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亚洲学院——四夷馆
　　明朝为了开展与周邻诸国和各少数民族的交往，培养翻译人才，于永乐五年(1407年)设立了四夷馆。当时在四夷馆中共开设了鞑靼、女真、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和缅甸等8个馆。四夷馆的长官是少卿，其下设有译字生和通事等，在编制上隶属翰林院。四夷馆的学生有一定的学制，完成学业后需经过层层考试，合格者国家录用为通事。后来随着对外交往的发展，原先教习的8种语言不够应付使用，明政府又增加了八百、暹罗两个馆。四夷馆为了教习番语，分别编写了汉语与番语对照的字书，即“华夷译语”。此外还把周邻民族的奏文编订成册，保存起来。明亡以后，清朝原封不动地接收了明朝的四夷馆。因为满人不是汉族，为避讳“夷”字，清政府把四夷馆改名为“四译馆”。四夷馆是我国最早的亚洲学院。
　　“华夷译语”这个名称，目前在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含义。狭义的“华夷译语”是一部具体的书名，即明洪武年间火原洁等编撰的蒙古语—汉语分类词汇表，此种“华夷译语”收在《涵芬楼秘籍》中。广义的“华夷译语”指明、清两代四夷馆、会同馆为“番语”、“番文”教学所编撰的一大批汉语—番语分类词汇表，有的还包括“来文”的汇集。
　　(1)北亚细亚语文系——鞑靼馆与女真馆
　　北方民族仿造汉字创造自己的文字是从辽朝开始的。契丹人通过增减汉字偏旁，又吸取回鹘的拼音长处，创制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金灭辽后，女真人学习契丹人，也利用汉字的偏旁创造了女真文。金亡后，历经元代，女真文仍然保留下来。
　　元成宗时蒙古族学者搠思吉斡节儿对畏兀儿体蒙古文进行了改革。至元六年(1269年)元世祖忽必烈开始在各路设立蒙古字学。两年后又在大都设立京师正规的蒙古文学校——蒙古国子学。因为蒙古人是统治阶级，掌握蒙古语成为仕进的捷径，于是社会上开始出现汉—蒙对照的字书，帮助汉人学习蒙古语。流传至今的最著名的元代汉—蒙对译字书是《至元译语》。它是一种分类字典，把蒙古语词汇按词意分为天文、地理、人事、五谷、饮食、身体、衣服、器物、草木、菜果、数目、时令、方隅、君宫、颜色、人物、鞍马、器用、文字、珍宝、飞禽、走兽等22门类。《至元译语》中的蒙古语没有注写蒙古文原文，而是用汉字转写蒙古语注音，如“天曰‘滕急里’”。
　　明代中原人与北亚地区民族交往的主要语言是蒙古语和女真语。在四夷馆里，负责教授蒙古语和女真语的分别是鞑靼馆和女真馆。如果说四夷馆相当于一所亚洲学院的话，郡么其中的鞑靼馆和女真馆就相当于它的北亚语文系。
　　入明以后，这种以使用字书作为教科书学习蒙古语的方式在四夷馆的鞑靼馆中继续使用，不过在字书中加注了蒙古文。明初火原洁编写的《华夷译语》就是最初以这种方式编成的蒙—汉对译字书，它的格式是先写蒙古字，次解词义，最后加汉字音，如“tengri，天，腾吉里”。这部汉—蒙对译字书分为天文、地理、时令、花木、鸟兽、宫室、器用、衣服、饮食、珍宝、人物、人事、声色、数目、身体、方隅、通用等共18门，明显受《至元译语》的影响。后来鞑靼馆臣还编写了《增定华夷译语》，补收了更多的词汇。
　　鞑靼馆除了教授蒙古语之外，还负责译写文书的工作。明朝不仅对鞑靼、瓦剌各部交往时使用蒙古语，而且对东北的建州女真及其他各部的官方文书也用蒙古文。现今这类文书还有一些保存在《高昌馆课》之中。
　　明代，因为与鞑靼、瓦剌各部交往的需要，还出现了各种官私蒙古语与汉语对译的字书。其中最重要的有《卢龙塞略》、《登坛必究》、《武备志》等。这些文献成为研究蒙古语文和明代汉地与蒙古草原文化联系的重要资料。
　　在明代，虽然蒙古人退出了中原，但因为蒙古民族与汉族交往频繁，大量的汉语词汇，特别是各种封号进入蒙古语，成为蒙古各部贵族习用的头衔，如：
　　台吉——太子
　　洪台吉、浑台吉、黄台吉、皇太极等——皇太子
　　福晋——夫人
　　济农——晋王
　　宰桑——宰相
　　女真语属于满—通古斯语族的满语支，与今居于黑龙江下游中俄边界两侧的赫哲族(在俄方称为那乃族)语言最为接近，与满语、锡伯语也有很近的亲缘关系。操与女真语相近语言的民族有许多分布于今俄罗斯联邦西伯利亚东部地区。
　　女真文仿契丹文，分为大字和小字两种。女真大字在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时代由学过契丹文和汉文的希尹和叶鲁创制，颁布于金太祖天辅三年(1119年)。金熙宗时又创制了女真小字，于天眷元年(1138年)颁布。金亡后，入居汉地的女真人多数汉化，只有留居东北的女真人仍然持用女真文，此外高丽也有人通女真文。明永乐年创立四夷馆时，因为东北的女真各部向明进表多用女真文写成，于是在四夷馆中设有女真馆，教授女真语，培养女真文翻译人才。现今留存的女真文为女真大字。
　　女真馆编写的汉—女真对译分类字书称为《女真馆译语》，它也像其他几种“译语”一样，分为两个版本系统，一类称为“永乐本”，包括女真字、汉译和汉字音译三部分；一类称为“会同馆本”，只有音译的女真语和汉译，没有加注女真字。这两种《女真馆译语》是分别编成的。《女真馆译语》可能在元代便以某种形式存在，而元代的女真字书又可能沿袭了金代教习女真文的字书。
　　现存的“永乐本”《女真馆译语》将女真语词汇划分为19个门类，其中最全的本子共收录917条语汇。这些女真文字资料对校正、补充《金史》中未见的或歧出的姓氏，研究女真与其他操相似语言的民族(包括满族)的关系，探求女真各族与蒙古、突厥和汉族的文化交流史和明朝与东北、北亚各部的关系都有重要的价值。
　　女真馆留下的文献中还有《女真馆来文》79篇，多为东北女真各部首领向明政府进献贡品、讨求回赐和封赏的表文。其文时间上起永乐末年，下迄嘉靖初年。从研究女真语言的角度看，女真馆“来文”显然不是母语为女真语的人写成，一般是以女真字按汉语语法排列而成，几乎没有一句符合女真语语法构造。由此可以断言，这种“来文”一定是先写汉文表文，再逐字逐句地译成女真文。按明代制度，藩属各部进贡时必须持有表文。估计有些女真首领曾贿赂四夷馆臣代拟表文。这些代拟的表文后来存档于女真馆，便成为女真馆“来文”。
　　尽管如此，女真馆“来文”仍然是研究明代东北亚大陆各民族历史的不可多得的文献。从“来文”提到的进贡各部的分布范围看，当时向明朝臣服的女真部落多分布于今东三省。有些进贡者来自今国界以外，如位于今俄罗斯联邦乌苏里江的双城子以北的海西女真塔罕山卫的都督佥事李加父祖三代、位于今松花江与黑龙江汇合处直至乌苏里江入日本海处的海西女真哈儿分卫指挥使亦笼哈祖孙三代、位于今俄罗斯联邦黑龙江下游的屯河卫指挥撒亦赤、位于今朝鲜茂山附近的海西女真木剌河卫指挥使车住祖孙三代等。这些资料反映了东北亚大陆古代各民族与中原汉地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
　　由于女真族与汉族的多方面接触，许多汉族词汇进入女真语。如女真语中的京、府、州、县、宫、殿、楼、堂、砖、瓦、斤、两、王、公、侯、伯、将军、指挥、尚书、侍郎、和尚、道士等词皆直接取之于汉语①。
　　(2)内陆亚洲语文系——回回馆与高昌馆
　　阿巴斯王朝取代倭马亚王朝后，大食帝国的中心东移，内陆亚洲地区的书面语成为波斯文。从元代开始，中原人把这种以阿拉伯字母拼写的波斯文称为“回回字”。北朝末期，突厥汗国的兴起使操突厥语民族逐步向西迁移。宋元明时代，畏兀儿文是西北操突厥语民族普遍使用的文字。这种自西向东的伊斯兰化浪潮和从东向西的突厥化运动，使波斯文和畏兀儿文成为宋元明时代中原汉人与内陆亚洲居民交往的主要书面语言。在四夷馆里，负责教授波斯语和畏兀儿语的分别是回回馆和高昌馆。如果将四夷馆视为一所亚洲学院的话，那么其中的回回馆和高昌馆就相当于它的内陆亚洲语文系。
　　回回馆所编之波斯语教材保存在《华夷译语》中，称为《回回馆杂字》和《回回馆译语》。《回回馆译语》分为两种版本系统：“永乐本”和“会同馆本”。“永乐本”包括“杂字”和“来文”两个部分，其中“杂字”即《回回馆杂字》。
　　《回回馆杂字》是一部汉—波斯语分类词汇对照表。当时学者们尚不知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办法，故采用分类排列法，与《华夷译语》的其他语种大同小异，相当于今天的分类字典。《回回馆杂字》的“正文”成书较早，最好的本子共收波斯语词汇777个；“杂字补”包括波斯语词汇333个。“正文”与“补”合计共收波斯文词语1110个。
　　“来文”包括明代哈密、吐鲁番、撒马尔罕、白勒黑(阿富汗巴里黑Balkh)、白思勒(今伊朗巴士拉Basrah)、敌米石(今叙利亚都城大马士革Dimishq)、天方国(今沙特阿拉伯)、小密思儿(今埃及)等中亚、西亚各地使臣入明进贡时，所献的贡表26篇。其中一些贡表的语言生搬硬译、错误百出，并不是使臣出使时由其本国政府颁发的。可能进呈者本人不是官方使臣，而只是普通商人。进入汉地后为了享受免费乘驿之利，并便于与明朝官方打交道，谋取利益，便伪称为使臣。这些回回商贾专门找懂波斯语的汉人(或回回人)临时伪造书写外交文书和贡表，带到朝廷，借以证明身份。朝廷识波斯文的人不多，很容易受骗。这些伪造贡表被汇入回回馆文档后，留存至今。伪造撰写者具有某种波斯语方言背景，波斯语程度并不很高，生造的痕迹很明显。估计撰写者是在回回馆学会波斯语的人，或是离开故土数代的回回人，甚至可能就是回回馆的职员。
　　“会同馆本”《回回馆译语》只有“杂字”部分，没有“来文”部分。其“杂字”只有“正文”部分，没有“杂字补”。
　　由于编写《回回馆杂字》与《回回馆译语》的四夷馆和会同馆均为明代设立的涉外办事机构，故一般人很自然地把它们看作明代作品。但是在近年来国内学者进行的“华夷译语”调查中，发现了一种清袁氏贞节堂抄本的《译语》。这部《译语》第69页至80页为《回回译语》。全书共分为17门，收波斯语词汇673个。其最后一页上有原抄者手书的一方八思八字篆体“太尉之印”官印。印上方题署“太尉之印 宣光元年十月 日 中书礼部造”。这一题记说明，此抄本底本上所盖之八思八篆字“太尉之印”，为北元政府中书礼部于宣光元年(1371年)所铸。以此观之，此抄本中的《回回馆译语》所据底本的最早抄录时间在明初，而其祖本则很可能成书于元代②。
　　这部《译语》只有汉字音写和意译，其中的“高昌译语”在这里被称为“委兀儿译语”，与我们上面提到的“华夷译语”中的第三种会同馆“华夷译语”(丙种本)一致，特别是其内容也与所谓“丙种本”《华夷译语》几乎完全一样，这说明它就是会同馆本《回回馆译语》的祖本，同时也证明了在《回回馆杂字》和《回回馆译语》的不同文本中，会同馆本最为古老，应该是在元代编成的。大概也与回回国子学和回回国子监中穆斯林语文教学活动的教材有关。
　　高昌馆也是四夷馆中的一个馆，负责畏兀儿文的教习和译写工作。目前留下来的高昌馆文献主要是《高昌馆译语》(或称《高昌馆杂字》)和《高昌馆课》两部分。《高昌馆译语》与其他诸种“译语”一样，有两个版本系统。一种是附有畏兀儿字的，称为“四夷馆本”；一种不附畏兀儿字，称为“会同馆本”。附有畏兀儿字的与《鞑靼馆译语》一样，先给出番文，次解词意，再注汉字译写，如第一个词为“tengri，天，腾克力”。第二种版本的式样如同《至元译语》，只有畏兀儿语词汇的汉字注音和汉译，其划分门类和所收字书也少于第一种版本。这两种《高昌馆译语》是分别编成的。第一种编成的时间当在永乐时代，第二种很可能是在元代流传下来的某种《高昌译语》本子上修改而成的。
　　内陆亚洲许多地区流行突厥语。明朝沿袭元朝旧例，与内陆亚洲诸部往来的文书中有相当一部分由高昌馆负责译写。据清代江繁的《四译馆则》记载，明代与清初高昌馆负责与“哈密、安定、阿端、曲先、罕东、鲁陈、亦力把力、黑娄”等地的文书交往。这些高昌馆译写的文献中有不少遗留至今，大多保存在《高昌馆课》之中。这些文献包括西北各部、各国首领向明朝进贡、请赏、求封的文书。从署名看，近者来自甘肃西部地区；次近者来自今新疆境内各地，如哈密、吐鲁番(包括高昌、柳城等)、曲先(库车)、兀端(和田)；远者越出今中国国界，如把丹沙(今阿富汗与塔吉克斯坦交界处东部巴达哈商地区)和亦力把里(今新疆伊犁河流域直至哈萨克斯坦巴尔喀什湖地区)；最远者来自黑娄(今阿富汗西部之赫拉特)。
　　匈牙利学者李盖提(L．Ligeti)曾对收集到的41篇“来文”作过研究，我国学者胡振华、黄润华出版的《高昌馆课》中收集了高昌馆“来文”共89篇。笔者1993年冬在柏林德国国家图书馆夏德藏品中发现了两篇未经研究的“来文”。这些“来文”一般为汉文与畏兀儿文对译文书，不论汉文还是畏兀儿文都是以毛笔写成，凡文中提到“朝廷”、“大明”、“圣旨”等词时，一律重新起行顶格书写。
　　由于发现了《高昌馆译语》和《高昌馆课》，学者们才掌握了阅读畏兀儿文的钥匙，使大量从唐末到清初近千年期间写成的古回鹘文(畏兀儿文)文献的内容为世人所知。经学者译读，高昌馆“来文”中的畏兀儿语并非地道的畏兀儿语口语，不可能由母语为东部突厥语的人写成。这说明这些“来文”并非真正的外交公文，可能是这些地方的使臣或商人到达中国边界之后，请汉人写成的。从文字风格看，应当先写成汉文部分，再逐字逐句地译成畏兀儿文③。
　　(二)察合台文的出现
　　突厥学家把14世纪以后以波斯字母拼写的东部突厥语称为察合台文。在现代突厥诸语言中，维吾尔语、乌兹别克语与它的关系最为密切。
　　8世纪以后，自西向东传播的伊斯兰文化和由东向西迁移的操突厥语诸部显著地改变了中亚的文化面貌。唐和唐以前流行于西北地区的书面语言如粟特文、和田文等，在伊斯兰化的浪潮影响下为阿拉伯文和波斯文所取代；在突厥化浪潮的影响下，突厥语成为当时西北地区民间最为流行的语言。
　　在哈剌汗王朝，操突厥语的文人习惯于以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写作，但其作品中不可避免地带有大量的突厥语词汇，以波斯、阿拉伯字母拼写突厥语词汇的风气逐渐形成。13世纪的花剌子模突厥语文学作品和13、14世纪波斯历史文献中也出现了大量以波斯字母拼写的突厥语—蒙古语词汇。
　　这种趋势在15世纪逐渐发展为以波斯文字母拼写突厥语本身，这样就产生了察合台文。由于受伊斯兰文化影响，察合台文中混有大量原文照录的波斯文、阿拉伯文词汇。其语言基础是突厥语中的中亚方言。蒙古时代中期，特别是都哇汗以后，察合台的名字成了察合台汗国，特别是西域操突厥语游牧民的代称。这种文字虽然被称为察合台文，但蒙元时代并未流行开来。它的广为流传是在帖木儿汗国时代，后来不但取代了畏兀儿文和叙利亚字突厥文，而且取代了波斯文和阿拉伯文，成为中亚东部和我国西北地区操突厥语各民族的共同书面语。
　　宋以后我国内地人对西域语言文字的认识，与西域文化变迁的历史步伐不完全一致。元廷与西北诸汗国及域外各国交通一般使用波斯文，这与当时波斯文是穆斯林东方世界的通行书面语的历史地位相一致。大量的西北人入居内地，使畏兀儿文与波斯文也传入内地，在元大都有教授畏兀儿文和波斯文的官私学校。
　　元亡后，明朝全盘继承了元朝时内地人关于西域的知识，继续把波斯文与畏兀儿文作为与西域各地区、各国沟通的官方公务语言。四夷馆中与西域有关的是高昌馆(教习畏兀儿文)和回回馆(教习波斯文)。
　　中亚突厥语的书面语转为察合台文的变化，很快就在西域各国致明朝官方的公文中体现出来。正德年以后，西域致明朝政府的文书中有些已经以察合台文写作。明朝译员和官员把察合台文称为“高昌话回回字番文”④。
　　正德十三年(1518年)明政府官员曾在档案中查找西域“投进”的“高昌话回回字番文”⑤。所谓“高昌话回回字番文”，即以“回回字”拼写的高昌语言。在《回回馆杂字·地理门》中，“高昌”这个汉语词的对应回回文作Turki，并音写为“土儿几”⑥，即“突厥的”。明代内地人是通过与畏兀儿人的交往来认识中亚的突厥语的，所以“高昌话回回字番文”就是以波斯语字母(比阿拉伯语多4个字母)拼写的中亚突厥语。
　　虽然至迟在成化年中，西域地区“来文”有些已经以“高昌话回回字番文”写成，但直至明末四夷馆中也没有增设察合台文这个语种，与之相对照的是回回馆和高昌馆却一直维持招生和教学。如果说波斯文与西亚地区交往还很有用途，应该维持，而畏兀儿文却不该不合时宜地始终充当着明政府与西域交往的主要官方语言的角色。这说明，明朝政府固守元代以畏兀儿文和波斯文为与西域诸地交往的公务语言的陈规，在帖木儿及其后裔时代，中亚操突厥语各民族的书面语从畏兀儿文转变为察合台文的巨大文化变迁面前，显得麻木不仁。文献表明，有明一代政府不顾16世纪之后畏兀儿文已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现实，致西域各国的公文一直以波斯文与畏兀儿文写就。
　　残存下来的少数明中期以后西域各国致明政府的公文，和其他一些涉及西域的公文均保存在《回回馆来文》与《高昌馆课》中，这些公文非波斯文即畏兀儿文，没有一份察合台文的。成化年间，明政府既然能够翻译这种“高昌话回回字番文”，说明内地已经有人懂得察合台文。有关四夷馆的资料显示，回回馆的职员曾经参与译写其他国家文字的文书。估计西域递来“高昌话回回字番文”后，经过回回馆与高昌馆的译员共同努力研读，才发现这种文书拼写的是“高昌话”。
　　从四夷馆保留下来的文献看，清朝天下初定时，接收了明代的四夷馆，继续教习波斯文和畏兀儿文，并仍以畏兀儿文、波斯文书写致西域诸地统治者的公文。在清初数十年中，清朝政府与西域的书信交往仍以明后期那种有些荒唐的方式进行，即一直以西域已经没有多少人懂得的文字——畏兀儿文书写。究其原因，是清康熙年以前对西域知之甚少，只得因循明朝旧例办事。
　　至乾隆朝，畏兀儿文与波斯文终于不再是清政府与西域交往的公文语文。乾隆末年，政府组织编写的几部大书，如《五体清文鉴》、《西域同文志》中已经不见波斯文与畏兀儿文的踪影，代之使用的是“回文”，即察合台文。这说明平定“回部”与准噶尔之役后，内地与西北地区的联系大为增强，在此之后，清政府才了解到察合台文是西域最流行的语言。
　　(三)常志美和他的《米诺哈志》
　　1978年夏，伊朗学者谢里亚特为编写校订《波斯语辞典》，曾在北京收集资料。他在东四清真寺参加聚礼时，发现那里收藏的书中有三份内容相同、他过去从未听说过的波斯文著作抄本，题为Minhaj al-Talib，译言“学习门径”，作者自称“中国山东学者Zinimi之子穆罕默德”。书成于回历阴历1070年5月主麻日(清顺治十六年十二月—十七年正月，1660年1月—2月)。
　　从内容上看，这是一部波斯语语法书。这位伊朗学者相信，这是古代中国学者编写的用来教授波斯语的教科书，他认识到它的珍贵价值，得允复制携回伊朗，他利用上述三种抄本互校，整理出校正文本，于1981年在伊斯法罕出版⑦。谢里亚特查证资料后发现，这部著作是世界上独立写成的最古老的以波斯文写成的波斯语语法书。其实这部《学习门径》在回族中流传很广，许多清真寺中都有收藏。
　　这部《学习门径》著作，就是明末清初回族著名学者常志美撰写的《米诺哈志》，这是明清时代民间穆斯林经堂教育的语言教材之一。所谓“中国山东学者Zinimi之子穆罕默德”中的Zinimi，应为Zinini之讹。Zinin即山东济宁，Zinini义为“济宁人”。常志美生前曾长期主持山东济宁清真寺(东大寺)教务，所以自称“济宁人”。
　　《米诺哈志》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包括以下各节：不规则动词词法、不定式、过去时、其附属人称及否定形式、将来时、其附属人称及否定形式、命令式和否定命令式、主动名词和被动名词、形容词等。
　　其内容大致如下：作者把波斯语词汇分为：名词、动词和虚词3类。这种分类明显受到传统的阿拉伯语语法体系的影响，与波斯语的实际词类并不相符。在动词这个大门类下，作者对其变化规则作了细致的描述和讨论。他按波斯语动词的过去时态与将来时态的相应人称形式进行的异同程度，把它们分为4组：
　　第1组，指过去时与将来时词干书写形式完全相同，但发音有区别的一类动词。
　　第2组，指构成过去时态词干的字母数，少于构成将来时态词干的字母数的一类动词。
　　第3组与第2组相反，指构成过去时态词干的字母数，多于构成将来时态词干的字母数的一类动词。
　　第4组，指过去时词干与将来时词干不相同的动词，这一类动词实际上属于强变化不规则动词。
　　上篇接着论述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不定式一节中叙述原形动词、断尾原形动词、派生名词、同根形容词等。应该指出的是，常志美在使用上述语法术语时，有时其意义并不等同于今天的意义。例如不定式在常志美的语法体系中就是一个含义极为广泛的概念，不等于原形动词。其后作者叙述过去时主动态、过去时被动态及其否定形式(jand)、将来时动词(其安排同于过去时动词)、命令式及否定命令式等。常志美受传统的阿拉伯文语法影响，把命令式分为两类：在场的(hazir)和缺席的(ghayab)，即所谓对称(第二人称)和他称(第三人称)命令式。他对对称命令式动词前出现gu“说”的解说特别引人注目。此后作者介绍主动名词和被动名词。最后是有关形容词的章节。作者把形容词分为3类：派生形容词，如rawan“流畅的”，guya“善于辞令的”；主题形容词(muzu’)，即一般所谓原生形容词；合成形容词(murarkab)，如nik-khuy“好脾气”，mah-ruy“貌似明月的”等等。
　　下篇包括名词章、动词章、虚词章和结语。
　　名词章的内容十分庞杂。常志美对名词的定义是：名词是指明自身意义的词，没有时间概念。其特点是：可充任主语、谓语、行为者和行为对象。在主语，谓语节中，作者叙述了动词的人称词尾、动词与主语的对应关系等。此后常志美讲述行为者、动词附属部分等内容。他还讨论了宾语的位置、宾格标志-ra的出现与不出现的场合、中心词和修饰语等。
　　虚词章的内容也十分丰富，包括介词(harf-i izafa)、连词、前缀(pishwand)、后缀(puswand)和一些副词。
　　结语部分讨论了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区别以及许多常用词，如关系代词ka-，代词an、in，副词chun、ta、ham，以及系动词budan的现在时单数第三人称形式ast等等。
　　从规模上看，《米诺哈志》已经包括了波斯语书面语的绝大多数语法现象。不过它作为波斯语的入门书并不合适，通篇是干巴巴的语法条文，光靠这种语法书是无法学会波斯语的。这大概就是中国回族经堂教育中，波斯语的教学效果大多不佳的原因之一。
　　(四)中国艺术西传
　　11世纪时中亚的操突厥语民族大举向西迁移，其代表西突厥余部塞勒柱突厥人在波斯立足，建立了塞勒柱王朝。这个时期波斯的制陶业有了新的发展，波斯陶工在陶土中掺入沙子。制陶原料的改变使波斯陶工能够制出更为精美的陶器，其形状多半仿造宋瓷。
　　元代随着中原与西域之间政治联系的空前密切，中原艺术也大规模地传入西域。汉族的审美观深深地影响了西域，汉地习见的莲花、牡丹、凤凰、飞鹤图案普遍为波斯及其周边地区所接受，在绘画、纺织品和器皿上反复出现。统治埃及和叙利亚的马木路克王朝虽然一直与波斯的伊利汗国为敌，但并不能阻止伊利汗国思想文化的传播。这一时期马木路克图案艺术明显受到中国的影响，汉地的莲、牡丹、龙、凤等图案通过伊利汗国传到埃及，中国的青瓷和青花瓷是当地陶工模仿的重点产品。
　　蒙元帝国灭亡后，中原与西域的联系并未随之断绝，相反出现了一个东西文化艺术交往的新高潮。以中原汉地龙的形象装饰把手的陶、金属和宝石器皿，在波斯及其周围地区大量出现。精美的明代瓷器成为当地陶工争相模仿的对象，他们制作的陶器不仅从外形上模仿明瓷，而且也使用青花，青花陶在呼罗珊的波斯东南部大量生产。
　　明人把立国于亚洲西部的奥斯曼帝国称为鲁迷。“鲁迷”这个名称来源于Rom，即罗马。这是中亚操突厥语民族对拜占庭帝国(东罗马)的传统称呼。奥斯曼帝国取代拜占庭之后，人们继续以鲁迷称呼之。奥斯曼帝国对明朝的瓷器极为珍爱，王宫、贵族都收藏中国瓷器。1478年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在伊斯坦布尔修建了托普卡普宫，此宫最富有特色的收藏是中国瓷器。宫中有宋、元、明、清瓷器1万余件，包括元末明初的青花大碟、大钵，元明时代的各种青瓷。这里是海外中国古瓷的最大收藏地。宫中收藏的一只明代青花瓷碗，上有苏东坡《赤壁赋》的全文及游赤壁图。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奥斯曼工匠为许多中国瓷器加上富有民族特色的金银镶边、镶口、镶底、把手。研究者发现对中国瓷器作金银包镶并非出于装饰的目的，其真正原因是，这些中国瓷器都有不同程度的缺损，当地的工匠通过金银包镶使这些破损的瓷器能够继续使用。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当时原产于中国的瓷器是何等珍贵。
　　为了适应市场对中国青花瓷器的需求，奥斯曼帝国大规模地仿制青花陶器。小亚半岛上的伊兹尼克(Iznik)⑧成为青花陶的重要产区。16世纪，奥斯曼王朝在与波斯、地中海东岸国家的斗争中获胜，中国商品输入其地的障碍减少了，上层社会需求中国瓷器的问题得到缓解。但伊兹尼克地区仍然生产青花陶，其产品转为面向大众消费。这一时期奥斯曼青花陶与波斯萨法维叶王朝的青花陶同步发展，深受明宣德瓷器的影响，能够制造大直径的盘，也采取了釉下彩技术。
　　中国艺术很早就传到西方。751年唐朝在中亚的怛罗斯败于大食，大批中国官员、士兵被俘。这些被俘的中国人有些被押送到大食，其中有一位名叫杜环，是《通典》的作者杜佑的族侄。他在大食看到有中国画师在作画。10世纪大食著名地理学家马素迪(Mad’udi)曾在其著作中提到，那时有一位中国人在集市中卖画，画是绘在一幅绢上，画面是一只鸟栖息在一棵草上。这幅画在集市上展示了很长时间，每个路过的人都为这个中国人画得如此栩栩如生而赞叹。只有一个人强烈贬低这幅画，于是中国画师把这个人带到苏丹那里，问他哪里画得不好。这个人指出：世人皆知鸟是不可栖息于直立的草上，因为鸟的重量会把草压弯。于是这位中国画师重新画了一幅画，把草画直，而鸟则飞在空中。马素迪记载的故事说明中国画在唐末宋初已经传到西亚，并为当地人民所欣赏。美术史专家研究了这段记载，认为这个记载很可信，因为鸟是宋代工笔画的主要题材之一。大食帝国后来陷于分裂，统治埃及的是法蒂玛王朝。这一时期的大食绘画中有一个流派称为“法蒂玛画派”，深受中国画风影响⑨。
　　波斯与中国的绘画是分别独立发展起来的。中国绘画不重色彩，而波斯美术色彩强烈。在蒙古时代以后，波斯绘画中出现了几种新现象：一是画中的人物大量出现汉人和蒙古人，这反映了当时波斯伊利汗国作为元朝藩属的历史现实；二是中原特有的图案，如想象中的动物龙、凤出现在波斯绘画中，这反映出当时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三是中原绘画技法传入西域，中国人对艺术的审美观也影响了波斯艺术家，波斯出现了只用墨笔勾画的作品。波斯工笔画受到汉地工笔画的影响很大，以致于美术史学家认为“中国画是波斯工笔画之父”⑩。
　　现有汉文和波斯文资料都说明，洪武、永乐两朝是明代中国与波斯联系最密切的时期。这一时期帖木儿王朝的绘画作品中有不少是中国画的临摹品。这个临摹中国画的画派在穆斯林绘画史上被称为“帖木儿画派”。波斯画师们认为，帖木儿画派的鼻祖是龚大师(Ustad-I Gung)，他是一位哑巴。这位龚大师的名字很像中国人名字，他可能因为不会波斯语而被当作哑巴。关于他本人没有什么资料传下，他的学生中有一位是不花剌人，名张格尔大师(Ustad-I Jahangir)，很有名气(11)。
　　虽然很少有资料提到明朝与萨法维叶王朝的往来，但明末萨法维叶王朝著名的阿巴斯国王(Shah’Abbas)统治下的亦思法杭(今伊斯法罕)城深受明朝风气的影响，上层妇女着装模仿明朝妇女，当地画家临摹中国宋元时期的绘画作品(12)，主题有花鸟、书生和仕女等。
　　①以上参见金光平、金启宗著：《女真语言文字研究》，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道尔吉、和希格著：《女真译语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增刊，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②同一抄本中所收的《河西译语·人事门》有“大明国，我都喇”，说明这一《河西译语》的最后成书时间在明代，但其初编年代大约在元代，或者元时已经有一个初具规模的底本。
　　③参见胡振华、黄润华：《明代文献高昌馆课——拉丁字母转写本》，新疆历史研究资料丛书，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④参见陈高华：《明代哈密、吐鲁番资料汇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页。
　　⑤王琼：《为夷情事》卷6。
　　⑥《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卷6，第470页。
　　⑦学者Zinimi之子穆罕默德著，谢里亚特博士校勘：《学习门径——最古老的波斯语语法书》，伊斯法罕，伊斯兰太阳历1360年(Mihaj al-Talab，Kuhantarin Dastur-I Zaban-i Farsi，Muhammad b.al-Hakim al-Zinimi,bakushish-i Duktur Muhammad Jawad Shir’t，Isfahan,1360)。
　　⑧即拜占庭帝国之重镇尼西亚城(Nicaea)。
　　⑨马丁：《波斯、印度和土耳其的工笔画和画家，8—18世纪》(F.R．Martin：The Miniature Painting and Painters of Persia India and Turkey from the 8th to the 18th Century)，卷1，伦敦，1912年，第6页。
　　⑩马丁：《苏丹艾哈迈德扎剌亦儿诗歌手稿中的帖木儿时代的工笔画》(F．R．Martin:Miniatures from the Period of Timur in a MS of the Poems of Sultan Ahmad Jalair),维也纳，1926年，第19页。
　　(11)马丁：《波斯、印度和土耳其的工笔画和画家，8—18世纪》卷1，伦敦，1912年，第28页。
　　(12)布洛晒(E.Blochet)：《12—17世纪的穆斯林绘画》，原文为法文，兹据Cicely M．Binyon英译本Musulman Painting，XⅡth-XVⅡth Century，伦敦，第62—63页。