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蒙古进一步分裂。鞑靼即东蒙古分为漠南、漠北两大部分，漠西的瓦剌更为强大。漠北蒙古有土谢图汗、札萨克图汗和车臣汗三大部，漠南有奈曼、喀喇沁、土默特、察哈尔、鄂尔多斯等部，漠西有准噶尔、杜尔伯特、和硕特和土尔扈特四部。在明朝衰落的时候，东北的女真族强盛起来，同时远在欧洲的俄罗斯人也摆脱钦察汗国的统治，迅速强大起来。俄罗斯兴起时，它的西邻是欧洲列强，南边是奥斯曼帝国，东面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和森林。成吉思汗及其后裔的扩张使俄罗斯与欧亚草原游牧民族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随着钦察汗国的瓦解，西起俄罗斯、东至我国的广大地域内没有任何政权可与俄罗斯相对抗。这就为俄罗斯人东进创造了极为良好的条件。俄罗斯在清初的汉文史料中称为“罗刹”。
　　(一)蒙古盟旗
　　漠南蒙古的范围东起今吉林，西至贺兰山，南接长城，北临瀚海，包括科尔沁、巴林、扎鲁特、奈曼、翁牛特、土默特、察哈尔、鄂尔多斯，大致与今内蒙古相当。其中察哈尔部名义上为诸部之首。崇德元年(1636年)漠南16部49位贝勒集会于盛京，拥戴皇太极为统治者，漠南蒙古全部成为女真的属部。
　　喀尔喀蒙古的属地东起黑龙江，西接厄鲁特(瓦剌)，南临戈壁，北接俄罗斯，大致包括今外蒙古和俄罗斯贝加尔湖周围地区的蒙古部落。在漠南蒙古依附满清之时，漠北的喀尔喀诸部也与清建立联系。喀尔喀部与漠西蒙古有密切关系。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准噶尔、和硕特、喀尔喀各部44位蒙古贵族和喇嘛集会，制定《蒙古·卫拉特法典》，规定各部之间的权利、义务和疆界牧场。后来每当喀尔喀部内乱时，便不断有喀尔喀属部落南下归附清朝，得到清政府的安置。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准噶尔部利用喀尔喀内乱之际，率兵越杭爱山东侵，很快攻下额尔德尼召①，并渡土拉河，进入喀尔喀东部地区。清政府安抚南下降附的喀尔喀部落。康熙三十年(1691年)，康熙皇帝于多伦诺尔与喀尔喀三汗及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会盟，宣布将在漠北实行与漠南同样的统治方式。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击败准噶尔，使喀尔喀诸部辖地进入清版图。
　　明末漠西瓦剌分布范围扩大。瓦剌中的土尔扈特部西迁至额济勒河(今伏尔加河)中、下游地区，杜尔伯特部迁至今额尔齐斯河中、上游地区，准噶尔部居于天山北路，即我国新疆北部和今哈萨克斯坦东部。而和硕特部于崇祯十年(1637年)在其首领固始汗的率领下越天山而南，经塔里木盆地进入青海，击败原先已经在那里游牧的蒙古部落。此外还有一些和硕特部落与土尔扈特一起西迁伏尔加河流域，或散布到西域其他地方。明清之际瓦剌人分布的范围东起蒙古杭爱山，西越伏尔加阿，北抵额尔齐斯河中游，南临印度。
　　准噶尔原为厄鲁特四部之一，明末在首领哈剌忽剌及其子巴图尔浑台吉的统治下强大起来。清初准噶尔汗葛尔丹兼并周围各部。康熙十八年(1679年)，葛尔丹向“回部”，即今新疆天山以东、以南地区发动进攻，在那里建立统治。不久又向西面的哈萨克部落扩张。经过苦战，拓境至塔什干、费尔干那盆地及东欧南部草原的诺该部部落。此后葛尔丹乘喀尔喀内乱之际，于1688年进攻漠北，迫使喀尔喀三汗入漠南投清避难。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葛尔丹越大漠而南，北京为之震动。康熙率军亲征，于乌兰通布大败葛尔丹军。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再度亲征漠北，葛尔丹兵败自杀。此后经过二三十年休养生息，准噶尔重新强大起来，与清朝在西藏和漠北一再发生冲突。此时的准噶尔东临喀尔喀蒙古，西接哈萨克，北临俄罗斯，南及印度，十分强大。从17世纪40年代开始，准噶尔部发生内乱。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兵趁机发兵，在短期内平定天山北路。但不久一些准噶尔贵族降而复叛。乾隆帝出动大军征讨，彻底击败了准噶尔，使天山南北及今中亚东部地区并入中国领土。
　　基于蒙古与女真之间的特殊关系，满清在崇德元年(1636年)便设立蒙古衙门，在中央专管漠南蒙古事务。两年后，蒙古衙门改为理藩院，处理蒙古的旗界、封爵、设官、户口诸事，其地位与六部相同。此外在漠南设立将军、都统，在漠北设立将军、大臣，在青海设立办事大臣，在天山南北设立将军、大臣等官，处理各地蒙古部落的事务。
　　清入关前，已经把降附的漠南蒙古24部分建为49个旗，6个盟。邻近各旗有固定的会盟地点和时间。收降漠北蒙古后，清朝又陆续对喀尔喀蒙古分旗建盟。后来又在青海、硕特蒙古和降清的土尔扈特部中建旗设盟。旗是清朝蒙古地区的基本行政单位，又是清朝皇帝赐给蒙古贵族的世袭领地。盟旗制度的建立使漠南、漠北和西域草原，与中央建立了固定的联系，对现代中国北部和西域疆域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
　　(二)土尔扈特西迁与图里琛的使团
　　土尔扈特源于辽金时代的克烈人，奉金代克烈人首领王罕为祖。当时蒙古各部可汗都有护卫军，护卫军在蒙古语中称为torqud。土尔扈特的祖先原先是克烈部的护卫军。在元末，这部分克烈人加入瓦剌，成为厄鲁特四部之一。明末，他们与杜尔伯特部、准噶尔部一起游牧于今额尔齐斯河中、上游一带。17世纪初，其牙帐位于今伊犁一带。后来因为与东蒙古战争的失利和厄鲁特内部的矛盾，土尔扈特部长和鄂尔勒克曾于1618年派人到里海沿岸和额济勒河(今伏尔加河)下游勘察，发现那里水草丰美，人烟稀少。于是土尔扈特在部长和鄂尔勒克的率领之下，与一些和硕特、杜尔伯特部落共5万余帐一起，渡过斋河(今乌拉尔河)，西迁至额济勒河下游，在那里定居下来。据托忒文史料《四卫拉特史》记载，土尔扈特西迁约在明崇祯元年(1628年)左右，和鄂尔勒克将其牙帐置于阿冈巴赫河畔。
　　土尔扈特部虽然远离故土，但仍然与其他蒙古部落保持密切的联系。1640年和鄂尔勒克携其子书库尔岱青返回故土，在塔城出席了蒙古—卫拉特各部封建主会议，并在《蒙古·卫拉特法典》上签字。后来，土尔扈特人以托忒文将此法典抄写在白缎带上，保存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可汗牙帐中，作为统治的依据。为了维持与准噶尔部的关系，和鄂尔勒克把女儿嫁给准噶尔部的首领巴图尔浑台吉。后来他的孙子朋楚克又娶巴图尔浑台吉的女儿为妻。巴图尔浑台吉的女儿所生之子即为阿玉奇汗。他从小生长在准噶尔部，12岁时，才为其祖父书库尔岱青带到伏尔加河流域。阿玉奇汗曾把自己的妹妹嫁给和硕特鄂齐尔图车臣汗，他还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喇布坦和喀尔喀蒙古的墨尔根汗额列克。
　　土尔扈特人在万里异域仍然坚持喇嘛教的信仰，与西藏保持密切的联系。1646年，和鄂尔勒克之子书库尔岱青亲赴西藏熬茶进香，在那里留居多年，达赖喇嘛授予他汗的封号。在书库尔岱青之孙阿玉奇时代，土尔扈特继续保持着与西藏僧俗上层人士的往来。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达赖喇嘛授予他汗的封号，并赐以印信。此后阿玉奇一直自称为汗。
　　在占据青海、西藏的和硕特部首领与清朝建立联系时，书库尔岱青也“附名以达”②。此后土尔扈特首领不远万里，一直对清朝保持朝贡关系。准噶尔部与土尔扈特部关系恶化后，曾一再拦截土尔扈特派往清朝的使团，并阻断土尔扈特人与西藏的联系。后来土尔扈特人不得不放弃传统的经哈萨克草原、准噶尔牧地入中原的路线，取道西伯利亚、喀尔喀蒙古、漠南蒙古，与北京联系。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阿玉奇汗的使臣沿此道抵达北京，受到康熙帝的接见。康熙决定派出以殷扎纳为首的使团随来使一同回访土尔扈特。
　　这次访问土尔扈特的使团共有32人，其中包括理藩院郎中图理琛。图理琛回国后所写的出使经过，成为研究这一时期草原丝路的重要文献，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被译成多种文字。使团于康熙五十一年五月二十日(1712年6月23日)从北京出发，顺土尔扈特使臣的来路，经喀尔喀、西伯利亚，到达伏尔加河下游，在萨拉托付(今俄罗斯联邦伏尔加河下游萨拉托夫)到达土尔扈特的边界。土尔扈特派出台吉、喇嘛接引使团渡伏尔加河，于1714年7月12日到达阿玉奇汗的牙帐。使团宣读了康熙皇帝的诏书。
　　在宴饮中，阿玉奇汗向使团详细询问了故乡的情况，阿玉奇感慨地表示：“满洲、蒙古大率相类，想起初必系同源。”他又说蒙古“衣服帽式略与中国同”，而“俄罗斯乃衣服、语言不同之国，难以类比”，表达了对故土的无比思念之情。在另一次宴请中，阿玉奇对准噶尔切断土尔扈特与西藏的联系表示不满，认为这样一来藏医藏药极为难得。取道俄属西伯利亚虽然可行，但恐怕遣使次数一多，俄罗斯警觉，断绝道路，使土尔扈特“无路请安进贡”。
　　在土尔扈特停留期间，清朝使团受到许多土尔扈特贵族的邀请，宴无虚日。使团在土尔扈特居留了2周，于1714年启程归国。康熙五十四年三月二十七日(1715年4月30日)回到北京向清廷复命。图理琛等人的出使对土尔扈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加深了土尔扈特人对故乡和祖国的怀念，使他们在后来长久的岁月里把中国作为自己的精神依托。
　　雍正八年(1730年)统治土尔扈特的车凌端多布又向清廷派出使团，使团到达北京后向清政府表示他们不是俄罗斯的臣仆，而清政府也认为土尔扈特人属于蒙古人的一支。这支使团回国后，因为否认自己是俄国臣民被俄罗斯政府拘留。同年雍正皇帝派出一支使团，前往彼得堡祝贺安娜女王即位，使团访问了土尔扈特部，受到那里僧俗上层的盛情接待。车凌端多布的继任者敦罗卜旺布在位时，于1737年派出一支37人的使团到西藏参拜达赖喇嘛。俄国政府为了监视这次访问，在使团中加派了官员和译员。在到达蒙古土谢图汗辖地边境时，因为使团中有俄罗斯人而被拒绝入境。
　　乾隆十八年(1753年)土尔扈特汗敦罗布喇什派出以吹扎布为首的使团，历时三年方到达热河行宫，向乾隆皇帝进献礼品。这批礼品中的弓箭袋至今还保存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内。吹扎布要求赴西藏进香朝圣，得到乾隆的批准。清廷派出随员护送吹扎布等前往西藏。从西藏回来后，吹扎布一行经过北京，又受到乾隆的接见，吹扎布向乾隆介绍了土尔扈特派兵助俄罗斯与瑞典作战的事。吹扎布说，土尔扈特只是附于俄罗斯，并未投降之，还说：“非大皇帝有命，安肯为人臣仆？”吹扎布要求清政府谕令中亚的哈萨克部落允许土尔扈特的使臣经其境前往中国，他还把土尔扈特的疆域绘成草图进献给清廷。
　　(三)“买卖城”的贸易
　　1581年，以叶尔马克为首的一些哥萨克人越过乌拉尔山，进攻金帐汗国的后裔失必儿(西伯利亚)汗国。叶尔马克本人在征服过程中被打死，后来沙皇派来援军，终于征服了失必儿汗国。俄罗斯哥萨克一直向东扩张，在额尔齐斯河、托木尔河、鄂毕河流域先后建立了许多城堡。17世纪初，哥萨克扩张到叶尼塞河、安加拉河、贝加尔和黑龙江。
　　随着俄罗斯向东扩张，许多俄国商人也来到东方。明末俄国征服失必儿汗国后，托木尔斯克城的俄商很快发现与东方人的贸易有利可图。1574年，沙皇下令凡布哈拉城的回回商人、瓦剌和哈萨克商人携货物至上述俄国城堡贸易，一律允许，并免纳税③。今俄罗斯联邦的托木尔斯克和哈萨克斯坦的塔剌斯是瓦剌人与俄国人贸易的重要地点。俄国通过与回回、瓦剌和哈萨克人的交往建立了与明朝的间接贸易关系。
　　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俄国托木尔斯克城守波尔斯克派哥萨克伊万·彼特林访问中国。他经由鞑靼到达北京，返国时带回万历皇帝的敕书。满清入关后，沙皇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十七年(1660年)连续派出使臣访问中国，均带回顺治帝的国书。俄罗斯利用满清主力入关的机会，侵占中国领土，引起中俄边界问题。
　　清初中俄两国在经历了反复较量之后，决定建立和平关系，于1689年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允许两国商人互相交易。条约第五款规定：“凡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俱得过界往来，并许其贸易互市。”④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中，俄商多取道尼布楚进入中国，前往嫩江流域。清理藩院对入境贸易的俄国商使有种种限制，如规定沙皇派出的每个使团人数不得超过200名，而俄国边境当局派出的使团则限定在50人以内。俄国使团每三年只许进京一次。在京逗留期间俄国商使被安置在今北京东城玉河桥西的俄罗斯馆。18世纪初以后，俄国商使一般改道从贝加尔地区经外蒙、内蒙、张家口入京。
　　北亚地区向中原汉地输出的主要传统产品是皮毛。俄罗斯统治西伯利亚之后，从被征服的东方各族人民那里强行征收了大批皮毛。据统计，1706年黑貂皮、松鼠皮、红狐皮在北京的价格分别是西伯利亚的3倍、5—7.5倍和3.3—6倍。巨大的价格差驱使俄罗斯力图把征收来的皮毛输往中国，获取利润。俄国商使不顾清政府关于入京使团人员和年限的规定，一再派出大规模使团前来北京，有时使团人数竟高达800人之多。
　　在托木尔斯克的俄罗斯人通过与准噶尔有传统贸易联系的布哈拉回回人，与中国贸易。这些来自俄属西伯利亚中部的回回商人深入我国甘肃、青海。康熙七年(1668年)，一支由回回人率领的俄国商队从托木尔斯克启程，经额尔齐斯河上源进入准噶尔辖地，再越金山进入外蒙，最后经过内蒙、张家口到达北京。3年后这支商队返回托木尔斯克，后来到莫斯科出售从中国运回的货物，赚取了3倍的利润。以后，这条商道成为中俄之间的主要商道之一⑤。
　　雍正五年(1727)清政府与俄国先后订立了“布连斯奇界约”和“恰克图界约”，划定了两国蒙古地区的边界。“恰克图界约”第4款规定，除按旧例允许200人以下俄国商队三年进京贸易一次以外，“在两国交界处进行零星贸易者，可在尼布楚和色楞格之恰克图选择适当地点盖建房屋。情愿前往贸易者，准其贸易”。这种边境贸易市场周围建有“墙垣、栅子”⑥。就在同年，俄国方面开始于贝加尔湖以南的中俄边界俄方一侧的恰克图建造交易市场，而清政府也在与之相对的中方市场建造了一座称为“买卖城”的交易市场。“买卖城”这个汉语地名至今仍然为蒙古和俄罗斯人使用。
　　“恰克图界约”的签订使中俄贸易有了巨额增长。18世纪后半叶，经过恰克图和买卖城的中俄贸易额已经分别占俄国整个外贸额的7%—9%和俄国对亚洲贸易额的67.6%。据俄方统计，1760年清朝贸易的关税收入占俄国关税总额的20.4%，至1775年，这个比例上升至38.5%。与之相适应的是俄国亚洲地区俄罗斯人的比例也迅速上升。在与清朝蒙古地区边境相近的色楞格斯克和伊尔库茨克人口增长的速度更快⑦。
　　这一时期，随着清朝平定回部和准噶尔战事的结束，今新疆地区与归附清朝的哈萨克部落的贸易也日见兴盛。哈萨克商人把从我国西北地区购得的货物运到俄属西伯利亚诸地，再贩回俄国杂货。西北地区与俄国的贸易使乌鲁木齐、伊犁等边疆城市繁荣起来。
　　清初中俄尼布楚之战中，一些俄罗斯人投降清朝，被安置在北京。清政府把这近百名归化的俄罗斯人编入镶黄旗满洲第四参领第十七佐领，安排于镶黄旗的北京驻地——城东北角胡家圈胡同，与其他旗人一样由清政府负责安排住处，供给衣食、年俸。俄国史籍称这些归化的俄罗斯人为“俄罗斯百人队”。康熙帝赐给这些俄罗斯人一所寺院，他们把它改为东正教堂，当地百姓称为“罗刹庙”。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图理琛访问游牧于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部后归国时，俄国曾派出东正教牧师随同来京。“恰克图界约”第六条规定入京的俄罗斯人居于俄罗斯馆。中方同意俄方的请求，在北京建造一所东正教堂。在两国签订界约之前，已有一名俄国东正教神父在京，清政府同意俄方补派东正教教徒3人在此教堂居住。允许逗留北京的俄国人按照教规做礼拜。此后俄国每十年派出一批驻华东正教牧师团，至1949年共派出20批。
　　留驻北京的东正教牧师中有些人热心学习汉、满、蒙、藏文，研究中国历史文化，有些人回国后成为著名的汉学家，在俄国教授汉语和满语。清理藩院内也成立了俄罗斯文馆，选送八旗子弟学习俄文，培养与俄交涉人才。
　　①蒙古国故都哈剌和林，今蒙古哈尔和林。
　　②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9，《厄鲁特要略一》。
　　③参见厉生：《新疆对苏(俄)贸易史，1600—1990》，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
　　④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页。
　　⑤参见厉生：《新疆对苏(俄)贸易史，1600—1990》，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6页。
　　⑥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页。
　　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沙俄侵华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