只有提高公共品供给弹性、能力和效率，才能为协同机制的建构提供重要支撑。第二，模块层层分解使社会生产更趋细碎化，只有促使模块化网络各环节间及与异质产品需求之间强化联结的专业化本身得到发展，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以及城镇化的协同发展才可能切实构建。第三，模块可分解依赖于能够聚集起大规模的异质产品需求以实现规模经济效应，以及分散模块之间、各模块与异质产品需求之间能高效联结，提高市场软硬件的通达化、开放化、一体化程度，成为促使网络化发展、建构协同机制的前提条件。
　　由此，西部为创建模块网络化机制，有必要设立协同转型先行示范区，从其政策支持来看，主要包括：
　　其一，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政策许可。西部面临的挑战是内陆相对落后地区如何通过切入全球产业链而实现转型升级，这需要市场要素、运行机制、公共治理等各方面发生系统性变革，全产业链的整体性推进要求协同转型先行示范区试验综合配套改革。
　　其二，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政策许可。西部在产业基础薄弱的条件下，较难通过大规模商品贸易跻身全球分工体系；而以分工细化、创新为主的模块网络化运行，在西部服务业发展不足的形势下，对技术、金融、投资等服务贸易产生较大需求。由此，更高开放度、开放面的自由贸易园区在西部的设立，有利于弥补东西部政策差异带来的中心外围分化，给西部的转型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总而言之，西部地区先行先试协同转型示范区需要对内、对外、市场、政府，以及相互关系之间的全面开发开放，以使内陆地区的模块网络化系统得以逐步建构，因此，先行区需要全面、高层次的政策支持与配套。
　　3．先行先试的地区选择——以陕西为例
　　作为西部中心省份之一、古丝绸之路的起点，面对国家转变发展方式的迫切形势，陕西肩负多重挑战，主要包括陕北的能源供应，关中—天水的新型工业化、高新技术发展和杨凌农业科技开发，陕南的农业基地、生态涵养和循环发展，以及遍布全省的城乡综合一体化等重大课题。陕西所面临形势的多元化和复杂性给系统应对各项挑战提供有利的试验环境和条件，20余年以促进自主创新为核心的多元驱动型科技园区建设也积累起初步经验，推动陕西及西安创新协同转型机制的先行先试，具有国家层面的战略意义。从具体省情出发，陕西主要的建构思路包括：
　　其一，申请设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助推模块网络化发展和累积人力资本为宗旨，创新公共治理。创建公共服务发展中心作为专业化的联结枢纽，以联结化、扁平化为原则，把握异质产品和异质公共品的需求变化，重构多层模块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逐步放宽和积极引导第三部门组织良性发展，以提高供给弹性和能力。特别是从教育、医疗、住房、空间规划等环节建立各子模块系统，按照需求拉动、延迟生产、协同供给等原则培育网络化发展所需的异质人力资源。
　　其二，申请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不以本省为限，拓展全国和全球市场空间，特别是挖掘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市场潜力，利用陆路、空运、内陆自由港及区域间合作等方式，提高联结国内外市场的软硬件通达性，为聚集规模化产品需求创造条件，营造开放自由的市场生态，吸引国内外异质企业在陕集聚，促使模块化网络在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各领域得以孕育，以形成相互需求和内生联结的新型关系。
　　其三，选择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科技教育服务等专业化方向，在驱动模块网络化机制过程中实现转型升级。陕西在西北省份中，具备较强的工业化基础，农业、科技教育资源相对丰富；但相较东部来说，实力差距比较悬殊。因此，陕西需要加强对接国内与国际市场，缩小并集中专业化方向，在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有利政策环境下，驱动全产业链联结，以及分工细化，由此使陕西依托于国内与国际分工网络，通过人力资本的持续开发，实现转型与升级，并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树立协同转型的典范。
　　总之，陕西需以更开放化的视野展开顶层设计，改变以往先行安排发展格局的做法，主要通过提升所需公共服务的供给和响应能力，促使市场和政府各领域及相互间的模块化分解和网络联结，以循序建构协同转型先行示范区。
　　①金乾生．开发区创新与发展[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10-15．
　　②钱进．开发区与中国社会转型[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34-38．
　　③郝寿义．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