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珊王朝(226—642年)是波斯人建立的。波斯帝国灭亡以后，伊朗的政权落在波斯人的北部邻居安息人手中。波斯人一直生活在伊朗的西南部。在安息王朝末年安息王阿尔答旺五世(Ardavan—i Panjunl，216—224年)在位时，波斯人重新强大起来。在萨珊(Sanan)之孙阿尔答西尔(Ardashir，226—240年)的领导下，波斯人击败了安息的军队，夺取了政权，建立新王朝，遂以萨珊命名之。阿尔答西尔是波斯历史名王，他的许多富有哲理意义的名言流传后世，至今被波斯人引用，如没有军队就不能有权力，没有金钱就不能有军队，没有农业就不能有金钱，而没有正义就没有农业。
　　萨珊王朝建立不久，在阿尔答西尔和沙卜而一世(Shapur，240—271年)时代曾远征中亚，占领了花剌子模、粟特、大夏，并击败贵霜王朝，成为亚洲西部最强大的国家。在西方，萨珊王朝与罗马帝国进行了长期的战争。罗马帝国灭亡后，萨珊王朝又同拜占庭帝国作战，争夺对东西方贸易的控制权。5世纪以后，起源于我国阿尔泰山地区的*(左口右厌)哒人向中亚迁移，占领粟特地区，并不断向阿姆河以南和呼罗珊地区进犯。突厥兴起以后，萨珊王朝从6世纪60年代起与西突厥联合夹击*(左口右厌)哒人，终于消灭了*(左口右厌)哒。
　　7世纪初，阿拉伯兴起。637年阿拉伯人攻占萨珊王朝首都斯宾城，国王伊嗣俟弃国出逃。萨珊王朝灭亡后，伊嗣俟之子卑路斯曾逃到长安，向唐朝寻求保护。萨珊王朝的文化对我国有相当大的影响，波斯的祆教和摩尼教曾传入我国，我国南北朝、隋唐时代的一些艺术品的图案和形制受到萨珊艺术的影响。
　　(一)西安土门村的发现
　　1955年冬，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于西安市土门村附近发现唐苏谅马氏墓志，简称“马氏墓志”。此墓志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志石正面上半刻有某种外国文字，横写6行；下半为汉文，直书7行。经日本京都大学伊藤义教授研究，确认这种外国文字为一种中古波斯文——巴列维文。现存于世的巴列维文刻石不过20余件，绝大多数在伊朗，少数存于西方大博物馆。西安发现的这一方汉—巴列维文合璧墓志，通过伊藤氏研究成果的发表，迅速吸引了海内外“伊朗学”学术界专家的注意力。由于巴列维文刻石存世无多，所以几乎每一方刻石的新发现都会在研究者中引起轰动。法国中古波斯语语言学者日纽在1972年出版的《巴列维文及番兜文铭文辞典》中，已将“马氏墓志”的巴列维文铭文命名为SN铭文(“西安”二字的缩写)，并将铭文中已确切认读的词汇收入该辞书。
　　“马氏墓志”汉文志文部分保存相对较好，基本可以认读。据陕西文物管理委员会的报道，汉文志文共为7行，44个字，其文如下：
　　左神策军散兵
　　马使苏谅妻马
　　氏已巳生年廿六
　　于咸通十五年甲
　　年［岁］二月辛卯建
　　廿八日丁巳申时身
　　亡故记。
　　志文的巴列维文部分与汉文部分相较，篇幅较长，但保存程度较差。志文汉译为：
　　此乃已故王族，出身苏谅［家族］之左神策骑兵之长的女儿马昔师(Masis)，于已故伊嗣俟(Yazdkart)二四零年，及唐朝之二六零年，常胜君王崇高之咸通十五年，［波斯阳历］十二月五日建卯之月于廿六［岁］死去。［愿］其［住］地与阿胡拉·马兹达及天使们同在美好的天堂里。祝福。
　　根据巴列维文志文，“苏谅”的原字是Suren。这是安息、萨珊两王朝一个显赫家族的名字，是萨珊王族所出姓氏，由此得知死者是波斯王族后裔。
　　汉文志文与巴列维文志文有一些重要的差别，例如汉文志文说死者马氏是“左神策散兵马使苏谅妻”，巴列维文志说她是“出自苏谅［家族］的左神策军(sizinsay)骑兵之首领的女儿”。此外死者的逝年，巴列维文志文说在伊嗣俟(yazdkart)二百四十年，相当于公历872年3月17日，与汉文墓志所记咸通十五年二月廿八日丁巳(874年3月19日)相差约两年。这些问题尚未有合理的解释。
　　“马氏墓志”所提到的左、右神策军散兵马使，是唐德宗贞元三年(787年)时，唐政府授予留居长安的大批西域各国王子使者的武职。据《新唐书·王锷传》记云：天宝末年，西域朝贡酋长及安西、北庭校吏，滞留于长安者有数千人。当时陇右为吐蕃所据，欲归不能，他们的饮食皆由唐朝政府负担，这种情况延续了约40年之久。至唐德宗时，才对这部分人停供饮食，籍名王以下4000余人，尽以隶左、右神策军。《资治通鉴》置此事于贞元三年(787年)，其文句与《新唐书》大体相同，但末尾叙述得较为详细，说“胡客”，即西域王子使者，无一人愿归者，唐政府只好分其众于神策两军。“王子使者为散兵马使，余皆为卒”①。可见苏谅所就职的神策军是唐代搜罗入华的外国贵族而组成的武装部队。
　　这篇墓志上距天宝年战乱已有100余年，距贞元三年唐政府把西域王子使者编入神策军也有80年。苏谅本人应当是当年波斯入唐的王子使者的第三代，甚至第四代后裔。他和他的同伴们的巴列维文只能是在中国学会的。他们在远离故土这么多年之后，仍然能够用自己的母语书写墓志，说明唐代聚集在神策军中的信奉祆教的波斯人、安息人社团中，有巴列维文或安息文教学活动。
　　(二)我国发现的萨珊文献
　　所谓巴列维文，是指以一种阿拉美字母拼写的中古波斯文。巴列维(Pahlavi)这个词，是见于古波斯楔形铭文的一个名词Parthava的中古形式。Parthava即古代安息王国的中心地带，我国现代的世界史书习惯上译称为“帕提亚”，而我国《汉书》则名之为“番兜”②。在今伊朗与阿富汗、土库曼斯坦交界地区。巴列维语原指伊朗东部方言，但这个词的原始意义与后来的使用范畴并不相同。在现代伊朗国内学术界，“巴列维文”通常泛指以各种字母拼写的中古波斯语的书面语，而在西方伊朗学界，“巴列维文”则通常专指以阿拉美字母书写的中古波斯语书面语。这种字母所拼写的中古波斯语，从语法上来说，已很接近新波斯语。古代波斯文化受到西亚文明的强烈影响，巴列维文不但字母直接源于西亚的阿拉美字，而且还从阿拉美文输入了大量作为表音符号使用的、依阿拉美文原文照书的闪米特词汇。这些原文照抄的表意字，意义保持原闪米特语词义不变，而读法则按波斯语的相应词发音，与今天日语中汉字训读的情况很相似。
　　汉—巴列维文合璧《苏谅妻马氏墓志》的发现，对中外古代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有重要意义。在古代东方，除了印度文明以外，汉文明和伊朗文明分别形成了两个高度发达的文化圈，它们因分布的地理范围相邻而相互影响。19世纪末以来，随着西方列强向中亚扩张势力，我国西北地区民族的文化遗物成了英、俄、瑞典、德、法和日本等国探险家追逐的猎物。1902—1914年，普鲁士王国考察队在格林威德尔(Grunwedel)和勒·科克(Von le Coq)的率领下，先后对新疆进行4次“考察”，在吐鲁番古代遗址非法发掘，掠走大量文献。这些文献运抵柏林后，经缪勒(F.W.K.Müller)、楞茨(Lentz)和恒宁(Henning)等学者研究，区分出用摩尼字母拼写的属于西部伊朗中古波斯语、安息语和属于东部伊朗语的粟特语三种古代伊朗语文献，年代大约属于8—10世纪。吐鲁番发现的这些中古波斯语文献刺激了欧洲东方学的发展，并发展出一支与“敦煌学”相类似的学术分支——“吐鲁番学”。
　　学者们研究整理吐鲁番文献后发现，唐宋时的吐鲁番地区，以摩尼教寺院为中心存在着一个相当稳定的操伊朗语的移民团体。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摩尼教徒，他们使用一种被今天学者称为“摩尼字”的字母来拼写自己的语言，在吐鲁番生活了数百年之久。这个操伊朗语的移民社团，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种群。其一是波斯人。他们的语言在吐鲁番文献中被称为Parsig，现代学者称之为“摩尼字中古波斯文”，与中古波斯语的西南方言巴列维语属于同一种语言，是现代达里波斯语(Dari)的直系祖先之一。
　　其二是安息人，又称帕提亚人。其文字在吐鲁番出土的经卷文献中被称为Pahlavanig，现代学者则称为“摩尼安息文”。这种语言属于中古波斯语的北部方言，与上述摩尼字中古波斯语十分接近，它也是现代达里波斯语的直系祖先之一。
　　其三是粟特人。他们是东伊朗人，其语言虽与安息语、巴列维语同属于中古伊朗语的范围，但与前两者的距离较远，而与我国发现的和田塞语，特别是花剌子模语比较接近。从文献所使用的语言特征看，吐鲁番信奉摩尼教的粟特人，与落籍于我国西北地区的其他信奉佛教、聂思脱里教的粟特人，分别属于不同的方言集团。他们的文字被现代学者称为“摩尼粟特文”。
　　普鲁士考察队从吐鲁番掠走的中古伊朗语文献为数惊人。英国学者玛莉·博依丝曾花费数年心血，将这些文献编目，并付诸出版，题为《德国吐鲁番文献中的摩尼字伊朗语抄本目录》③，据此可知，德国人在吐鲁番发现的摩尼字中古伊朗语文献为数达数千件。其中安息文文献，竟比国外(包括伊朗本土)迄今发现的总和还要多，这实在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这批文献原先大多数藏在东柏林民主德国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1988年夏，笔者造访东柏林时，松德曼博士曾出示了一些残卷。这些文献现归柏林国家图书馆保存。
　　细细研读这些摩尼字中古波斯文、摩尼安息文残卷后可以发现，这些文献从文风上可以分为两类。其中第一类文字纯洁流畅。人们可设想，这些文献是当年入华的移民随身带来的原始摩尼教文献或其抄件，或者是早期尚能纯熟地使用自己母语的移民的作品。
　　另一种是这样一些文献，粗看上去，似应把它们分别划入摩尼字中古波斯文或摩尼安息文文献，但认真研究后发现，在摩尼字中古波斯文文献中，有时杂有安息语的词汇，或出现只有在安息文文献中才有的语法现象。反之亦然。甚至有的文献中还出现达里波斯语的词汇。人们只能设想，这种文献出自于在吐鲁番久居的伊朗人的后裔之手。也就是说，相对于前一种卷子来说，这些卷子的写成年代要晚一些。
　　随着时间的推移，入居吐鲁番的波斯人和安息人之间的民族界线慢慢地被打破，他们之间的交往逐渐密切，这种交往使得他们后裔的语言发生混杂。这些移民的后裔可能同时接受了两种语文，即摩尼安息文和摩尼字中古波斯文的教育。这批伊朗人入华时，所操的语言已经演进到新波斯语的阶段，他们的口语已与达里波斯语相近似。但他们书面语却仍然使用摩尼教经卷的语言，他们在语文教育中，学习的是使用相对比较古老的中古波斯语。这种口语和书面语之间的分离，致使后期吐鲁番的中古伊朗语文献，不可避免地体现出作者本人的方言特点。
　　随着萨珊王朝的灭亡，中古波斯语逐渐为新波斯语取代。现存早期波斯语文献的数量极为有限。英国学者米诺尔斯基所列举的，现存于世的12世纪初叶以前的新波斯语文书中，一半以上是在我国新疆和田、吐鲁番等地发现的。其中包括我国古代西北地区的犹太教、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徒分别以希伯来、叙利亚和阿拉美字母书写的新波斯语世俗文献④。
　　(三)长安城内胡饼香
　　长安是汉、唐两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它是在秦帝国首都咸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波斯和其他古代西域文献中，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长安被称为Kumdam，据现代学者研究，这是汉和汉以前“咸阳”的读音。
　　长安城在唐代达到其全盛时期：周围约35公里，人口约100万，市坊整齐，店肆林立。西域人和北方民族大量移居长安，使长安的市面也变得国际化。西域胡人开设的酒肆，多集中于西市和春明门到曲江池一带，常以西域姑娘为侍女，极富异域特色，被称为“胡姬酒肆”，是当时雅俗人士爱去的场所，许多文人骚客光顾过这类西域人的酒店，并留下描绘它们的诗篇。唐代长安胡食十分流行，以致开元以后，“贵人御馔，尽供胡食”⑤。
　　中外交往的发展使异域的食品大量涌进中国内地。在北朝时，《齐民要术》就记载了许多域外食品及其制法，例如藏胡瓜法、胡饭法、胡羹法等。在胡食中最著名的要数胡饼，它是用发酵面粉在炉内烤制的食品。现代在新疆，以及中亚各国、南亚信奉伊斯兰教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波斯湾地区皆以波斯语Nan称呼之，并写作“馕”。汉代通西域后，胡饼就随入居汉地的胡人在中国内地落户，今天流行全国的烧饼就是其中的一种。据《太平御览》引《续汉书》记载东汉末年的灵帝喜好胡饼，京师贵戚皆竞食胡饼。书中还引《魏志》的记载，说汉末赵岐避难逃之河间，又转到“北海”，“常于市中贩胡饼”。吕布军乏食时，百姓曾作“万枚胡饼”劳军。
　　到唐代胡饼更为流行。据《隋唐佳话》记载，刘宴五更天起来上朝，寒意犹在，遂在途中热气腾腾的胡饼店里买胡饼吃，感到其滋味“美不可言”。日本僧人圆仁曾提到他在长安受“赐胡饼寺粥，时行胡饼，俗家皆然”⑥。胡饼又称“胡麻饼”，白居易曾在他的诗《寄胡麻饼与杨万州》中描写道：“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寄与饥肠杨大使，尝看得似辅兴无。”白居易买的这种胡麻饼就是今天的酥烧饼⑦。
　　胡饼的品种很多，其中有许多是带馅的。《齐民要术》有“作烧饼法”，说用“面一斗，羊肉二斤，葱白一合，豉汁及盐熬，令熟，炙之，面当令起”。这是一种不敷芝麻的烤羊肉馅饼。
　　①参见作铭：《唐谅妻马氏墓志跋》，载《考古》1964年，第460页。
　　②《汉书·西域传·安息国》。
　　③Mary Boyce，A Catalogue of the Irnaian Manuscripts in Manichean Scription in the German Turfan Collection，柏林，科学出版社，1960年(Akademie—Verlag，Berlin，1960)。
　　④《一些早期的波斯语文献(1)》(V.Minorsky，Some Early Documents in Persian〔1〕)，载《皇家亚洲学会学刊》(JRAS)，1942年，第181—184页，及该作者论文集：《中古伊朗及其邻邦》(Medieval Iran and its Neighbours)，伦敦，1982年。
　　⑤《旧唐书·舆服志》。并见王子辉：《唐代长安的“胡姬酒肆”》，载《烹饪史话》，《中国烹饪》丛书，中国商业出版社1986年版，第105—107页。
　　⑥《入唐法巡礼记》。
　　⑦黄永年：《古都话饼》；王子辉：《胡麻饼小考》，均载《烹饪史话》，《中国烹饪》丛书，中国商业出版社1986年版，第108—109、471—4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