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东西方的大陆桥——欧亚草原及其附近地域，自蛮荒时代以来，就不是人迹罕见之地。与我国西北相毗邻的中亚地区青铜时代的人类文化遗址，无论从历史时代上来说，还是从地理上看，都不是孤立的，而是连续地分布着的。
　　(一) 安努文化与北亚原始游牧人
　　中亚南部青铜时代早期农耕文化的典型代表是安努文化，又称迭屯(Dejtun)文化。安努(Anau)是土库曼斯坦的一个小村的名称，位于科培特山前与伊朗交界处土库曼斯坦一侧的一个绿洲之中，西距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12公里。上个世纪后半叶俄国学者在这里发现了公元前3000年的人类文化遗址，特别是发现了彩陶，遂用安努的名称命名这一地区相同或相近的原始文化遗存。安努文化属于铜石并用时代至青铜时代文化。安努时代初期，当地人尚不知使用陶轮。陶坯以手工制成，但都仔细地磨光并上了彩。1991年我曾经到过这个遗址，亲眼见到在安努遗址上彩陶碎片随处可见。
　　此后，学者们在我国仰韶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彩陶，并发现仰昭的彩陶与安努的彩陶有几分相似之处，由此瑞典学者安德生提出了中国的仰韶彩陶系在中亚彩陶影响下产生的学说。这就是著名的中国文化西来说。解放后，随着我国考古学的发展，中国学者已经证明仰韶文化比安努彩陶更为古老，并发现了比仰韶彩陶更古老的公元前5000年的甘肃大地湾文化，从而确定了中国彩陶独立发展的系列。
　　仔细对比我国彩陶与安努彩陶可以发现：中、西彩陶虽然都是带几何印纹的彩陶，但双方纹饰的母题、单元完全不同，器形也不同。古代交通条件远不如今日便当，即使彩陶起源于安努，在短短的历史时代里也不可能跨越4000公里距离的荒漠高山传到中国西北。从年代学上说，中国彩陶早于安努彩陶，这说明中、西彩陶是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而“安努影响仰韶”之说则不可靠。不过仰昭彩陶与安努彩陶之间的相似性也证明，在古代相近的历史条件下，在不同的地方有可能发展出相似的文化。虽然安德生的学说在国外仍有一定的市场，但是在中国学术界已没有人相信中国文化西来说了。
　　在安努一期的住房夯土层中，人们发现了谷物(大麦和小麦)，而在安努二期的土层中，发现了牛、羊、马、驼、狗等家畜的骨骼，说明当时人除了农业以外，还兼营畜牧。安努人还以狩猎补充农业和畜牧业，猎获的对象有野马、野猪、狐、鹿、羚羊、狼等。安努人尚不知以火烧制砖块，所有的房屋均以干土坯砌成，与我国新疆吐鲁番的高昌、交河故城有些相似。直至安努时代晚期，那里的人们才学会使用陶轮制造陶器。
　　安努类型的文化分布非常广泛，1950年在乌兹别克斯坦与我国相邻的费尔干那盆地的纳马干(Namagan)地区和阿姆河下游的花剌子模的柯提(Kath)火车站均有发现①。
　　卡拉索克(Karasuk)文化约相当于公元前1200年—公元前700年的青铜时代末期。最初发现于米努辛斯克的卡拉索克河流域。这种文化分布较广，还发现于贝加尔湖周围、阿尔泰和哈萨克斯坦的塞米巴拉金斯克、斋桑泊附近。其普遍特点是文化堆积层薄，反映当时人们从事游牧，流动性大。居民的主要牲畜是羊，墓葬中羊骨较多，甚至以羊头为神，以羊头为柱首。这种文化与阿凡纳西耶夫文化相异之处，除了已经过渡到草原游牧经济以外，更主要的是这里的居民是蒙古人种，其骸骨与青铜器均与殷商文化一致，明显受到殷商文化的影响。这里发现的青铜曲柄刀与商代的相同，其他匕首、矛、斧等也与我国北方一致。陶器形制和纹样均与安德罗诺沃类型不同，而与我国北方的发现物相似。学者们据此认为，在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700年，有大批与狄人有关的部落从中国北方来到南西伯利亚、叶尼塞河流域，与中亚草原的文化发生接触。
　　(二) 亚利安人的故土
　　18、19世纪世界语言学界中最大的成绩莫过于“印欧语系”(Indo—European Language Family)的发现。英国殖民者扩张到印度，在那里建立了殖民统治。为了便于统治，渐有一些英国人开始学习印度的文化，研究古典印度语言——梵语。研究的结果西方学者发现，梵语与欧洲的古典文学语言希腊语和拉丁语有明显的、有规律可循的相似之处。唯一能够解释这种现象的理论便是，梵语与多数欧洲语言之间有着亲缘关系。后来这种假设的梵语和多数欧洲语言所源出的原始母语，被定名为“原始印欧语”(Proto Indo-European Language)，而所有与之有亲缘关系的语言则被划入一个语言集团“印欧语系”。
　　根据学者们研究，操原始印欧语的民族首先分为东西两支，它们使用不同的方言。以操印度—伊朗语民族为核心的亚利安人和斯拉夫人等属于东支，日尔曼人和希腊人、拉丁人则属于西支。后来亚利安人又与斯拉夫人等属于印欧语东支的民族分离。
　　在地理大发现之前，操印欧语的民族分布在北起北冰洋、南到印度洋、西界大西洋、东至我国西北的广大地域内，是世界上分布最广的语言集团。青铜时代操印欧语的人类集团从其起源地向欧亚大陆各地推进，对东方的历史发展有着巨大的意义。关于操原始印欧语的民族所居住的地域，也即原始印欧语形成的地带，现代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大多数学者将其置于西至中欧、巴尔干，东达欧亚草原的区域内。近年来又有学者认为我国甘肃西部到新疆应是印欧人的故乡②。
　　古代进入印度和进入伊朗的亚利安人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伊朗语这一支后来发展成种类繁多的大家族。波斯帝国时代的铭文资料证实，公元前7—6世纪，几乎整个中亚西部都住着操伊朗语的部落，即粟特人、巴克特里亚人、马鲁人、花剌子模人、安息人和各种塞人部落。从上个世纪末起，学者们相继在包括我国新疆在内的中亚各个地方，发现属于中古东伊朗语系统的各种文献，例如巴克特里亚语、粟特语、花剌子模语、和田塞语等。安息语属于西伊朗语，但受到东伊朗语的强烈影响。公元前1千纪上半叶，通行于中亚西部地区的伊朗语方言，大约就是后来成为祆教经典《阿维斯塔》的基础语言。
　　古代波斯帝国铭文语言、《阿维斯塔》与《吠陀》、梵语和巴利语的比较，证明了伊朗诸语言与印度诸语言有近亲关系，它们有着共同的语法结构和基本词汇。伊朗语与印度语一起，组成印度—伊朗语，或亚利安语，这是印欧语系的一个分支。
　　下面是一份古波斯语与梵语的基本词汇对照表，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两者之间的近亲关系。
　　词汇 古波斯语形式 吠陀语、梵语形式
　　水 ap ap
　　土地 dumi dhumi
　　风 vata vata
　　体、物体 tanu tanu
　　手 zasta(或dasta) khasta
　　词汇、嗓音 vachakh vachas
　　名称 naman naman
　　衣服 vastra vastra
　　父亲 pitar pitar
　　兄弟 bratar bhratar
　　里面、内部 antar antar
　　二 dva dva
　　四 chatvar chatvar
　　五 pancha pancha
　　七 khanta santa
　　八 ashta ashta
　　十 dasa dasha
　　十一 dvadasa dvadasha
　　一百 sata shata
　　印度—伊朗语族内部的近亲关系，不仅表现在具有共同的词汇上，也表现在拥有共同的语法结构上。
　　以名词变格系统为例：
　　词汇： 身体 主格 宾格 工具格
　　古波斯语： tanu tanush tanum tanva
　　吠陀语、梵语：tanu tanush tanum tanva
　　除了词汇、语法上的证据外，古印度与古伊朗宗教概念、神话和史诗的对比研究，也显示了两者在诗韵结构、神话和史诗传承方面的相似性。古波斯的祆教经典《阿维斯塔》和古印度的《吠陀》中所颂扬的英雄和神的名字也有很大的一致性。
　　在与其他印欧人分离以前，印度—伊朗部落住在哪里？他们何时迁出故土？迁移的路线如何？国际学术界从19世纪就争论这些问题。大多数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认为，诸支印度—伊朗部落的祖先原先居住在里海近旁某处，后来进入中亚及其邻近区域，由此一支印度—亚利安部落进入印度，他们的方言后来发展成为“吠陀语”。留在中亚的亚利安人形成操伊朗语的部族，他们中的一部分向近东方向发展，进入伊朗西部，成为后来米底、波斯、安息人祖先，他们的方言后来发展成西部落伊朗语；而中亚的操伊朗语部族也形成许多分支。
　　大多数操现代伊朗语的民族，例如波斯人、库尔德人、卑路支人和普什图人等，居住于伊朗高原及其东、西周邻地区。但公元前2千纪，伊朗本土却为操其他语言的种族所占据，例如埃蓝人等。公元前1千纪上半叶，迁入伊朗本土的操伊朗语部落逐步排挤当地的原有居民，并把原地者逐渐同化。
　　古代操伊朗语部落的居住地域西达东南欧，东到我国新疆，北越乌拉尔、南西伯利亚，南及伊朗南部，大大超过了中古时代和现代的分布。历史文献记载了操伊朗语的部落，即斯基泰人从东南欧向今哈萨克斯坦草原和黑海以北地区的迁移。青铜时代中亚北部的安德罗诺夫文化、伏尔加河下游的木椁文化、里海—咸海地区的塔扎巴格亚伯文化以及费尔干那地区的凯拉库姆文化，大约都与亚利安人有关。在公元前7、8世纪之交，一部分斯基泰人穿过高加索山进入中东，后来萨尔马特—阿兰人也循此路迁移。据历史文献记载，萨尔马特人曾占有从里海、咸海直至乌拉尔、南西伯利亚森林的广阔地域。他们曾与当地操芬—乌戈尔语的民族发生过密切的接触。现今居于高加索地区的奥塞梯人，就是这些向东南迁移的古代操伊朗语部落的后裔。
　　在我国新疆南部的于阗地区，直至10世纪还存在着操和田塞语的民族。从现代学者的研究可知，和田塞语属于东伊朗语支，与粟特语、花剌子模语有近亲关系。这一支操印欧语的民族只能是从塔吉克斯坦或其以北地区迁入的。根据汉文资料记载，公元前3—前2世纪，今新疆相当大部分地区为塞种集团所占据。他们后来被操突厥语的民族所排挤和同化。
　　祆教经典《阿维斯塔》大约形成于公元前1千纪初，其中提到了许多中亚的地名，如粟特(Sogd)、谋夫(Merv)、花剌子模(Khwarezm)，还提到了传说中的亚利安人的故土Aryiaham-Vaichakh(意为“亚利安辽阔之地”)，一些学者认为指的是花剌子模，但更可能指的是整个中亚西部地区。
　　(三) 美丽的鹿石——蒙古草原原始文化的遗产
　　东亚大陆的沿海地区因受东南季风的影响，降水充沛。其天然植被依据纬度的不同，自南向北从热带雨林、阔叶长青乔木、灌木逐渐向落叶乔木、灌木以至针叶林过渡。东南亚和华南地区气温炎热，作物生长快，宜于人类生存，但多山的地理环境不便于交通，信息传递慢。所以东南亚、华南在整个历史上始终没有形成足以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强大政权，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不快。以长江、黄河为中心的我国中部地区，因为四季分明、气候宜人、天然降水充沛、土地肥沃，利于农业发展和人类居住，而大平原的地理环境又宜于信息传播，自古以来便是人烟稠密之地，屡屡出现强大的国家政权，在过去的数千年中，可以说一直是整个东亚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火车头和动力源。
　　中原以北、以西地区，随着与海岸距离的增加，东南季风影响逐渐减弱，降水减少，原始天然植被以草原和针叶林为主。蒙古草原分为漠南、漠北两部分，其间是水草贫乏的戈壁地区。这里虽不适于农业发展，但大型食草类动物，如马、驼、牛、羊等的乳、肉和皮、毛为生活在这里的人类提供了衣食之源。生活在草原上的民族经过与严酷的自然环境的长期斗争，创造了与农耕文化不同的游牧文化。游牧生产所获不如农耕稳定，需要逐水草而居，使游牧民一般不建造永久性居处，草原城镇也出现得相当晚。中国古代传统上把游牧民建立的国家称为“行国”。最早在蒙古草原建立强大“行国”的是匈奴。至于匈奴以前统治蒙古草原的民族，汉文文献中虽有一些记载，但语焉不详。
　　现存蒙古高原地区最古老的代表性文物是鹿石。鹿石是古代蒙古草原民族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它是一种断面大体呈长方形的石柱，其中个别为长条形，高度不一。其四面刻有鹿的形象，鹿嘴尖长，特别表现出鹿头上美丽的角叉。除了鹿以外，石体表面还常刻有刀、匕首、弓、箭等图案。鹿石是一种超于物质生活之上、表示草原人类精神世界的石雕艺术品，它的雕刻需要很高的凿石、雕刻技术，并需花费较长的时间和大量的劳动。只有当一部分手工艺者能够在较长时间内脱离漂泊不定的游牧劳动，通过其他途径获取生活资料，过着相对稳定的生活时，才有可能掌握、发展这种技术。
　　鹿石通常立于特别选定的地方，一般与墓葬或纪念性建筑有关。鹿石在图瓦、南贝加尔、俄属阿尔泰地区、蒙古和我国新疆均有发现。迄今上述各地所发现的鹿石共有500余方，其中蒙古境内发现的就有450余方，东部较少，主要分布在西部。此外与鹿石相似的石刻图案在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其他地方、俄罗斯的奥伦堡省、高加索地区、黑海、保加利亚和德国易北河都有发现。苏、蒙学者通常认为鹿石为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800年时的遗物。鹿石究竟是哪一个民族所立尚无定论，有些学者认为鹿石为古代操印欧语的民族所立。
　　鹿主要生活在森林地区。鹿因为奔跑迅速，不像牛羊那样易于驯化放牧。以鹿为崇拜对象的古代北方民族不可能是单纯依靠游牧为生的居民，狩猎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欧亚草原民族中，突厥以狼为祖先，各国学者对北亚游牧民族中有关狼的传说一直很注意，但对于有关鹿的传说却研究不多。其实我国古代文献中与北方游牧民族有关的记载中，透露过一些游牧民族对鹿的崇拜。
　　如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卷四提到突厥的祖先时说：突厥的祖先是海神射摩舍利，居住在一个称为“阿史德窟”的地方之西。有一位海神女每日傍晚用白鹿引射摩舍利入海同居，至天明方送其归。如此生活了数十年。一日，射摩舍利的部落将要举行大猎，当夜海神女对射摩舍利说：明日狩猎时，在“阿史德窟”中有金角白鹿跃出，你若能射中它，便能与我长久往来，若不能射中，则我们双方的情缘便算了结。次日会猎，“阿史德窟”中果然有金角鹿出现。射摩舍利命左右将此鹿团团围住。鹿左冲右突，就在将要跳出重围之际，射摩舍利手下一个部落的首领杀死了这只金角鹿。射摩舍利大怒，处死了此部首领。但射摩舍利与海神女的情缘也因之断绝了。按此传说，与突厥祖先射摩舍利婚配的海神女应当出自以鹿为图腾的部落。
　　13世纪以元朝帝室皇家秘籍为基础编成的《元朝秘史》一开头便说：“当初元朝的人祖，是天生一个苍色的狼，与一个惨白色的鹿相配了，同渡过腾吉思名字的水来，到于斡难名字的河源头、不儿罕名字的山前住着。”这是说，蒙古人的父系祖先是以狼为崇拜对象的部落，而母系则是以鹿为崇拜对象的部落。
　　上述两则传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突厥祖先在早期曾与崇拜鹿的部落通婚，而蒙古人的母系祖先也是以鹿为图腾的民族。游牧生产中的重体力劳动几乎都是男子承担，因而进入文明时代以后，草原游牧民族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以男性为世系计算中心，而母亲世系则被排除在计算体系之外。突厥人和蒙古人的祖先传说都将以鹿为崇拜对象的部落置于母系位置，这间接地说明了从公元前2千纪中叶到公元前1千纪中叶以前在欧亚草原和蒙古高原西部称雄的以鹿为图腾的文化，在突厥汗国兴起前已经失去了统治地位。今天我们只能从鹿石的美丽图案和有关文献记载中来追寻它们。
　　(四) 先秦时代的玉石—丝绸之路
　　先秦时代中原居民对西域的认识如何，现今保留下来的资料很少，需要与考古学的成果相印证。
　　先秦时代的文献对西北的地貌有一些描述。例如《山海经》就提到昆仑山地处西北，在“流沙之滨”，周围达“八百里”，“高万仞”。还提到“泑泽”，即罗布泊，说它由“敦薨”之水，也即塔里木河水系注入罗布泊的孔雀河会聚而成。这个说法来自西域当地土著，并被波斯旅行家所得知，并在10世纪成书的波斯地理书《世界境域志》(Hudud al-’Alam)中有所记载。
　　早在遥远的古代，中国内地的居民就已经同西域的居民建立了物质、文化的交换关系。近数十年来，在我国西北和境外古墓葬中出土了许多产于沿海地区的器物。新疆哈密地区七角井发现的细石器文化，经专家确定距今已有近1万年。考古学者在那里采集到一件红色的珊瑚珠，应出自沿海地区。它是当时东西交通的物证。
　　哈密的五堡墓地是距今3千年左右的一处原始社会墓葬，这里出土了不少海贝，佩饰于毛织围巾、衣服之上。在吐鲁番西部战国时代的墓葬中，有的死者口中含贝。这些贝是当时人从沿海地区交换得来的。
　　1976—1978年，南疆铁路施工时曾在吐鲁番盆地西缘阿拉沟东口、鱼儿沟车站地段发掘清理出一大批古代墓葬。其中第28号墓葬经碳14测定为距今2620年，即春秋时期。墓中出土了一件凤鸟纹刺绣，在长宽均为20多厘米的素色绢面上，用绿色丝线绣出凤鸟的图案。由于原件已经残破，完整图案形象难已判明，但残余部分仍可见凤鸟的躯体、微曲的腿、爪，无疑产自中原。此文物现陈列于新疆博物馆。此外这里的第18号墓葬中还出土了中原战国时代的漆器③。
　　与新疆比邻的俄罗斯联邦戈尔诺·阿尔泰州乌拉干区巴泽雷克古墓葬也出土了与丝绸之路有关的文物。这里当为古代塞人居地。学者们把这批墓葬断为公元前1千纪中叶，相当于春秋末期至战国初期。这里出土了不少中原产的丝绣织物。在一些巨型墓中出土了中原产的捻股丝线织成的普通平纹织物，其密度为34×50支/平方厘米，有小块的，也有大块的，覆盖在皮衣服上面。其中图案和制作技术最为突出的，是巴泽雷克第3号墓出土的一块有花纹的织物，其密度为18×24支/平方厘米，织法为一经两纬，织纹为三下一上或三上一下斜纹。巴泽雷克第5号墓出土的茧绸特别精致。这是一块鞍褥面，平纹，密度为50×52支/平方厘米，宽43厘米，纹样以彩色线绣成，主题是凤栖息于树上，凰飞翔于树间。阿尔泰地区、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联邦都出土过战国铜镜。这些资料证明，中国内地与阿尔泰山以西的居民发生联系早于公元前1千纪中期④。
　　我国考古学者认为，吐鲁番盆地西缘阿拉沟第28号墓地的凤鸟刺绣的技法、图案风格，与巴泽雷克古墓所见凤鸟纹图案是一致的。阿拉沟和巴泽雷克并非古代通衢要道，也不是西域所常见的那种由较大的绿洲构成的古代重要经济、政治中心。但在这样偏僻的地方，能够发现来自中原的平文罗、凤鸟纹刺绣，这个事实说明春秋、战国时代，西北诸部与中原地区存在着大规模的丝绸贸易。先秦时代中原与西域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往来，是后来张骞“凿空”西域的前提条件。
　　中原地区也有产自古代西域的器物发现。1976年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安阳发掘了一座商代王室墓葬，经确定为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墓，距今已经3200余年。随葬的1928件器物中，有玉器756件，占总数39.2％。考古学者曾取各类标本300余件送请北京市玉器厂、安阳市玉雕厂和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等单位鉴定，结论是除了3件标本之外，均属新疆玉。
　　先秦时代文献如《管子》、《山海经》、《穆天子传》等书，对古代中原地区用玉，而玉取之于和阗、昆仑之地有不少记载。例如《穆天子传》提到，西周穆天子曾经西行，至“昆仑丘”和舂山，说“舂山是唯天下之高山也”。后来穆天子又至“群玉之山”。虽然研究者多认为“舂山”应当就是帕米尔高原⑤，但一般人对这些记载往往疑信参半。只有在殷墟出土的玉器被确定为新疆玉之后，先秦史籍的上述记载才有了物证。先秦时代西域从中原取得丝绸，而作为交换，中原从西域取玉。古代西域赴中原贡玉的人，估计是从和田沿和田河而下，至塔里木河、孔雀河(敦薨之水)、泑泽(罗布泊)、玉门到达河西走廊。这应是汉代设玉门郡的来历，也是汉代通西域先取楼兰的原因。
　　①贝尔托尔德·施普勒：《中亚史》，“东方学丛书”第5部，莱顿—科隆，1966年，第15—17页(Bertold Spuler，Geschichte Mittelasiens，Handbuch der Orientalistik，Fuenfter Band，Leiden—Koeln，1966，PP.15-17)。
　　②纳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论“最初”的印欧人：吐火罗—月氏人及其中国故乡》，刊于《内陆亚洲研究》，印地安纳大学，1987年，第2号，第15—16页(A.K.Narain of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ON THF FIRST INDO-EUROPEANS: The Tokharian-Yuezhi and their Chinese Homeland, in Papers on Inner Asia. No.2.Indiana University. Research Institute for Inner Asian Studies. Bloomington. Indiana. 1987, pp.15—16)
　　③王炳华：《西汉以前新疆和中原地区历史关系考察》，《新疆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
　　④鲁科金：《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
　　⑤顾实：《穆天子传西征讲疏》，中国书店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