蚕桑丝绸业是古代中国独有的产业部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美丽的丝绸是受到世界人民喜爱的中国产品。1991年我在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草原丝绸之路”考察时，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院士、考古学家阿斯卡洛夫一再宣布，他们在乌兹别克发现了公元前16世纪的丝织品。他认为丝绸起源于中亚。阿斯卡洛夫没有出示他所说的丝织物样品，也没有说明他断代的论据。他的这一论点与文献记载及我国的考古发掘成果相矛盾。我国唐代的地理著作《大唐西域记》明确提到，西域的蚕桑业是从中原内地传入的。
　　蚕是在中国驯化的。据民间传说，黄帝的元妃西陵氏女嫘祖始教民育蚕治丝，以供衣服。人类在未能科学地认识自己的历史以前，往往把一些伟大的创造发明归功于某位圣人，实际上丝桑业不可能是哪一个人发明的，它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在千百年的生产劳动实践中，总结世世代代积累的经验而创造出来的。不过这个传说表明中国的蚕桑业在远古时代已经产生。
　　本世纪以来我国考古学取得的成绩使我们对蚕桑业的起源有了新的认识。1926年考古工作者在山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发现了半个用刀切割过的蚕茧，茧长15.2毫米，宽7.1毫米①。这表明在5000多年前，中华民族的祖先已经开始驯养桑蚕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西阴村出土的这个蚕茧被认为是中国桑蚕业起源的最早的物证。
　　1958年，在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浙江吴兴县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了一批4700年前的丝织物②。经过科学鉴定，证明这批丝织物所用的原料为家蚕丝，织造技术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
　　这些考古发现使我们认识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大地上南北各地的原始居民已经建立了蚕桑业，用从蚕茧中抽出的丝织作。
　　有关养蚕最早的文字记载要算《夏小正》中的三月“妾子始蚕”，“执养宫事”。“宫事”据南北朝时候的皇侃解释即指蚕室。把养蚕业列为要政之一，可见当时桑蚕业已经有相当的规模。养蚕需桑，《夏小正》中的“摄桑、委扬”以及《诗经·七月》中的“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猗彼女桑”，都讲的是桑树整枝的事。
　　商代甲骨文中有原始织机的象形字，这是一种原始的“踞织机”。这种织机至今还在我国某些边远地区使用着。海南岛的黎族苗族自治州的黎族妇女，就是使用这种古老的织机织造黎锦，她们织造时上身和两腿呈90度角的姿势席地而坐，双脚直登机前横木，经面绷排于横木与腰带之间，用挑花刀按脑中预想的纹样在经面上编花，织入不同的色线纹纬。工具虽然简单，却可以织出美丽动人的彩锦。
　　1950年考古工作者在安阳殷墟出土的铜器上，发现了粘附其上受铜锈渗透而保存下来的丝绸残片。经过科学分析发现，其中有的是采用水平很高的纺织技术织成的菱形花纹的暗花绸，即“文绮”③。这说明织造这种织物的织机已经有了很大进步，而且有了提花装置。
　　大约从商周时代开始，政府中已经设有管理织造的官员。据《周礼》记载，周代有“典丝”之职。丝绸的品种已经大为增加，见于文献记载的有缯、帛、素、练、纨、缟、纱、绢、绮、罗、锦等。既有生织、熟织，也有素织、色织，而且有多彩织物“锦”。河北藁城台西村商墓出土的一批铜器中，有一件铜觚上残留一些丝织物的痕迹，能辨认的有五个类别，即纨、绡、纱、罗、绉。丝织品的织法也日益繁复精致，除平纹以外，还出现了斜纹，变化斜纹、重经和重纬组织及提花技术。瑞典远东博物馆收藏有一件中国商代青铜钺，上面粘附着平纹底上加织菱形花纹的提花丝织物的痕迹。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商代铜器和玉器上，也粘附有丝织物，其中一件为平纹底上织斜纹花、回纹图案，每个回纹由25根经线、28根纬线组成。回纹的外围线条较粗，自然地成为一组几何纹骨架，图案对称、协调，层次分明，做工精巧。该实物再一次说明当时已经具有多综片的提花机，能够织出较为复杂华美的提花织物。提花技术是中国古代在世界纺织技术发展史上的一大贡献。
　　周代丝织品已经染色。据春秋末年齐国人的著作《考工记》记载，染色前先须练丝，即进行丝料预处理。其过程是这样，先把丝浸于楝木灰和蜃灰④汁中，利用其中的碱性清除污垢和胶质，然后清洗脱水。白日置于阳光下曝晒漂白，晚间浸于井水之中用水溶解丝胶，如此反复多次。这道工序对于提高染色质量至关重要。染色采取多次浸染的套色法，即把丝料分次浸入溶有某种或多种不同颜色的染料容器内，从而得到某一颜色的不同深度的近似色，或其他各种新的颜色，即所谓“三入为纁，五入为緅，七入为缁”。纁为深红色，由三次浸入红色染料而成；如再浸于黑色染料两次，则得到緅，即带红光的浅黑色；再在黑色染料中浸两次，则得到“缁”，即深黑色。1974年长沙发现的战国丝织物“暗花对龙凤纹绵”说明，当时为了使图案清晰、防止颜料渗化，可能已经使用了有粘性的增稠剂⑤。
　　丝织品因其轻薄精美，很快为中国周边民族所知，并且越传越远。成为异国他乡人民梦寐以求的珍品。
　　①见李济：《西阴村史前遗存》，见《清华大学研究院》第三种，1927年版。
　　②《钱山漾发掘简报》，《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3期。
　　③《考古学报》1951年第5期，第19页。
　　④即以贝壳煅烧出来的石灰。
　　⑤参见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上册，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1、55、60—62、1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