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1 汉四郡建立与倭人入贡
　　汉四郡的建立，对东北亚和东亚局势产生重要影响。日本闻风而动，遣使入贡。《汉书·地理志》记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1〕《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记载：“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之中，依山岛为国邑。旧百余国，汉时有朝见者。”〔2〕《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倭在韩东南大海中……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国皆称王，世纪传统。”〔3〕
　　东汉时期中日关系进一步发展，日本接受东汉王朝册封，自命藩臣。汉光武帝授倭王金印，便是这一时期中日关系的重要见证。《后汉书》有汉光武帝赐倭人印绶的记载：“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4〕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是东汉光武帝在位的最后一年。光武帝授予倭王的金印，1700多年后在日本九州志贺岛被发现。
　　据日本史学家木宫泰彥考证，乐浪郡的中心地朝鲜县(在今平壤附近)可能是汉朝最东边的互市场所，那里聚集许多民族。从乐浪郡到东汉都城洛阳，可能不走海道，而是经陆路辽东。〔5〕元人马端临《文献通考》云，倭人“初通中国也，实自辽东而来”〔6〕。说明日本最初入贡是经过今辽宁境内，汉文化也是经这条路线输入日本的。〔7〕
　　9.2.2 东汉光武帝赐倭奴国王金印
　　清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阴历二月二十三日，日本九州地区福冈县志贺岛，一位名叫甚兵卫的农民修筑一条水渠，在搬起一块大石头时，发现大石底下一块裹着泥巴的金属。一位名叫才藏的米铺主人告诉他这是一方金印。金印被逐级上交到了黑田藩主手中，他赏给了甚兵卫五枚白银，又将此印送给藩中一位名叫龟井南溟的学者鉴定，龟井南溟告诉黑田藩主，这方上面刻有“汉委奴国王”三行五个字的金印，是中国《后汉书》里记载的汉光武帝所赐印章，黑田藩主便将金印作为传家之宝珍藏。晚清驻日公使黄遵宪曾看到这枚金印，其《日本国志》记载：
　　日本天明四年，筑前那珂郡人掘地得一石室，上覆巨石，下以小石为柱，中有金印一，蛇纽方寸，文曰：“汉委奴国王”。余尝于博览会中亲见之。日本学者皆曰：那珂郡，古为怡土县，日本仲哀纪所谓伊都县主，即《魏志》所谓伊都国是也。上古国造三十余国，其在九州者分十九国，在四海者分为十国。《汉书·地理志》：“倭人分为百余国。”《三国志》：“倭人旧邑百余国，汉时有朝见者，今使驿所通三十国。”二书所谓百余国，与《国造本纪》相符。所谓三十国，盖指九州、四海之地，地在日本西南海滨，距朝鲜最近。此委奴国意必伊都县主，或国造之所为，并非王室之所遣，其曰委奴，译音无定字云。余因考《魏志》云：“到伊都国，世有王，皆统属女王国，郡使往来常所驻。”《后汉书》云：“委奴国，倭国之极南界也。”又云：“其大倭王居邪马台国。”邪马台，即大和之译音，崇神时盖已都于大和矣。谓委奴国非其王室，此语不诬，特识于此。〔8〕
　　倭奴国是倭人奴国之意，是《汉书》中所载百余倭人国家之一。此金印现收藏于福冈市立美术馆，被日本政府指定为国家级文物。发现金印的地方于1922年树立了一通刻有“汉委奴国王金印发光之处”的石碑。
　　甚兵卫发现的金印之真实性曾受到质疑。经过中日学者的长期考证和一些新的考古发现，证实金印的形制符合汉制，其真实性可以肯定。后来经过实测，金印重量是108克左右，印面呈正方形，2.3厘米见方，高约2.2厘米，蛇钮高1.3厘米，阴文篆书。根据汉制，赐予诸侯王的金印大不逾寸。而这块金印每边长为2.3厘米，符合东汉建初铜尺的一寸，在尺寸上符合汉制。汉代的印章等级分明，从质地来讲，天子是玉印，诸王和宰相是金印，九卿是银印，蛮夷则为铜印；从印钮来讲，诸侯王为驼钮，列侯为龟钮，将军为虎钮，蛮夷则为虺钮。这枚金印不完全与汉制符合，所以当初龟井南溟鉴定此印时，也说与汉制有一些出入。不过，龟井南溟认为蛇钮倒是可以解释得通，因为蛮夷之地多虺、蛇，虺、蛇同类，蛇钮应该同于虺钮。1956年，云南省晋宁县石寨山东汉墓出土一件刻有“滇王之印”的蛇钮金印。这个发现证明东汉所赐蛮夷的印章，并不完全依照汉制。金印驼钮本为诸侯王印章，蛮夷一般为铜制印章，但也有用金印蛇钮的。
　　汉光武帝赐予日本委奴国王金印，说明至迟在公元57年时，日本列岛已经有国家向中国汉朝奉贡朝贺了；而光武帝之所以赐给委奴国王蛇钮金印，以诸侯王的规格相待，说明汉皇朝对于委奴国遣使的高度重视，也就是对于与日本列岛交往的重视。金印是古代中日两国友好往来的标志和证据。〔9〕古代中日之间的往来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先秦时已经有一些中国难民经过朝鲜半岛至日本列岛，也有少数直接从海上到达日本，这些被日本称作“渡来人”的中国流民在中日两国史书中都有记载，而在公元前后中国两汉之际和日本弥生时代两国相互间的往来更加频繁。
　　9.2.3 汉代对日本的认识和中日文化交流
　　《后汉书·倭传》的记载，代表了当时中国人对日本列岛的认识：
　　其大倭王居邪马台国。乐浪郡徼，去其国万二千里，去其西北界拘邪韩国七千余里。其地大较在会稽东冶之东，与朱崖、儋耳相近，故其法俗多同。土宜禾稻、麻纻、蚕桑，知织绩为缣布。出白珠、青玉。其山有丹土。气温暖，冬夏生菜茹。无牛、马、虎、豹、羊、鹊。其兵有矛、循、木弓、竹矢，或以骨为镞。男子皆黥面文身，以其文左右大小别尊卑之差。其男衣皆横幅，结束相连。女人被发屈紒，衣如单被，贯头而着之；并以丹朱坌身，如中国之用粉也。有城栅屋室。父母兄弟异处，唯会同男女无别。饮食以手，而用笾豆。俗皆徒跣，以蹲踞为恭敬。人性嗜酒。多寿考，至百余岁者甚众。国多女子，大人皆有四五妻，其余或两或三。女人不淫不妒。又俗不盗窃，少争讼。犯法者没其妻子，重者灭其门族。其死停丧十余日，家人哭泣，不进酒食，而等类就歌舞为乐。灼骨以卜，用决吉凶。行来度海，令一人不栉沐，不食肉，不近妇人，名曰“持衰”。若在涂吉利，则雇以财物；如病疾遭害，以为持衰不谨，便共杀之。〔10〕
　　据《后汉书·倭传》记载，光武帝赐金印之事后又云：“安帝永初元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永初元年即公元107年，这与上次委奴国遣使相距刚好50年。这里所献“生口”，一般认为是奴隶。从“百六十人”这个数字可见，这次的遣使规模相当大。除了入贡“生口”之外，日本的特产诸如“缣布”“白珠、青玉”应该也是日本使节入贡的礼物。对于日本的变化，汉朝也颇为关注，《后汉书·倭传》记载：
　　桓、灵间，倭国大乱，更相攻伐，历年无主。有一女子名曰卑弥呼，年长不嫁，事鬼神道，能以妖惑众，于是共立为王。侍婢千人，少有见者，唯有男子一人给饮食，传辞语。居处宫室、楼观城栅，皆持兵守卫。法俗严峻。自女王国东度海千余里，至拘奴国，虽皆倭种，而不属女王。自女王国南四千余里，至朱儒国，人长三四尺。自朱儒东南行船一年，至裸国、黑齿国，使驿所传，极于此矣。会稽海外有东鳀人，分为二十余国。又有夷洲及澶洲。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仙不得，徐福畏诛不敢还，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数万家。人民时至会稽市。会稽东治县人有入海行遭风，流移至澶洲者。所在绝远，不可往来。〔11〕
　　徐福的尚难确证，但这里记载的倭人与会稽地区的贸易活动应该是可信的。随着中日两国自古以来不断的民间往来，以及日本多次遣使朝贺，先进的中国古代文化也因此而源源不断地输入到古代日本，这对于古代日本社会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以及政治制度的建立，特别是离中国最近的九州地区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无疑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在日本距离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较近的九州地区，在发掘的日本弥生时代(公元前后)的古墓中，曾经出土了大量的由中国大陆传去的古器物，如铜镜、铜鉾、铜剑、铜茅、譬、玉等，在丝岛郡小富士村的海边遗址中发现王莽时的货泉、货布。东汉时东北亚民族、朝鲜半岛和日本与中国关系更加密切。《后汉书·东夷列传》序云：“建武之初，(东夷)始来朝贡。时辽东太守祭肜威詟北方，声行海表，于是濊、貊、倭、韩，万里朝献。故章、和已后，使聘流通。”〔12〕东汉末年，辽东太守公孙度割据辽东，公孙氏三代统治乐浪郡近半个世纪。在日本距离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较近的九州地区，日本弥生时代(公元前后)古墓中出土了大量的由中国大陆传去的古器物，如铜镜、铜鉾、铜剑、铜茅、譬、玉等，在丝岛郡小富士村的海边遗址发现王莽时的货泉、货布。这些都体现出东汉时东北亚民族、朝鲜半岛和日本与中国关系更加密切。
　　〔1〕《汉书》卷28下《地理志》，第1658页。
　　〔2〕《三国志》卷30《魏书·东夷传》“倭人”，第854页。
　　〔3〕《后汉书》卷85《东夷列传》“倭”条，第2820页。
　　〔4〕《后汉书》卷85《东夷列传》“倭”条，第2821页。
　　〔5〕〔日〕木宫泰彥：《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3-14页。
　　〔6〕〔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24《四裔》，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54页。
　　〔7〕王惠宇：《上古至隋唐时期辽宁与日本的文化交流》，载《北方文物》2010年第4期，第55页。
　　〔8〕〔清〕黄遵宪：《日本国志》卷4《邻交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6页。
　　〔9〕汪高鑫、程仁桃：《东亚三国古代关系史》，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页。
　　〔10〕《后汉书》卷85《东夷列传》，第2820-2821页。
　　〔11〕《后汉书》卷85《东夷列传》，第2821-2822页。
　　〔12〕《后汉书》卷85《东夷列传》，第2809-28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