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丝绸之路和中外文化交流史，从远古到汉代这一时期的重要性表现在它是创辟和开拓时期，后来的文化交流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这要把它放在整个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为了深入认识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对中外文化交流史分期略陈管见。我个人认为，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并先后出现五个高潮。
　　张骞出使西域之前，是丝绸之路与文化交流的第一个时期，这是丝绸之路的创辟和文化交流起源时期，这一时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张骞通西域，历史上称为“凿空”之举。《史记·大宛列传》记载了张骞通西域后，说：“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然张骞凿空。”司马贞《史记索隐》注云：“谓西域险扼，本无道路，今凿空而通之也。”〔1〕这里所谓“凿空”其实是针对匈奴强盛造成中原地区与西域的隔绝状态而言，并不意味着张骞出使西域之前中国与西方没有联系和交往。历史上中国与域外交通和文化交流起源之早超出一般人的想象，早期中外文化交流的丰富内容大多湮没在历史的风烟中。但通过古代传说和考古资料透露的信息和迹象，我们可以依稀了解到中外文化交流早期的一些状况。先秦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发轫期，早在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我们已经看到现在中国境内和境外不同人类群体间文化传播的信息。中国与近邻朝鲜半岛的交往自不必说，新疆境内小河—古墓沟墓地属于早期青铜时代文化，相当于夏朝时代，普遍随葬小麦，是中国境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小麦标本，这种西亚作物传入中国应该归功于吐火罗人；马来西亚亚洲大陆龟的甲壳已经成为商朝甲骨文刻写的材料；商代新疆玉已经传至伏尔加河和卡马河流域；周穆王西行至昆仑丘，见西王母，可能已经到了今哈萨克斯坦之地。至迟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文明国家中国和希腊之间已经有了间接的交往，那时中西文化的交流已经揭开了序幕。这不仅有文献上的记载，也有考古资料能够加以说明。从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笔下所记的欧亚草原民族可以知道，至迟在公元前6世纪，即中国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欧亚草原之路实际上已经走通。公元前6世纪，中国丝绸已经成为希腊贵族的奢侈品。在印度古籍中，“中国”一词始见于《政事论》和《摩奴法典》。《政事论》中称中国为“支那”，并提到中国纺织品，即丝绸。《政事论》成书于公元前321—前297年。中国境内考古发现的鹿石、有翼兽雕刻、蜻蜒眼玻璃珠、波斯银盒等，都是张骞出使西域之前传入中国境内的域外产品。
　　汉武帝时代至唐代发生安史之乱是丝绸之路与文化交流的第二个时期。张骞通西域、武帝平南越和朝鲜半岛汉四郡的建立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标志着中外文化交流进入一个新时期，迎来了中外文化交流的第一个高潮。中国丝绸开始大量输出域外，成为欧亚大陆普遍欢迎的产品。同时，周边民族和域外各国各种珍禽奇兽、奇花异草和器物产品也随着中外贸易和文化交流进入中国。不仅有物质文化产品，也有精神文化产品，南亚佛教和西域艺术也大规模传入中国。魏晋南北朝是中外文化交流进一步发展的时期，由于政治上的长期分裂对峙，中外文化交流失去了汉朝那么大的姿态和气度，也没有像后来隋唐时期那样的规模和成就，但有新的内容和发展。中外交通的发展表现为绿洲之路的发展、青海道的兴盛和海道的进一步利用，与朝鲜半岛和海国日本之间的交通和交往也有新的发展。这一个时期的发展为隋唐时期出现中外交通与交流新的高潮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隋唐时期陆上丝绸之路达到鼎盛，特别是唐朝先后击灭东西突厥以后，成为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强盛国家，丝绸之路空前畅通。强大的统一国家处于当时世界上最先进和最文明的地位，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取得辉煌成就，举世瞩目，吸引了域外各国各民族梯山航海入唐朝贡，学习唐朝先进文化。中国文化空前开放，中外文化交流形成第二次高潮。一方面唐代文化作为世界上的先进文化为世界各国所仰慕和效仿，一方面唐代统治者又非常大度地吸收和借鉴域外文化。精美的丝绸继续大量输出，遍及旧大陆。新罗的学问僧、留学生和日本的遣唐使把先进的中国文化带回本国，大大提升了本地的文化水平。佛教大规模地传入并迅猛发展，是这一时期中外文化交流最突出的成就。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与儒、道、佛共同创造了唐代百花齐放的文化局面。奔波在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商队到处扎根，粟特人聚落构成丝路贸易的密集网络，东西方文明通过粟特人商队互换和传播。域外各种乐舞在隋唐宫廷精彩地上演，引起诗人热情的歌颂；外来的器物产品更是异彩纷呈，美不胜收。
　　从唐朝安史之乱至明代前期是中外交通与文化交流的第三个时期。唐代陆上丝路达到鼎盛而又迅速地盛极而衰，海上丝路开始兴盛。阿拉伯人向中亚地区的扩张，让唐朝在这里的宗主国地位遭到挑战；唐朝国内发生安史之乱，为了平息战乱，唐王朝抽调西北地区边防军进入中原地区平叛，吐蕃人乘机占领了河西走廊和西域大部分地区。唐朝经过传统的经河西走廊入西域的丝绸之路绿洲路遇到梗阻。“乘槎消息断，何处觅张骞?”〔2〕丝绸之路上那种“无数驼铃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的繁忙景象成为过眼云烟。〔3〕与陆上丝路的衰落相应，海上交通发展起来。唐后期宰相贾耽《入四夷之路》中有“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和“广州通海夷道”，而8世纪阿拉伯人的地理学著作《中国印度见闻录》等也描述了自波斯湾到中国广州的海上航程，这些都反映了海上交通的兴盛。由于造船技术和航海水平的提高，利用海上交通与域外的交往更加便利，与朝鲜半岛不仅有“营州入安东道”，而且登州入海至朝鲜半岛的海道也兴盛起来。日本遣唐使避开新罗的阻挠，开辟了新的航线南华路。广州通海夷道可直航波斯湾，并由此可至非洲东海岸。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和阿拉伯半岛间的海上交通为阿拉伯商人入华贸易提供了条件。唐后期大批阿拉伯人到了中国东南沿海城市从事贸易活动，取代了粟特人经陆上丝路入华贸易的地位，形成新的国际贸易景观。五代、辽、金、宋时期曾长期存在着多个政权对峙的政治状态，战争不断，中外文化交流呈现出很复杂的状况。但总的说中外文化交流在多方面、多层次、不间断地进行着。两宋时海上贸易成为支撑帝国财政的重要经济支柱，大批阿拉伯商人入华，使得阿拉伯文化和宗教传入中国。元蒙时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三次高潮时期。元蒙统治者曾在亚洲和欧洲的广大地区进行长期的征战，元朝建立了地跨欧亚大陆的庞大帝国。经过三次西征，元蒙统治者在从葱岭以西直到欧洲的广大地区，建立了三个汗国，从而大面积地打通了欧亚交通。中西之间陆海交通空前发展，元蒙统治者又具有世界本位观念和开放心态，促进了文化交流的高涨。基督教再次入华、阿拉伯人入华贸易、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和回族的形成，是这一时期重要的文化景观和成就。明代前期中外交通和交往仍沿着传统的道路向前发展，中国仍以天朝上国的姿态接纳周边民族和域外国家，郑和下西洋标志着中国人的海洋活动达到高潮。
　　明代后期至清代前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第三个时期，是第四次高潮时期。中国郑和以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航海水平七下西洋，没有带来世界的大航海时代，却戛然而止，迅速落下帷幕。欧洲人环球航行成功，标志着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海上交通进入新时代。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西方基督教传教士来到东方，他们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为上帝的福音找到了一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为了能够落脚这块新的土地，传教士们想尽一切办法，适应这个老大帝国。他们用西方的奇技淫巧吸引中国人，试图赢得中国人的欢心。他们传教的欲望没有得到充分满足，但他们的适应策略给中国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现代知识。他们对中国感到新奇，把他们的见闻通过书信、译书和著作介绍给了他们的故乡。因此明清之际传教士们的活动既造成了西学东渐，又造成了汉学西传。从人类文明交流的角度，这是一个有益的互动过程，它促进了东西方的互相了解和认知。这是一个转折时期，这种转折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过去在中外文化交流中，中国文化一向以老大自居，以一种优胜的心态对待异域文化。现在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迅速兴起，而中国封建社会相对停滞，西方文化逐渐处于一种后来居上、优胜东渐的趋势。自认为文明优越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同样自命为文明优越的西方现代文化发生了撞击，传统文化的颓势在这种撞击中日益突显。二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内容发生了变化。过去主要是物质文化的交流，这当然不是绝对的，东汉以来传入的佛教就是一种精神文化。现在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也越来越多地受到西方的影响。西方传教士不仅带来了“上帝的福音”，而且带来了西方的声光化电；不仅将西方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宗教文化带到了中国，而且也向西方世界宣传了中国，将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总之，欧美传教士的来华活动揭开了中外文化交流史新的一页。但是，基督教的适应策略终于没有像昔日的佛教那样适应下去，佛教的适应造成了佛教的中国化，基督教的适应仅仅是一种权宜措施，适应下去，基督教最终也会失去本来面目，而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这就决定冲突不可避免。“中国礼仪之争”是中西文化的正面冲突，最终造成传教士的传教活动止步，持续200多年的中西文化交流落下帷幕。
　　清代后期直至辛亥革命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第四个时期，这一时期是中西文化激烈冲突的时期，这种冲突有时直接表现为军事斗争。中国的统治者对西方文化的态度由主动开放到被动输入，又从闭关锁国到被迫开放，显示了中国古老文明面对西方先进文明的挑战所表现出来的被动、局促不安和手足无措。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中国延续了千百年之久的古老制度和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不能不接受一种新的现代文明的挑战。中国礼仪之争造成清政府的禁教，从康熙至道光年间一直处于禁教时期，但这不意味着中国人的胜利和传教的结束。中国的篱笆墙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牢固了，西方人士通过各种方式进入中国，传教作为非法活动在持续，西方文化在悄悄渗透。英国人的大炮在海上轰响，中国人如梦方醒地发现原来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或者说存在着能胜过自己的敌手，初次交锋便一败涂地。鸦片战争迫使老大帝国不得不向西方列强敞开大门，基督新教在帝国主义炮舰的保护下进入中国。外国人用中国人自己的钱——“庚子赔款”为中国人兴学校，在中国办教育，办医院，办报纸……中国人开始并不认为是自己的文化落后，以为在“器”不如人，西方人能够取胜，不过由于其船坚炮利罢了，而吾之“道”即中国孔孟之道、纲常伦理和“天朝”制度是优胜于他人的。于是提倡中体西用，办洋务，“师夷之长技”，以求富国强兵。日本脱亚入欧，俨然西方列强之一。甲午一战中国败于东邻小邦日本，又促使中国人意识到仅有坚船利炮还不足以制敌，“天朝”制度破洞百出，是失败的根源，日本明治维新为中国人树立了新的榜样，国人于是变法图存。但进行了103天的戊戌变法悲壮地失败，先进的中国人终于认识到大清这个腐朽的王朝该寿终正寝了，它所代表的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主义文化该结束了。在辛亥革命的枪声中，封建帝制终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一时期洋务运动代表着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又一高潮，这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深化时期，中外文化交流向深层次发展。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了对自己传统文化的反思，对西方文化的研究、认识和借鉴。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外来文明的挑战不断促使中国人觉醒，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从域外文化的参照中反思着自己的文化，在借鉴域外文化先进成果中进行文化的更新。
　　先秦两汉时期是丝绸之路的产生和形成时期，这一时期中外交通和发展与中外文化交流的成果，为此后中外交流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追溯中外文化交流的源头，我们首先要把这一时期弄清楚。正像观察长江、黄河的水流，要寻找其源头一样，因为其中下游的波澜壮阔是从上游涓涓细流汇聚而来的。
　　〔1〕《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70页。
　　〔2〕〔唐〕杜甫：《有感五首》其一，见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11，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71页。
　　〔3〕〔唐〕张籍：《凉州词》三首其一，《全唐诗》卷386，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3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