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草原丝路上的古文字
　　宋辽金元时期，源于北方的契丹族、女真族和蒙古族先后入主中原，使这一时期成为我国历史上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新时代。操蒙古语的民族使用蒙古文，部分契丹人使用契丹文；操突厥语诸民族依所住地域和宗教信仰的不同，分别使用畏兀儿文、叙利亚字突厥文和察合台文；信奉伊斯兰教的操波斯语民族则使用回回文(波斯文)。
　　(1)蒙古文
　　蒙古族在元代创制了自己的文字——蒙古文。蒙、元时期先后行用过两种蒙古文字：畏兀儿字蒙古文和八思巴字蒙古文。
　　畏兀儿字蒙古文创制于成吉思汗时期。蒙古原无文字，成吉思汗灭乃蛮时，俘获在乃蛮部任职的畏兀儿人塔塔统阿，知文字之重要。遂命塔塔统阿依照畏兀儿文字母拼写蒙古语，自左向右竖写，并教授蒙古弟子，是为畏兀儿字蒙古文。现存最早的文献为前苏联列宁格勒所存1225年移相哥刻石(或称成吉思汗石，文字五行)。元世祖忽必烈命八思巴制作蒙古新字(八思巴字蒙古文)后，畏兀儿字蒙古文不再作为官方文字，但仍在民间流行。以后迭经改革，沿用至今。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封授吐蕃萨迦喇嘛八思巴为国师，命他制作蒙古新字。至元六年(1269年)颁行，次年又改称蒙古国书。有元一代，八思巴字蒙古文始终作为官方文字行用，元亡后，北元还用以铸造官印，后渐废弃。这种八思巴字由藏文字母改制而成，方体，自上而下直写，自右向左行，八思巴蒙古字共有字母40多个。采用汉字方体字形拼写蒙古语，以一个方体字拼写一个音缀，致使语词割裂，不易识读。
　　至元六年颁行蒙古新字时，曾明确规定用以“译写一切文字”。故八思巴字除用以拼写蒙古语以外，也拼写汉语，字母基本通用，但有些字母拼写蒙古语和汉语时所代表的音值不同。忽必烈企图以一种通用字母拼写蒙、汉、藏等各民族语言的努力，实际上是中国文字史上一次空前的创造性的尝试，也是制作汉语拼音字的第一次尝试。
　　迁入西北地区的蒙古人为数虽然很少，但他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着自己的文化。直至15世纪，察合台的后裔们仍使用畏兀儿字蒙古文。元末察合台汗国和钦察汗国的蒙古人还使用八思巴字银牌。
　　(2)契丹文
　　契丹人是操一种古代蒙古语方言的民族。契丹字分为大小两种。辽太祖时突吕不和鲁不古依照汉文，增减汉字笔划创制契丹大字。契丹小字为迭剌所造，脱胎于大字，他学习回鹘文的拼音法，以少量符号表达契丹语。随耶律大石迁居中亚的契丹人虽然不多，但仍然顽强地保存自己的文化。西辽朝廷内使用契丹文，新疆伊犁发现有契丹文铜印，印文为契丹篆字，印背四周亦有契丹字，通高3.9厘米①，这是西辽官府行用契丹文的证据。直至西辽末年，不但西辽贵族仍然使用契丹文，甚至有些汉人官员也会契丹文。耶律楚材至西域后，遇到一位原受封为西辽郡王的汉人李世昌，向他学“辽字”，即契丹文。耶律楚材自称“期岁颇习”。辽朝寺公大师“贤而能文”，长于诗歌，时称可与苏、黄并驱争先。曾以契丹文写成的《醉义歌》，为其绝唱。辽代曾译为汉语，但久已亡佚。耶律楚材学成后，在西域找到这篇《醉义歌》，把它重新译成汉文②。毫无疑问，西辽只限于上层使用契丹文，除了契丹文以外，契丹皇族还延请回鹘人教授畏兀儿文，所以辽亡后契丹人很快被当地操突厥语的民族同化。西辽通行的契丹字究竟是大字还是小字尚不清楚。
　　(3)畏兀儿文
　　蒙古时代西域操突厥语诸民族并无统一的文字。这个时代中亚主要通行三种突厥文字：畏兀儿文、叙利亚字突厥文和察合台文。
　　畏兀儿文是畏兀儿人和哈迷立人使用的文字。其使用时代自8世纪至18世纪，这种文字在元代又称为“北庭书”或“回回字”，我国学术界通称为“古回鹘文”。这种文字是唐代由居于碎叶川突骑施人在粟特文化的影响下，采用源于阿拉美字母的粟特字母为拼写本族语言而创造的。在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和我国新疆出土的钱币中有一种“突骑施钱”，其形状为汉地钱式样，外圆内有孔，但小于汉地钱，钱面铭文为粟特字母拼写的突厥语。回鹘自漠北西迁以后，这种以粟特字母拼写的突厥文在国中广为流传，回鹘人成为使用这种文字的主要民族，所以通常被学者们称为回鹘文。
　　宋辽金时代，畏兀儿文的使用范围以畏兀儿五城为中心，其西北越按台山传入乃蛮部。蒙古兴起后，畏兀儿文广为流行，使用范围飞速扩大。蒙古国时期，朝廷文书汉文和“回回字”并用，但必以“回回字”为验。掌握“回回字”的是朝廷大必阇赤克烈人镇海。镇海曾在金山以北之地建立称海城。会使用这种文字的人可轻易获得一官半职或做通事，作威作福，所以燕京有很多人学畏兀儿文。随着蒙古征服，随军西行的畏兀儿必阇赤们把畏兀儿文带到西亚和钦察草原。而亦都护家族的东迁使畏兀儿文的行用范围扩大到河西。元亡以后，控制中亚的东察合台汗国和帖木儿帝国统治集团继续使用畏兀儿文。有明一代，直至清前期，畏兀儿文始终是明清王朝与今新疆各地方政权、今境外迄至中亚阿富汗西部地区统治者书信往来的主要文字之一。直至乾隆年平定准噶尔部以后，畏兀儿文才最终退出历史舞台，清政府中的高昌馆才撤销。
　　据陶宗仪《书史会要》记载，畏兀儿文有20余个字母，除重名外只有15个音，因此产生代用的字母。像所有的阿拉美字母变体一样，畏兀儿文的每一个字母都有单写、起首、字中和字尾等几种不同的形式，有元音5个，半元音2个。
　　畏兀儿文明对我国北方民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西辽皇室也延请畏兀儿学者为师。入元后，蒙古皇室继续请畏兀儿学者为诸皇子师。还有许多畏兀儿知识分子在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伊利汗国和后来的帖木儿帝国境内的西北宗王的斡耳朵内担任必阇赤。畏兀儿文对我国北方民族有巨大影响，成吉思汗时代畏兀儿人塔塔统阿利用畏兀儿字母创制了蒙古文。明末满族人又利用蒙古字母创制了满文。畏兀儿文的基本字母和拼写规则至今还在蒙古文和满文中使用。
　　(4)叙利亚字突厥文
　　辽金时代，我国西北一些信奉聂思脱里派基督教的操突厥语民族，使用聂思脱里教会内部所通行的叙利亚字母来拼写的突厥语。这种文字被学者们称为叙利亚字突厥文。其集中使用地区，是碎叶川西辽故都虎思斡耳朵附近、阿力麻里地区以及汪古部驻地，使用下限大约至14世纪末。到目前为止，这种文字的原名是什么尚不清楚。目前所发现的文献，主要是墓志铭文，集中发现于虎思斡耳朵一带。元代入汉地为宦的汪古人曾将这种文字带到内地，在泉州也有发现。
　　(5)察合台文
　　蒙元时代突厥语是当时西北地区最为流行的语言。在11世纪哈剌汗王朝，操突厥语的文人习惯于以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写作，但其作品中不可避免地带有大量的突厥语词汇，以波斯、阿拉伯字母拼写突厥语词汇的风气逐渐形成。13世纪的花剌子模突厥语文学作品和13、14世纪波斯历史文献中也出现大量以波斯字母拼写的突厥语—蒙古语词汇。这种趋势在15世纪逐渐发展为以波斯文字母拼写突厥语本身，这样就产生了“察合台文”。由于受伊斯兰文化影响，察合台文中混有大量原文照录的波斯文、阿拉伯文词汇。其语言基础是突厥语中的中亚方言。蒙古时代中期，特别是都哇汗以后，察合台的名字成了察合台汗国、特别是西域操突厥语游牧民族的代称。在现代突厥诸语言中，维吾尔语和乌兹别克语与它的关系最为密切。这种文字虽然被称为“察合台文”，但蒙、元时代并未流行开来。它的广为流传是在帖木儿汗国时代，后来不但取代了畏兀儿文和叙利亚字突厥文，成为中亚操突厥语东部方言的唯一书面语，而且取代了波斯文和阿拉伯文，成为中亚东部和我国西北地区操突厥语各民族的共同书面语。
　　(6)回回字
　　一般来说“回回文”指波斯文，但有例外。《黑鞑事略》提到：“鞑人本无字，然今之所用者有三种：行于鞑人本国者，则只用小木，长三、四寸，刻之四角……行于回回者，则用回回字，镇海主之。回回字只有二十一个字母，其余只就偏旁上凑成。行于汉人、契丹、女真诸亡国者，只用汉字，移剌楚材主之。”又云：在汉文文书的年月之前，镇海常“亲写回回字，云付予某人。此盖专防楚材。故必以回回字为验。无此则不成文书”③。这种镇海所主持的“回回字”只有21个字母，应当是畏兀儿文。
　　波斯文在元代又称为“普速蛮字”，是蒙、元时代与汉文、蒙古文并行的主要官方文字之一。蒙、元时代的回回文主要流行于葱岭以西信奉伊斯兰教的绿洲农耕地区、费尔干那地区、阿姆河以南之地和伊利汗国辖区。元政府在各级机构中均设有专门翻译回回文字的官员。回回会计文字被称为亦思替非文字，在官办学校中教习。
　　(二)史学
　　(1)《元朝秘史》
　　蒙古建国后，迅速地进入文明时代。随着蒙古文的创制，记载成吉思汗及其家族事迹的史书《脱卜赤颜》(Tobchiyan，即《国史》)在13世纪时出现。除了《脱卜赤颜》以外，元朝史臣还为历代皇帝修有《实录》。
　　《脱卜赤颜》与《实录》都是藏之内廷的秘不示人的皇家秘籍。元朝文人虞集在奉旨“采辑本朝典故，仿唐、宋《会要》，修《经世大典》”时，曾因“累朝故事有未备者”，要求参阅翰林国史院修“祖宗《实录》”时“百司所具”事迹。翰林国史院的官员向朝廷报告，认为按规定《实录》“不得传于外，则事迹不当示人”。虞集又要求参照国书《脱卜赤颜》，增修元太祖成吉思汗以来的事迹。掌管此事的“塔失海牙”回答：“《脱卜赤颜》非可令外人传者。”虞集是汉人，被视为外人，既不能看《实录》，也不能参阅《脱卜赤颜》，只得作罢。
　　《脱卜赤颜》以蒙古文写成。《元史·察罕传》记载，察罕把《贞观政要》译成了蒙古文，元仁宗十分高兴，命令他把《脱卜赤颜》译成汉语，名曰《圣武开天记》。汉人不许参阅《脱卜赤颜》，但察罕却可以。从虞集因增修成吉思汗以来事迹需查核《脱卜赤颜》，和察罕翻译的《脱卜赤颜》定名为《圣武开天记》看，《脱卜赤颜》记载的是当年成吉思汗建国和对外征服之事。
　　元文宗时原先妥懽帖睦尔已经被立为太子，但文宗有意立其子阿剌忒纳答剌为太子。据妥懽帖睦尔的乳母说，元明宗在位时，曾认为妥懽帖睦尔非其亲子，把他黜之江南。于是文宗命令阿邻帖木儿、忽都鲁笃弥实“书其事于《脱卜赤颜》”，又命虞集制定诏书，“播告中外”。可见《脱卜赤颜》像《实录》一样，历代均有增修。
　　1368年元朝灭亡后，《脱卜赤颜》也落到明朝政府手里。明政府组织编修《元史》时，因为《脱卜赤颜》以蒙古文写成，无法参照，所以没有使用。明翰林院把《脱卜赤颜》作为教习蒙古语、训练译字生和通事的教材。为了便于颂读蒙古文，练习蒙古语语音，把它逐字逐句地用汉字转写出来。同时为了理解原文，在每个蒙古语词汇旁注上汉义，还把全文划分为282节，每节后写上汉文节译。其标题为《元朝秘史》，其汉字音译的蒙古语为“忙豁仑·纽察·脱卜察安”(Mongqol-un Nihuca Tobchiyan)，意为《蒙古秘史》。明人把《元朝秘史》分为12卷刊印出来，并把它分15卷抄入《永乐大典》。
　　中统三年(1262年)，忽必烈命汉人王鹗编史。王鹗所编之书可能就是保留至今的《圣武亲征录》，后来元人编修《元太祖实录》时曾参照过《圣武亲征录》，《元史·太祖纪》所依据的主要资料就是《元太祖实录》。元政府还把蒙古历史的资料送到各宗藩。13—14世纪之交，伊利汗国编写的《史集》中有《成吉思汗纪》，与《圣武亲征录》、《元史·太祖纪》有很大的一致性。由此可知元朝抄送各藩国的蒙古历史资料可能出自《圣武亲征录》。《圣武亲征录》的内容与《元朝秘史》有同有异。此外元人曾依据《元朝秘史》第1—68节的内容编写了《十祖世系》。
　　落在明人手里的《脱卜赤颜》蒙古文原文后来亡佚了。蒙古皇室北撤时，把《脱卜赤颜》也带到漠北，明代鞑靼文人曾经传抄过它，但今天已经看不到《脱卜赤颜》蒙古文的传抄本了。1926年蒙古经籍馆馆长札木扬从喀尔喀车臣汗部三贝子旗的一位永谢布台吉家中发现一部题为《黄金史》的史籍，是17—18世纪蒙古史学家罗藏丹津所著。学者们发现《脱卜赤颜》的内容被大量地移入《黄金史》，其中包括《元朝秘史》第1—38节、40—176节、208—254节、256—266节和268节，约占《元朝秘史》2/3的内容。但史文有相当多的修改和讹抄，而且个别节移录不全。这就是今天所能看到的《脱卜赤颜》的蒙古文原文。
　　从《元朝秘史》和其他史料中可以看出，当时草原上许多游牧部落都有着自己的历史传说。因为成吉思汗完成了统一大业，所以只有成吉思汗所出氏族的历史被较为完整地记录下来。《元朝秘史》不但记载了成吉思汗的先祖谱系和成吉思汗的事迹，还是现存蒙元时代唯一的长篇作品，是古代蒙古社会的百科全书，从中可以看到古代蒙古社会的发展情况。
　　今天留下来的《元朝秘史》汉字音写本的音写规则和用字规范都十分严密，同时旁译中有一系列标示语法形式的特定词，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元朝秘史》很早就流传到国外，俄国人鲍迪乃1866年就已经在圣彼得堡出版了《元朝秘史》总译的俄译本，1907年日本人那珂通世出版了《元朝秘史》的日文全译本。此后德译本、法译本、土耳其语译本、新蒙古文译本、汉译本等陆续出版。在当代世界的主要国家里，都有研究《元朝秘史》的学者。研究《元朝秘史》的学问被称为“秘史学”。
　　(2)察合台汗国汉人的史学著作
　　察合台建藩西域之初，仍保持蒙古旧俗，对过往的旧事只凭心记口传。当时为蒙古掠入西域为奴的汉人知识分子中，有人笔录了自己所历所闻的史实。《史集》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察合台的大臣中有一名叫忽速黑(Qushuq)那颜的扎剌亦儿老人，是最了解往事的人。有一次，察合台向他询问成吉思汗的历史和成吉思汗征服了哪些国家。他觉得没有把握，回去问自己的仆从，要他们各人尽其所知提供往事的细节。忽速黑有一名牧奴，是契丹人，曾在察合台的一名契丹医生那里当仆人。这位医生死后，他成了忽速黑那颜的牧奴。他在屋外听到忽速黑那颜的话后，将仆人们提供的细节一件一件地核实辨误，最后大家都同意了他的说法。忽速黑感到很吃惊。于是他把这个契丹人找去，了解他如何能把往事记忆得如此清楚。这个契丹人拿出了一本他逐日记事、装订而成的书。忽速黑带他去见察合台。察合台了解这一情况后大为惊讶。于是这个契丹人从忽速黑那颜的牧奴变成了察合台的随从，并受到重用，受赐梵名为“伐者罗”(vazir)，意“金刚杵”④。由此可知，在察合台时已有中原文人为之书写历史了。可惜这一类史书没有流传下来。
　　(3)西域回回人史学
　　扎马剌·哈儿昔(Jamal Qarshi)的《素剌赫字典补篇》(Mulhaqat al-Surah)是流传至今的写于元代察合台汗国境内的史籍。扎马剌·哈儿昔于1230年左右生于阿力麻里，他自幼在哈剌鲁斡扎儿家族的宫中受教育，因此称为“哈儿昔”，在突厥语中意为“宫中人”。其一生大部分时间在可失哈儿度过，在那里一直生活到14世纪初，他是13—14世纪察合台汗国历史的目击者。其书记载了察合台和海都家族的情况、中亚回回名臣如麻速忽等人的事迹，并描述了中亚各地城镇的种种人物，如阿力麻里哈剌鲁人首领斡扎儿家族的历史等。它是研究察合台汗国历史的最重要的史料之一。此书有阿拉伯文抄本传世。
　　(4)畏兀儿史学
　　元代西域畏兀儿人有自己的史学。畏兀儿人对自己民族统治家族的起源，漠北回鹘汗国的衰亡，和回鹘人从漠北迁到高昌的历史有口碑传说。13世纪波斯史家志费尼详细地记录了他从畏兀儿人那里听到的这个传说：
　　畏兀儿人在原居地在斡儿寒、薛灵哥和秃忽剌河畔，当地有两棵圣树，两树间隆起土丘，丘内有圣天所生五子，其中五弟为卜古的斤，被推举为可汗。即位后东征西讨，与蒙古、吉里吉思、西夏、中国内地、碎叶川诸地的敌人作战。他们原先信奉萨满，教士称为“甘”。其后在中国内地来的僧人的宣传下改信了佛教。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他们举族迁往别十八里，在那里定居下来⑤。
　　这则故事亦见于虞集的《高昌王世勋之碑》。碑中说：畏吾而(即畏兀儿)之地有和林山，两条大河源于此山，曰秃忽剌河和薛灵哥河。两河之间有圣树，树枝上长瘤，生出五子，幼子名卜古可汗。其后代玉伦的斤与唐人作战。和林后有福山，是回鹘的守护山，被唐人设计焚毁，国遂衰落，被迫迁至交州。
　　这两则相同的传说无疑源自一个共同的畏兀儿文文本。《高昌王世勋之碑》的畏兀儿文部分应当抄自这个祖本，可惜今已不存。此外波斯史家拉施都丁《史集》中的《乌古思可汗传》与回鹘文《乌古思可汗的传说》也极为相似，这表明了他们之间的密切关系。元代还有一些汉文畏兀儿人家传资料隐隐约约地记载了回鹘汗国时代，药罗葛氏、阿跌氏、和仆固氏之间汗位更迭的历史。
　　以上面汉文和波斯文有关畏兀儿早期历史的记载，对比历史事实来看，畏兀儿人对于自己祖先的历史只有一个大致模糊的印象和轮廓，没有准确性可言，时间概念也不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畏兀儿人竟然忘记了自己的祖先因被黠戛斯人打败，才被迫退出蒙古高原的历史。这说明元以前畏兀儿人的史学尚处于幼稚阶段。
　　元代畏兀儿的史学有了明显进步。目前存在最长的畏兀儿文史学作品是《高昌王世勋之碑》的畏兀儿文碑文残片，现存甘肃省武威市博物馆内。残碑高1.82米，厚0．47米，宽1.73米。畏兀儿文碑文现存部分以61首头韵诗组成，其撰写人名Kiki qorsa ichqu。
　　(三)饮食风俗
　　元代蒙古皇室“奄有四海”，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得到很大发展，各地的“珍味奇品咸萃于内府”。元代忽思慧所著宫廷食谱《饮膳正要》中既有中原汉地的传统食品，也有来自天南海北的他族饭菜，其中许多来自西域。来自西域或草原地区的饭食中常常是加羊肉和其他配菜做成。例如书中提到一种被称为“搠罗脱因”的“畏兀儿茶饭”，其做法为将白面揉和，按成铜钱的样子，再以羊肉、羊舌、山药、蘑菇、胡萝卜、糟姜等佐料，“用好酽肉汤同下炒，葱、醋调和”。这相当于一种酸葱面片炒羊肉片。
　　有一种回回饭名字叫“秃秃麻食”，意为“手撇面”。据元代高丽编写的汉语教科书《朴事通》描述其做法“如水滑面：和圆小弹，剂冷水浸手掌，按作小薄饼儿，下锅蒸熟，以盘盛。用酥油炒片羊肉，加盐，炒至焦，以酸甜汤拌和，滋味所得。别研蒜泥调酪，任便加减。使竹签食之”。这是一种糖醋羊肉片炒蒸面饼。
　　还有“柳蒸羊”，其制法为“于地上作炉三尺深，周围以火烧令通赤，用铁芭盛羊，上用柳子盖覆土封，以熟为度”。这种作法虽说是蒸，但却不置水，实际上相当于今天的烘全羊。
　　汤的种类也很多。例如有一种汤叫“马思答吉汤”，具有“补益温中顺气”的功效。有两种作法，其一为：用斩开的羊腿，加上草果、大料、捣碎去皮的“回回豆子”⑥，一起熬煮后，滤去豆子，再加粳米、“马思答吉”⑦、盐、大麦熬成汤。另一种作法为：用斩开的羊腿、草果、淘净煮熟的大麦熬煮后，滤去大麦，加盐而成。
　　另一种被称为“西天茶饭”的“八儿不汤”，具有“补中下气宽胃膈”的作用。其制法为：用斩开的羊腿、草果、捣碎去皮的“回回豆子”、萝卜一起熬成汤后，滤净，再把羊肉、萝卜切成小块，与“咱夫阑”⑧、姜黄、胡椒、哈昔泥⑨、芫荽，拌上醋，配“香粳米干饭”而食。
　　“沙乞某儿汤”的做法是：用斩开的羊腿肉，加草果、回回豆子、沙乞某儿(即大头菜)，一起熬煮。还有一种“颇儿必汤”，用羊辟膝骨30—40个，洗净后加水熬汤，熬至汤只剩1/4时，澄滤净，去油去滓，凝固而成。实际上相当于羊骨汤冻。
　　传到中原的还有来自西夏的“河西米汤粥”，具有“补中益气”之效，其做法为：用斩开的羊腿熬成汤，滤净，放入淘净的河西米、细“乞马米”、葱、盐同熬成粥。还有“河西肺”，是用羊肺、韭菜汁、面粉(打糊)、酥油、胡椒、生姜汁，用盐调和，煮熟浇汁而食。属于西夏食品的还有“河西饮食”等。
　　元代宫廷肉食中有许多保持北方民族所特有的名称，如“塔剌不花”(即土拨鼠)、“也可失剌浑”(大金头鹅)、“出鲁哥浑”(小金头鹅)、“速儿乞剌”(不能鸣鹅)、“阿剌浑”(花鹅)、“阿八儿忽鱼”⑩、“乞里麻鱼”等。
　　饮料中也有许多新品种。有一种饮料称“阿剌吉酒”。阿剌吉是阿拉伯语ararki的音译，“味甘辣，大热，有大毒，主消冷、坚积、去寒气”。“用好酒蒸熬，取露成阿剌吉”，即指蒸馏法制成的酒。中国制酒起源虽早，但因不知蒸馏法，酒精含量无法提高，所以元以前中国的酒基本是低度酒。“阿剌吉”的制法传入后，使中国制酒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草原游牧民族也接受了蒸馏法，把发酵的奶酒经过蒸馏而得到无色透明的浓度较高的酒。至今蒙古语中还把烈性酒称为“阿剌吉”。中国传统上以米、粟、黍等粮食作物酿酒。西域的葡萄酒虽然很早就为中国人所知，但一直是一种外来饮品，这种局面在元代开始改变。华北今山西的太原、平阳也开始出产葡萄酒。不过元代质量最好的葡萄酒是产自土鲁番的，华北、吐蕃等地所出的都不及此。
　　还有一种名贵的饮料叫“舍儿别”，这是阿拉伯语sharbat的音译，指传统的阿拉伯果汁饮品。“舍儿别”的种类很多，其区别主要在于所用的水果原料，制法大同小异：把水果加水、糖(或蜜)煮透，滤去渣滓，冷却，便得到色泽美丽、酸甜适口的“舍儿别”。这种饮料今天仍称为sharbat，流行于中亚、西亚。
　　镇江的马薛里吉思以制水果浸汁“舍里八”闻名。“舍里八”在《续通考》卷28中又称为“砂哩别”，据《至顺镇江志》记载，其制法为：“煎诸香果，泉调蜜和而成”，“……葡萄、木瓜、香橙等物煎造”。即把水果和水煮烂，加蜜调成。
　　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编：《新疆历史文物》，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43页，图42。
　　②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8，谢方点校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71页。
　　③王国维：《黑鞑事略笺证》，《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第39册，第8页。
　　④《史集》汉译本，第2卷，第185页。
　　⑤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传》，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2—67页。
　　⑥按忽思慧的说明，“回回豆子味甘无毒，主消渴。勿与盐煮食之。出在回回地面。苗似豆，今田野中处处有之”。见《饮膳正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10页。回回豆即豌豆。
　　⑦按忽思慧的说明：“马思答吉味甘苦，芳香无毒，祛邪恶气，温中利膈，顺气止痛，生津解渴，令人口香。生回回地面云，是极香种类”。见《饮膳正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20页。
　　⑧按，即藏红花。据忽思慧的介绍，“咱夫阑味甘平无毒，主心忧郁积，气闷不散，食令人心喜。即是回回地面红花。未详是否”。见《饮膳正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20页。
　　⑨据忽思慧的介绍，“哈昔泥味辛温，无毒，主杀诸虫，祛臭气，破症瘕，下恶除邪，解虫毒。即阿魏”。见《饮膳正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20页。
　　⑩据忽思慧介绍，这种鱼“大者有一、二丈长，一名鲟鱼”，“生辽阳东北海洋中”。见《饮膳正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65页。“阿八儿忽鱼”可能就是大马哈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