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与西北民族也时而发生战争。周初铭器有大盂鼎、小盂鼎两件，根据其形制、文字内容考订，确定是周康王时器物。大盂鼎铭文记载了盂受赐车服，受命视察疆土，并“敏谏罚讼”。小盂鼎铭文的内容是一项康王二十五年献礼的记载，大致意思是盂两次征伐鬼方归来，献俘于王，告捷于宗庙，王廷大小官员都参加这一隆重的仪式。盂所献第一战役的战果中有俘虏13081人，另有车、马、牛、羊各若干。铭文反映康王时周曾与西北鬼方羌人发生很大的战事。2003年1月19日，陕西省眉县杨家村几位农民在村子附近的砖厂挖坑取土，意外打开一个古窖，窖中出土鼎、壶、盘、鬲等青铜器27件。〔1〕这些青铜器都制作于距今2700多年的西周时代。尤为珍贵的是这些青铜器上铸刻的铭文多达4000余字，其中记录了西周12位王的名号和一些重要史实。青铜器中的12件鼎有两件铸造于周宣王四十二年，有10件铸造于周宣王四十三年。鼎上的铭文主要是纪念周宣王对一位叫作“徕”的多次赏赐。周宣王四十二年鼎的铭文记载“徕”因为征伐戎族打了胜仗，并缴获了很多车马，俘虏了很多敌兵，宣王赏赐给他美酒和土地，而“徕”则对宣王的赏赐表示感激。周宣王四十三年的10件鼎记录的内容大致相同，其中讲到宣王为了赏赐“徕”，给他换了一个官职，从过去主管山林变成负责祭祀和法律行政。还记载宣王赏赐他车马、马具、礼服和头盔之事。〔2〕鼎铭记录的这些内容反映了周与西北戎族的战争的频繁。
　　西周与西北民族的战争促进了青铜兵器的传播。欧洲哈尔希塔特时代丹麦出土的双环兽角把头青铜双刃剑，俄罗斯出土的环状把头青铜剑都和中国出土的同类青铜柳叶剑相似。哈尔希塔特文化约产生于公元前10世纪，延续至前5世纪。剑带有北方草原文化色彩，中国出土的此类青铜柳叶剑出于鄂尔多斯和临近地区，北京房山琉璃河53号墓出土的一件属西周早期，剑身和柄间有向两侧凸起的护手，护手有长方、椭圆、半月、兽首、鸟首且两端翘起。柄首有环形、双环形、椭圆形、长方形或兽面形。茎上有沟槽和透、孔，有的饰动物纹。哈尔希塔特文化的此类青铜剑有环形或双环柄首、半月形或椭圆形护手，形制与中国近似。目前不好推定哪里出现得最早，哪里是它们的发源地，但估计应该是有联系的。
　　吐鲁番盆地鄯善县洋海青铜时代古墓区，与彩陶器共存，发现过两件銎形戈，是米努辛斯克盆地塔加尔文化中的典型文物，〔3〕说明新疆南部地区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与西北邻境地区存在密切往来。陕西长安县张家坡一座西周早期墓葬中，发现一柄柳叶形短剑；山西翼城西周墓葬中发现了类似的短剑。这种剑在中亚、西亚的编年都早得多。大约在公元前一千纪之初，中亚和西亚出现了带柄的短剑。中国出土的这种短剑时间和中亚、西亚相近但略晚。西方短剑的发展可能一直是中国短剑发展的借鉴。中国在公元前一千纪初期较晚一点还出现了一种“脊柱式”剑，有长型和短型，多分布在北方长城沿线。这种脊柱剑也是西方出现得较早，黑海沿岸长型有柄的脊柱剑出现在前二千纪的中期；短型有柄的脊柱剑出现在伏尔加河中下游和南西伯利亚的时间是前二千纪末到前一千纪初。
　　北京昌平白浮西周墓、辽宁宁城南山根石椁墓中出土兽形柄首青铜剑，早于塔加尔文化第一期(前8世纪至前4世纪)出土的形制相似的短剑；河北怀来北辛堡、内蒙古和林格尔范家窑子等出土的柳叶剑早于塔加尔文化第二期(前4世纪至前2世纪)中形制相近的T字形柄顶短剑。塔加尔文化属西伯利亚早期铁器文化，最初发现于米努辛斯克附近的塔加尔岛，分布于叶尼塞河上中游。说明塔加尔文化是中国文化西传的一个媒介。在西从里海北的卡马河流域(安德罗诺沃文化)，东经贝加尔湖南(克拉索克文化)一直南到中国长城沿线、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山西中部和河南北部，考古发现一种柄端饰以兽首或环首的青铜刀子。从时间上看，大约都在前二千纪的后期到前一千纪之初。这种剑的起源和发展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但它揭示出当时中国与西方的联系确实存在。
　　西周的青铜剑是来自西北游牧民族的。中国古代有西胡或西域出刀、剑和献刀或剑的传说，相传东方朔撰《海内十洲记》记载：“流洲在西海中，地方三千里，去东岸十九万里，上多山川积石，名为昆吾，冶其石成铁，作剑，光明洞照如水精状，割玉物如割泥”〔4〕。又说：“周穆王时，西胡献昆吾割玉刀及夜光常满杯，刀长一尺，杯受三升。刀切玉如切泥。”又说：“剑之所出，必从流洲来，并是西海中所有也。”〔5〕西晋张华《博物志》云：“《周书》曰西域献火浣布，昆吾氏献切玉刀。火浣布污则烧之则洁，刀切玉如葛。布，汉世有献者，刀则未闻。”〔6〕他未闻之刀是那种切玉如葛的刀，并不是否定了刀从西域传入的说法。
　　考古资料也说明剑通过战争从西北方民族传入。1981年陕西扶风下务子村西周晚期窖穴出土的青铜器中，有一条与剑有关的铭文。其中的师同鼎铭文中明确提到“剑”字，被专家们认为是目前所知古文字中最早的“剑”字，为研究周代青铜剑提供了重要的古文字学依据。鼎铭大意是：戎敌首领出现，师氏同就跟踪追击。一部分敌人被斩首，另一部分被俘虏。缴获战车5辆，牛车20辆，羊肉100捆，在黾地献给周王，作为御膳。还缴获戎人的铜头盔30个，戎人的铜鼎20个，铜腹50个，青铜短剑20把，用来铸造此尊鼎，让子子孙孙永久地珍惜留用。〔7〕此篇铭文明确说明剑是周初戎人的重要军事装备。但这些铜剑被师同销毁铸造青铜礼器，并不被作为武器使用。
　　周代也发展了自己的铸剑业，中原造剑始于周初，有的剑铸有铭文，如西周东都附近(今洛阳东郊)出土的丰伯剑。丰伯是周初分封的姬姓丰国国君，此剑必为周人所自铸。林梅村指出，自20世纪60年代中科院考古所在西安张家坡发掘出周初柳叶剑以来，中原和周边地区墓葬中已出土富有周文化特征的青铜剑10余把，如果加上传世品和近年盗掘品，至少积累了近30个标本。经西周工匠改造过的柳叶剑，其鲜明的周文化特征是：剑身装饰周人青铜礼器上特有的夔龙纹，并装配工艺极其精美的铜剑鞘。戎人以剑为餐具，周人佩剑作为兵器，或表明士大夫身份，所以周人逐渐将剑身加长。西周中期中原出现的脊柱剑和后来吴越流行的青铜剑都显示出这一特点。〔8〕
　　铸剑工艺在当时的东西传播和互相借鉴，可能跟说伊兰语的雅利安人的活动有关。剑在骑马技术出现以后成为马上使用的重要武器。骑马技术是在公元前一千纪之初在中亚和西亚开始发展起来的，说伊兰语的雅利安人的北方语支和一部分东方语支，开始了马上游牧生活。骑马游牧，东西奔驰，更加促进了东西方的相互影响。青铜剑在东方突然发展且类型急剧复杂化，青铜剑制造工艺的东西方互相影响，大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1〕刘怀军、刘军社：《陕西眉县杨家村西周青铜器窑藏》，载《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3期。
　　〔2〕赵婷、范涛：《眉县国宝青铜器在京首展》，载《北京日报》2003年3月10日。
　　〔3〕王炳华：《丝绸之路新疆段考古研究》，见氏著《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4〕〔汉〕东方朔：《海内十洲记》，收于《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42册《子部·小说家类》，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75页。
　　〔5〕〔汉〕东方朔：《海内十洲记》，收于《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42册《子部·小说家类》，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76页。
　　〔6〕〔西晋〕张华撰，范宁校证：《博物志校证》卷2，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6页。
　　〔7〕李零：《“车马”与“大车”——跋<师同鼎>》，载《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2期，第72-74页；《古文字杂识》，载《国学研究》卷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67-274页。
　　〔8〕林梅村：《商周青铜剑渊源考》，氏著《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第39-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