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丝织业的西传
　　西域本不出丝绸。据司马迁记载，自大宛以西，“其地皆无丝漆”①。直至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的相当长时期内，西域仍不产丝。《法苑珠林》卷4记载：“胡人见锦，不信有虫食树叶吐丝所成。”②西域人虽然已经知道丝织品，但仍不清楚生丝是如何获得的。
　　(1)西域的丝织业
　　在丝织业发展起来以前，古代西域贵族所消费的丝绸主要依靠交换从内地取得。从上古时代起，丝织品就是我国中原地区向西北各族输出的主要产品。与新疆比邻的俄罗斯联邦戈尔诺·阿尔泰州乌拉干区巴泽雷克公元前1千纪中叶的古墓葬曾出土过汉地丝绸。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联邦的阿尔泰地区也出土过战国铜镜。这些资料证明，中国内地与阿尔泰山以西的居民发生联系早于公元前1千纪中期③。
　　就是在丝绸传入西域很久以后，有些西域国家仍不知道用生丝为原料来织造。据新罗僧人慧超记载，克什米尔一带的国王常遣二三百人于今帕米尔一带抢劫。“纵劫得绢，积在库中，听从烂坏，亦不解作衣著也”④。直至13世纪蒙古西征时，蚕桑业在西域仍然推广得很有限。耶律楚材在寻思干(撒马尔罕)看到那里“颇有桑，鲜能蚕者，故丝茧绝难”。
　　较早开始织造丝绸的是高昌和于阗。据《隋书·西域传》记载，说高昌国“宜蚕”。《大唐西域记》、藏文经典《于阗国史》和《新唐书·西域传》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于阗的蚕种是从中国内地传去的。
　　《大唐西域记》卷12记载丝织业从中原传入于阗的经过是这样：从前于阗未知桑蚕，听说中原有，遂遣使求蚕种。但中原皇帝不愿让蚕种外传，不但不赠送蚕种，还深恐于阗使臣私自夹带蚕种出境，遂下令边境严加防范。于阗国王想出一计，故意恭谦地向汉地皇帝提出联姻。中原皇帝一向自大，见西域于阗有意联姻，便允许之，同意将公主下嫁于阗。于阗王得讯后，以迎接公主的名义向中原派出使臣，暗中向公主传话，说于阗素无丝绸蚕桑，如果公主想嫁到于阗之后继续有丝绸衣裳可穿的话，就必须随身将蚕种带来，以便将来自己织造丝绸。公主得此消息后，秘密准备了蚕种，藏在凤冠之中。当公主外嫁的车队行至边境时，官吏依例遍搜行囊，只是不敢检查公主的帽饰，于是蚕种安全地传到于阗。
　　公主先暂居在于阗以东的一个叫作麻射的地方，待王宫收拾停当后迁入宫中。在离开此地时，公主把蚕种留在这里。阳春三月万物竞发，人们开始植桑养蚕。起初人们不明白饲蚕只能用桑叶，试以各种树叶。后来发现桑树如此有用，遂遍植其树。公主下令保护蚕桑，使丝绸业在于阗生根发展起来。后来于阗人民为了纪念此事，在麻射建造了“先蚕伽蓝”，即蚕种寺。至唐代这里尚有数株枯桑，传说是最初种植的几株种桑。
　　藏文《于阗国史》也说，有一位国王叫尉迟迟(Vijaya—jaya)从中原娶了一位公主。公主在出嫁时暗中夹带了蚕种，饲养在麻射(Ma—Za)之地。本世纪初在于阗以东的丹丹乌里克遗址中发现一幅壁画，绘有汉地公主携蚕种入于阗的故事⑤。蚕种传至于阗的时代大约在“十六国”至北朝时代。
　　西域的风土宜于桑树生长，蚕桑业在那里发展得很快，不仅传入西域各地，包括葱岭以西地区，而且后来西域成为蚕桑业进一步西传的中继站。
　　(2)蚕桑传入东罗马和印度
　　丝织业最初什么时候传入欧洲很难确证。《后汉书·西域传·大秦国》已记载大秦(即罗马帝国)“人俗力田作，多种树蚕桑”。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罗马帝国的丝绸主要依赖于从中国输入，其国内虽然有一些丝织业，但其原料也主要由东方输入。罗马的丝织作坊拆解从中国输入的丝绸，把它重新再纺织染整。由于丝绸远比其他织物精美，罗马国内对丝绸的需求很大，大量的中国丝绸经波斯进入罗马市场，造成巨额入超，国库入不敷出。罗马帝国为了控制丝绸进口，曾于297年与波斯萨珊王朝达成协议，规定丝绸由国家垄断。
　　波斯垄断对欧洲的丝绸贸易给它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迫使欧洲人另寻丝绸来源，这种努力在拜占庭帝国时代一直没有停止过。欧洲人企图摆脱在丝绸业上对波斯人的依赖，引起了波斯人的不快，他们不希望拜占庭与中国直接建立联系，不愿欧洲人了解丝绸生产的过程。
　　据东罗马历史学家普罗科波(Procope de Cesaree)记载，550年左右，几位在拜占庭的印度僧人⑥了解到，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Justin)皇帝正竭力减少丝绸贸易赤字，并减少对波斯人的依赖，便求见皇帝，声称他们会生产丝绸，可以帮助拜占庭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对查士丁尼说，他们曾经在一个位于印度之北，称为“赛林达”(Serinda)的地方居住过，不但了解丝绸的生产过程，而且设想过在拜占庭生产丝绸的计划。他们告诉查士丁尼皇帝，丝是由一种小昆虫生产的，这种小虫天生具备这种本领。但大约因为蚕的生产周期很短，而且难以在旅途中解决蚕的饲养问题，所以要想搞到这种活虫很难。但繁殖蚕并不难，因为蚕是从卵孵化出来的。他们还介绍了孵化的过程，即用厩肥把虫卵覆盖起来，让它产生热，不久幼蚕便会从卵中钻出。
　　查士丁尼皇帝为这些印度僧人所带来的消息所鼓舞，向他们许诺，如能搞到蚕种，并在拜占庭饲养成功，将给以重赏。于是这几位印度僧人返回“赛林达”取蚕种。不久后，他们终于把蚕种带到拜占庭⑦。
　　这几位印度僧人取蚕种的地方“赛林达”(Serinda)，是由Ser加Inda构成的。Ser即“赛里斯”(Seres)，意为“丝国”，即中国；Inda就是印度。Serinda指位于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地区，相当于汉文史料中的“西域”。在当时蚕桑业已经经于阗传到西域，所以这些印度僧人是从于阗或其附近地区把蚕种传到拜占庭去的。
　　这些印度僧人不但给东罗马帝国带来蚕种，还成功地孵化了蚕卵，并传授了植桑养蚕的方法。这样在古老中国起源的丝绸业，从原料生产到纺织成品完整地在东罗马帝国的土地上生根落户下来⑧。地中海地区气候宜于桑树生长，使丝绸业很快在那里发展起来。
　　6世纪时拜占庭与西突厥建立了联系，当时突厥汗国控制着东起辽海，西达里海的辽阔草原地带，掌握了东西之间的丝绸贸易。查士丁尼皇帝曾向来访的突厥人介绍了丝绸的生产过程，使突厥人惊讶不已，他们不明白东罗马人是如何侦知这个秘密的⑨。《北史·西域传》就记载大秦“土宜五谷桑麻，人务蚕田”。
　　大食帝国兴起以后，蚕桑业沿北非一直向西传播，并跨越直布罗陀海峡传入处于大食人控制下的西班牙。1146年斯加里野(今意大利西西里岛)国王，使用俘获的掌握蚕桑技术的拜占庭希腊工匠，在斯加里野开始生产丝绸。后来蚕桑业从斯加里野传到意大利和欧洲其他地方。
　　古代印度很早就知道利用野蚕吐的丝织造衣物，生产一种野蚕丝，称为Kauseya。后来印度又从中国输入蚕桑丝绸。在公元前4世纪的《政事论》中就有一个词cinapatta，意为“中国的成捆的丝”。可见中国丝绸输入印度的时间很早⑩。但印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懂桑蚕技术，唐代新罗僧慧超在印度时看到印度人还不能生产家蚕丝绸。大约此后不久桑蚕业便传入印度，并很快发展起来。至13世纪20年代女真人乌古孙仲端访问中亚时，已经发现印度“丝枲极广”。
　　(二)造纸术的传播
　　造纸术是中国人对世界文明的最了不起的贡献之一。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但并不是世界文明开化最早的国家。很多民族在自己的文明发展过程中独立地发明了文字，其中有些民族使用文字的历史早于中国。在造纸术发明和得到传播之前，世界各文明中心分别发展了适于自己国度的书写载体材料，其中有一些是共同的，例如金石、陶器等，有一些是某一地区文明所独有的。中原人民所独创的有竹简、木简、甲骨、缣帛等；两河流域与尼罗河地区有泥板、皮革和芭芘草芯纸等(11)；古印度有桦树皮(bhurja)、贝叶(patra)等。
　　根据文献记载，中国造纸是东汉和帝元兴元年(105年)，由蔡伦发明的(12)。实际上，造纸术在东汉以前已经存在。1957年在西安灞桥出土了西汉古纸，1974年在甘肃居延也发掘出西汉时代的麻纸，1978年在陕西扶风县太白乡又发现西汉古纸。这些考古发掘中发现西汉时代的纸，证明了蔡伦的发明是有所本的。
　　除了桦树皮、贝叶以外，印度人原先用压得发亮的棉织品、皮革、金属片作书写材料。西汉打通西域之路后，汉纸也逐渐在西域传播开来。7世纪以前，印度人已经用纸，义净曾提到这一点，而且梵文中也出现了几个不同的“纸”字(13)，其中一个叫“舍也”(shaya)，印度学者认为这就是汉文“纸”字的梵文转写。中国南方虽然至少在晋代已经能造纸，但与中国南方毗邻的林邑、交趾(越南)、真腊直至宋、元、明时代尚不会制纸。而东南亚的孛泥、爪哇、满剌加至郑和时代尚不用纸。由此可见中国纸是沿陆路而非海路传到印度去的(14)。至于造纸法何时传入印度目前尚不清楚。但15世纪郑和下西洋时，随行的马欢在榜葛剌(孟加拉)已经看到当地用树皮制成的白纸，光滑细腻，“如鹿皮一般”(15)。
　　一般人均认为造纸术是751年唐朝军队在怛罗斯被大食军队战败后，由被俘的工匠传授到大食的。这种看法至今仍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但这并不意味着西域人在此之前就没有用过汉纸。斯坦因在敦煌发现过被学者们断定为312—313年间的几份写在中国纸上的粟特文书信，给了我们一些新启示。这些文书是在中国经商的九姓贾胡托行旅带回中亚家乡的书信。因某种原因或变故，信未能带到，被滞留在敦煌。可以设想，当时往来东西的商贾中有不少人都顺便带有亲友的书信，而且有许多中国带出去的书信被送到目的地。因此中亚人很早就不但听说过，而且见过用过中国纸。这种质地轻软、价格低廉、易于大量生产的书写材料很早就引起西域人的注意。这应是造纸术西传的历史背景。
　　751年唐将高仙芝在怛罗斯战败后，许多唐朝士兵被俘后被押送往大食。杜环也是一位在怛罗斯之战中被俘的官员，他所写的《经行记》提到他在大食看到有绘画和织络的中国工匠，未提到造纸的事。但根据阿拉伯史料记载，在怛罗斯被俘的中国士兵中有造纸匠，大食人利用汉军工匠在撒马尔罕造纸，他们把造纸法传入中亚，并由此传到大马士革和巴格达。大食帝国地跨欧亚两大陆的辽阔疆土为造纸术迅速地向遥远的西方传播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1109年以前，造纸术从开罗传到斯加里野，再由此进入意大利。此外造纸术还从开罗沿地中海南岸在北非继续向西传播，并越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西班牙。此后，“撒马尔罕纸”这个术语成了西方对汉式绵纸的正式称呼。直至现今，在波斯语中中国式的宣纸还被称为“撒马尔罕纸”。中国造纸术传入后，在地中海东岸、南岸地区，“撒马尔罕”纸与当地传统的芭芘纸、羊皮纸并存了一段时期。以后，芭芘纸逐渐被取代，羊皮纸也一步一步地退出历史舞台。到20世纪初，埃及芭芘纸制造技术已经失传。现在西方市面上可见的芭芘纸是现代学者重新研究以后制造出来的。16世纪时，造纸作坊已经遍布欧洲大陆。
　　书籍是人类科学知识的载体。而纸的发明使书籍有可能走出贵族的居室，进入寻常百姓之中。中国造纸术的广泛传播证明了汉法造纸技术的优越性。有了纸，印刷术的发明才有基础，所以中国造纸术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14世纪以后，欧洲发展的速度大大加快，出现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社会迅速进步，究其原因，接受中国造纸术当是其基本因素之一。
　　(三)西域物种内传
　　(1)外来农作物
　　苜蓿
　　苜蓿是豆科草本植物，是营养价值极高的牲口青饲料。张骞在西域，发现大宛名马的主要饲料是苜蓿，归来后向汉廷报告了此事。这一发现在当时的价值有如今天发现了新型车辆和油料一样，引起震动。良马是强兵的基本条件，所以此后不少汉使西行归国时，都带回苜蓿种子。汉武帝甚至把苜蓿种在自己的离宫别馆旁边，这样苜蓿在中原很快推广开来。唐颜师古在注《汉书》时说：“今北道诸州，旧安定、北地之境往往有苜蓿，皆汉时种也。”
　　苜蓿由于其优良的固氮性状，其培养地力的作用很快被汉地农民发现，成为提高产量的重要倒茬作物，对我国农牧业的增产起了重要的作用。
　　葡萄
　　中国有野葡萄生长，但古代中国人并没有栽培它。葡萄最初是由古代埃及人开始栽培的。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时，看到大宛盛产葡萄酒，富人储藏的葡萄酒有时高达1万石。中国古代酿制的酒度数较低，很容易酸坏，而大宛富人藏酒数十年不坏，使汉使感到很惊奇。在康居也看到许多葡萄，于是归国时把葡萄带回内地，献给汉武帝，武帝下令种于离宫别馆边。
　　我国西北地区与大宛、康居等地相接，风土气候类似，故而很早就开始引种葡萄。《太平御览》卷97引述《后凉录》说，“十六国”时代后凉的吕光征龟兹(今新疆库车)时，发现当地人喜爱葡萄酒，有些富裕人家的储藏量甚至达一千斛。粟特人在传播葡萄种植方面起过很大的作用。唐代康国人大首领康艳典在今罗布泊以南地区建立了一些粟特人的移民点，其中有一个就称为“葡萄城”。
　　张骞最初把葡萄称为“蒲桃”。古代伊朗把葡萄酒称为buda，而希腊人则把葡萄串称为botrvs。张骞在西域所听到的“蒲桃”这个名称，究竟原字是伊朗语，还是随亚历山大东征传到中亚的希腊语，目前尚未有定论。
　　(2)牲畜和青金石
　　马种改良
　　由于所处地域和古代交通条件的限制，中原人自远古以来接触的游牧民主要是蒙古草原的居民。中原军用战马的主要来源是蒙古马。蒙古马是世界著名的古老良种马之一，吃苦耐劳，较易养殖，外观头腹较大、四肢较短、体型矮小。蒙古马虽有许多优点，但长途疾行时耐力不足，短程竞驰时速度不快。
　　张骞出使西域，特别是李广利征大宛后，费尔干那盆地的优良马种开始输入汉地，但优良马种毕竟稀少。以良种西域名马与蒙古土种马杂交可使后代改良性状，所以输入西域马匹是历代统治者极为重视的事，大宛、乌孙的名马因之源源不断地进入我国内地。在吐谷浑的经济中养马业占重要地位，吐谷浑最著名的良种马有两种，分别名“龙种”和“青海骢”。据《北史·吐谷浑传》记载，“龙种”是一种在青海湖内小岛中自由野牧培育成的马。
　　“青海骢”是“波斯草马”的后代。所谓“波斯草马”就是大宛马。吐谷浑通过引进波斯马，培育出适应青海、河西自然条件的新马种“青海骢”。1969年考古学家在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中发现了一件足踏飞燕的铜奔马，被定名为“马踏飞燕”，后来成为中国国际旅游的标志。这件文物不仅是一件罕见的艺术珍品，而且对畜牧学史也有很高的价值。据我国畜牧专家研究，“马踏飞燕”的铜奔马最大特点是它走“对侧步”的步法。我国祁连山南北、青海湖周围的马种不但在体形、外貌、体尺上与这件铜奔马有一致性，而且也善于行“对侧步”。现代研究证明，以外国种马与当地骒马交配所生后代，也常常会走“对侧步”，足见我国河西、青海马行“对侧步”的性状有很强的遗传性，说明这是一个古老马种。
　　一个优良马种的育成需要很长的时间，吐谷浑人必定是在继承前代西北地区人民育马经验的基础上才培育出“青海骢”这个良种马的。铜奔马的发现说明，自汉代以来，我国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就不断地利用本地马与中亚大宛马杂交。汉代铜奔马的生物原型，应当是“青海骢”育成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之一。专家们认为它与我国青海今“浩门马”之间有着血缘关系。我国畜牧专家利用对铜奔马原型的鉴定成果，正在对“浩门马”进行遗传性状筛选，计划培育出新一代“青海骢”(16)。
　　唐太宗贞观二十年，今阿尔泰山脉以北的骨利干献良马100匹，其中10匹深得太宗喜爱，亲自为之起名，号为“十骥”。所以《新唐书·兵志》指出，陇右“既杂胡种，马乃益壮”。唐代壁画、浮雕、石刻、陶俑中出现的体骼健壮、外形优美的名驹良骥，应藉此改良种系(17)。
　　与优良马种一起进入中原的还有北方民族世世代代积累的饲养羊马经验。匈奴左部休屠王之子金日*(左石右单)入居汉地后，执掌马政，以羊马之肥，被一再加封。汉武帝病重时，金日*(左石右单)与重臣霍光一道受命托孤。
　　养驼业
　　骆驼生活在干旱的荒漠地区。据司马迁记载，唐虞时代以前，北方游牧民族饲养的马牛羊甚多，而橐驼，即骆驼则被称为“奇畜”(18)。可见当时尚属一种稀罕的家畜。殷周时代，橐驼已经成为西北周边民族同中原人民交换的主要牲畜之一。据《逸周书》记载，大夏、莎车、匈奴、楼烦、月氏诸国进献的方物中就有橐驼。战国时代骆驼已经在中原与北方草原交界的燕代之地养殖。《战国策·苏秦说楚威王》记载：“燕代橐驼、良马，必实外厩”，描述的就是这种情景。
　　汉初政府采取修养生息政策，中原北部汉民与游牧民杂居地区的畜牧业得到很大发展。随着与匈奴、西域交往的日盛，骆驼成为汉军队、官府的重要驮畜。汉承秦制，在中央设立“太仆”，饲养骆驼为其职掌之一(19)。汉政府还在西北边地设立“边郡六牧师苑令”，景帝时在西北周边建立了36处牧场，饲养马驼(20)。不但西北边地如此，连内地人也越来越熟悉骆驼。《盐铁论》提到“赢、驴、骆驼，衔尾入塞”。艺术造像中的骆驼形象也越来越多。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当时洛阳城内有三个长、高各一丈的铜骆驼。睢阳故城北五六里处的汉太尉桥玄墓前，有两峰石驼。浮雕石驼的形象也多有发现，如东汉时代山东肥城西南孝堂山石室东壁画像第三层的骆驼浮雕、山东西城山浮雕石第十六石上层的双峰驼形象、山东沂州出土，现存东京博物馆中的人骑骆驼形象等。1976年湖南发掘出西汉初期漆器，上有金箔贴花所描画的骆驼形象。
　　在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北魏时代，养驼业得到空前的发展，官府在河西养殖的骆驼为数达近百万峰(21)。骆驼是东西陆路的主要交通工具。北朝时代这样巨大的养驼数量，为隋、唐王朝在西域的活动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唐三彩艺术造型中的骆驼就是养驼业在当时社会经济生活中重要地位的真实写照。
　　驴和羊
　　驴起源于北非，约公元前7500年至公元前5000年，那里的人们已经开始驯养驴。亚洲野驴产于西藏和蒙古等地。约纪元前4千纪，家驴开始在今新疆地区出现。驴具有热带或亚热带动物所共有的特征，不耐寒而耐热，有的竟能数日不采食，饮水量小，抗脱水能力强，适于在干旱炎热的生态条件下劳役，所以成为西域河西地区的主要牲畜。直至春秋时代末期，才有少量驴及其杂种骡进入内地，成为上层人饲养的珍奇异兽。据《吕氏春秋》记载，“赵简子有白骡，极爱之”。直至汉初，陆贾在《新语》中还将驴与“琥珀、珊瑚、翠玉、珠玉”并列为宝，可见其身价不凡。当时社会上层人养驴主要是为了消遣。东汉时代有的士大夫家人“喜驴鸣，常学之以娱乐”；而汉灵帝在宫中“驾四白驴，躬身操辔，驱驰周旋，以为大乐”。
　　汉代打开与西域的交通使驴大量进入内地。祖逖北伐时曾一次获取石勒运粮驴千头以上，可见当时中原已经普遍养驴，后来驴成为我国主要家畜之一(22)。
　　绵羊源于欧亚草原地区的野生盘羊，野山羊原产于西亚和中亚，都是沿着草原丝绸之路传到中国内地的。分布在我国淮海平原的大尾寒羊，则源于地中海东岸地区的脂尾羊(23)。
　　青金石
　　青金石被波斯人称为Lajurd，现代西方人称为Lapis Lazuli，产于阿富汗东北部法扎巴德一带，其主要化学成分为硅酸质、氧化铝、钠等，硬度为5—5.5，以结晶或块状生成于石灰岩中。因颜色青蓝而半透明，色泽美丽，在古代被视为宝石。从公元前3千纪起，青金石就从阿富汗输往伊朗、西亚、埃及和印度。
　　至少在2世纪时青金石就传入中国本土。1969年徐州发现的东汉彭城靖王刘恭墓(117年卒)中出土了一个兽形鎏金铜砚盒，上镶有青金石颗粒，这是中国境内迄今发现的最早的青金石实物。东汉以后，青金石越来越多地传入中国，受到贵族、富家的喜爱，在考古发掘中陆续有所发现。
　　1975年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墓出土了一件镶嵌青金石的金戒指，青金石上刻有驯鹿纹，金托缘石部分做出连珠纹，估计是北齐李希宗妻崔氏之物。1957年西安郊区隋大业四年(608年)李静训墓出土的金项链亦串有两块镶嵌青金石的方形金饰。上述崔氏与李静训墓出土的青金石均为中亚制作，可能是由粟特胡商带入中原的。
　　北朝至隋初，青金石还被研成粉末，用作石窟壁画的颜料。敦煌285窟、新疆克孜尔石窟中的一些壁画上的蓝色矿物颜料，经分析被确认为是青金石粉。
　　唐代，青金石从中国传入了日本。正仓院中仓所藏“绀玉带”所缀方形、半圆形饰板，均为青金石质材。南仓的斑犀细庄如意、北仓的螺钿葵花形镜皆饰有小颗粒青金石(24)。
　　明代青花瓷器大量输往海外诸国以后，中亚和波斯诸地人民把这种蓝白相间的中国瓷碗称为Kasa—i lajurdi，意为“青金石碗”；把青花瓷瓶称为Kuza—i lajurdi，是极为贵重的商品。明代西域入贡的使臣、商贾经常指名要求明朝政府在回赐物品中包括这种“青金石碗”和“青金石瓶”，即青花瓷碗、瓷瓶(25)。
　　(四)说唱文学
　　敦煌石室藏书中与文学有关的很多，最多的是形式与后代弹词类似的说唱集作品。有的用散文体，大概有说无唱；有的用韵文，大概有说有唱。这些说唱体作品的内容多数取材于佛经，也有不少是取材于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敦煌所出的讲唱文学作品，最初被误认为是佛曲(26)，后来因为像《目连变》、《八相变》等变文的名称保存在原卷之中，于是又把这一类作品泛指为“变文”。以后学者根据唐代段安节的《乐府杂录》、《卢氏杂说》以及9世纪上半叶日本僧人圆仁入唐后所作《入唐求法巡礼记》，知道唐代寺院中盛行一种俗讲。巴黎藏伯字3849号卷子纸背有《俗讲仪式》的字样，对俗讲的内容算是比较清楚了。现在可以肯定，“佛曲”的名称是错误的。而所谓“变文”不过是俗讲的话本。
　　“变文”的定义究竟是什么，学术界看法很不一致，很有点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的味道。正如美国学者梅维恒所说：
　　我一接触变文这门学问，便吃惊地发现尽管变文极其重要，但几乎在有关变文的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对于现存变文的数量、变文与敦煌所出的其他文学形式的关系，以及变文本身的意义等等，学者们都大有歧见。(27)
　　变文的“变”字，也不过是“变易”、“改变”的意思，其中并没有深文奥义(28)。所谓“变”就是“改编”，所谓“变文”就是“改编之文”的意思。从某一种体裁的东西改变成另一种体裁，如佛经改变为说唱文，或依史籍记载改变成说唱文，都称为变文。变文的体裁各不相同，有的唱白兼用，有的则类长诗(29)。
　　据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记》记载，9世纪上半叶长安有名的俗讲法师，左街为海彦、体虚、齐高、光影四人，右街为文溆及其他二人。其中文溆尤为著名，为京国第一人。这些人可以称为俗讲大师，他们所讲的话本今俱不传。现存的作品中有作者之名者，只有《频婆娑罗王后宫采女功德意供养塔生天因缘变文》末尾提到作者保宣的名字。此外如巴黎藏伯字2187《破魔变文》、北京藏方子24号《八相变文》，末尾都有一段献词，可以看出即是话本作者的自述。巴黎藏伯字3908号《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伯字2418号《父母恩重讲经文》，也是出于俗讲法师之手。可惜这些人的名字除了保宣以外，都不传了。
　　唐代讲唱变文一类话本并不限于寺院道观，民间也很流行，并为当时人民所喜爱。巴黎藏伯字4524号为《降魔变文》，述舍利佛降六师外道故事中的“劳度叉斗圣”一段，卷子背面有图画，画的就是“劳度叉斗圣”的故事，第一段图画都与变文相应，相当于后世带图本小说。
　　变文以外，与之相应的还有变相，即画。洛阳龙门石刻中有唐武后时所刻《涅槃变》一铺，所知唐代变相以此为最早。因此可以这样说，至迟到7世纪的末期，变文已经流行了。9世纪上半叶有像文溆法师那样名闻京国的俗讲大师，“历事五朝，二十余年，数经流放，声誉未堕”！上自帝王，下至氓庶，无不倾倒，势力和影响之大可以想见。
　　据唐代对于文溆的记载，文溆的俗讲，“释徒敬知真理及文义稍精，亦甚嗤鄙之”。那就是说俗讲太浅了，所以不登大雅之堂，不见赏于文人学士。可是正因为这样“甿庶易诱”，于是“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奉，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成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一种新的文学形式。这对于宋以后的说话人、话本以及民间文学的逐渐形成，是起了一定的先驱作用的。
　　俗讲文学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园地。讲唱的内容有佛经、民间传说，也有历史故事。其敷衍佛经故事，目的当然在于宣传佛教。如《太子成道经》变文1卷和《八相变》，其故事根据《佛本行集经》演绎而成；《降魔变文》和《祗园因由记》，故事出自《贤愚经》卷十《须达起精舍品第四十一》等。但因讲唱形式生动，使人难以忘却。例如讲唱“舍利佛降六师外道”的《降魔变》，“文殊向维摩诘居士问病”的《维摩变》，场面极其热闹而有趣味，宗教的意义几乎全为人情味所掩盖了(30)。
　　(五)边塞诗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诗歌创作昌盛的时代。唐初国力强盛，朝廷用兵四方，中原与边疆的关系空前密切。反映在诗歌创作上，便是歌颂男儿报国情怀、边疆壮丽景色和戍边将士痛苦的“边塞诗”大量涌现。
　　王昌龄在其《从军行》中的“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是历代传唱不息的佳句。岑参在《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描述了唐军在天山以北接受当地部落归降的情景：“胡地苜蓿美，轮台征马肥。大夫讨匈奴，前月西出师。甲兵未得战，降虏来如归。橐驼何连连，穹帐亦累累。阴山烽火灭，剑火羽书稀。”王维在其《送平澹然判官》仅用两句诗：“须令外国使，知饮月氏头”，就反映了唐初强大的国力使周邻诸国畏服的情景。
　　岑参是著名的边塞诗人，他的诗歌《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使呈高开府》，生动地反映了唐朝大将进入西域后的军威盛况：“都护新出师，五月发军装。甲兵二百万，错落黄金光。扬旗指昆仑，伐鼓震蒲昌。太白引官军，天威临大荒。西望云似蛇，戎夷知丧亡。浑驱大宛马，系取楼兰王。”许多文人在诗歌中颂扬了戍边将士报效祖国、视死如归的气魄，成为千古传颂的绝唱。岑参的《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就是其中之一，诗中说：“轮台城头夜吹角，轮台城北旄头落。羽书昨夜过渠黎，单于已在金山西。……四边伐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虏塞兵气连云屯，战场白骨缠草根。剑河风急雪片阔，沙口石冻马蹄脱。……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
　　唐朝辽阔的疆域是建立在千百万士兵的尸骨之上的。战争获胜后领兵的将领受到朝廷的封赏，而为国战死的士兵却不再有人提起。正如常建《塞下曲》的诗句所描述的那样：“明君祠上望龙堆，髑髅皆是长城卒。”许多诗人看到君王好大喜功，热衷于开边，而普通战士背井离乡，承受巨大的牺牲。李白在《关山月》写道：“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戍客望边色，思归多苦颜。”边塞诗人岑参也在他的许多诗歌中描写了这种“征夫愁”，他的《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使呈高开府》曰：“夜静天萧条，鬼哭夹道傍。地上多髑髅，皆是古战场。”《胡笳送颜真卿使赴河陇》写道：“君不闻胡笳声最悲，紫髯绿眼胡人吹。吹之一曲犹未了，愁杀楼兰征戍儿。凉秋八月萧关道，北风吹断天山草。昆仑山南月欲斜，胡人向月吹胡笳。胡笳怨兮将送君，秦山遥望陇山云。边城夜夜多愁梦，向月胡笳谁喜闻。”
　　唐朝频繁的边事活动，使人们有机会看到与中原迥然不同的边疆景色。后人只要颂读李白的《关山月》诗句“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就能领略到西北雄浑美丽的景色。与李白这种写意的风格不同的是岑参，他的《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仿佛把我们带入无边的大漠戈壁之中。王昌龄的《从军行》诗句：“胡瓶落膊紫薄汗，碎叶城西秋月团”，则仿佛把读者带到遥远的碎叶川夜深月圆的秋色中。
　　有时在诗人们即兴用笔描绘的边塞景色中，反映出一种悲凉的气氛。例如岑参的《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使呈高开府》写道：“热海亘铁门，火山赫金方。白草磨天涯，湖沙莽茫茫。……孟夏边候迟，胡国草木长。马疾过飞鸟，天穷超夕阳。……寒驿远如点，边烽互相望。”从军戍边的文人在自己的同事奉调回内地时，最易悲伤。岑参的名篇《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在开头描写了秋天北方早雪的情景，与接着描绘送友人离去的情景互相衬托。诗中说：“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然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许多边塞诗反映了内地与边疆文化交流的盛况。从李颀的《听安万善吹*(左咸右角)篥歌》：“南山截竹为*(左咸右角)篥，此乐本自龟兹出。流传汉地曲转奇，凉州胡人为我吹”，烘托出当时定居中原的九姓胡乐人演艺的场景。岑参的《与独孤渐道别》中有诗句：“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蕃王能汉语。”“花门”指回鹘，“花门将军善胡歌”是说回鹘将领善唱本族民歌；“叶河”指碎叶水，那里的“蕃王”懂得汉语。短短两句诗，通过回鹘将领善唱本族民歌、外番名王能解汉语，反映出唐代汉番文化交流的情景。
　　(六)中原和草原文化的合璧
　　突厥人与隋唐时代活跃于大漠南北的许多铁勒部落都使用突厥语。随着突厥各民族与中原往来的日益密切，突厥诸族受到汉文化强烈的影响。许多汉族词汇进入突厥语，成为突厥—回鹘人日常生活中习用的词汇。德国学者冯·加班在其《古突厥语语法》中，列举了她所收集的古突厥语中的汉语借词，如：bir“笔”、ciq“尺”、xua“花”、la“骡”、long“龙”、mir“蜜”，sangun“将军”、tan—si“天子”、tutuq“都督”等(31)。
　　在上述进入突厥语的汉语词汇中，最引起学者们注意的是官职称号。突厥人世居北荒，自古以来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官名，如最高首领称为qaghan，即可汗，此称号来自北魏王朝的建立者——拓跋人；部族首领称为irkin，音译为“俟斤”，此称号亦来自拓跋人；可汗之弟子称为tegin，音译为“特勤”，在古代汉籍中常误写为“特勒”，此称号*(左口右厌)哒已经使用；大官称为Yapqu，音译为“叶护”，此称号公元前月氏人、乌孙人、匈奴人均已使用；别部领兵者称为shad，音译为“设”或“杀”、“察”等；贵族称为beg，音译为“匐”，这个称号有可能来自古印欧语bege“神”，或来自上古汉语“伯”；统兵者称为buiruq，音译为“梅录”；一部之长称为chur，音译为“啜”；监领之官称为tudun，音译为“吐屯”；勇健者谓isbara，隋唐时代音译为“始波罗”或“沙钵略”；称长者为qari，音译为“哥利”，故有“哥利达官”(32)。
　　在接触汉文化以后，北方民族中又出现一些新的官称。据《新唐书·黠戛斯传》记载，黠戛斯的官职中有都督三员、职使十员，皆为典兵之官；长史十五员、将军无员额限制。这些官职都来自汉语。其中“职使”为古突厥碑文中的chigshi的音译，应当就是刺史，即羁縻州长官。唐代汉族史臣在记录黠戛斯官称时，不作辨析工作，随意选择汉字音译，把本来突厥民族借自汉语的“刺史”译为“职使”。
　　19世纪末，芬兰学者在蒙古北部和叶尼塞河上游地区发现不少唐代遗址的突厥文碑铭，有些分布于黠戛斯部所在地。这些碑文中有不少提到由唐朝传入的称号和官职，除了冯·加班已经提到的以外，尚有chigshi“职使”、changshi“长史”、qunchu“公主”等。这些资料证明文献记载的可靠性。后来“长史”为其他操突厥语的民族接受，使用了好几个世纪，并传播到契丹、蒙古诸民族中去。
　　中原对皇帝的尊称“天子”也通过昭武九姓胡商传到中亚。在粟特文残卷中，学者们发现粟特人把国王称为bagfur，意为“天子”。粟特商人不但与中原有贸易往来，在西域其他地区也进行商业活动。他们把bagfur即“天子”的称号传入与之为邻的操波斯语的民族中。学者们在安息文的卷子中，也检出了这个来自汉语的称号。
　　中原文化对突厥的影响是广泛的。北方游牧民族以畜牧为业，对四季变迁的知识不如农耕民族迫切。他们在接触汉文化以前，制度简古，基本没有纪年的概念。据《周书·突厥传》记载，突厥人“不知年历，唯以草青为记”。汉族传统实行的是六十甲子纪年法，以天干十数与地支十二数配对，六十而周始。随着与中原人民的交往，这种纪年法也传入北荒。大约是因为一年月亮圆缺十二次，有十二个月，易于记忆的原因，突厥人起初只接受了地支十二数，每十二年为一循环。隋开皇四年(584年)，突厥沙钵略可汗遣使致书隋朝廷，其中有“辰年九月十四日……致书大隋皇帝”(33)语。这是史料中首次提及突厥人使用地支十二数纪年。突厥人不断向中原人民学习，《隋书·高祖纪》就记载了隋开皇六年(586年)向突厥赐历之事。
　　突厥人虽然接受了地支纪年法，但他们一开始不习惯用汉族的十二地支术语，而习用既便于记忆，又更为形象的十二生肖纪年法。现存最早的有关突厥人使用十二生肖纪年法的文物是蒙古的翁金碑，其突厥文铭文中说墓主卒于“龙年”，应即壬辰年(692年)。这种纪年法见于多种古突厥文碑文，如《阙特勤碑》、后突厥《毗伽可汗碑》、回鹘《毗伽可汗碑》等。《太平寰宇记》卷199“黠戛斯”条和《新唐书·黠戛斯传》也记载，黠戛斯人“以十二属纪年”，如岁在子则说鼠年，在戌则说狗年，在寅则说虎年。漠北回鹘汗国时代，回鹘人也采用它。后来蒙古人也采用这种纪年法。
　　操突厥语诸民族在与汉族的交往中，发现十二生肖纪年虽然便于记忆，但十二年的循环周期太短，纪年很容易重复，而汉族以天干配地支的纪年法虽然复杂，却六十年周期较长，纪年重复率大大下降，优于十二生肖纪年法。经过长期的观察，他们发现天干地支纪年法实际上是最小公倍数排列法，天干十数与地支十二数的最小公倍数是60，这就是天干地支纪年在60年内不重复的原因。而由于天干十数和地支十二数都是双数，所以如果天干十数减少一半，与地支相配时在60年内也不会重复。这是因为12与5的最小公倍数也是60。他们了解了这个秘密之后，便发现汉族的甲子纪年法并不是那么复杂，于是简化天干十数为五数，分别以五行的名称金、木、水、火、土代表之。学者们在回鹘西迁以后的文献中发现了这种纪年法，如火羊年、土兔年等。这种历法后来被穆斯林史学家称为“突厥历”。
　　(七) 虚幻的黄河源
　　古代中国人一直认为自己居住在世界的中心，因此把自己居住的地方称为“中国”。古代中国帝王把自己的国家称为“天下”，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认为自己的四邻都是些蛮夷。先秦时代中原人活动范围有限，对世界的了解亦很少。但随着佛教的传入，中国文明独步世界的幻觉被打破，中国为世界中央的观念受到了冲击。
　　印度人把人类居住的大地称为赡部州，又作剡浮州、阎浮提州，这些都是Jambudvipa的音译。印度人认为地中央有赡部树(jambu)。随着佛教的传播，印度人的地理知识范围扩大到亚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认为世界(即赡部州)有四个大国，分别为四主所统。这种人文地理观也随佛教的东传进入中国。东晋译经师印度人迦留陀迦(kalodaka，此曰“时水”)译《佛说十二经》谓：“阎浮提州中有四天子。东有晋天子，人民炽盛。南有天竺国天子，土地多名象。西有大秦国天子，土地饶金银璧玉。西北有月支天子，土地多好马。”(34)
　　在接受了佛教的僧人眼中，中国皇帝不再是至高无上的唯一“天子”，与其有同等地位的至少还有三位君主：西有“大秦国天子”、西北有“月支天子”、南有“天竺天子”。中国皇帝只不过是其中统治东方的君主而已。
　　从东晋到唐代，历史过去了约300年，佛教徒观念中统治天下“四主”内容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道宣《释迦方志》认为，赡部州的第一主称象主印度王，第二主称宝主胡王，第四主称人主至那(中国)王。只有第三主改为马主突厥王，所谓“雪山以北，至于北海，地寒宜马，名马主也。其俗凶暴忍煞，毛衣，是突厥国”(35)。
　　印度人把赡部州，也就是人类居住的世界的中心放在雪山—帕米尔高原。他们认为雪山，即帕米尔山结辐射出去的诸山，是今天亚洲大陆诸大河水系的分水岭。他们设想，雪山中有所谓阿耨达池。由此分水岭发源的诸河，成为世界的著名大河。在印度人看来，世界上有四条大河，即恒河，流入东海(今孟加拉湾)；印度河，流入南海(今阿拉伯海)；博叉河(即阿姆河)，流入西海(今里海)(36)；最后一条是徙多河(即锡尔河)，流入北海(今咸海)。
　　在唐代的汉文文献中，有关上述“四大河”的记载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其中特别是有关徙多河的记载。《大唐西域记》在描述上述“四大河”时，不但把各河的流向向东旋了45°，还把徙多河指认为今塔里木河，说它潜流地下出积石山，成为中国之黄河源等。这样就把徙多河与塔里木河，进而与黄河联系了起来，把徙多河与黄河这两条原来毫无干系，流向相差90°，地理位置相距千万里的河流，视为同一条河的上游和下游。《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也重复了《大唐西域记》有关徙多河的记载，说：出波谜罗川(帕米尔)大龙池之水，与徙多河汇合后，“东入盐泽，潜流地下，出积石山，为此国河源也”(37)。
　　玄奘之所以会把徙多河指认为塔里木河，进而认为它是黄河源，这是因为他头脑中有两种不同的世界观：玄奘是中原人，在今河南偃师一带长大，深受黄河起源于昆仑之说的影响，他又是佛教徒，曾赴西天求法，相信印度人导源于阿耨达池的四条大河各奔一海的学说。这是中、印两种不同的大河地理学说互相糅合的结果。唐以后的文献很少有把塔里木河再称为徙多河的。
　　①《史记·大宛传》。
　　②《大正大藏经》卷53，第296页。
　　③鲁科金：《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
　　④《大正大藏经》卷51，第979页。
　　⑤参见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21—1023页。
　　⑥8、9世纪之交的作家泰奥法纳(Theophne de Byzance)说，把蚕种带到拜占庭的是一位波斯僧人。见戈岱司编，耿昇译：《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16页。
　　⑦戈岱司编，耿昇译：《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96—97页。
　　⑧戈岱司编，耿昇译：《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96—97页。
　　⑨同上书，第116页。
　　⑩参见季羡林：《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初步研究》，见《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版。
　　(11)芭芘草又称为“纸草”、“莎草”等。
　　(12)《后汉书·蔡伦传》；《东观汉记·蔡伦传》注。
　　(13)参见季羡林：《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载《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1—39页。
　　(14)参见季羡林：《中国纸和造纸法最初是否由海路传到印度去的》，载《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44—50页。
　　(15)冯承钧校注：《瀛涯胜览》，商务印书馆，第61页。
　　(16)参见周伟洲：《吐谷浑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9—110页。
　　(17)参见张仲葛：《畜牧史话》，载张仲葛、朱先煌主编《中国畜牧史料集》，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6—30页。
　　(18)《史记·匈奴传》。
　　(19)《汉书·百官公卿表》。
　　(20)《汉书·景帝纪》
　　(21)《魏书·食货志》。
　　(22)参见杨再：《中国养驴史话》，载《豫西农专科研汇刊》1983年总2期；并载张仲葛、朱先煌主编：《中国畜牧史料集》，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23—125页。
　　(23)单乃铨：《寒羊来源初探》，载张仲葛、朱先煌主编：《中国畜牧史料集》，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60—167页
　　(24)苏哲：《青金石与古代东西文化交流》，《人民日报》海外版，1993年9月30日，摘自《中国文物报》总第344期。
　　(25)本田实信：《〈回回馆译语〉に就いて》(《论〈回回馆译语〉》)，载《北海道大学文学部纪要》第11期，1963年，第149—157页，来文1、13、17、26
　　(26)例如罗振玉在《敦煌零拾》中所著录的几篇就是这样标题的。
　　(27)梅维恒：《我与敦煌变文研究》，见《文史知识》1988年第8期，敦煌学专号。
　　(28)周绍良：《谈唐代民间文学——读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中〈变文〉节后》，见《新建设》1963年第1期。
　　(29)同上。
　　(30)向达：《〈敦煌变文集〉引言》，《敦煌变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31)参见薛宗正：《突厥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19页。
　　(32)韩儒林：《突厥官号考释》，收于《韩儒林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第503—524页。
　　(33)《隋书·突厥传》。
　　(34)参见《大正新修大藏经》卷4，No.195，第147页。关于此问题，参阅伯希和《四天子说》，冯永钧汉译本，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3编，第83—103页。
　　(35)《释迦方志》，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1—12页。
　　(36)阿姆河今流入咸海，但在历史上曾多次流入里海。
　　(37)《慈恩寺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17—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