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世纪中叶以后，蒙元帝国分崩瓦解。在蒙古四大汗国中，中亚的蒙古王朝察合台汗国分裂为二，东察合台汗国在明代先后被称为“别失八里国”和“亦力把里国”，其西部则为帖木儿帝国所取代。
　　(一)帖木儿和他的帝国
　　帖木儿出自巴鲁剌思蒙古部落。巴鲁剌思蒙古是成吉思汗家族的近亲。在成吉思汗时代建立蒙古国、大封功臣时，帖木儿的五世祖哈剌察儿成为千户，后来封给其次子察合台，巴鲁剌思蒙古人就这样来到中亚定居下来。帖木儿的祖先是察合台汗国内的世臣世仆，得到渴石①作为采邑。在14世纪50—60年代东察合台汗国秃忽鲁·帖木儿汗父子二代企图统一察合台汗国的战争中，巴鲁剌思部起先投靠东察合台汗国，保存了实力，继而发展自己的势力。
　　14世纪70年代，帖木儿打败了自己的竞争对手，成为西察合台汗国的主宰。他对周围地区大举征服。在北方，他先征服了花剌子模，使自己的领土与钦察汗国相接。1390年他出兵进攻钦察汗国，大获全胜。1394年，再次进攻钦察汗国，攻入顿河流域、克里米亚半岛，并攻陷钦察汗国都城撒莱。在西方，他从1380年起经过多年战争征服了波斯和兴都库山以南之地，后来又征服高加索以南地区和两河流域，威胁到在波斯蒙古伊利汗国的废墟之中兴起的奥斯曼帝国。1399年，他入侵奥斯曼帝国。3年后，在安卡拉附近的大会战中，他一举击败奥斯曼的军队，擒获奥斯曼皇帝巴也只惕。在南方，帖木儿于1398年进攻印度，一度占领苏丹国的首都德里。在东方，帖木儿曾一再向东察合台汗国进攻，一度攻至吐鲁番地区。
　　因为帖木儿曾娶成吉思汗家族的公主为妻，自称驸马，所以明朝一直把他称为帖木儿驸马。从洪武二十年(1387年)起，帖木儿开始与明朝建立正式联系。这年四月帖木儿派一名叫作满剌哈菲思的回回人为使臣来到明朝②。明太祖“诏厚赐之”。洪武二十五年，帖木儿的使臣又来到南京，带来的贡品有织绒、红绿毛纺织品、镔铁刀剑甲胄等。另外还有一些来自帖木儿统治区内的回回人到凉州贩马，明太祖命他们到内地互市，并要在甘肃留居的1200余名回回人返回撒马尔罕。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帖木儿派出回回人迭力必失③向明朝贡马200匹。帖木儿的贡表辞语极为恭谦，表示他听说大明皇帝统一四海，他虽然僻在万里之外，也闻及明太祖的伟大。他对明朝送去的国书和赐品很满意。
　　帖木儿在晚年时，境土已经十分广大，但他还梦想征服明朝。他曾出动大军屯驻在锡尔河流域，准备东进。1405年明朝得到情报，称帖木儿准备通过东察合台汗国境东侵明朝。明政府立即指示甘肃驻军戒备。当时正值明成祖在位初年，明朝处于鼎盛期。如果这两大强国发生冲突，帖木儿并无必胜的把握，明朝出于除灭故元王朝余孽的打算，也可能发动西征之役，双方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可就在这一年，帖木儿病逝于讹打剌城，东征之役遂罢，一场战祸得以避免。这对中原和西域人民来说都是幸事。
　　(二)西班牙使臣克拉维约
　　14世纪50年代伊利汗国瓦解后，在西亚出现了奥斯曼帝国，很快与欧洲基督教势力发生冲突。1396年，奥斯曼皇帝巴也只惕(Bayazit)大败法国与匈牙利的联军。不久奥斯曼的军队包围了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使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的残余势力面临灭亡的境地。法国派出舰队驶入达达尼亚海峡，击败奥斯曼的舰队，法国军队在小亚半岛登陆，方解君士坦丁之围。但事隔一年，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卷土重来，打败法国军队。法国军队在撤退时，把东罗马的皇帝曼努埃尔(Manuel)也带到欧洲。曼努埃尔在欧洲各国呼吁援助，但无人响应。恰在此时，帖木儿的军队攻入奥斯曼帝国。在安卡拉附近的大会战中，双方出动近百万大军，奥斯曼帝国的军队战败，巴也只惕皇帝本人也被帖木儿俘获，被置于铁笼中押往东方。这才解了君士坦丁堡之围，使东罗马帝国又苟延残喘地存在了半个世纪。
　　帖木儿的兴起使欧洲基督教王公大为震惊。西班牙国王于1402年派出使团到近东考察。使团一行乘船经地中海驶入爱琴海，在小亚半岛登陆。使臣们在安卡拉谒见帖木儿后归国。后来西班牙国王再次派出以克拉维约(Klaviyo)为首的一支使团出使东方。帖木儿在击败奥斯曼军队后，返回东方。克拉维约一行经君士坦丁堡、特拉比松(Trabzon)抵桃里寺(Tabriz)。途中遇到埃及使团，遂结伴一同东行。历孙丹尼牙(Sultaniye)、马什哈德(Mashhad)、巴里黑(Balkh)、渴石(Kesh)等地，抵达撒马尔罕城。
　　据克拉维约叙述，帖木儿在接见他时，内臣把他引到御座旁右方的一个座位上。这个位子先前是中国使臣的专座。中国使臣到撒马尔罕来是向帖木儿催取贡赋。帖木儿在接见克拉维约之前，曾经考虑过西班牙与中国使臣的座次问题。内臣原先把西班牙使臣排列在中国使臣之下，但帖木儿不愿意，把克拉维约的座次移向前，超过中国使臣。克拉维约落座后，一位王公走到中国使臣之前，传达帖木儿的旨意说：帖木儿现在与西班牙的国王相友善，视之如己子；而中国使臣是帖木儿的敌人。把西班牙使臣置于中国使臣之前，是表示帖木儿对中国的不满。与中国之间的问题不日将解决，中国今后无需再派使臣前来催缴贡赋，帖木儿已经把对中国使臣的恩宠转赐予西班牙使臣。克拉维约还说，过去帖木儿对中国纳贡，后来停止了。
　　这位克拉维约在帖木儿宫廷遇到的中国使臣，应当就是明太祖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派往帖木儿帝国的使臣傅安。据《明史·西域传》“撒马尔罕”条和“哈烈”条记载，傅安在出使之前官至“给事中”，他的使团中有副使郭骥，从行士卒1500余人。傅安一行到达撒马尔罕后，被帖木儿拘留，在那里留居许多年。洪武三十年(1397年)，明朝再次派出北平按察使陈德文出使撒马尔罕，亦被留在那里。明成祖即位后，又一次派出使臣携带玺书和丝绸、礼品前往其地，仍被扣留。直至帖木儿死后，才由其继位人哈里于永乐五年(1407年)送回。据傅安归来后说，帖木儿拘留他之后，停止对明廷的朝贡，还派人带他遍游其国内各地，以显示其境土之广大。陈德文也遍历诸国，动员西域各地酋长来明入贡，大约是帖木儿阻挠的缘故，各国都推说道远不来。
　　克拉维约在帖木儿的宫廷听说了许多关于中国的消息。他听说中国皇帝名“九邑斯汗”(Cayis Han)，其意为“统有九邦之大帝”。而鞑靼人则称中国为Tanguz，意为“嗜食豕肉之人”。克拉维约所听说的中国皇帝的称号“九邑斯汗”有可能是汉语“九州之主”的翻译。他所听说的鞑靼人对中国的称呼Tanguz应当就是操突厥语民族对中原人的称呼Tauqach的变异，元代音译为“桃花石”，指汉人。这个名称起源于突厥人对北魏王朝的建立者拓跋人的称呼。至于所谓“嗜食豕肉”，显然是因为明皇室之“朱”与“猪”谐音的缘故。
　　克拉维约还亲见帖木儿与中国使臣的对话。中国使臣说帖木儿已经7年不曾纳贡，特来责问。帖木儿回答道，中国皇帝要求他纳贡是理所当然的，但7年的贡赋一次补交数额很大，有困难，待筹措齐之后再派人到中国去。中国使臣对此回答很不满意，说这7年期间中国之所以没有追索贡赋是因为中国发生了变故。与帖木儿对话的这位使臣应当就是明成祖即位后派往撒马尔罕的使臣。
　　在帖木儿的军队远征小亚半岛时，曾带回一名德国人约翰·西特贝格(Johanan Schitbargar)，他在帖木儿的军队中服役多年，在中亚生活了多年，至1427年才返回德国。他在游记中也提到了中国与帖木儿的往来。他说，中国皇帝派使臣带400匹马到帖木儿处索取贡赋，因为帖木儿不纳贡已经有5年。帖木儿让使臣到撒马尔罕，告诉使臣说，他今后不再纳贡。不久他将亲征中国，要使中国皇帝向他纳贡④。
　　帖木儿虽然与中国距离遥远，但他却十分关心中国的消息。克拉维约在帖木儿宫廷听中国使臣介绍中国的形势时说，中国皇帝死时，遗命太子三人分领全国，但大太子欲独占全国，侵夺两位兄弟的土地，造成兄弟兵戎相见。最后大太子兵败，举火自焚而亡，殉亡者甚多。这位明朝使臣所介绍的，就是永乐帝取代建文帝的“靖康之乱”。所谓大太子，即皇太孙建文帝。建文帝为巩固帝位，计划削除藩王的兵权，引起镇守北边的燕王起兵造反，最后夺得政权。
　　克拉维约还打听了前往中国的路程，他说中国的都城名“汗八里”⑤，从撒马尔罕前往其地有6个月的路程。据他说，他们到达撒马尔罕之前数月，有一支拥有800峰骆驼的中国大商队来到。帖木儿把这支商队全部扣留，不放一人回去。帖木儿注意收集中国的风土、人情、地理、形势、人口、财富等情报，还派人到中国首都，在那里停留了半年，专事调查。调查者归来说，中国都城距海不远，其面积比波斯的大城桃里寺(Tabriz)大20倍。还说中国兵员众多，皇帝御驾亲征时，光留守后方的士兵便有40万之众。
　　在另一次宴饮时，作陪的有新到的各国使臣。其中有的来自临近中国的地区，这些地区过去曾经在中国的统治之下。克拉维约这次所遇到的使臣很可能来自东察合台汗国。
　　后来帖木儿病重，克拉维约取道不花剌、马鲁归国。他返回西班牙后，撰写游记，名《帖木儿时代从卡提斯至撒马尔罕游记》。不久，该书广为流传。西班牙马德里博物馆收藏了一部抄本，1582年首次刊行。抗日战争中，我国学者杨兆钧据土耳其文译本译为汉文，题为《克拉维约东使记》。克拉维约死于1412年，他对东方的访问比马可·波罗晚了近一个世纪，虽然没有到达中国，但从他的记述中，我们仍然可以感到明代中国在西域的巨大影响。
　　(三)陈诚西使
　　明太祖、明成祖曾经派出过许多使臣出使西域，其中最著名的是陈诚。陈诚是江西吉水人，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生。年轻时曾应试中举。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春他奉命赴河西招抚撒里畏兀儿诸部。同年又赴安南谈判领土纠纷。建文三年(1401年)赴蒙古出使。这几次出使使他积累了与周邻民族交往的经验。成祖即位后有志于“通四夷”，在官吏中挑选通晓边情的人才，陈诚在太祖时代的出使经历使他成为合适的人选。
　　帖木儿死后，帝国陷于混乱。1408—1409年(永乐六年至七年)，帖木儿第四子沙哈鲁(Shah Rukh)⑥平定内乱，成为国君。沙哈鲁放弃帖木儿征服明朝的打算，采取与中国友好的政策。永乐十一年(1413年)秋七月，他从哈烈城(Herat，今阿富汗西部赫拉特城)派出的使团到达北京。明朝从朱元璋时代起不断遣使帖木儿帝国，希望建立两大强国之间的正常关系的打算终于有了结果。成祖为之振奋，派出中官李达等人组成出使西域的使团，护送沙哈鲁的使团归回，并回访其国。陈诚在使团中充任书记。陈诚动身前，友人胡广在送行时曾劝他在域外“考其山川、著其风俗、察其好尚、详其居处、观其服食”，出使归来后可查证旧史记传，纠正谬误，使之成为将来国家修纂国史时可以利用的资料。后来陈诚在出使中果然详记经历，归国后按胡广的意见撰写了《西域番国志》和《西域行程纪》。
　　次年正月使团从酒泉出发，历玉门、敦煌、哈密、鲁陈(今吐鲁番柳城)、火州、吐鲁番等地，在以上各地或停三五日，或稍留一日，于三月初五到达崖儿城(今吐鲁番交河故城)。使团计划取道东察合台汗国，所以在崖儿城停留17日，打听道路。此时东察合台汗国马哈麻汗因迫于瓦剌压力，刚在不久前率部众西迁伊犁河。使团一行只打探到马哈麻迁至“山南”某处，离开崖儿城后遂分为两个分团，一队向北，循别十八里方向而行，由李达率领；一路西行，陈诚与李暹均在此分团中。北行的分团经别十八里、仰吉八里等处一路北行。西行分团经托逊，跨越博脱山，在阿达打班翻越天山，到达孔葛思河(今伊犁河上游支流巩乃斯河)⑦。再西行便遇到马哈麻王派来迎接的使臣。使团在其地停留了13天，于五月初继续西行，渡伊犁河而南。此时北路使团已至河北岸，陈诚等派出一名担任百户的回回人哈三携带使团沿途所得善马回北京。
　　北路使团仍沿伊犁河北岸而行，而陈诚等沿过阿力马力山口，沿伊犁河南岸支流察林(Чарын)河而上，南行经今哈萨克斯坦的克根(Кеген)市之南的爽塔石(Шан-Тас)，陈诚记载此处“路北边有一石大堆，若矮山”⑧。再向西越天山支脉，从今哈萨克斯坦境进入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到达亦息渴儿⑨西端，沿湖北岸一路西行，至湖西岸，复向北穿越天山豁口，进入碎叶川平原，再西行复进入今哈萨克斯坦境，至塔剌思河畔之养夷城(Yengi Baliq)⑩。复西行至塞蓝(Sairan)(11)。李达的分团已经先期到达此地，两个分团合而为一。由此向西南，进入今乌兹别克斯坦境。经达失干(12)，继续南行至沙鹿黑叶(13)，明使团派人向沙鹿黑叶城首领也的哥儿哈班送去明政府的赐品。由此西南行，至帖木儿的诞生地渴石。
　　由渴石南行不远便是粟特故地的南界拜孙套山脉，山中的铁门关自古以来是粟特与大夏的自然分界。明朝使团一路西南行，越铁门关，继续西南行抵阿姆河边的迭里迷(Termez) (14)。渡河后进入呼罗珊地区，经八剌黑(Balkh)(15)，沿阿姆河谷地而下，经安都淮(Andkhuy)(16)后南行，历买母纳(17)、丫里马力(18)、海翣儿(19)、车扯秃(20)，由此转向西至马剌绰(21)，复向东南，再一路向南行7日，至沙哈鲁驻地哈烈城(22)。
　　这次出使明朝使团途经16个国家，受到西域各民族人民的欢迎，产生了很大影响。使团归国时，哈烈、失剌思(23)、俺都淮、撒马尔罕和今新疆的火州、吐鲁番等地的首领都遣使随团同行，向明朝入贡。
　　永乐十三年(1415年)明使团与随行的西域各国使者到达北京。陈诚受到明成祖的封赏。次年秋，上述西域各国使团离开北京归国，明成祖命鲁安和陈诚与之同行，再次出使西域。此次出使距上次出使归来不过8个月。明政府命使团携带礼品赐给驻守撒马尔罕的沙哈鲁之长子兀鲁伯(24)、安都淮的首领赛赤答阿哈麻答罕、哈烈的沙哈鲁和失剌思的首领亦不剌金。此行所取路线与上次出使不同，沿天山南路西行，从新疆喀什附近进入费尔干纳盆地，并拟赴波斯的亦思弗罕(25)，所以使团还携带了赐给费尔干纳盆地的俺的干(26)和亦思弗罕城首领的礼品。此次出使历时两年，陈诚等于永乐十六年(1418年)四月回到北京。
　　与陈诚一起到达北京的有帖木儿帝国的使臣阿儿都沙。同年九月，阿儿都沙启程归国，成祖又命李达与陈诚同行出使西域，这次使团还携带了赐给使团所经地哈密王免力·帖木儿(Melk Temur)和亦力把里王歪思(Uais)的礼品。陈诚等完成出使之后，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十一月回北京。明朝的这次出使在帖木儿帝国的史料中亦有记载。
　　次年春，明政府又计划派陈诚出使西域，但因为这年四月初八发生明皇宫突然失火的事件，明政府下令“大赦天下，停止四夷差使”，这次出使未能成行。永乐二十二年(1424)，明政府恢复与四夷交往，于四月间派陈诚出使西域。陈诚五月从北京出发，历数月抵甘肃，正准备出嘉峪关时传来明成祖去世的消息，停止向四夷遣使，于是陈诚被召回北京。
　　陈诚在十年间，三度出使西域诸国，为明朝与帖木儿帝国之间的和平交往贡献了力量，是一位值得纪念的人物。他归国后撰写的《西域行程记》记载了从我国河西前往今阿富汗西部地区的详细里程。他的另一部著作《西域番国志》记载了哈烈、撒马尔罕、俺都淮、八剌黑、迭里迷、沙鹿海牙、塞蓝、渴石、达失干、卜花儿(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养夷、别失八里、于阗、崖儿城、盐泽(今吐鲁番艾丁湖)、鲁陈、哈密等17处地方的见闻，是有关15世纪初叶西域人文、历史的重要文献，受到各国学者的重视。
　　(四)明成祖的国书
　　洪武年间，帖木儿一直忙于对外用兵，因此对明朝卑辞请和。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帖木儿向明朝贡马，并上书称赞明太祖的伟大，说明太祖的福气超越万古，自古帝王未服之地，明太祖皆征服之。商贾来华都亲见中国都邑城池富丽雄伟。帖木儿“国中部落”听说明太祖遣送敕书，“恩抚劳问”，都“欢舞感戴”。
　　帖木儿来书中所提到的明太祖敕书原文今已不存。这封帖木儿答书的波斯文原文也已亡佚，保留至今的只是《明史·西域传·撒马儿罕》条中的汉文译文。上述《明史·西域传·哈烈》也提到了一次沙哈鲁时代与明成祖之间的书信往来。《明史》记载说，帖木儿死后，其孙哈里占据撒马尔罕，而其子沙哈鲁占据哈烈，互相不和，曾数度交兵。明成祖派都指挥白阿儿忻台携敕书出使沙哈鲁。敕书说：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各遂其生。我统御天下，一视同仁，不分亲疏。我曾遣使对你(按：沙哈鲁)能“虔修职贡，抚辑人民，安于西徼”十分满意。过去曾听说你与侄哈里骨肉相残，我很不以为然。宗亲相和，就能抵御外侮。如果连宗亲之间都不和，又怎能与疏者共处？从今以后，应当休兵息民，共享太平。
　　帖木儿汗国史书《两福星与两海洋之聚会》(27)收录了一则明朝皇帝致沙哈鲁国王的国书，其汉译曰：
　　大明皇帝诏谕撒马尔罕国沙哈鲁把都儿，皇天生万物，使凡在天之下，地之上，莫不熙然宁处。朕以皇天之灵，为天下万物主，寅遵天命，临御宇内黎庶，无有遐迩，一视同仁，期咸能安居乐业。前闻尔仁智过人，能遵天命，关怀民瘼，慎治甲兵，恩辑其属，朕甚嘉之。故遣使锡尔织金文绮、红绫、诸服，以表朕意。使至尔处，受命甚恭谨，遵事朕躬。大小人民，莫不欢跃，即遣使来朝，贡马匹方物，以明尔之忠诚，嘉锡殊宠，尔实应得无愧。前者元社既屋，尔之先人帖木儿驸马(Timur Fuma)能识天命，归藩太祖高皇帝，贡献不绝，以故朝廷加恩于尔遐僻之国，使得艾宁无事，人民亦皆安谧。朕闻尔能继先人遗志，恪守旧章。今遣都指挥(Dujihui)白阿儿忻台(Bai al-Hintai)，千户某，百户某，及随从若干人，赉敕赐尔织金文绮、红绫、诸服及他色物件，示朕眷遇之意，期此后信使往来，朝聘不绝，商旅安然互市，各遂其欲。尔从子哈里锁鲁檀，实尔懿亲，当务敦睦，宜信朕言，恪遵所命勿替。钦此。
　　把上述《明史》中所载明成祖的国书与波斯史书所记明朝皇帝的敕文相比较，立刻可以发现，两者源于同一祖本。《明史》所记较略，当是明成祖国书的节录，在波斯史书中记载较详，当是明成祖国书原文的波斯文本。波斯文中原本有一个与汉文“驸马”相当的词：“古列干”(gurgan)，源于突厥语。而上述敕书的波斯文译文中，却不用这个词，把“帖木儿驸马”音译为Timur Fuma。波斯文译本遵从汉文敕书格式，凡遇到“大明”(Daiming)、“皇天”(Khudawand)、“太祖高皇帝”(Taizui PadshahA’li)等词时，均另起行顶格书写，足见是直接译自汉文敕书。
　　《明史》提到，沙哈鲁接到白阿儿忻台带去的敕书之后，遣使入明上表朝贡，所进贡品有狮子、西马、文豹等，但明代汉籍失载沙哈鲁的表文。值得庆幸的是，上述波斯史籍收录了沙哈鲁致明成祖国书的波斯文原文。表文起首句为：“沙哈鲁锁鲁檀致书大明皇帝陛下，敬问圣安”。然后谈到伊斯兰教的信仰问题，说过去天降大智全能的阿丹(亚当)，其子孙中亦不剌金(28)、木萨(29)、达伍德(30)、穆罕默德都是别谙八儿(31)。他们传达的圣言，为各民族所遵守。成吉思汗后裔居于钦察、波斯的两支都信奉了伊斯兰教，希望明朝也皈依伊斯兰教。
　　后来明成祖又遣李达出使波斯，沙哈鲁派出使臣白不花随李达回访明朝，向明成祖进献狮子和西马。明成祖于是派出李达、陈诚出使西域，又一次向帖木儿帝国朝廷递交了明朝的国书。这件国书的汉文原本今已无存，但其波斯文译本在帖木儿汗国史书《两福星与两海洋之聚会》中保留了下来。在国书中，明成祖没有正面答复沙哈鲁提出的希望明成祖皈依伊斯兰教的要求，但称赞沙哈鲁是皇天派来统治回回之地的君主。信文在提及沙哈鲁国王时，与出现“大明”、“皇天”这些字眼一样另起行顶格书写，并以沙哈鲁的王号“锁鲁檀”称呼之(32)。由此可以看出，明政府通过与西域的交往，了解到沙哈鲁统治地域的广大，承认他是一方的君主。
　　(五)沙哈鲁的使团
　　在明代访问过中国的波斯使臣的报告中，最著名的是盖耶速丁·纳合昔(Ghiyath al-Din Naqqash)的《出使中国记》。据他记载，1419年，帖木儿王朝派出一支使团访问明朝，使团中不仅有沙哈鲁国王的使臣，还有驻守撒马尔罕的沙哈鲁长子兀鲁伯、驻守亦思弗罕的沙哈鲁次子亦不剌金等人的使臣。盖耶速丁是沙哈鲁之第三子拜升豁儿的使臣。他的名字的第二部分纳合昔(Naqqash)在波斯语中意为画匠，因此又被称为画师盖耶速丁。他在出使过程中从离开哈烈第一天起就逐日记笔记，记录他在旅行途中的所见所闻。归国后依照笔记写出出使经过。
　　盖耶速丁所在的使团于1419年离开哈烈，恰在陈诚第三次出使西域之后。使团经巴剌黑抵达撒马尔罕。据他记载，2个月前撒马尔罕的统治者兀鲁伯派出使臣随同到那里访问的一支明朝使团去中国。盖耶速丁等其他各位王子的使臣，与另一些明朝使臣一起启程前往中国。他们一行经过达失干、赛蓝后，进入亦力把力(东察合台汗国)境，当时其国内正发生内乱，歪思汗夺得政权。迎接他们的是朵豁剌惕部异密。为躲避瓦剌人，他们沿陈诚出使路线逆行，经伊犁河上源支流孔葛思河(今巩乃斯河)和裕勒都思，翻越天山后西行，经吐鲁番、火州、哈密、嘉峪关、肃州、甘州和河北真定，于1420年12月14日到达北京。整个旅途花费1年零20天。使团在北京停留5个多月后启程归国。经山西平阳、甘州、肃州、嘉峪关。在归程中，使团没有取道亦力把力，而是沿天山南路到达于阗，再西行经喀什噶尔、俺的干，由此转向南经吉萨尔(Qisar)、撒德曼(Shuman)(33)、苏尔汗河流域、迭里迷、巴剌黑等地，于1422年8月29日返回哈烈城向沙哈鲁国王复命。其往返共计2年零10个月。
　　盖耶速丁的《出使中国记》与其他旅行记有很大的不同。多数旅行记是旅行者返回后根据回忆写成的，但盖耶速丁的游记则是根据他的日记整理出来的。这使他的《出使中国记》的可信性很高。盖耶速丁以一个外国人的眼光看待明朝的政治、军事、制度、民情，一切对他都十分新鲜。他提到了中国边防的烽火报警制度：在明朝的边境上筑有许多烟墩(烽火台)，互相之间的距离在视距之内。每座烟墩驻有10名士兵，一旦有敌情，立即燃烟。这样1日之内可将3月程之外的敌情传报北京。
　　他还记录了明朝接待外国来使的制度：使团到达边境后，边境官员把使团人数一一登记下来，使团所携带的行李也一一登记。入境后使团进京除了贡品外，只允许携带必不可少的行李，其余行李均封存在边境，待使臣归国时领取。在明朝境内，使团的饮食、驼畜均由明各级地方机构负责。
　　这支波斯使团在经过河北真定时参观了当地的大佛寺，盖耶速丁说寺中有一尊鎏金大铜佛，佛有许多双手，每只手的掌心有一只眼，被称为千手佛，全国闻名。这个大佛寺原名龙兴寺，始见于隋开皇六年。寺中的大铜佛像是宋乾德年铸造的，高73尺，有42只手臂。元大德五年曾经重修过。波斯使团所见的就是元代重修过的寺院。
　　波斯使团在北京期间，明皇宫因雷击而起火，夜间火光冲天，全城都可看见。盖耶速丁说明成祖极为恐惧，到寺庙中告天罪已。这次大火就是《明实录》所记永乐十九年四月的皇宫火灾，把新建的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付之一炬。
　　据盖耶速丁记载，1421年3月间，明成祖出猎。在明成祖离京期间，他的一位皇子从一个名叫Tamnai的地方来京主持政务。查《明实录》，在京主持政务的是皇太子朱高炽(后来的仁宗)，他进京之前在南京。这个Tamnai是波斯文Namtai之讹。Namtai，即南台，在明四夷馆所编《回回馆杂字》中，与地名“南京”相应的回回字(波斯文)正是Namtai。南台即元代之御史南台，其驻地在南京。从元代起回回人就把南京称为“南台”，这个称呼一直遗留到明代。
　　(六)赛义德·阿里·阿克巴尔和他的《中国纪行》
　　回历922年(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奥斯曼帝国都城伊斯坦布尔有一位名叫赛义德·阿里·阿克巴尔·契丹(Sa’id Ali Akbar Khatai)的回回人写了一部题为《中国纪行》(Khatai Nama)的书。这位作者未见著录于其他任何史籍。操波斯语居民常常在自己的名称之后附以表示自己籍贯的地名，从这位回回人名称的最后一部分契丹(Khatai)看，他本人或其父亲应出生于中国。作者在这部《中国纪行》的波斯文原文中使用了许多东部突厥语所专用的词汇，表明他的母语可能是我国新疆或与其比邻地区的某种突厥语方言。
　　《中国纪行》记述了当时从中亚前往中国的三条路线，即克什米尔之路、和阗之路和蒙古之路。前两条路线是传统上经新疆南部通往西域的道路，而所谓蒙古之路又称为“察合台之路”，即通东察合台汗国控制下的新疆北部到甘肃地区的商路。
　　《中国纪行》举出了两位中国皇帝的名字“景泰”(Kin Tai)和“成化”(Cin Khwar)，说他们是父子。其实成化帝是景泰帝之侄。书中记述了“土木之变”的经过，说瓦剌的也先太师率领6万士兵进攻中国，中国的成化皇帝出兵迎敌时被擒。瓦剌人把成化皇帝劫往哈剌和林，把女儿嫁给他。而中国人又立一皇帝。后来瓦剌人把成化皇帝送回中国复辟。阿克巴尔这里叙事有误，其实瓦剌人俘虏的是成化皇帝之父明英宗。作者还说中国宫廷中常有周边四夷的使臣，他们分别来自回回、吐蕃、鞑靼、畏兀儿、女真等。《中国纪行》还说中国人称伊斯兰为“清真”(Kinke Zin)。
　　作者介绍说中国的百人长称为百户(Baikhu)、千人长称为千户(Sankhu)、万人长称为万户(Gukhu)、两万人之长称为营参将(Yan Samzan)、三万人之长称为参将(Samzan)、四万人之长称为营总兵(Yan Zunbun)、五万人之长称为总兵(Zunbun)。作者说中国的大臣出门乘轿，其随从前呼后拥。阿克巴尔描述了中国的12个省，其中有陕西(Shaansi)省，它拥有京兆府(Kinjanfu)、甘州(Kanju)、肃州(Sukchu)等著名城市；蛮子斯坦(Manziastan)省，其著名城市为南台(Namtai)，即元代回回人对南御史台驻地南京的称呼；汗八里省，这是畏兀儿语或鞑靼语的名称，中国人称为“大都”；京师省，即今之浙江；高丽省和盛产玉石的和阗省等。
　　作者特别提到了龙兴(Lamsin)省的瓷器制造业。龙兴为南昌之古名，而出产瓷器的地方应当就是景德镇。他描述了瓷器的生产过程：把一种石头磨碎后加水搅拌成浆，先引入第一个池中沉淀，再把初步沉淀过的浆水依次引入第二池和第三池中沉淀。第一池沉淀的瓷土最粗糙，只适于制粗瓷器；第三池沉淀的瓷土最细腻，可制成细瓷器。官窑瓷器的底部都有印章，不许出口，如黄金一样贵重(34)。
　　①今乌兹别克斯坦南部沙赫里·沙勃兹(Shahr-iSabz，在波斯—突厥语中意为“绿色之城”)市。
　　②“满剌”今译作毛拉，是中亚对伊斯兰教教士的称呼，“哈菲思”(Hafiz)是回回人对记性特别好、能背诵《古兰经》的人的尊称。
　　③Darvish，指伊斯兰教苏菲派教士。
　　④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2卷，第140页。
　　⑤Khan-baliq，突厥语，意为“王城”。
　　⑥这个名字在波斯语中意为“国王之精神”。
　　⑦王继光：《陈诚及其〈西域行程纪〉与〈西域番国志〉研究》，刊于《中亚学刊》第3辑，1990年。
　　⑧1991年笔者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草原丝绸之路”考察时曾经过这里，此大石堆至今尚存。
　　⑨Isik Kul，即古之热海，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之伊塞克湖。
　　⑩今哈萨克斯坦之江布尔(Джамбул)。
　　(11)今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Чимкент)城。
　　(12)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1991年我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草原丝绸之路”考察时，曾沿反方向走过此道。
　　(13)Shahrukh Qaya，意为沙哈鲁峭崖。位于今塔什干市以南，班那喀特故城。遗址临锡尔河而建，高据于锡尔河左岸。因为河岸为泥质，经数百年河流冲刷，遗址的相当一部分已经塌入河中。1991年我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草原丝绸之路”考察时，曾亲至此地。
　　(14)今乌兹别克斯坦通往阿富汗的渡口捷尔梅兹。
　　(15)今阿富汗北部边境马扎里·沙里夫(Mazar-I Sharif)之西的巴尔赫。
　　(16)今阿富汗北部边境临近土库曼斯坦之安德胡伊(Andkhvoy)。
　　(17)今阿富汗北部边境临近土库曼斯坦之买马纳(Meymaneh)。
　　(18)今阿富汗北部边境临近土库曼斯坦之阿勒玛尔(Almar)。
　　(19)今阿富汗北部边境临近土库曼斯坦之盖萨尔(Qeysar)。
　　(20)今阿富汗北部边境临近土库曼斯坦之切察克图(Chechaktu)。
　　(21)今阿富汗北部边境临近土库曼斯坦之马里·察克(Mari Chaq)。
　　(22)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第一集据明抄本影印《西域行程纪》。
　　(23)今伊朗设拉子(Shiraz)。
　　(24)Ulugh Beg,此名为突厥语，意为“大官人”。
　　(25)今伊朗的伊斯法罕(Isfahan)。
　　(26)即今乌兹别克斯坦之安集延(Andijan)。
　　(27)Matla’al-Sa’dain we Majma’al-Bahrain.
　　(28)Ibrahim，今译为伊卜拉欣，即犹太教、基督教中的亚伯拉罕(Abraham)。
　　(29)Musa，即犹太教、基督教中的摩西(Moses)。
　　(30)Dawu’t，即犹太教、基督教中的大卫(David)。
　　(31)Peighambar，意为“先知”、“预言家”。
　　(32)参见邵循正：《有明初叶与帖木儿帝国之关系》，重刊于《邵循正历史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33)均在今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附近。
　　(34)阿里·阿克巴尔著，张至善译：《中国纪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