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个奴隶制政权夏朝，共历四五百年的时间，在公元前21世纪至前17世纪之间。我国上古文明自夏朝起有了迅猛的发展，从世界范围看，可以与夏商匹敌的文明古国为数很少，仅有尼罗河流域的埃及、两河流域的巴比伦、印度河流域和克里特岛的一些城邦国家。但夏代没有文字，或者说至今没有发现夏代的文字。因此一般认为夏代仍属于史前时期，但夏代的历史已有比较可靠的文献记载和日益丰富的考古资料。
　　1.3.1 声教被于四海
　　据《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成功，夏之声教所被，达于四海：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泾属渭汭，漆沮既从，沣水攸同。荆、岐既旅，终南惇物，至于鸟鼠。原隰厎绩，至于猪野。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赋中下，厥贡惟球、琳、琅玕。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导弱水至于合黎，馀波入于流沙。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1〕
　　顾炎武曾对先秦文献中所谓“四海”的概念进行考证，指出“所谓四海者，亦概万国而言之尔”。他引《尔雅》云：“九夷八蛮六戎五狄，谓之四海。”关于《禹贡》所谓“四海”，其《日知录》卷22云：
　　《禹贡》之言海有二：“东渐于海”，实言之海也；“声教讫于四海”，概言之海也。宋洪迈谓海一而已。地势西北高，东南下，所谓东北南三海，其实一也。北至于青、沧，则曰北海；南至于交、广，则曰南海；东渐吴、越，则曰东海。无由有所谓西海者。《诗》《书》《礼经》之称四海，盖引类而言之。至于《庄子》所谓“穷发之北有冥海”，及屈原所谓“指西海以为期”，皆寓言尔。程大昌谓条支之西有海，先汉使固尝见之，而载诸史。(原注：《史记·大宛传》：“于填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又曰：“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临大泽，无崖，盖乃北海云。”《汉书·西域传》：“条支国临西海。”)后汉班超又遣甘英辈亲至其地，而西海之西又有大秦，夷人与海商皆常往来。霍去病封狼居胥山，其山实临瀚海。苏武、郭吉皆为匈奴所幽，置诸北海之上。而《唐史》又言：“突厥部北海之北有骨利干国，在海北岸。然则《诗》《书》所称四海，实环华裔而四之，非寓言也。〔2〕
　　夏朝是一个历时长久的王朝，“声教讫于四海”的夏王朝与周边民族联系密切，夏文化曾向四方扩散。《尚书·大禹谟》云：“文命敷于四海”；“皇天眷命，奄有四海”〔3〕；“无怠无荒，四夷来王”〔4〕。说明夏朝与周围的夷人部落保持着密切联系。夏朝与今天中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也有交往和交流，何秋涛《王会篇笺释》卷下引《禹四海异物》，论证“夏成五服，外薄四海”，九夷八蛮六戎五狄“咸会于中国”〔5〕。在北方与夏族为邻的有禺氏(后来的月氏)、狄历(后来称为丁零、敕勒、高车)、荤粥，西方的羌等皆宾服于夏。《后汉书·西羌传》叙述西羌之始末云：“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昔夏后氏太康失国，四夷皆叛。及后相即位，乃征畎夷，七年然后来宾。至于后泄，始加爵命，由是服从。后桀之乱，畎夷入居邠、岐之间。”〔6〕
　　夏与北方和西方民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后来称雄北方草原的匈奴族乃夏之苗裔，《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裴骃《史记集解》引《汉书音义》曰，淳维是“匈奴始祖名”。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张晏云：“淳维以殷时奔北边。”又引乐产《括地谱》云：“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司马贞说：“其言夏后苗裔，或当然也。故应劭《风俗通》云‘殷时曰獯粥，改曰匈奴’。又服虔云：‘尧时曰荤粥，周曰猃狁，秦曰匈奴。’韦昭云‘汉曰匈奴，荤粥其别名’。则淳维是其始祖，盖与獯粥是一也。”〔7〕《荀子·大略》记载：“禹学于西王国。”〔8〕唐杨倞注云：“西王国，未详所说。或曰大禹生于西羌。西王国，西羌之贤人也。”西王国即西王母国。《新序》卷5《杂事》记载：“子夏对哀公曰：‘禹学于西王国’。”《淮南子》卷6《览冥训》记载：“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9〕
　　中国古代北方早就形成农耕与游牧两种文化圈，文化圈是特定文化比较稳定的存在区域，其内部具有相对统一的历史传统、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及社会组织形态。大体说来，中国最早发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农耕文化在夏朝即具雏形，《论语·宪问》中南宫适云：“禹稷躬稼而有天下。”〔10〕《汉书·食货志》云：“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远近，赋入贡棐，楙迁有无，万国作乂。”〔11〕后经商周的继续发展，至公元前11世纪，周以农耕强盛，灭商，并将农耕文化的影响扩大到长江中游，形成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向南波及吴楚的农耕文化圈。北方游牧文化圈的出现年代，现在没有确切的资料加以说明。但在直至中国新疆地区辽阔的欧亚草原上，早就有草原民族游牧其间。人类学资料表明，早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游牧的印欧人分布已达中国新疆东部的罗布泊和哈密盆地。
　　新疆天山以南地区、甘肃、宁夏、内蒙古长期成为中原农耕与西北游牧两大文化圈之间的交叉地带，而后来的长城一线被视为农耕与游牧两大文化圈的分界线。夏代中原地区与西北地区的文化传播表现为农耕与游牧两大文化间的交流。夏文化在向周边扩展的同时，也不断吸收外来的文明因子，考古发现夏文化中一些新的因素，如青铜、黄牛、家马、山羊、绵羊、小麦、砖、金崇拜、火葬、天帝崇拜等，来自西亚、中亚的游牧文化。
　　1.3.2 小麦传入新疆
　　麦类作物不是起源于中国。中国学者竺可桢、美国芝加哥大学何炳棣都指出，中国不是小麦的故乡。考古新发现和新的研究成果显示，小麦和大麦的起源地应在近东，其年代最早可上溯到公元前8000年至公元前9000年。〔12〕从新疆小河-古墓沟考古发现可知，原产于近东的小麦传入中国新疆地区，时间相当于夏代。
　　1934年，瑞典考古学家伯格曼应斯文·赫定之邀，参加了由当时中国国民政府委托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新疆地区进行公路勘察。伯格曼(Folke Bergmann)在新疆罗布泊地区发现小河五号墓地。小河墓地位于一座沙山上，与周围平坦的沙漠相比，小山成了沙漠中很明显的标志物。小山高出地面7米，山的底面积为70.35平方米。沙山上密密麻麻矗立着多棱形、圆形、桨形的胡杨木柱，这些木柱大约有140多根，高出地表2～4米，直径多为20厘米以上，多棱柱从6棱体到20棱，尤以9棱居多。小山的表面到处是弯曲的厚木板、人骨、被肢解了的木乃伊和厚毛织物碎片。密密的立柱几乎插满了方圆2500平方米、呈沙丘状的小河五号墓地。所有这些立柱都显然是用一根完整的胡杨木加工而成。此外，墓地中还有众多的人骨和木乃伊。一些木乃伊有黑色的长发和保存完好的脸。其中一具女性木乃伊面带笑容，神情端庄而安详。她身着高贵的衣着，中间分缝的黑色长发上面冠以一具有红色帽带的黄色尖顶毡帽，双目微合，好似刚刚入睡。漂亮的鹰钩鼻、微张的薄嘴唇与微露的牙齿，为后人留下了一个永恒的微笑。木棺中沉睡的逝者只带着简单的随葬品。除随身的衣帽、项饰、腕饰外，每个墓里必有一个草编的小篓，小篓内通常都有麦粒、粟粒等干结的食物。
　　1979年，新疆考古研究所考古队在孔雀河下游北岸沙丘上发现古墓沟墓地。小河-古墓沟墓地属于早期青铜时代文化。小河墓地与1979年在孔雀河北岸发掘的古墓沟第一类型墓葬、1980年在罗布泊北发掘的铁板河墓葬有不少共性。考虑到小河墓地采集的毛织物(最上层遗物)大多数较古墓沟织物精细、致密，并出现了缂织花纹的技术，出土的草编篓花纹亦比古墓沟草编篓花纹繁缛，专家初步推断小河墓地年代的下限晚于古墓沟第一类型墓葬的年代，而上限有可能与之相当或更早。古墓沟墓地位于小河墓地正北偏东方向约50公里的孔雀河北岸山谷，1979年由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王炳华研究员担任领队并发掘。据碳-14测定，古墓沟第一类型墓葬的绝对年代在距今3800年左右。1980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穆舜英研究员在古墓沟以东约100公里的罗布泊北侧(小河墓地东北约200公里)发现铁板河墓地，著名的“楼兰美女”在此出土，被认为是中国最古老的白种女性干尸，据测定也在距今3800年左右。墓中出土的有毛毯毛布，尖顶毡帽，毡帽上插禽鸟翎羽，足穿皮鞋，左胸部有麻黄碎枝一小包，同时还有一草编小篓，内盛小麦粒，自10粒至100粒不等，是我国所见最早的小麦实物标本，说明当时罗布人在由单一的食鱼民族向农业民族跨越。〔13〕
　　在新疆哈密市以西约70公里的戈壁荒漠中发现五堡墓地，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78、1986、1991年进行了3次发掘，清理古墓葬114座。有些墓葬开口部位发现带有成熟大麦穗的植株，有的麦穗上大麦籽粒保存完好，颗粒饱满。还发现青稞(大麦)的穗壳，有的盖木上铺有大麦草。经碳14检测，五堡墓地的绝对年代为距今2960～3200年。在新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兰州湾子村西南约5公里处，发现一处古代遗址。1984年，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东疆考古队进行发掘，清理出一处巨石结构的大型房屋建筑，总面积近200平方米。遗址内出土了若干炭化小麦粒，其形态及种属不详。兰州湾遗址属于青铜时代，经对遗址地层出土的木炭进行碳14检测，年代为3285±75年。〔14〕
　　小河-古墓沟墓地、五堡墓地普遍随葬小麦，是中国境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小麦标本。有人认为，这种西亚作物传入中国应该归功于吐火罗人。〔15〕吐火罗人是最早定居天山南北的古代民族之一，其起源和何时进入新疆地区在学术界争议很大。有一种观点认为其起源于近东。1978年，英国语言学家亨宁(W.B.Henning)提出塔里木盆地的吐火罗人，就是公元前2300年左右出现在波斯西部扎伽罗斯山区的游牧民族古提人，阿卡德人称其为“古提姆”(Gutium)，亚述人谓之“古提”(Guti)。公元前2180年灭亡阿卡德王朝，后来推翻巴比伦王朝，主宰巴比伦达百年之久。《苏美尔王表》记载的古提王名，具有吐火罗语特征。公元前2082年古提王朝被苏美尔人推翻，从此在近东历史舞台上消失。古提人可能就在此时离开巴比伦，向东迁徙到塔里木盆地。俄国学者加姆克列利茨(T.V.Gamkrelidze)和伊凡诺夫(V.V.Ivanov)受亨宁观点启发，将印欧人的故乡定在近东，并从语言学角度描述了吐火罗人的迁徙。但孔雀河流域小河-古墓沟人是否吐火罗人，尚有争议。发现并发掘了古墓沟墓地的考古学家王炳华指出，体质人类学家分析说他们是具有古典欧洲人体质特征的一支白种人，但没有任何资料可以捕捉、了解他们曾经讲什么语言，从考古资料角度无法说明他们是操什么语言的白种人，自然也少了判定他们民族身份的语言学根据。〔16〕
　　1.3.3 新疆青铜文化的外来因素
　　考古发现的材料说明，在相当于夏代的时期，新疆地区与北方欧亚草原民族存在青铜文化联系。2006至2008年，为配合乌鲁木齐市大西沟水库枢纽工程建设，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乌鲁木齐市文物管理所联合对当地萨恩萨依墓地古墓进行抢救性发掘，清理墓葬180座，出土各类器物300多件。萨恩萨依墓地位于乌鲁木齐市南郊板房沟乡东白杨村三队萨恩萨依沟口的二级台地上。根据考古工作者研究，墓地年代自青铜时代至汉唐时期，可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早期墓葬中出土有铜牌饰(红铜质，圆形，素面，直径8.5厘米，厚0.15厘米)。经碳14测定，萨恩萨依墓地早期墓葬年代距今约3890年。其早期墓葬体现出的文化特征与新疆地区目前已发现的早期青铜文化有较大的区别，与阿勒泰地区的克尔木齐遗存有明显的联系，与南西伯利亚的青铜文化有许多共性，南西伯利亚青铜文化是此类遗存文化因素的主要来源，而且很可能来源于奥库涅夫文化。〔17〕按照易华“夷夏先后论”说，夏朝建立之前，东亚尚未有游牧与农耕之分，那时东亚为蛮夷之地，是夷创造了东亚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业文化，夏或戎狄引进了青铜时代游牧文化。〔18〕
　　1.3.4 马的驯化与以马驾车
　　夏朝已经进入青铜文化时代，青铜时代最重要的发明之一是双轮马车。《周礼·考工记》云：“攻木之工，轮、舆、弓、匠、车、梓……周人上舆，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19〕意谓造车集中体现了各种古代制作技术。传说中国造车始于夏代，《世本·作篇》将车的发明归功于夏朝车正奚仲。〔20〕《管子·形势解》云：“奚仲之为车器也，方圜曲直，皆中规矩钩绳。故机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坚固。”〔21〕而且奚仲造车不久，车就被夏启用于战争。《夏书·甘誓》记载启与有扈氏作战，云：“御非其马之正”〔22〕就是一场以马驾车的战争。《竹书纪年》将这场战事系于夏启二年：王帅师伐有扈氏大战于甘。〔23〕中国夏代已有战车，也有考古学方面的资料加以说明。一般都认为，以二里头遗址第1至第4期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早期青铜器文化和夏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夏代铜器中不仅有古代文献所说的车战五兵“矛、戟、钺、盾、弓矢”，而且有整套造车工具，如空首铜斧、铜斤、铜剞、铜凿、铜锥等。考古未见夏朝的任何车迹，但这些兵器和造车工具足以说明夏代已有车和战车。现在所见最早的车迹是殷墟的车马坑，之所以没有更早的车迹，可能有这样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始以木为车”，《山海经·海内经》云：“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24〕殷代以前的战车不带任何青铜饰物，而木车遗迹难以保存到今。二是车马殉葬是造车手工业发达阶段的产物。据《夏书·舜典》记载，车马是夏天子赏赐功臣的名贵之物，所以殷代以前中原可能不用车马殉葬。
　　根据20世纪70年代以来甘肃、新疆和内蒙古等地的考古发现指出，先秦文献所言造车工具的完整组合在公元前2000至前1800年左右已在中国北方草原初步形成，这套工具很快传入夏王朝统治中心地区。〔25〕战车用马牵引，中亚草原是现代驯化马的故乡之一。2009年，来自英、美、哈萨克斯坦等国的联合考古小组进行的研究表明，迄今最早的驯马人群来自中亚地区，这些草原牧民早在5500年前就开始了马匹的驯养。考古小组对比了采自哈萨克斯坦北部村庄博泰的马骨和同时期的来自游牧地区的马骨，以及具有明确驯养特征的青铜时代的马骨，结果显示，博泰的马匹更接近于驯养的马匹。更值得注意的是，博泰马低矮的腿骨十分强健，具有负重的迹象，而它们特定的牙齿形状也从侧面证明了其曾经佩戴过嚼子等器具。公元前2500至前2100年，中亚草原的阿凡纳羡人最早用家马殉葬，说明他们是中亚最早驯化马的民族之一。博泰马的考古发现被美国《考古学》杂志评为2009年世界十大考古发现。〔26〕阿凡纳羡文化不仅到达天山东部山脉，而且越过天山，向南一直分布到塔里木盆地的叶尔羌河下游地区。塔里木盆地分布有阿凡纳羡文化类型的陶器和石器。中亚草原的驯化马可能在公元前2500至前2100年就随阿凡纳羡文化的传入而出现在天山南北了。中国西北草原也是驯化马的故乡之一，公元前2300至前1800年，河西走廊的古代居民也已经驯出家马。
　　古代岩画和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表明，中国北方草原的古代居民使用马车的历史相当悠久。1978年，在嘉峪关市西北20公里黑山山谷崖壁上发现一批古代岩画，在岩画分布中心地区四道鼓心沟发现一幅单辕双轮车图画。据研究，黑山岩画的年代很早。岩画上描绘的这种整木轮单辕双轮车即文献中说的“椎车”，这是中国最古老的车种之一。汉桓宽《盐铁论·非鞅》小说：“椎车之蝉攫，相土之教也。”《世本·作篇》也提到“相土作乘马”。相土是商开国之君成汤的第11代祖先，乃夏代人物。他所造椎车以马牵引，说明中原地区使用马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夏代。黑山岩画上那辆椎车后面所拖一物就像是一匹马。20世纪80年代在内蒙古乌拉特中旗阴山巴音乌拉山谷古代岩画上也发现了马拉椎车。据介绍，这辆马车为双轮，车轮无辐条，但是有对轴的刻画。两轮之间有一车厢，车厢前为单辕双马，右边还有一小马随行。鄂尔多斯草原是中国最早流行造车工具的地区之一，阴山椎车岩画和甘肃黑山岩画应当属于同一时期。新疆哈密市五堡墓地出土青铜时代的椎车车轮实物，据介绍，车轮直径79厘米，轮宽12厘米左右；用胡杨木相叠并以榫卯连接而成；中有轴孔，孔径9.4～10.2厘米，孔内残留有轴；单轮表面有明显使用痕迹，并有沙粒嵌入其中。有学者指出，哈密五堡墓地出土椎车车轮，似属焉不拉克早期文化，年代在公元前1750至前1300年之间。〔27〕这些都说明，中国战车发源地要在西北草原追寻。
　　据文献记载，夏代的车有余车、钩车。〔28〕，余车又叫“子车”，是辎重车，牛车。钩车是战车。《礼记·明堂位》云：“钩车，夏后氏之路也。”据郑玄注，“钩，有曲舆者也”。孔颖达疏曰：“曲舆，谓曲前栏也。”〔29〕林梅村说夏代的钩车是一种车厢前栏呈弯曲状的战车。〔30〕中国北方和蒙古草原的古代岩画上屡次发现车厢前栏呈弯曲状的钩车。20世纪60年代初，蒙古国考古学家道尔吉苏荣在戈壁阿尔泰省查干河沿岸阿尔泰山一个狭窄的山谷中发现一组表现钩车的古代岩画，三辆车的车厢前栏均呈弯曲状。林梅村认为，就是夏代流行的钩车，其重要价值在于揭示了东方古战车如何从整木轮椎车向多轮辐钩车演变的具体过程，第一辆钩车使用整木车轮，也即钩车最古老的形式之一；第二和第三辆6～8轮辐钩车则生动反映了钩车从整木轮向多轮辐的历史演变。20世纪80年代初，新疆阿勒泰市乌吐不拉克和多兰特山谷发现4幅古代椎车岩画，椎车两轮之间车厢前栏皆呈弯曲形。从年代看，阿勒泰钩车岩画可能比蒙古查干河谷钩车岩画还要早。总之，蒙古和中国新疆、甘肃、内蒙古等地古代岩画都可以和《司马法·天子之义》等有关夏代战车的记载相印证，说明中国使用战车的历史至少要追溯到夏代。
　　先秦文献把车的发明归功于夏车正奚仲。林梅村考证，奚仲出身奚族，本非中原人士，奚仲的故乡奚族部落在宁夏泾源鸡山。殷墟出土的《小臣墙刻辞》中提到奚部落，刻辞中“奚”字偏旁从阜，可推知殷代奚部落得名于奚山，而奚山就是《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谓“黄帝鸡山”。据宁夏史地研究者近年调查资料，黄帝鸡山系宁夏泾源县六盘山一支脉，奚仲的故乡可能就在鸡山附近奚族部落。《山海经·海内经》所谓吉光之吉，即古代谱牒之“姞”字，是中国最古老的十二姓氏之一。《诗·小雅·都人士》郑玄笺曰：“吉读为姞，尹氏姞氏，周室之旧婚姻之旧姓也。”既然姞姓和姬周互为婚娅，那么奚族部落应该距周人的原始故乡古豳国不远。古豳国可能在今陕西长武县，县之西就是六备山地区，所以奚部落就在六盘山支脉古鸡山附近。1972年，在距离泾源古鸡山不远的甘肃灵台白草坡发现西周初年奚部落酋长奚伯墓，灵台一带本来就是姞姓密须国所在地。〔31〕
　　甘肃灵台和宁夏泾源都在中国最早流行造车工具的考古文化齐家文化分布区，既然中原造车手工业最初兴起于和齐家文化密切相关的姞姓奚族部落，而夏车正奚仲很可能出自这个部落，则夏代中原战车和造车技术应当来自西北草原游牧文化。〔32〕
　　〔1〕《尚书正义》卷6《禹贡》，收于《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8-41页。
　　〔2〕〔清〕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22，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768-769页。
　　〔3〕《尚书正义》卷4《大禹谟》，收于《十三经注疏》，第22页。
　　〔4〕《尚书正义》卷4《大禹谟》，收于《十三经注疏》，第23页。
　　〔5〕〔清〕何秋涛：《王会篇笺释》卷下，见《续四库全书》第30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06页。
　　〔6〕〔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87《西羌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869-2870页。
　　〔7〕《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880页。
　　〔8〕《荀子》卷19《大略》，收于《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53页。
　　〔9〕〔西汉〕刘安：《淮南子》卷6《览冥训》，收于《二十二子》，第1233页。
　　〔10〕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6页。
　　〔11〕〔汉〕班固：《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17页。
　　〔12〕参李水城：《中国境内考古所见早期麦类作物》，见黄盛璋主编《中亚文明》第四集，三秦出版社2008年版，第63-64页。
　　〔13〕王炳华：《孔雀河古墓沟发掘及初步研究》，载《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第121页；王鹏辉：《史前时期新疆的环境与考古学研究》，载《西域研究》2005年第1期，第47页。李水城：《中国境内考古所见早期麦类作物》，见黄盛璋主编《中亚文明》第四集，三秦出版社2008年版，第51-52页。王炳华：《一种考古研究现象的文化哲学思考——透视所谓“吐火罗”与孔雀河青铜时代考古文化研究》，载《西域研究》2014年第1期，第86-99页。
　　〔14〕李水城：《中国境内考古所见早期麦类作物》，黄盛璋主编《中亚文明》第四集，三秦出版社2008年版，第52页。
　　〔15〕林梅村：《吐火罗人的起源与迁徙》，载《西域研究》2003年第3期，第18页。
　　〔16〕王炳华：《一种考古研究现象的文化哲学思考——透视所谓“吐火罗”与孔雀河青铜时代考古文化研究》，载《西域研究》2014年第1期，第96页。
　　〔17〕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乌鲁木齐市文物管理所：《新疆乌鲁木齐萨恩萨依墓地发掘简报》，载《文物》2012年第5期，第4-12页。
　　〔18〕易华：《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中的中国》，载《全球史评论》第五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8页。
　　〔19〕《周礼注疏》卷39《冬官·考工记》，收于《十三经注疏》，第906-907页。
　　〔20〕《山海经》卷18《海内经》，郭璞注引，收于《二十二子》，第1387页。
　　〔21〕《管子》卷20《形势解》，收于《二十二子》，第167页。
　　〔22〕《尚书正义》卷7《夏书·甘誓》，收于《十三经注疏》，第115页。
　　〔23〕〔清〕徐文靖：《竹书纪年统笺》卷5，收于《二十二子》，第1056页。
　　〔24〕《山海经》卷18《海内经》，收于《二十二子》，第1387页。
　　〔25〕林梅村：《青铜时代的造车工具与中国战车的起源》，见氏著《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65页。
　　〔26〕《东方早报》2009年12月14日。
　　〔27〕林梅村：《青铜时代的造车工具与中国战车的起源》，见氏著《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71页。
　　〔28〕李零：《司马法译注》，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页。
　　〔29〕孔颖达：《礼记正义》卷31，收于《十三经注疏》，第1490页。
　　〔30〕林梅村：《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第72页。
　　〔31〕林梅村：《青铜时代的造车工具与中国战车的起源》，见氏著《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75页。
　　〔32〕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关欧亚大陆古战车的考古发现甚多，探讨战车起源问题成为世界考古学的研究热点。这方面积累的成果很多，林梅村进行了疏理。相关成果和本节论述，主要参考了林梅村《青铜时代的造车工具与中国战车的起源》，收于氏著：《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3-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