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石器时代各地间文化交流的信息毕竟十分微弱。到了新石器时代，情况便大不相同了。随着人群的增多及其生产能力的提高和活动范围的扩大，不同地区的人群接触和交流的机会增多了。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人类文化创造的丰富成果为彼此间的交流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虽然当时的交流活动并没有文字记载可凭，但不同地域间人群的交往交流活动还是给我们留下了明显的迹象，使我们感受到文化扩散和交流的强烈信息。
　　1.2.1 细石器文化传播
　　细石器，考古学名词，指细小的打制石器，原料有石髓、玛瑙和燧石等。细石器是出现于旧石器晚期的一种特殊的石制品，种类有刮削器、尖状器、石钻、石镞和石核、小石叶等。长方形小石叶常是嵌在骨刀上使用的。细石器代表着一种新兴的石器技术，以细小的打制石器为特征的各种文化称为细石器文化。其基本特征是石材硬度高，韧性强，石制品细小化。〔1〕中国的细石器传统形成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和中石器时代，最早起源于华北地区，如山西省朔县峙峪遗址。到新石器时代，则以此为中心，向周围扩散，分布于东北、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新疆、西藏等广大地区。
　　黄河流域中原地区进入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发展时期后，细石器传统很快退居次要地位，甚至消失，而在上述各地区它却成为主要的文化因素。细石器的传播说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很早就是中国文化的发祥地，中原文化诞生以后，就呈现出向周围扩散的趋势。考古学成果也透露出源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细石器文化传至中国境外的信息，产生于中国中原地区的细石器文化，与北亚、东北亚、南西伯利亚等地区的细石器文化属于同一系统。这是中国细石器文化向周边地区扩散的结果。李有骞指出：“日本海西北岸地区细石叶技术的来源不是单一的，其中有谢列姆贾文化以西的贝加尔湖地区及以北的雅库特地区、中国华北东部的最早期细石叶技术的影响。”〔2〕
　　世界上细石器文化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几何形细石器，分布于南亚地区。起源于中国华北地区的细石器为非几何形细石器。在两种类型细石器文化区连接处的印度东北部，如恒河流域的乔塔纳格普尔高原和西孟加拉邦一带，也发现类似起源于我国华北地区的细石器。这种细石器文化的联系可能是通过西藏的阿里地区和日喀则地区而产生的。在这两个地区都有细石器的考古发现，印度东北部细石器文化应该经由这一通道，受到中国中原地区细石器文化的影响。早在旧石器时代西藏地区已经有人类活动，西藏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主要分布在唐古拉山脉以南到喜马拉雅山以北地区。其中藏南定日县的苏热旧石器类型及加工技术与华北旧石器中晚期相近，出土于藏北申扎县的多格则和阿里日土县的扎布两处的石器则起源于华北的“船底形石核”，申扎县珠洛勒石器则与宁夏水洞沟的类同。这些都说明旧石器时代中原文化与现在的西藏地区存在密切联系。到了新石器时代，活动在这一地区的居民在世界上两个文明古国之间从事了早期的交流活动。〔3〕
　　中印之间滇缅通道在新石器时代文化交流的信息更加丰富。印度东北地区如阿萨姆、梅加拉亚、那加兰、曼尼普尔、孟加拉、比哈尔、奥里萨、和乔达·那格浦尔等地，出土有肩石斧、石锛，长方形石斧、石锛，八字形石斧，长方形有孔石刀等，都是中国云南常见的器形。在阿萨姆曾发现一种刃部磨在两窄边的圭形石凿，在中国四川西南部则甚常见。特别应该注意的是，阿萨姆地区制作石器的原料中有翡翠，在萨地亚边区，翡翠甚至是制作石器的主要原料之一。〔4〕在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Assam)、那加兰(Nāgāland)、曼尼普尔(Manipur)、梅加拉雅(Me-ghalaya)诸邦，分布着讲藏缅语族语言的迪马萨·卡查里、米基尔、泽米·那加、加洛等民族。这些民族在印度被统称为东喜马拉雅民族，他们与中国的藏缅语族民族有同祖、同根、同俗的历史渊源关系。〔5〕
　　印度本土不出产翡翠，距其最近的产地在缅甸。缅甸最有名的翡翠产地在其北部密支那勐拱地区的度冒和缅冒等地，离现在中国的云南边境仅150公里。《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在今天云南境内的永昌郡产翡翠，可见古时永昌一带是翡翠产地。阿萨姆一带新石器时代的房屋是中国南方常见的干栏式建筑，除了两地之间直接的文化交流之外，很难有其他的解释。据莫维士的研究，在缅甸吻外(今称马圭)县德马多河发现的石斧、石楔、石凿，在东彬发现的小圆石器，与北京周口店的石器很相似。在缅甸上下墩县和瑞波县境内出土的环石，也同中国仰韶文化新石器相近。〔6〕由此可以推知，中国西南地区、缅甸和印度东北部之间在新石器时代存在着多方面的交换往来活动。印度学者巴普贾里说：“阿萨姆新石器时代后期文化的发展是与东亚紧密相联的。”〔7〕这种文化交流活动应该是通过今天的缅甸和西藏两条通道进行的。
　　1.2.2 史前彩陶之路
　　中国大地幅员辽阔，不同地区间很早就存在着不同的文化类型和互相交流。彩陶文化的产生和扩散是当时重要的文化传播现象。中国彩陶文化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是黄河流域仰韶文化的代表。1921年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出土物有石器、骨器和陶器。日用陶器以细泥红陶和夹砂红褐陶为主，细泥红陶表面红色，表里磨光，器表常有几何形纹、绳纹或动物形花纹等各种彩绘，故称彩陶。据碳-14法测定，整个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包括不同时代的各种类型，约为公元前5000年至前3000年。后来仰韶文化遗址在中国东北的辽宁、西北的甘肃、青海、新疆等地继续有所发现。考古学研究成果表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是仰韶文化的故乡。甘肃仰韶文化遗址马家窑文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3300年至前2050年，齐家文化为公元前2000年，都是继承仰韶文化而向西发展的。在新疆各地如哈密、巴里坤、鄯善、吐鲁番、乌鲁木齐、轮台、库车等地，后来也发现不少彩陶，而其年代都未超过公元前2000年，时间更晚于甘、青一带。新疆西部的和阗、皮山、沙雅、伊犁河流域是现在所知道的中原彩陶文化西传的终端。
　　彩陶文化的传播在西北方向上应该说没有走出国门，而在西南方向上却有传至印度东北部的迹象。印度阿萨姆北加贾尔山出土了素面红陶和绳纹陶，季羡林认为是受了中国西南文化的影响。在印度中央邦的纳夫达托里和南部邦格纳伯莱邦的帕特帕德等地所发现的彩陶带流钵，器形同于云南宾川白羊村出土之陶钵。在印度河流域考古发现的古城哈拉巴(Harappa)和摩亨佐巴鲁(Mohenjodaro)遗址出土有古陶，与中国甘肃省史前的彩陶有相似之处，其中可能有某种渊源关系。〔8〕沈福伟说：“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发祥地，中原文化在它诞生以后，呈现出向周围扩散的趋势，在西部地区，表现出由东向西的传播方向。”〔9〕
　　彩陶文化非中国所独有，在今土库曼斯坦的安诺有彩陶的考古发现。安诺文化属公元前4000年至前3000年铜石并用时代的文化。东欧的特里波列文化也有彩陶的考古发现，特里波列文化主要分布于罗马尼亚东喀尔巴阡山至乌克兰第聂伯河中游。特里波列村在基辅城附近，其遗址年代在公元前5000年至前3000年。有人提出中国彩陶文化来自安诺文化和特里波里文化。过去曾有“中国彩陶西来说”。瑞典学者安特生参与发掘河南仰韶文化遗址，注意到这些彩陶与东南欧的特里波里、中亚安诺等遗址发现的彩陶存在相似之处。受当时欧洲学界流行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影响，他说：“诚知河南距安诺道里极远，然两地之间实不乏交通孔道”，他设想东西间存在一条由西向东传播的彩陶之路。1923年至1924年，安特生一行在甘肃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探寻彩陶的传播路线。他把甘青地区的陶器归入仰韶文化，是由西方传入。对此本来就有人表示怀疑。1945年，夏鼐在甘肃宁定县(今广河县)齐家文化墓葬的填土中，发现仰韶文化半山时期的彩陶片。虽然仅是数块残陶片的发现，但它从考古层位学上指出了安氏颠倒甘肃彩陶文化发展序列的关键性错误，指出齐家文化晚于仰韶文化。〔10〕李济、张忠培、陈戈等人的研究都说明，中国境内彩陶的出现，西部晚于东部。“史前彩陶之路”是黄河流域起源的彩陶文化传入甘肃、青海和新疆地区的道路。
　　直到20世纪70年代，苏联学者列·谢·瓦西里耶夫仍认为，公元前4000年，一些古代居民从伊朗高原向中亚迁移，公元前3000年初到达新疆，带来了彩陶文化。这些居民继续东进，抵达甘肃河西走廊，创造了“仰韶文化”，并最终影响到了河南地区，出现了河南的仰韶文化。1979年，日本学者长泽和俊说：“具有精巧的技术才能制成的精美的彩陶，突然出现在中国，不能不令人感到有些唐突。细细比较研究中国与西亚两地的编年、器形和纹样，我们认为这种彩陶是从土库曼传至东方的塔里木盆地，然后又波及甘肃、河南。”考古学研究的结果已经说明，中亚、东欧的彩陶文化与中国彩陶文化虽然都曾向周围扩散，却没有发生接触和联系。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间中亚地区制造彩陶的部落，在向四周散布并传播其文化时，到卡拉库姆沙漠(在今土库曼斯坦境内)南部边缘便停顿下来。两种彩陶文化来自不同的艺术母题，某些相似之处只能看作是自然形成的巧合性质。认为中国彩陶文化受到特里波列文化和安诺文化的影响，缺乏科学论据。
　　关于中国彩陶传播路线的形成和走向，刘学堂说：“史前彩陶之路最早可以上溯至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初期，至少在距今8000年前，黄河流域彩陶文化开始向四周扩张，距今7000年以降，进入到六盘山东西两侧；距今5500～5000年，扩展到青海东部；距今5000年以降，西进至祁连山北麓的酒泉地区；距今4000年前后，现身于新疆哈密地区。这支东来的彩陶文化沿着天山山脉西进，终点到达巴尔喀什湖东岸一线，持续的时间长达5000年。在西渐过程中，沿途不断与当地文化交流、融合，逐渐形成新的地方性的考古文化。沿着史前彩陶之路，黄河流域的居民携带着独特的彩陶艺术和其他农业文化要素，艰难跋涉，最终将中原远古文化与古老的西域文化融汇为一体，展示出深邃和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11〕
　　1.2.3 卐形纹饰
　　新石器时代文化传播有域外文化自西东来的痕迹。内蒙古翁牛特旗石棚山的红山文化晚期遗址中出土的陶器上有中国最早的卐形纹饰，此种纹饰在青海乐都县柳湾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的墓葬中出土的陶壶上大量出现。中国出土的带有此种纹饰的陶器最早的年代在公元前2000多年。同样的纹饰在亚洲其他地区和非洲、欧洲等地也大量发现，而最早的卐纹饰则见于公元前3000年的埃及第十二王朝时期的塞浦路斯和卡里亚陶器残片上。在巴基斯坦公元前3000年到前2000年的莫享朱达罗(Mohenjo Daro)遗址中出土的印章上也见有此种纹饰，其卐形符号笔画有左折的，也有右折的。从年代早晚和地域上看，中国西北地区发现的卐形符号极有可能是从西域传入的。根据研究，卐形符号代表着某种抽象的意义。据说有的表示太阳的光芒四射，有的则是女性的标志，有的代表雷电或其他自然现象，其中都表达着先民们某种心理和观念。卐形符号在世界各地的出现，说明当时各地之间人们心灵的某种相通。在西藏昌都所发现的卡诺文化遗址中，曾发现采用勒瓦娄哇技术制作的器形。这一技术在旧石器时代已经广泛流行于北欧、北非和西亚地区，在中亚、南亚地区也被广泛使用。卡诺文化可能接受了来自域外的影响。在卡诺文化遗址中，还发现如同伊朗西部克尔曼沙区甘吉·达维新石器早期遗址中的骨片。〔12〕
　　1.2.4 早期维纳斯像
　　包括中国在内，广大欧亚地区发现不少新石器时代的陶塑裸体女像，被称为“早期维纳斯像”，使人们感受到各地女神文化的某种联系，说明表示生殖崇拜观念的裸体女神像曾在新石器时代广大地区传播。这种史前裸体女像，在西到比利牛斯山，东至贝加尔湖的广大欧亚地区有不少发现，人们通常称之为“早期维纳斯像”。最早的“早期维纳斯像”出现于旧石器时代。在小亚细亚特洛伊城第三城，考古学家发现一尊铅质女神像，属于公元前2300—前1900年的产品，很像古代女神娜娜(大夏和粟特火祆教徒崇祀的女神，相当于美索不达米亚万神殿的丰育女神阿纳希塔Anahita)，故有此称。其阴户以一巨大三角表示，在三角的正中，饰有一个卍字，具有强烈的生殖崇拜意味。维伦多夫(Willendorf)维纳斯女神像以出土于奥地利维也纳附近的维伦多夫洞穴而得名，用一高约11厘米的石灰石质的卵形石雕成，于1909年发现，属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作品。在法国洛塞尔(Laussel)岩窟中发现一个“持角杯的维纳斯”旧石器时代晚期女神像，以浮雕形式刻在洞壁上，后被敲下移到博物馆内陈列。高46厘米，正面，乳大臀肥，头部转向左方，右手持一牛角；左手下垂，置于腹部；五官不清，可能原来就未刻口鼻，头发披在左肩，被称为“持角杯的维纳斯”。裸体女神像也见于小亚细亚，这里出土的小型雕塑主要是泥土烧制的人像，多为女性人体，丰满肥大，威严稳重，与欧洲早期维纳斯雕像一脉相承，属公元前25世纪的作品。中国新石器时代内蒙古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女神裸像，可能是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那种维纳斯雕像东传的结果。这种裸体女像大多强调女性生殖器官，如乳房、臀部、腹部等。1982年，在辽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有陶塑裸体女像残块20多件，大多为人的肢体部分，未见头部。其中有两件可以辨认的小型女性形体，身体肥硕圆润，有明显的阴部符号，左臂曲于胸前，下肢弯曲，小腹圆鼓，臀部肥大凸起，分明是一位孕妇的塑像。红山文化得名于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后遗址，其延续时间与中原仰韶文化大略对应，时间在公元前50至公元前30世纪。其遗址牛梁河女神庙中发现的裸体女神像至少有6个，线条优美，属蒙古人种。〔13〕旧石器时代的“维纳斯像”大多是以木、牙、骨、石等材料雕刻而成，新石器时代的女体裸像则以泥塑为主，各地女神像造型式样不同。西欧地区的不少裸像强调胸部、臀部和腹部，呈现肥大状。东西伯利亚地区的裸像相应的部位皆呈自然隆起状。从早期维纳斯神像的发现可以看出，女性裸体陶塑的造型艺术和所表示的生殖崇拜的文化观念曾在远古时期广大地区互相传播和交流。
　　1.2.5 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1.2.5.1 中国新石器文化与日本古文化的关系
　　从考古文化学探察东亚大陆与日本文化的关系，考察日本古文化及其渊源，可以认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对日本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东北、西伯利亚和日本北部绳纹式陶器、石斧、石矛、石镞等石器在选材和制法上大致相同。〔14〕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江浙地区的河姆渡、良渚文化以及江南和中南半岛的古越文化中拔牙、染齿、文身、绳纹陶、漆器、干栏式建筑和稻作农业文化等在日本古文化中表现出重要影响。〔15〕
　　首先，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绳纹陶与日本绳文文化存在渊源关系。现已发现的日本列岛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文化是绳纹文化。日本学者井上清在《日本历史》一书中说：“迄今所知的最早在列岛社会出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为陶器上有绳子痕迹或与此类似的花纹而称其为绳文式陶器文化，本书将其简称为绳文文化，并称该时代为绳文时代。绳文文化延续数千年，直到公元前3—前2世纪，其遗址与遗物，从北海道到冲绳本岛，遍及日本各地。”〔16〕日本绳文文化上限距今约5000年，下限在前3世纪左右。这种绳纹陶器文化长期发展，构成了日本古史的绳文文化时代。日本绳纹式陶器的源头，学术界有不同认识，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河姆渡文化中盛行的绳纹陶，〔17〕应是日本绳文陶的母型。〔18〕另有学者认为，同一时期或者更早的时期，这种带绳纹的陶器在中国东北地区、西伯利亚地区都有，日本的绳文陶器和大陆的绳纹陶器有着文化渊源。〔19〕继绳文式陶器之后产生的弥生式陶器的文化渊源，在日本史学界颇有争论，有人认为弥生式陶器以绳文式陶器为母体而产生，有人认为“弥生式陶器不是以绳文式为母体，而是受到了(东亚)大陆上的某种陶器的影响才产生的”〔20〕。日本贝壳文系中的某一部分手法同亚洲东北部有些关系。
　　其次，中国新石器时代拔牙、染齿、文身习俗与日本古文化的关系。日本古代民族的拔牙、染齿与文身习俗是中国大汶口文化、河姆渡文化与古越文化东传影响的结果。大汶口文化、河姆渡文化盛行拔除上侧门齿与染齿的族团习俗，这些族团因而被称为“凿齿民”“黑齿民”；“断发文身”是古越族的一种习俗。拔牙、染齿与文身均是氏族成人礼仪的古老仪式，传入日本之后，黥面文身则成了“区别尊卑”的一种标志。
　　第三，中国新石器文化中的干栏式建筑与日本古代建筑的关系。在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干栏式建筑实例见于河姆渡文化，遗留大批前5000年左右的干栏长屋遗物。日本古建筑亦为干栏式，这种建筑形式在8世纪时还保存在奈良正仓院御宝库的“校仓造”上，系用40根大木柱做桩，并以同样横放的原木垒成屋壁的建筑物。古代日本的干栏式建筑亦渊源于中国的河姆渡文化。
　　第四，中国稻作农业文化传入日本。河姆渡发现稻谷遗存，主要属于栽培稻籼亚种晚稻型水稻。它与马家浜文化桐乡罗家角遗址出土的水稻，年代都在前5000年，是世界上目前最古老的人工栽培稻。日本绳纹时代就有农耕，弥生时代已发现大米、米糠遗迹。“由弥生式时代的遗址中发现的大米是圆型水稻，一般认为它是属于华北型(大米可分为华北型与印度型)的。但植物学家认为南方也有华北型的圆型大米，而且大米还容易变型，因此很难断定它是属于中国大陆系统的”〔21〕。日本考古学界基本上承认日本稻作农业文化源自中国大陆，尽管还有争论。
　　位于中国东北南部的辽宁地区和朝鲜半岛是连接日本与中国内地文化的中间站，辽宁地区与日本的文化交流始于史前时期。日本绳纹时代北九州的福冈、佐贺、大分等地出土的石斧，和朝鲜半岛出土的相似，和中国东北地区的同形同类。在这些地区发现的支石墓(用一些较小石块支起一大块石板构成的墓)，在辽东半岛广泛分布。日本列岛上的支石墓源自辽东一带，通过朝鲜半岛传至日本九州。〔22〕
　　1.2.5.2 新石器时代中日间的海上交通
　　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早在距今7000多年前已对日本列岛发生影响。其路线有从中国东北地区经俄罗斯沿海地区到日本北海道和本州东北地区的路线；还有经朝鲜半岛、朝鲜海峡、对马海峡至日本九州和本州的路线。日本海有左旋回流乃中日最古的自然航路，亦为中华文化东渡之最古途径。《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记载：“从(带方)郡至倭，循海岸水行，历韩国，乍南乍东，到其北岸狗邪韩国。七千余里……至对马国……皆统属女王国。”这是中日海上交通路线最早的记录，当是对上古以来人们所悉知的海上交通线在汉末时的实录。可知中日之间确有一条“循海岸水行”的海上交通路线。〔23〕
　　日本海流原有间宫海峡寒流与对马海峡暖流由间宫海峡之寒流，沿俄罗斯之沿海州东岸及朝鲜半岛东岸南下，与由南而北之暖流相遇于对马海峡，则温度低、比重大之寒流潜伏于温度高、比重小之暖流之下，并沿其周围陆地而成左旋回流。此向左旋对马海流，乃沿山阴、北陆海岸东北行，至津轻海峡与宗谷海峡，遂分为大小支流，渐次微弱，直至库页岛西岸而消失。阿伊奴(Ainu)人及通古斯系民族多由西伯利亚趁由北而南之寒流南下，经由间宫海峡而至日本北部；长江以南及南洋系民族则趁由南而北之暖流至日本九州地区。〔24〕
　　考古资料透露出中国东南地区的海洋文化向日本传播的迹象。1982年在渤海湾口庙岛群岛的大竹山岛附近的海域内，打捞起一件属于河姆渡遗址1层或崧泽文化类型的绳纹陶釜，可知河姆渡的绳纹陶早在5000～6000年前已由海上东传了。河姆渡遗址第4层发现木桨，陶船模型；长岛大浩发现龙山时代的船尾和石锚。这说明古代中国东部沿海早已有发达的造船业和航海业。在日本越前国坂井郡发现流水纹式铜铎，铎上画一人乘独木舟，舟两旁有十余附木。日学者梅原末治认为此铜铎颇类先秦时代之古钟，其制造术受中国文化影响，由辰韩传入日本。〔25〕
　　朝鲜半岛南端与日本九州岛之间，只有180公里左右的朝鲜海峡相隔，中间有对马岛将海峡分隔，对马岛以北的海峡宽为50公里，以南百余公里，很易航渡。与日本列岛仅一水之隔的亚洲大陆，正是利用海上交通，密切了两地之间的迁徙与历史文化交流，影响着中日之间关系的发展。
　　1.2.6 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与东南亚
　　东南亚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有段石锛、有肩石斧源于中国。在新石器时代的考古中发现，有段石锛和有肩石斧文化广泛分布于中国东南部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广州直至香港、台湾地区；而在广西、贵州、四川直到云南的广大地区，此文化主要分布在古代百越族生活和活动的地区。从其器型来看，从粗糙的原始型到最精致的各种类型都非常齐全。长方石斧在中国的分布尤为广泛，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均有分布，和其他石器一起出土，是极普通和常见的一种石器类型。圆筒石斧在中国南方和西南各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往往和有肩石斧一起出土。
　　考古学的资料说明有段石锛、有肩石斧和长方石斧都起源于中国。有段石锛最早发现于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台湾地区、菲律宾、太平洋群岛都有发现，皆晚于中国大陆。在菲律宾分布地区很广，数量极大，20世纪前半期发现的近万件石锛中，有段石锛占40%。在靠近菲律宾的印度尼西亚的苏拉威西和加里曼丹岛北部，也发现有段石锛，并与菲律宾的相似。20世纪30年代，奥地利考古学家海涅·戈鲁德伦(R.Heine Geldern)曾对有肩石斧文化、长方石斧文化和圆筒石斧文化的族属问题提出假说，他根据现在东南亚这三种文化分布地区的民族所属语系认为，印度尼西亚的圆筒石斧文化属于巴布亚(Papua)语族；主要分布在半岛地区的有肩石斧文化属于澳斯特洛亚细亚(Auctro-Asia)语族；从北方经过中国云南、进入老挝，通过暹罗、马来亚，在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之间进入印度尼西亚的长方形石斧文化属于澳斯特洛尼西亚(Auctronesia)语族(即南岛语系)，发源于中国的仰韶文化。从戈鲁德伦提出这种假说以来，东南亚地区和中国考古方面几十年的成果说明其观点至今仍有值得借鉴之处。〔26〕
　　在东南亚地区发现新石器时代原始人的岩画，例如缅甸掸邦的巴达林洞穴岩画、泰国东北部发现的好几处岩画。而在中国云南靠近中缅边境的沧源佤族自治县也发现多处山岩上的岩画，彼此间的关系值得研究。〔27〕
　　〔1〕朱之勇：《我国北方细石器工业分区与分期问题初探》，载《北方文物》2011年第2期，第17-20页。
　　〔2〕李有骞：《日本海西北岸旧石器时代的细石叶技术及其与相邻地区的关系》，载《北方文物》2011年第2期，第27页。
　　〔3〕安志敏等：《藏北申札、双湖的旧石器和新细石器》，载《考古》1979年第6期，第481-491页。
　　〔4〕Dani，Ahmad Hasan，Prehistory and Protohistory of Eastern India.Calcutta：Firma K.L.Muk-hopadhyay，1960.p.44.
　　〔5〕何耀华、何大勇：《印度东喜马拉雅民族与中国西南藏缅语民族的历史渊源》，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第18页。
　　〔6〕前揭莫维士(H.L.Movius)文；童恩正：《古代中国南方与印度交通的考古学研究》，载《考古》1999年第4期，第80-81页。
　　〔7〕Barpujari，H.K..The Comprehensive History of Assam.vol.1，Ancient Period.Guwahati：Publi-cation Board Assam，1990.p.35.
　　〔8〕季羡林：《中印智慧的汇流》，见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8页。
　　〔9〕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2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10〕夏鼐：《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改订》，收于氏著《考古学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19页。
　　〔11〕刘学堂：《史前彩陶之路终结“中国文化西来说”》，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1月第382期。
　　〔12〕芮传明、余太山：《中西纹饰比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1-71页。
　　〔13〕郭大顺、张克举：《辽宁咯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载《文物》1984年第11期，第1-11页。
　　〔14〕王健群：《古代日本海北方海路的形成和发展》，载《博物馆研究》1996年第3期，第52页。
　　〔15〕张碧波：《日本民族与文化渊源考略》，载《黑龙江民族丛刊》2005年第4期，第118页。
　　〔16〕〔日〕井上清：《日本历史》，闫伯玮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17〕夏鼐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189页。
　　〔18〕张碧波：《日本民族与文化渊源考略》，载《黑龙江民族丛刊》2005年第4期，第118页。
　　〔19〕王健群：《古代日本海北方海路的形成和发展》，载《博物馆研究》1996年第3期，第51页。
　　〔20〕〔日〕杉原：《历史学绪论》(昭和二十七年)，转引自：〔日〕远山茂树等：《日本史研究入门》，吕永清译，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48页。
　　〔21〕〔日〕远山茂树等：《日本史研究入门》，吕永清译，三联书店1959年版。
　　〔22〕〔日〕木宫彥泰：《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3-14页。
　　〔23〕张碧波：《日本民族与文化渊源考略》，载《黑龙江民族丛刊》2005年第4期，第119页。
　　〔24〕王辑武：《中国日本交通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2页。
　　〔25〕王辑武：《中国日本交通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6页。
　　〔26〕〔奥地利〕海涅·戈鲁德伦(R.Heine Geldern)：《澳斯特洛尼西亚语系的故乡和最早的迁徙》，参〔日〕《世界考古事典》，东京：平凡社1979年版，第1425、1426页；王民同：《东南亚史前文化述略》，载《昆明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第26页。
　　〔27〕王民同：《东南亚史前文化述略》，载《昆明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